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岸长篇小说《子归城》的荒诞风格
一、引言：突破边界的写作与追问“荒诞的真实”
长篇小说《子归城》是中国著名作家刘岸历时十三年完成的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巨著。整部作品分为《子归城：古城驿》、《子归城：根居地》、《子归城：天狼星下》、《子归城：石刻千秋》四部，这四部于2021年出版，它是中国首部尝试将陆上丝绸之路所蕴涵的边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海洋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长篇丝路小说。
《子归城》的故事原型取自于刘岸于200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湮》。从情节上来看，《湮》与《子归城》的整体故事脉络具有相似性，二者都以一个古城的兴衰史作为线索展开，结局都是被一场巨大的风沙给湮没，给人一种无尽苍凉之感。不过，从小说深层次的艺术精神来看，二者绝不可等量齐观。如果将《子归城》比作一部大型歌剧，《湮》就像是《子归城》的序曲，若想要真正品味到《子归城》的艺术魅力，观众就必须通观整部“歌剧”。
刘岸的创作被认为是一种“渴望突破边界的写作”。 ①从《湮》到《子归城》，刘岸的先锋气质丝毫没有减损，而是始终表现出一种旺盛的探索欲与冲破固有边界的尝试。无疑，《子归城》的创作风格延续了刘岸早年对于西方先锋派的借鉴与追求。但与此同时，作品又尝试突破甚至重构西方先锋主义的原有边界。
这种与既定写作规则“不合作”的姿态使刘岸变得难以定义，甚至有些面目模糊。即便是用先锋小说家来描述他，这或许也只能视为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先锋一词很容易造成一个误会：那就是将刘岸敢于突破传统的先锋创作意识与西方的先锋派文学划上等号。这二者显然不可等同。必须说明，刘岸小说的先锋品质绝不意味着他对西方先锋派文学亦步亦趋，而是代表着一种不断突破与超越既有小说模式，并尝试构建新的小说话语形态的现代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岸小说的先锋性意味着敢于挑战一切既定写作规则的探索式创作，而这种挑战也包含了西方经典先锋派作家所奠定和开创的各种先锋流派。
在笔者看来，《子归城》这部熔铸刘岸先锋精神的作品对于西方先锋派的继承和超越集中体现在整部小说中所呈现的荒诞风格。不过，无论是从叙述技巧抑或主题思想来看，《子归城》所表现的荒诞与西方荒诞派所呈现的荒诞不可混为一谈。从精神特质来看，《子归城》中所表现的荒诞风格与西方的荒诞派确有相通之处，二者都试图通过貌似有悖常理的叙述形态来反映人与其存在世界之间的失序所导致的苦难和罪恶。但不同点在于，极端的西方荒诞派所倡导的“为荒诞而荒诞”的虚无主义特质在《子归城》中被淡化了。《子归城》中的荒诞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荒诞，而非颠覆一切现实存在合理性的虚无主义。尽管小说局部的细节往往显得荒诞不经，但从作品主题的整体指向来看，任何超现实的荒诞叙述最终都试图通过追问和反思荒诞本身来逼近残酷而非理性的现实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品中所营造的“荒诞的真实”是一种悖论性的小说话语，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有意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同时又深刻揭示人类普遍现实境遇的艺术真实。
二、反讽修辞与暴力二重奏
《子归城》的荒诞风格首先源于作者在语言层面对于反讽修辞的娴熟运用，作品中几乎无所不在的反讽话语在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之中制造了极为鲜明的黑色幽默风格。这种用夸张、滑稽的喜剧形态来呈现悲剧的手法与小说中对于极端暴力的展露与深刻反思密切相关。小说中的暴力书写至少分为两个层面，从表层来看，暴力等同于赤裸裸的暴行和杀戮，正如小说中所言：“子归城是强人世界。”“强人世界推崇‘打天地’的绿林逻辑。”②从深层次来看，暴力意味着权力话语的绝对控制力，这种霸权话语奉行强盗逻辑，毫无理性，却往往以理性或神圣的名义威慑和霸占它所能触达的所有个体，包括当权者和被权力压迫的被统治阶层。不过，深层次的话语暴力必须依托于表层的暴行或施展暴行的能力。施暴者的是非就是公义，当权者所言说的就是真理。这意味着，暴行与话语暴力互为表里，相互勾连，共同组成了一整套权力话语与惩戒体系。
