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微末而珍贵的诗情”——读付秀莹

　　付秀莹，1976年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人。《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花好月圆》《锦绣》《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等。有多部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年度金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等。获有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丁玲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1935年，作家丰子恺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车厢社会》。在这篇并不长的文章中，作者回顾了他对“坐火车”这一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体验从新奇到厌烦、再到重新发现乐趣的过程。他“最初乘火车欢喜看景物，后来埋头看书，最后又不看书而欢喜看景物了”。而所谓的“看景物”，其实是看“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因为“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故我们乘火车不必看书，但把车厢看作人间世的模型，足够消遣了”。虽以散文创作名世，丰子恺的观点亦足以解释为何现代文学史上有那么多小说选择“(火车)车厢”这一空间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与他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范烟桥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火车车厢里“有种种面目，可资写生，有种种事物，可作小说材料”①。

　　在付秀莹为短篇小说《旅途》所写的创作谈《在路上，或者所有人的旅途》中，我们仿佛听到了她对前辈作家观念的回应。她坦言：“地铁和高铁，都是密闭又敞开的空间，都是不断移动的庞然大物，聚散无常的人，千篇一律而又亘古如新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能够引发我强烈的持久的兴趣，你叫做好奇心也好。我很愿意把我的人物们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场域，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确定和不确定的人——外部世界是大自然的手笔，而内心世界气象万千，正是小说家执意探索的迷人地带。”她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更多的同行者、同路人，看到更广大而平凡的人群”，因为“车上的人们携带着各自的历史与经验、故事与情感，携带着各自的内心秘密以及满腹心事”，“不夸张地说，一趟火车本身，不啻是一场人生”。借助一次先是被大雪延误、继而被延宕的高铁旅行，付秀莹让她笔下的主人公在火车车厢这一“人间世的模型”中冷眼旁观世间百态、揣测人性隐秘并反思自己的生活，最终与生活和解，坦然接受了人生的馈赠并饱含“诗情”。

　　表面上看，《旅途》采用了一个被当代作家反复书写的“出走—回归”模式，但实际上，主人公“我”从小说一开始就踏上了“回家”的旅途。所谓“漫长的煎熬和等待”，看似是陈述了全体乘客因大雪导致列车延误而在候车大厅里焦虑不安等待的事实，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我”的真实心理。在付秀莹的早期作品《火车开往C城》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饱受压抑的图书管理员“我”偶然得到了替同事到B城出差的机会，由此获得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个下午)，并在此期间以一种近乎恶作剧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积压已久的欲望。就在“我”出差结束、应该返程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听到排在前面的陌生人说要买一张到C城的火车票，“我”就决定乘车去往这座“我发誓，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城市，从而走向了一段未知的旅程。耐人寻味的是，直到这时，作者才补叙了一句“来之前，我忘了买返程票”——显然，这一“忘了买返程票”的行为是“我”刻意为之，或者说，“我”不是“忘了”买，而是故意不买，为的就是达成一场“逃离”日常生活之旅。而《旅途》中主人公“我”的行为明显与《火车开往C城》中“我”的行为互为镜像：《旅途》中的“我”因为厌倦了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日常而“主动请缨”到一个“倒霉的城市”出一趟“可有可无的公差”，“只不过是想出来透口气”，意味着此次旅程并非单向度的“出走”，而是“出走—回归”的双向度过程;文中“幸运的是，我那趟列车并没有停运”一句，暗示“我”在“出走”前就已经做好了“回归”的准备、买好返程票——因为“我”遭遇的这场导致列车延误的寒流“谁能料到呢”，亦即是预料之外的突发情况，否则“我”也不会貌似“镇定”、实则内心像周围的人群一样激动不安;更明显的是，作者将绝大多数笔墨用于写“回归”旅途中的见闻，而将“出走”用几句话一笔带过。凡此种种，都说明“我”的“出走”行为是不彻底、不决绝的。这或许是对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流行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反拨，也许其中带有某种无奈，但更有可能是建立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基础上的清醒决断。针对社会上某种甚嚣尘上的观念，评论家杨庆祥曾经揶揄说：“我们现在正在制造一个个泡沫。我们要去大理，我们要逃离北上广，我们要去纽约……好像生活在别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不去勇敢直面现代性带来的焦虑，反而祭出鸵鸟政策来应付困难，“鸵鸟”最终难免被煲成“鸡汤”。“你只能生活在此时此刻此地，你要在此时此刻此地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的价值观，找到你的信念。”②

　　付秀莹还有两篇小说可以用“镜像”的方式来与《旅途》对照阅读。一是她早期的作品《出走》，一是她近年创作的《盛夏》。前者的题目就是如此直白，难免让人联想到爱丽丝·门罗的代表作《逃离》。不过付秀莹笔下的主人公陈皮是个男性，他和妻子艾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日复一日的“一地鸡毛”式的小市民生活枯燥乏味，艾叶在长期的家务劳动中变成了生活中的“工作狂”(有趣的是，《旅途》中“满脑子功名利禄”的丈夫老方被“我”称作“事业狂”)，却对丈夫的精神状态漠不关心。一次吵架之后，陈皮愤然离家出走，虽然暂时获得了心灵的纾解，却又无力在城市中独自生活，最终只能选择“回归”家庭生活。小说的亮点就在此时闪现：当陈皮回到家，艾叶已经心照不宣地为他做好了饭。《盛夏》则是写一个近乎“入赘”的“凤凰男”徐江海在北京一场严重交通拥堵中的所思所想，小说发生的情境(堵车)与《旅途》中高铁的晚点和降速在性质上接近(都是现代化交通工具因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延误/延宕)，而徐江海被困在其中的私家车严格来说也是一种“车厢”。《盛夏》中“控制欲太强”的妻子卫荣在丈夫不能按时回家的情况下不断打电话催促、责骂，甚至以离婚相威胁;而在《旅途》中，当“我”因为高铁延误而归期未定，丈夫老方却只是在微信里平淡地问一句“哪天回哇”，最多是在“我”没有及时回复的时候追加一个微信表情。作者特意设置了一个细节：“我”在明知单位有事不会找正在出公差的自己的前提下仍然将手机调成振动模式，为的是不在嘈杂的高铁上错过电话或微信。“我”强调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还特别否认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等待丈夫老方的消息。读者并不需要深入思考便能意识到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有意为之，“我”无非是想以一种小儿女情态等待来自丈夫的关怀，等待夫妻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的舒适的随意”，然而，“入世很深，把世俗的功名看得很重”的老方却丝毫不解风情。于是，回归旅途的延宕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夫妻之间关系和解的延宕。

