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肉身的十字路口——《不老》论

　　作为一个叙事文本，《不老》的叙事奥秘就潜隐在它的结尾。小说第18章以一种纯粹的、高浓度的寓言形式将其叙事语法和盘托出，小说漫长的能量储备最终一次性地在结尾擦亮。回溯地来看，小说尾声其实早已经由它的开篇预先设定，孔燕妮的男友张风毅出狱的日子就是小说结尾的时刻。“出狱”的时间压力不断地推动着孔燕妮去不停地“行动”。由此而言，《不老》在结尾实现了叙事的闭环：“事先张扬”的时间被实现，漫长的等待和漫长的叙事在小说结尾同时终结。《奥德赛》中，裴奈罗珮在等待离家多年的丈夫归家。她的织机日夜不断地通经联纬来构成时间，以此支持奥德赛的跋涉(心理上的，同时也是物理上的)。孔燕妮在吴郭城来回不停的奔走所织就的足迹之网形同裴奈罗珮的织机生产出的布料，裴奈罗珮织就又打散的布也就是孔燕妮不断维持“不老”的情欲的生生灭灭。

　　《不老》里频频出现钟表这一意象，小说也悬停在张风毅出狱的“前夜”。历史时间/钟表时间的实现清算了25天里孔燕妮和俞华南之间的种种过往，孔燕妮无目地的情欲流动最终可能凝结于张风毅这一具体的、排他性的肉身。而小说中标志着叙事完结的“前夜”同时也是小说文本走向社会历史的时刻：1978年的11月18日。在这个文本时间之后，作为全新历史节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相应的历史语义将会一次性澄清所有发生在小说内部的那些矛盾丛生、混沌暧昧的事件，并以全新的历史视点为这些匿名的事件赋义。

　　可以说，《不老》就是发生在两个内涵明确的历史时间“之间”的一则“寓言”，小说不间断地游走在悬停与行动之间。小说朝向张风毅归期的逼近，同时也是向着真实历史空间的跋涉。《不老》依托历史划定的河道，以回溯的方式打开了历史的潜能。就像在结尾处，孔燕妮在门边的犹疑：一方面她陶醉于这种匿名但又敞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要落下的脚步又急于抛出现实的地平线。落下的脚步意味着尘埃落定，而在历史门槛处的徘徊则是某种偏执的舞蹈。

　　《不老》的结尾高密度地将小说的各种隐喻和元素召唤了出来。小说中庞杂无尽的人物对话在第18章浓缩为吉光片羽般的箴言，对话纯度的提升指明了小说语言自身的象征性。不老和尚作为小说的核心象征由虚妄的传说中走出，他的疾病和衰老将自身的“不老性”戳破，理念的纯洁与粗糙混沌的物质现实之间的辩证法也于此凸显。细密的大雪将时间和空间短暂地消音、抹除，而触地即化的雪却急于将历史本身的粗糙和坚实暴露出来。雪的意象连缀起了《不老》中的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式，诸如理念/现实、纯洁/混沌、悬停/行动。除此之外，雪花本身的性质也是孔燕妮所具有的：仿若失重一般的轻盈，以及难以避免的坠落与导向大地的融化。

　　孔燕妮作为《不老》的中心主人公，在小说中是耀眼夺目的，她就像伍尔夫笔下的奥兰多那样不可规范。奥兰多一层层退掉性别的负累，轻盈地穿梭在人类历史的滔滔可能性中，孔燕妮则用情欲永无终止地冲刷自己的肉身，从而兑换出那个永远不老的纯真内核，并借此抵偿历史的“怪兽”带给她的各种损毁。

　　作为精神科医生的女儿，孔燕妮谙熟人的精神病理的种种表象，她的情欲逻辑也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若合符节。孔燕妮常常在心中盘算各种鲜活的事件之于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被她写入封存于内心的“账本”。纷繁复杂的事件被孔燕妮以“收入与支出”的形式加以铭刻，这种做法几乎是弗洛伊德心理经济学的搬演。心理能量的收支平衡维持了孔燕妮的主体状态，而内部世界的稳定自足又辅助孔燕妮抵御了来自客观世界的各种磨蚀和损耗。

