论王占黑的短篇小说

　　一

　　偶一亮相，几篇散现于豆瓣日记的署名为王占黑的短篇小说就赢得了不少叫好。由于小说对固定空间的指向明确，作者王占黑的写作被概括为老社区写作，甚至她本人，一个1991年出生的白净姑娘被笑称为爷叔爱好者。而这样一来，她的写作就泾渭分明地与同代人，及稍早的“80后”青春写作区分了开来。

　　前两本小说集题材高度一致。《街道江湖》的封面微观展现了熟人社区的烟火和世情，从阿祥早点铺关着门这一点大致判断，玻璃窗反射出的暖黄光线来自夕阳。相较而言，第一本小说集《空响炮》的封面却没有那么温馨，遥远拉长的天线，阴刻的僵硬背影，像是一份保存在记忆深处的独家珍藏。第三本《小花旦》的封皮是木刻版画，用跷起的大脚表达路边适意的午休。而封里的两张图更是简洁，一张阮巧星从嘉兴到上海的火车票，一个他的烫发罩。这几张图像，阐释了完成时态的行走和行走的进行时。

　　在行政级别和组织职能上，街道实际上比社区还高，但作者将她的凡人英雄们在这条街道上一一排开，街道也就不再是一个聚焦视线的向心型空间，而与流逝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这解释了为什么王占黑的社区书写被认为是单薄的：人们聚合，不是为了争夺语言、产生矛盾，边界和张力都消弭于无形。王占黑只不过想将社区画成大图，一帧一帧作出个体的特写。因此，即便这些故事里有不少人游离于“我”的社区之外，比如公交车上的演说家吴赌，百步桥乡下的老农阿华，住在天后弄奶奶家那个社区的阿祥夫妻，但这些老面孔形成了一个宽阔而流动的话语场域，参与和构建了一个习焉不察的熟人社会。那些不处在画面正中的背景部分，包括流浪狗花花、闯祸鬼小黑、来福、美芬楼下的母猫，它们吵嚷着不断与人发生交集，互为配角，以上琐碎的一切共同代表一种可以不断重返的日常生活。

　　在读者熟知的老王、怪脚刀、徐爷爷、小官之外，社区还有一个人，代号“烫头”，更像三维坐标轴里的(0，0，0)，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这个居委会主任主要有两项业绩，其一是在除夕夜蹲守社区，监督执行“禁燃禁放”，另一个是检查小区卫生，没收放养鸡，斗败了惹不起的国娣。烫头虽是在社区坐办公室的职业女性，和其他出力气的人不同，但她并不忝列于统治阶层，在角色上，她依然是社区的一员，和人群共同构成社区本身。

　　王占黑小说里面的叙述者“我”是次要角色，她既定点观察，如在老黄水果摊和嗡鼻头报亭;也跟着送奶工赵光明走来走去，记录下他们南腔北调的对话。王安忆写《长恨歌》，起笔就是弄堂里的流言，发生在窗帷内的某些话语维系着老上海的秘辛，但王占黑笔下社区里的一切对话都是公开的，语言和生活同行，因此社区的内部不构成观念性的矛盾，观察者随时可与任何居民发生关联，经验也就被直接过渡到笔下了。

　　故事和小说的分野由此产生。王占黑这些被命名为“xxx的故事”的小说一直遭受着小说质地稀薄的质疑。当她说大人们称自己的发型游泳头时，叙述人就不仅是那个可以随意时空旅行的，在上海念大学的成年人，还是曾经那个懵懂的社区儿童。王占黑辩解道，自己实践的是不受限制的文学世界观。客观上，某些篇章确实存在“我”的滥用或者视角过宽的问题，以至于难以与非虚构文学有所区别。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对阅读市场也就是大众评委而言，一份文字应该归类于散文体还是纯虚构无关痛痒，因为广义的阅读是在为想要的生活投票，而不是为了论证现代小说的诞生。