主人公刘天亮在初创酒坊之时就深受这种双重暴力的压迫。实际上，他作为一介草民，他的遭遇是子归城中所有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被暴力戕害的一个缩影。在小说中，刘天亮在未得到子归城商会的默许之前就冒然成立酒坊（实际上酿造出来的是醋），结果被黑帮老大山西王砸了场子，他自己也遭到了毒打。更巧的是，由于刘天亮资金不够，此前找珠宝店姚麻子的夫人赵银儿借了高利贷。借口刘氏酒坊被砸，初到子归城的大户人家姚麻子便故意与山西王作对，两派人马约定了时辰和地点，在子归城进行了大规模的群殴。后来，县令金丁出面调停，在刘天亮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与山西王、姚麻子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协议中直接将刘家酒坊划归给了姚家经营，而且声称免去刘天亮的债务。
于是，无辜的刘天亮糊里糊涂就丧失了自己的店铺。实际上，刘天亮是姚麻子与山西王“斗法”的牺牲品。山西王通过暴行损毁了刘氏酒坊，而姚麻子则是冠冕堂皇的运用话语暴力夺走了刘氏酒坊的所有权。面对这种不公和巧取豪夺的行径，刘天亮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诉讼。他作为被施暴者，没有能力在强人世界中实现“以暴制暴”，便只能求助于象征正义的公权力。金丁作为“父母官”，话语暴力却成为他压迫弱势群体和维护强权的合法武器。
作为县长，他驳斥刘天亮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姚记珠宝行与山西会馆械斗，事出有因，系为你那破醋坊产权所致，纷争因你而起，你不负责谁该负责？既然有责在身，赔偿他人打斗损失，自然责无旁贷。”③金丁的逻辑是典型的霸权话语。他的基本逻辑是“被强暴有罪”的强盗逻辑。在这一诉讼场景中，刘天亮的酒坊（醋坊）好比是一名长相甜美的女子，山西王觊觎这位女子，欲对其施暴，女子不从，他便打伤了她。而姚麻子也惦记着这位美女，于是山西王与姚麻子发生了斗殴，并互有损伤。换言之，施暴者本身是无罪的，罪过都是源于被施暴对象与生俱来的诱惑。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可怕之处在于它让刘天亮这种无权无势的平民有口难辨。
当刘天亮对公权力绝望之时，他几乎陷于疯狂的边缘。半疯半醒的他粘上了“罪魁祸首”山西王，并铁了心要在他口中讨回公义。当刘天亮誓死追问山西王为何光天化日砸他酒坊之时，叙述者采用了一段极富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对话将读者带入到了话语暴力的怪圈。
山西王说：我砸你的醋坊，是因为你戗我的行。
天亮说：咹？谁规定古城子人民天天都得喝你的山西老陈醋，都啥年头了，世界都讲究多极化发展了，你还要搞大一统的山西老陈醋。我造点甘肃醋，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品更加丰富一点，在吃醋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这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
山西王说：你别给我玩那个里格愣！谁不知道，你那个酒坊借的都是姚麻子的骚婆娘赵银儿的钱，我砸的是她的财产，你着什么急？
天亮说：这是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连形式逻辑的常识都不懂，这里有个因果关系。你要是不砸酒坊，那骚婆娘就没理由要回贷款。她要不回贷款，我到了年底还上贷款，酒坊不就是我的吗？
山西王：罢！我不懂形式逻辑，但我懂存在主义。萨特说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在事情已经这样存在了，就是合理的。④
在这一幕中，山西王没有动用暴行，而是试图采用话语暴力使刘天亮“心服口服”。首先，在山西王看来，行规就是用暴力实现垄断，任何破坏垄断的行为就是犯规，就要用暴力压制。其次，砸酒坊事件的本质是他与姚麻子争地盘，刘天亮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中介，他的损失可忽略不计。最后，即便刘天亮的权益遭到侵犯，但目前也无法挽回，他只能接受现实。在此，话语暴力就是强权逻辑。不过，刘天亮并不认死理，而是逐渐意识到了话语暴力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他也采用了一种类似“地痞流氓”的方式来反抗这套毫无理性的霸权话语。
刘天亮“耍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官司是山西王引发的，而他打官司没钱，所以山西王得管他吃住来保障他顺利打完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山西王在小妾七闺女的说服之下，并未赶走刘天亮，而是收留了他，以免节外生枝。这一段情节的设置实际上是为了引出紧随其后的另一场发生在山西王自己身上的话语暴力。