　　孔燕妮搬演其心理经济学的舞台就是她的肉身。世界以各种琐屑的流言蜚语的形式不断地对孔燕妮的肉身加以定义，而外部世界或者说广义的“现实”对于孔燕妮仅仅意味着一种“噪音”，孔燕妮超越于道德规约的种种“情欲的僭越”无非是对自己的肉身这一“文本”不懈的夺取和阐释。

　　外部世界与主体之间的这种焦灼的对立状态使得孔燕妮从小说一开始就是经典浪漫主义孤独英雄的精神传人。就像一切敢于并甘于冒险的浪漫主义英雄一样，孔燕妮以自己的肉身为依托，大胆地开展各种情感的实验。孔燕妮敢于冒险的直接标志就在于她能够近乎超验地感知到无可名状的情欲的涌动。换句话说，不需要经过繁难的经验取证，她经常仿佛神灵凭附一样在第一时间就精准地识别出自身的欲望对象，继而毫不动摇地将情欲贯彻到底。

　　与俞华南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如此。尽管事后孔燕妮把自己对俞华南的热情予以了合理化的“解读”，但是这种后见之明的阐释非但没有在事实上杀死自己的原初欲望，反而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欲望的领会。谙熟能量语法的孔燕妮一眼就认出了俞华南的属性，即一个永恒的“匮乏者”。总是心理能量过剩的孔燕妮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力比多投射向俞华南这一近乎空空的容器。这个永远被动，用孔燕妮的话来说需要被“焐热”的男人，实际上是被孔燕妮选来检验自己“不老性”的某种试验场。在与俞华南一次次的试探、情欲交涉的过程中，孔燕妮一再澄清自身并确证了自己的“不老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克己、谦和、津津乐道于“常识”的俞华南作为异质性的“他者”，总是不断地警示欲望过剩、激情满怀的孔燕妮及时校正、规范自己的情欲湍流。这种私我性的力比多的澎湃转向社会历史领域，就表现为罔顾客观事实的冒进。小说中曾写到有一次孔燕妮带着一群学生，进入行驶中的公交车强行推行自己的“品德塑造”活动，车上一个孩子仇恨的眼光令孔燕妮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急躁和冒进。在跟冯春霖的对话中，孔燕妮也非常直白地承认了自己的情绪亢进。(1)力比多无法抑制的涌动永不餍足，而一次次直接的满足总是会继之以满足之后迟来的虚无感。因此毫不奇怪，看似激情澎湃的孔燕妮较之“常人”反而更容易感受到能量的衰落所引起的迟滞的失落感。充盈的“在场”的反面即永恒的“缺失”，一如欲望原初的虚无本质。

　　因此，孔燕妮最为谙熟充盈能量的正反两面，一方面，一次次的力比多灌注被孔燕妮解读为自主性焕发的确证，即孔燕妮念兹在兹的“不老”;另一方面，过于强悍、无法规约的力比多又更经常地凝固为某种执念。仿佛物化一般的执念显得是没有来由的，非但没有使主体实现自由的应许，反而时时置其于被俘获的“紧急状态”。而孔燕妮的“自我”恰恰是在能量的两面“之间”得到界定的。她反复书写的“心理账本”，不间断地在“自由”与“自制”、热情和虚无之间的驱驰正是“赎回自我”的庞大工程。这是孔燕妮迥异于90年代以来大多数“身体写作”中的女性形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质。孔燕妮从来没有苦心孤诣地将自由理解、实践为绝对的自我放纵，“肉身”之于孔燕妮并不单纯指向原始欲望的直接实现。“肉身”在叶弥那里，也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跨越的轻捷之物。叶弥之所以迷恋天鹅绒、雪花，就在于这些意象不展现单一维度的轻盈：在地平线上仿若失重的自由飘摇之后，迎接雪花和天鹅绒的是极为漫长且轻柔的蹈向坚实地平线的坠落。此也即叶弥小说中时时溢出的苦涩的“80年代”气息的根源。