　　×××的故事序列可以无限增添，让人无数次返还。比如老王的故事就是如此，要结合小花旦、对对吴/葛四平、铁皮屋叔叔、花花等故事，才能了解时不时出现的“老王”对王占黑的写作意味着什么。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小说当成作者对和老王“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总结。那么，叙述人“我”往往也就作为老王家小王的角色出现。在《去大润发》和《潮间带》里，王占黑突然分裂出两个最不像“我”的人。前者是一个青年女性，从她怀有预期地打量陌生男性的视角判断，二者之间可能萌生暧昧情愫;后者是一个叫做田超的单亲家庭的儿子，返乡未能拼凑出生父的画像，反而震惊地发现母亲的旧日恋人具有跨性别身份。然而，这些陌生化的“我”并没有勾销叙述者与他人情感联结的强烈需求。在大润发的零食货架上，馋和饿令“我”突然想起过世的父亲曾每个傍晚买促销面包的往事;在回老家的车上，光头大哥专门去海宁盐官镇观钱塘江潮，他的女伴则唠叨着要去皮革城。“我”好奇着光头的生活，徒步走向潮间带。

　　在认定私语和私欲等“自我”价值不可侵犯的时代，王占黑的创作背后有一种主动理解他人的欲望。她善于在陌生的空间找到一个隐秘接口，通往他者的际遇。她专门去结识看门人小官，在她嫁接的“我”搭讪小官的元小说里写道，“后来带着一瓶黄酒，我和小官说上了话” 。可以看出，其实她关注的一直是走来走去的人，而不是固定的地点。有意义的写作对象是人，群体的发展会将印记叠加到个体身上，而“我”主动承受，并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这是王占黑选择写作的大前提。

　　二

　　《清水落大雨》里，李清水在上海的生活复制了母亲的习惯，因为住宅狭窄，只能向天空扩张，和风雨抢夺晴空。曾经剑拔弩张的家庭关系扯断了亲子血缘的弹性，基因却偷偷地延续了潜隐的关联。这样一个可以直接发展成底层杂乱景象的画面，被王占黑笔锋一转，成为大面积伸出窗外的彩色旗帜。

　　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样板城市的推动下，社会建构出大量消费空间，如下沉广场、步行街、廊道等……在没有充足资本注入的地方，穷人们开始智慧的争取，比如搭建自行车棚、搭建晾衣杆，不理会城市“文明办”的管理。反过来看，作者也并不将商品房和棚户区进行对立，简单地处理成挤压和反抗的关系，她倾向于从土壤处创造意义，正如王占黑本人有许多毛绒玩具朋友，干干净净坐在沙发上，穿着衣服、戴着帽子，饰品都是她从各路旧货市场“淘”来的。她在对生活进行有感情的补充。如果说，富萍们具有生产的驱动，而春光则总是腾让得出创造的空间，他打理的小花园和修理铺证明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只能以货币中介来兑换，而且生机和美超克于商业和行政规则的管辖。因为迥异于淮海路的书写，王安忆的梅家桥书写完成了对于海派文学的丰富和改造。棚户区居民通过有尊严的劳动换来简单而忙碌的生活，恰在诸如梅家桥的上海城市的边缘地带，才能挖掘出城市浮华下的坚实力量。劳动行为宣布了空间的主人是劳动者。王占黑似乎没有兴趣讨论劳动的问题，但她把对社区的亲近感代入了上海，这是另一种空间价值。

　　小花旦带着“我”走完上海的嘉兴路，意犹未尽地要继续逛嘉善路，却发现二者的方位并不似现实中的相近。这透露出一个细节，寻路之人更倾向求助想象、记忆，最多是露天指示标牌，而不是第一时间依赖手机导航。对固有之物，新技术很难越过直接经验而介入定位，人们直觉上“借由自己的记忆仓库对陌生的事物投射出莫名的信任感”。也是在小花旦的故事里，“我”第一次来到定海桥，跟着小花旦辗转抵达一间昏暗的发廊，这才第一次目睹不被新闻记录的另一部分上海。发廊小哥小彭后来返回四川老家，小花旦也南下广州，定海桥却作为一个坚实的部分存在了下来。最重要的是，定海桥成为一个传送门，从二维纸面世界传送讯息给三维世界。

　　这就引出作者本人的交往行动。在现实中，因为最初曾参加过定海桥互助社举办的讲座，王占黑逐渐成为了互助社成员，并在2018年发起联合共治。在她的自述中，定海桥的活动都是笨蛋们来“白相相，搞搞事体”。另一个细节也很有趣，在《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里，社员们的共识是，定海桥互助社这一空间应“难以在地图上进行足够清晰的标示”，这使人联想到，如果让互助社成员们寻访嘉善路，也都会朝着嘉兴路的隔壁迈开大步吧?