显而易见，姚麻子的到来严重威胁到了老派黑帮老大山西王的地位，但砸酒坊事件反映出两派施展暴行的能力势均力敌。因此，争夺话语暴力就成为了帮派斗争的核心。山西王因不慎在家把坛子砸到了父亲王寿山的脑袋上，立马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各种排山倒海的谣言使山西王所标榜的“忠义”人设瞬间崩塌，并被迫辞掉商会会长一职。但荒诞之处在于，刘天亮恰好见证了这一幕，并当庭作证否认了山西王“弑父”的传言。至此，刘天亮居然转身成为了自己仇人的恩人。实际上，叙述者在此进一步所展演的是话语暴力的强大破坏力。尽管施暴的能力是支撑话语暴力的基础，不过，话语暴力所形成的权力逻辑反过来能够极大的制约施暴的能力，这一点在“山西王弑父谣言事件”中揭示得十分清楚。
刘天亮的证言并不能改变有关山西王弑父谣言的扩散。很快，刘天亮因告状敲坏了县衙的大鼓被县长关进了福柯式的圆形监狱，自然也无法再为山西王作证。刘天亮由原告变成被告这一转变暗示：当话语暴力遭受挑战的时候，当权者必须通过直接的暴力性惩处才能向被施暴者显示话语暴力的不可反驳。即便后来云朵找赵银儿求情，并拿了《如匠酒经》作为交换换取了刘天亮出狱，金丁仍然以一种极为荒谬的强权逻辑强调他所谓“公正”的判决：“刘天亮以全部财产作抵押偿还姚记珠宝行债务，并赔偿山西会馆与姚家殴斗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虽然不够，但本县替你做主，余额两家都不得再行追讨！”⑤此后，即便刘天亮赎回了酒坊，他仍然是借助了更高级别的当权者杨增新的手谕（救诸葛白而得到的赏赐）以及债主赵银儿（因姚麻子之死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才得以实现。因此，酒坊的失而复得仍然是话语暴力展现自身威力的延续，与所谓的正义无关。
与刘天亮形成对照，山西王很快也再次遭受到了不可反驳的话语暴力。不久，在山西王给门徒训话之时，其父王寿山突然猝死。第二次的舆论讨伐如山呼海啸而来，山西王彻底被妖魔化，甚至被绘声绘色地描述成一个杀父禽兽。连梦春院和赌场的楼门上都挂着“弑父者不得入内”的牌子。无疑，舆论场所蕴涵的话语暴力在姚麻子的推波助澜之下被急剧放大。随之而来的是山西王帮派的人心离散。无奈之下，山西王被迫离开子归城去戍边，以求在此后的舆论场域中能够收复人心。
在山西王弑父谣言风波之中，原本作为施暴者的山西王被反转成了话语暴力的受害者。在此，话语暴力强化了姚麻子等敌对势力施暴的能力，他们很快控制了妓院、赌场等高利润行业。与此相对照，山西王深受话语暴力的侵害，失去了往昔的权威和号召力，施暴能力大幅度衰减。这意味着，施暴能力的大小与话语暴力的强弱并非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双向的互动性。拥有施暴的能力有助于掌控话语暴力，而掌控了话语暴力反过来也能强化施暴的能力。
在《子归城》中，反讽话语的运用不仅在于展示双重暴力的互动关系，更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二者之间的背反关系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山西王最终下决心暗杀姚麻子这一暴力行为充分展示了暴行本身对话语暴力的反作用力。山西王的暗杀意味着他决定颠覆姚麻子及其他对手所设定的话语暴力怪圈，这种对话语暴力本身的僭越和否定促使施加暴行成为消灭对手的唯一却不合法的手段。姚麻子是被直接砍掉了脑袋，换言之，这种暗杀行为本身是一种原始而野蛮的行径，它摧毁了文明与野蛮的边界。话语暴力所构建的强权逻辑是暴行的遮羞布，但同时也是文明的遮羞布，尽管它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伪善，但一旦彻底掀开这层遮羞布，没有话语暴力约束的暴行将蜕变成赤裸裸的野蛮杀戮。
刘天亮创业挫折史是小说运用反讽修辞来探讨暴行与话语暴力的一个典型案例。作者似乎特别乐于直接展示血腥而残酷的暴行与杀戮，但从深层次来看，种种暴行都是作为一种强权逻辑的话语暴力失语的后果。从整部小说来看，无论是子归城中所表现的官僚体系和江湖世界之间的权力纠缠，抑或是野蛮的外来侵犯者对传统权力结构的破坏和重构，“暴力二重奏”都以一种交替出现的方式推进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当话语暴力作为一种霸权话语再度恢复文明状态的时候，赤裸的暴行便隐藏在幕后。然而，话语暴力既是抵挡野蛮的挡箭牌，同时又是施展暴行的烟雾弹。小说通过反讽修辞揭示出子归城中多数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和文明所打造的权力结构本身的荒谬。当野蛮降临之时，平民百姓将遭受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当文明恢复之时，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吃人不见血”的话语暴力。
三、荒诞叙事与现代性冲突