　　如果将俞华南读作实践性的、不断在生成中的欲望对象，那么张风毅则是在孔燕妮的自我/文本中早已凝固的、历史化之后的一种“遗蜕”、一处“遗迹”。或许可以将俞华南和张风毅分别看成是情人和丈夫。犹疑之处仅仅在于俞华南是孔燕妮事实上的情人却始终在“名分”上显得暧昧不清，而张风毅即便是孔燕妮的“丈夫”却在社会意识的视野里空负“夫之名”。也就是说，在真实世界里，这个“丈夫”仅仅是一个语词，其在事实上是缺席的。

　　孔燕妮频频感受到来自张风毅“出狱”这一事件带来的无形的时间压力，正是这种压力不断迫促她去行动，从而逸出张风毅这个预先被设定的目的地。张风毅之所以显得如此“不堪承受”，就在于漫长的等待和在孔燕妮生命文本中的长期缺席将他仅仅凝结为一个静止的“图像”。不以激情实践为来源的关系在孔燕妮那里只意味着某种已死之物。孔燕妮曾非常明确地对“亲人”和“爱人”两个概念做过区分，她对林纳德说张风毅只是他的“亲人”而非“爱人”。(2)

　　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在小说里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件”，一种是张风毅寄自监狱的家书，另一种是孔燕妮与俞华南约定的“鸿雁传书”。张风毅的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单纯的“独语”，那些信件被传达到孔燕妮那里大都要经历重重“阻隔”。而孔、俞两人之间的片言只语尽管经常延宕，却总能在一来一往的传递中实现“沟通”和“交涉”的作用。换句话说，张风毅的家书对孔燕妮而言只是一种抽象的自说自话，它罔顾语词的接受者，也几乎对异于自己的他者毫无意识。而孔、俞之间的留言则在不间断地引发交流的火花，从而在现实层面推进两人关系的生长和缠绕。

　　社会道德预先假定了孔燕妮“应该”从一而终地等待张风毅的归来，她所要做的就是封闭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从而维持道德系统的稳定。而孔燕妮却从来不为“贞洁”这样一种界定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所困。对贞洁的背书如同对一个抽象的、没有生长性的关系的履约，孔燕妮总是表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对于贞洁、流俗的僭越热情。对道德的不忠实则是对自我的原初性的守持。如果说道德体系对原始秩序一再复归的渴求是惰性的表征，那么孔燕妮对于自我“不老性”的维系却具有极其充沛的活力。向自我的回归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恋爱冒险。在恋爱的不断复归中真正不老的并不是肉身，而是孔燕妮所说的“精神”。

　　由此可见，孔燕妮的肉身并不止步于单纯的即时满足。肉身、欲望是向更高的精神层级飞跃的媒介。孔燕妮对此曾有过一次“顿悟”：“我懂了。她是肉身轮回。我一次又一次地恋爱，是一种精神轮回。我要在轮回里保持年轻，而不是在执念和自由的平衡中保持年轻。因为平衡会被轻易地打破，但轮回是坚固的，是精神的真正跋涉。”(3)

　　在孔燕妮的这次顿悟里，“不老”的语义暧昧地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层面的“执念和自由的平衡”逐渐划向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层面。此处，孔燕妮将肉身仅仅视作一重表象，穿透这层表象，她终将到达近乎古希腊哲学里“爱欲”所欲求的不朽境界。“爱欲是人和神的通道，是偶然性和永恒性之间的通道。”(4)孔燕妮也借由一次又一次的恋爱冒险实现了物质的衰颓、肉身的衰老和精神的不朽之间的转换和涉渡。