　　正是在这种双重延宕中，“我”得以观察车厢里的陌生人。在不到九千字的篇幅里，作者重点写了八个陌生人：邻座一直在“接电话”的男人、车厢连接处戴着耳机的女孩子、隔过道坐的长发女人以及与她偶遇的熟人“老廖”、染灰色短发的女人和她旁边座位上的男人、年轻的“新手母亲”;此外，还有一个婴儿(“新手母亲”的孩子)，因为尚无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严格说来不能算“陌生人”，但是他的出现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安东尼·吉登斯曾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带来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可知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陷入了大量我们没有完全理解的事件，绝大部分似乎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外。”③在“我”的眼中，这些陌生人的行为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即“没有完全理解”的、在“我”控制之外的。例如，邻座“接电话”的男人此前究竟在读一本什么书?小说中前后一共四次提到了那本书脊朝上扣着的书，“我”却始终没能辨认出封面上的字。这个男人“接电话”的时间之长超出常理，甚至有手机电量耗尽之虞，然而“我”却不经意间发现放在小桌板上的手机“是黑屏”，那么，他接听的那个电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又例如，车厢连接处戴着耳机的女孩子“背影轻轻颤动着”，“我”起初还以为她在随着音乐自我陶醉，后来才忽然意识到她“很可能”是在哭泣，就像里尔克《严重的时刻》里那句著名的“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有意思的是，付秀莹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谁此刻在这世上的某处哭泣》，显然是由这句诗生发而来，但也仅仅是蠡测而已。再例如，染灰色短发的女人和她旁边座位上的男人起先都在很专心地刷手机，后来才渐渐开始说笑，而“那男的似乎受到了激励，越发活跃起来”，随即“招手让路过的乘务员停下，买了两杯咖啡”。写到此处，作者借用批评家张莉的一本书的书名，说咖啡的香气是“来自陌生人的美意”，但明显产生了歧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男人和女人原本是陌生人，男人因为跟女人相谈甚欢而请女人喝咖啡，是为“来自陌生人的美意”;另一种理解是，男人和女人原本是熟人，他们因相谈甚欢而开始喝咖啡，捎带着让作为陌生人的“我”领略了咖啡的香气，是为“来自陌生人的美意”。就连那个婴儿突然啼哭的原因也具有不确定性——有人认为他是饿了，有人认为他是尿了，还有人认为他是没睡够。但是，在众多的“不确定”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婴儿啼哭是因为他的生理需求没能得到满足。作为整篇小说中唯一一个没有经过“社会化”的角色，婴儿代表着人类的本真状态，与所有人身上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我”在夫妻关系上的扭捏造作、欲说还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从“我”在“出走”前就做好了“回归”的准备、只是将“出走”作为一种改变夫妻关系现状的“策略”来说，还是从“我”触景生情回忆起“大学时代的那场大雪”、并进而梦到老方以“还是大学时代的样子”出现在雪中来看，“我”对家庭关系的依赖和维护夫妻关系的意愿都是确定的;然而，当夫妻二人的生活被现代文明严重“异化”，以至于老方为了追求“成功”而“忙”到“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吃晚饭了”、连交流都要靠名为“伐木累”(英文family的谐音，家庭)的微信群来完成的时候，“现代性的后果”昭然若揭：日常生活早已干涸。

　　理查德·桑内特将“城市”定义为“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聚居地”④，作为与“城市文明”密切相关的产物和“城市”空间的延伸，“(火车)车厢”无疑也具有这种功能。一方面如本雅明所言，“我们希冀意外的解放，我们对偶然性怀有恒久的喜悦”⑤，“(火车)车厢”显然是达成这种希冀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与过去和未来均无涉，仅仅依赖于一套被桑内特称为“礼仪客套”的完整技巧来交流，倾向于保持一种“即时性”和“当下性”，就像《沙家浜》里阿庆嫂唱的那样，“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联想到张爱玲笔下《封锁》的故事，吕宗桢与陌生女人吴翠远在被“封锁”的电车车厢里调情，吴翠远感受到的也是一种“来自陌生人的美意”;而当“封锁”解除，人们的行动都回归正常，吕宗桢也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吴翠远这才明白，“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然而，当下的普遍情况却是夫妻蜕变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旅途》的结尾，“我”从梦中惊醒，主动在“伐木累”群里发了之前没有发出去的那张图片。这一带有“被忽略已久的微末而珍贵的诗情”的举动，是否是“我”在车厢中观察、目睹了太多陌生人之后的幡然醒悟?珍惜它吧。与其等待爱人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如亲手来构筑这个台阶。毕竟，火车可以延误，而亲情/爱情不容延误;毕竟，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注释：

　　①范烟桥：《车厢幻想》，《申报》1923年7月17日。

　　②杨庆祥、魏冰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和“爱”了——“新伤痕文学”对话》，《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④[美]理查德·桑内特：《再会，公共人》，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

　　⑤[英]特里·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