　　现代人处在现实的过度饱和感之中，脚步的空间、头脑的空间、秩序的空间，每一种空间都在塑造不同的现实感，而王占黑们倾向于使用直接经验——而非对都市生活的丰富体验——处理问题。她把学者的田野调查换成了都市中的自在游荡，这是发自主体内部自觉的占领意识，因此她自己也生长在其中。

　　在《空响炮》的故事里，瘸腿阿兴除夕夜在河边炸响满地气球，“他挥舞着螺丝刀，像公园里玩打枪似的，击破眼前密密麻麻的气球。砰，砰，响声在河面回荡，飘远”。这个声音最初发源于虚构，小说出版后，王占黑与互助社伙伴们一起去定海桥扎气球庆祝，顺便验证了扎气球的声音的确像炮仗的动静。这种被虚构引导出来的实践，恰是她认定的写作行为的意义。

　　王占黑关注人们共有的空间，不是西方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是人有没有权利在某个自己不可能消费化占有的地方呼吸、大笑、胡闹，即便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比如《痴子》里的废弃桥洞，它涵盖的意义不会比排队打卡的网红点少，桥洞曾栖息过一个流浪大学生，被留下一本《苏鲁之语录》。桥洞似乎是城市边缘处腌臢的皱褶，却承载了一个丰富的生命。因此，去定海桥被互助社豪迈地称为“上桥”是别有意味的。

　　王占黑那些闪着温暖光泽的文字也不适合讨论社会空间的“观念的水位”问题。因为她的行为和她自己所受到的精英化的教育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精神动力上看，社区里永远的老王，也就是嘉涛大王，在下岗后成为一个门卫，他的私人工作发生在公有领域，因此社区就有他生命的一份，他也携带着一份社区，一群来来往往的人狗猫鸡的生活世界。这就可以理解，在能够真正转向书写大都市同辈青年之前，王占黑想到的是“他们比我重要”。

　　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老王、小王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上海和更远的东南亚就也是掺杂着“我”感情的一部分。笔下写到什么现实，就是在观念上创造现实。人变了，空间才会跟着改变。逐渐跟着小花旦的脚步离开老社区，她也创造了与自己共同行走的群体。而这个群体，也许在精神意义上可统称为社群，作为王占黑小说读者的人也被包含其中了。

　　三

　　近200年前，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开启环球航行，中途停靠在科隆群岛，于是这就成为了达尔文和上帝分手的地方。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阐释了惊世骇俗的生物演化观点。赫胥黎基于《物种起源》著成《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据其一章挥就《天演论》，喊出振聋发聩的警世恒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随着中国社会开启大变革时代，传统文学也为之焕然一新，成为新文学，演绎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之风，进化论构造出的历史连续上升的宏大叙事支撑着20世纪文学发展的总体表达。

　　当“90后”作家拿起笔，他们赶上的是一部分“归来作家”还在散发余晖的时代，与此同时，先锋和新写实那一批也正在鼎盛期，新生代及紧随其后的“70后”作家逐次捧出经典作品，有不少“80后”似乎在商业与纯文学领域都取得了丰厚的收获。事实上，“90后”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多半是因为“80后”曾经是一个漫长的问题。

　　“80后”写作成名于上世纪末开始举办的新概念作文比赛，一些年轻人在主流文学流通场域之外迅速打开了一个以炫示性文字表达青春期伤痛的文学市场，其中不乏冒犯的姿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在通往文学创作的路上，并没有看到一个遍地金币和舆论泡沫的文学市场在虚位以待，相应地，他们也就无需面对老一辈作家的质疑。当然，期待看到年轻作者叛逆的人，也恰好愿意充当其文学趣味的导师，因此，这同一批人的期待和质疑往往也就显得可疑。“90后”年轻人在文学场崭露头角后，按部就班地走在生活的普通轨道上。当郑在欢这样的个别作者遍历底层生活的苦闷之时，多数“90后”写作者其实正在温良而聪慧地享受着制度内的一切保障。这种平静的状态，似乎丧失了代际对话的戏剧性，也就同“80后”当年的问题一样，变得似乎严重起来。