　　这是孔燕妮为自己在张风毅缺席的日子里展开的情欲实践找到的“理论依据”，而这种充满诱惑却注定衰落的理想的燃烧是有“期限”的，就像不老和尚的衰老和疾病所预示的那样，孔燕妮迟早要感受到超验性被经验领域接管之后的失落。而张风毅正是孔燕妮由一个近乎形而上学的超验世界划向经验性的物质/历史世界的通道。张风毅在他的个人前史中是一个激情满怀的诗人。在为激情所囚之后，他在狱中逐渐变得现实起来，他通过书信的形式远程协助麻诗人创办“地下工厂”。在张风毅写给孔燕妮的信中，他对历史的未来式展开了具体而细微的前瞻性想象。张风毅的出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就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自混沌长夜中的分娩。作为名义上的丈夫的张风毅与历史的未来式于此汇合，孔燕妮在混沌未名时期的情欲幻想(与情人之间的暧昧游戏)和社会冒险(各种冒进的尝试)，将在历史尘埃落定之后被连根拔除。当然，小说仅仅对此作了暗示。

　　在《不老》中，孔燕妮的肉身实际上是个体内在性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的交汇点，个体情欲的暗潮涌动与历史的混沌暧昧若合符节。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孔燕妮经历的种种事件，都像流水一样漫过她的身体，同时也流经历史的崭新河床。从小说一开始，情欲就不仅仅是自恋般地局限于“自身”，而是由内而外地、持续性地被转喻为社会性的符码，指涉历史信息。换句话说，小说中弥漫的情欲从始至终都一直铭刻着历史的消息。历史在《不老》中，往往最浅表地浮于肉身，直观地呈现为身体的种种征象。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按时态来做粗浅的划分，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的代表是杜克和孔燕妮的母亲。他们不满于现实的“退化”，特殊年代燃起的激情烈火在他们的身体里从未平息，历史过渡期的骚动被他们直觉性地感受为某种平庸化的前兆。而他们在小说里无一例外地都死去了，死法同样地暧昧难解，充满浓重的不祥气息。因此他们的时态是过去式，面向过去，存留于自身的历史记忆使得他们错失了向敞开的历史地平线平缓着陆的契机。

　　第二类以麻春雷、张风毅为代表。他们都曾经焕发过诗性激情，却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磨蚀了原初的热望。由幻想领域脱逸出来之后，毫无障碍地进入了象征未来的行动—物质性的领域。张风毅在写给孔燕妮的各种文字中不断地暗示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未来归宿。

　　第三类以孔燕妮为代表。她身上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一方面，孔燕妮自身携带有历史的遗蜕，诸如行事冒进，充满幻想，总是玄想一个超越性的理想世界;另一方面，她又隐隐感觉到了历史的松动，好像过早看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某些痕迹，却又无法笃定这样一个全新世界的合理性。孔燕妮将历史的这种分野朦胧地感受为精神和物质的分裂。在她看来，历史的未来式就是秧花、麻春雷们的方向，一个行动性的、物质性的崭新世界。正如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的，孔燕妮的肉身尽管始源于粗糙的物质性，却从来不止于物质性的封闭，而是把它当作向精神领域迈进的涉渡之舟。未来世界之于孔燕妮的不祥之处在于，在孔燕妮的猜测中，那样一个世界是全然单向度的，在其中物质并不作为一重中介而是仅停留于直接性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将会一次性地夷平孔燕妮念兹在兹的精神向度。所以在小说中，孔燕妮有时候表现得不近人情，充满类似于清教徒式的古怪的自制和不合时宜的严肃。

　　小说中充满了关于这个矛盾重重的“过渡时期”的隐喻，其中最显豁的自然是孔燕妮的情欲流动。孔燕妮的肉身在《不老》中是暧昧混沌的，一如历史在明暗之间的复杂肌理。她的情欲奔走在两个时态之间，一个(俞华南)为记忆的重负所囚，鲜少幽默感，语言板滞;另一个早已在自身“破却”了黑夜的影迹。(5)对张风毅来说，历史是重负，是沉沉暗夜，是某种已经完成自身的遗址，他的出狱之日，就是破晓之时，历史的病灶将在未来得到一次性的根除。孔燕妮的肉身在这场被延宕和无限细分的等待中，从未得到过彻底的澄清。就像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经典论述，只有将那些幽微的、极具诱惑性和腐蚀性的力比多灌注到一个单一的性对象那里——就《不老》而言，是孔燕妮实质上的丈夫张风毅——所有蠢动的力比多将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升华，文明/历史的事业于兹兴起。(6)而孔燕妮所缱绻勾留的，是那个无法尘埃落定、永远在骚动的无限潜能，她始终对历史的实现(同时意味着“历史潜能”的终结)隐忧重重。

　　小说写到的那段历史，就如同孔燕妮在节制和放肆之间的情欲湍流，是面目模糊的，同时又是极具生产性的。小说用了一系列丰富的隐喻去捕捉那个历史时刻的流动性“面相”。比如《不老》中屡次出现的骚动、神秘的暗夜(最典型的一个场景是孔燕妮夜访“地下工厂”)，极具吞噬性同时又自由不羁的水流(河流带走了孔燕妮母亲的生命，同时小说又写到了孔燕妮自由自在戏水的场景)。正如孔燕妮对“夜”和“水”的亲和，她横亘在两个历史时段之间，左支右绌，难寻归属。

　　在《不老》所写到的这样一个匿名的历史时段之中，几乎每个人都带有明显的“病”的表征。“病”是身体对历史境况的一种“扭曲反应”。小说中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病人”，由此来看，《不老》又可以读作一部大型的“病相报告”。比如张柔和在极端情绪失控之后扭歪的下巴，这是一种对于紧急状况做出的“自然”反应，是无意识的对于“常规神态”的“偏移”，但是由于“妨碍了”别人，这种扭曲的神态才被读作“病态”的。(7)因此，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所谓“病态”，无非是他们横亘在两个历史时段“之间”的手足无措、彷徨不定。在历史的此一“居间”时段，他们的“身体”无法“自然”地因应时局，因此表现出了种种“脱轨”的情态。

　　小说中有一个从未直接出场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却频频闪现在孔燕妮的脑海里，流传在吴郭人的飞短流长之中。这个人是已故的柳爷爷。在孔燕妮很小的时候，柳爷爷就教导孔燕妮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孔燕妮的记忆里，柳爷爷从未感到过肉身/物质性和灵魂/精神性的割裂。作为一个缺席的关于“完满性”的人物，柳爷爷在《不老》中几乎像一个幽灵，是孔燕妮渴求的精神原乡的显影。而历史的推进不仅带走了柳爷爷，更带走了精神和物质尚未割裂的完美幻影。《不老》传达出的那种幽暗性，某种程度上是柳爷爷作为“缺席的在场者”所指涉的那个永远“不老”的“理念”，在历史空间里逐渐弥散所引生而出的。

　　小说悬停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都熟悉在经历了80年代之后，人文精神大讨论将再一次把柳爷爷的幻影从历史的地平线之下唤出，而一切哀悼其实都源自缺席也铭刻着缺席。在进入坦荡如砥的90年代和新世纪之后，孔燕妮那沉重的肉身将变得无比轻盈，那时孔燕妮的后裔们早已忘记，那种看似毫无羁绊的轻盈其实源自对“重力”的有意抹除。叶弥通过《不老》所要做的，实际上是让孔燕妮带着她沉重的肉身，帮助我们回忆起被一切“轻盈”的表象有意废除的那段暧昧幽暗、充满魅惑性的“前史”，那个肉身仍然混沌，历史尚未澄清的“过渡阶段”。

注释：

　　(1)-(3)(5)(7)叶弥：《不老》，第305、53、354、130、150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4)汪民安：《论爱欲》，第2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6)关于“爱欲”与“文明”的关联论述，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