　　而依照学者黄平的判断，王占黑的出现是文学史事件，“‘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这一转向，是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及其衰落的文学表征”①，如果这一转向是成立的，那么这个节点性转折意味深长。

　　人类的信息交流效率极低，文字、旋律、符码、数字和博弈论，低效缓慢地转化成大脑电波。一个人长到18岁才能大致掌握社会常识，而和平发展的历史已经明确告知，从信息世界获取知识是顺利进化为成年人的安全通道。因此，写作早早就做到流畅老道的，恰好是读书考试都很在行的优等生。换句话说，他们的文学经验主要来自于积累了一百多年的新文学传统和几千年的文明经典。“90后”之所以可以更快地绽放，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文学体制和传媒市场的扶植，更内在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几乎所有现代人，都处在一个充分理性的世界。人可以通过智灵认识世界的逻辑，也懂得测绘自己在秩序中的位置。

　　因此，“90后”们不是太乖驯，而是因为加速的社会，让早熟的果子更擅长配合阳光和风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精致和利己的定义权也不在年轻人手里，他们可能生产出自己对历史馈赠的接收方式。

　　在一个自认为向前的世界，人们创造了一个词：过气。过气意味着老去、死去、被抛弃。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理解过气明星海宝。2010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当年流转到全世界的毛绒玩具，很快就随着盛会的闭幕而变得乏味，而且高饱和度的亮蓝，比不上当下小资审美中的莫兰迪色系耐看耐脏。海宝的高光时刻转瞬即逝，王占黑却逆潮流而动，在豆瓣网发起“全球寻找海宝大赛”②，这个过时的比赛迄今已收获470万次浏览，2700多人关注。究其原因，是海宝疲惫的微笑令人意识到，时间之河洗刷掉了生命的颜色，时间是人的故友，也是敌人。

　　即便最年轻的作者，也已积攒了大量回忆。所有的文化都将经历普遍衰减函数，而社会新内容对旧内容层层叠叠的覆盖，让人难以寻找到一个对庞大时代问题及渺小个人际遇的思考支点。时代会制造很多速朽之物，但也总有人来复活它们，并通过收集和再度书写使其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正如周嘉宁回到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了不起的夏天，班宇背诵中学地理课本“针叶林阔叶林”的普遍性知识，王占黑思考酷儿橙汁和正宗咪咪虾条今安在……，这所有一切都会在某次回忆中轰然而至，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进而让人意识到，个体才是时间的容器，是集体化过程所进行的地方，而自己是深深嵌扣于时代，并被时代塑造了灵魂的历史产物。这样，海宝就跃出了历史遗留物的意义阈，展开失败者的逆袭。像海宝一样逐渐褪色的小花旦，回到家乡医院，看望包括老王在内的社区病友，他翻开手机相册，“带着一群寸步难行的朋友，眯起眼睛，在被人遗忘的医院里，满世界找着另一位被遗忘的知心老朋友”③。

　　进化论的线索可以很丰富。不是只有最强壮、最有智慧的生命体才有资格存活，“上桥”“白相”的人可以，地摊儿上的二手海宝也可以。事实证明，单细胞生物同灵长类动物，甚至同AI一样共存于当今世界。像是壁上交织的爬藤，四处散漫发展，总有一些去追求风的方向、也有一些自顾着招蜂引蝶。小花旦这个“失败”的男人和剃头匠，走向南方，开发另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去了，他在实现自己的进化。这时候，他才是一个有未来、有世界的新人，无需在乎所谓的代际、年龄、性别身份。人的自由是理想世界的变数，在这个过程之中，青年人才能摒弃进步主义的运思方式，敢于赤脚走一切看似昂贵的道路。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注释

　　①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②话题地址：https://www.douban.com/gallery/topic/21289/.

　　③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6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