《子归城》的暴力书写背后所映射的是一个逐渐走向失序的社会结构。泛滥的暴行既是失序的症候，也是试图维护秩序的极端手段。而话语暴力的不稳定性则预示着传统权威的失落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不断上演，这种新旧权力的交锋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杀戮，并决定着子归城命运的走向。小说所设定的历史背景是革命与动荡的年代，如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复杂多变的边疆局势都使其贴上了浓厚的历史印迹。不过，《子归城》绝非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借助传奇故事来演绎的民族寓言。这则充满象征色彩的民族寓言暗含着极富悲剧意味的荒诞感，因为它试图揭示子归城如何在重建秩序的尝试中一步步堕入了无序的深渊。每一次秩序的重构都使子归城的民众陷入更深重的苦难，直至最终走向万劫不复。
从整部小说的叙述架构来看，子归城一共发生了四次大的变故。第一次变故的两个核心事件是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戕官事件与“名妓奇案”。县令于文迪全家被屠杀使子归城陷入混乱。被革命党击败的清军管带马麟趁乱进入子归城，不久暗杀了于文迪，夺取了子归城的军事控制权，并将罪名嫁祸给了革命党人。新任县长金丁是一个执迷于木工活的庸人，在马麟这个凶险的野心家面前如同傀儡。戕官事件影射了20世纪初期晚清民初时局的变乱以及保守势力、机会主义者与进步势力之间的权力角逐。
在子归城的第一次大的变故之中，代表进步的革命势力并未成为主导性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保守势力金丁和机会主义者马麟的掌权。如果说戕官事件引发的是子归城官僚体系的阵痛，那么随之而来的“名妓奇案”则是阵痛在强人世界的延续。该案件纯粹是由合富洋行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目的是用妓女柳芭作为诱饵来讹诈子归城商界领袖神拳杨。事件的起因是谢尔盖诺夫借故将柳芭抵押在神拳杨开的当铺，接着又派人抢走柳芭，并制造柳芭被分尸的假象。然后合富洋行的铁老鼠便向神拳杨讹诈巨额赔款，几乎使其倒闭。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和国内政局的动荡，县长金丁为了不开罪洋人，便向神拳杨施压，命其接受极不平等的赔款要求。该事件的结果是合富洋行得势，致使子归城的中国商人不得不屈从于铁老鼠的淫威，它所暗示的显然是外部势力对中国民族企业的掠夺和欺压。对比来看，戕官事件是通过不择手段的暴行与杀戮来实现的权力交替，而“名妓奇案”则是采用了更为阴险的话语暴力，由于二者天然缺乏合法性和正义性，反而使得子归城的官僚体系和江湖世界变得愈发不稳定。
子归城的第二次大变故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何坨子放火烧城和契阔夫带领马刀兵第一次劫掠子归城。何坨子放火烧城的起因是他得知自己死去的女儿双喜坟墓被掘一事与合富洋行所谋划的“名妓奇案”直接相关，所以他疯了似的火烧赌场、合富洋行和煤矿，最终将自己烧死在煤矿，并造成大量矿工死亡。何坨子对皮斯特尔等洋人的报复并非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仇，从而使他的反抗并不具有任何革命意义。而且他的身份也十分可疑。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声称自己祖上是“在福州城抓过朱家皇帝的”，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又为了自保，从红胡子那里买了一个俄国侨民的身份。因此，何坨子象征的是子归城中普通民众中的那种“有奶就是娘”的刁民心态，他所引发的大火则代表了一种盲目的毁灭性冲动。
何坨子大火烧城之后，紧接着就是契阔夫率领的马刀兵杀入子归城。契阔夫入城的名义是祭奠死去的舅舅红胡子。而与其随行的皮斯特尔来子归城的目的就是向合富洋行的索拉西复仇。在铁老鼠陷入“精神崩溃”之后，皮斯特尔与索拉西之间的权力斗争白热化，但他最终未能接替铁老鼠，并被索拉西驱逐。因此，他此次再度回到子归城的目的就是“血洗洋行”。此举最终导致了合富洋行的衰败，使“名妓奇案”之后所形成的洋商垄断格局被打破。与此同时，马刀兵的入侵则直接暴露了子归城官僚体系的腐败无能。金丁模仿诸葛亮，试图在子归城上演空城计，结果演变成一场血腥的闹剧，他自己不久也成为俘虏，并使子归城遭受劫掠。而马麟早早带着靖安兵远遁干沟，并妄想与马刀兵联手来对付杨增青总督，其篡逆卖国的行径成为他被杀的重要罪行。第二次大变故是第一次大变故的接续，在经历了大火和袭城这两件事之后，子归城的官僚体系和江湖世界的权力结构已经接近崩溃的临界点，这意味着新一轮的重建秩序和权力重构即将开幕。
子归城的第三次变故的两个关键性事件是契阔夫带马刀兵第二次侵犯子归城与杨增青都督用计斩杀金丁和马麟。契阔夫的再次入侵仍然是第一次的延续，但这一次所犯下的罪行更加恶劣，对子归城的破坏也更为剧烈。尤为可怕的是，马麟准备和契阔夫联手弑杀杨增青都督，而子归城成为谋反的基地。经过几番斗智斗勇，杨增青都督最终通过巧设计谋斩杀了叛乱者马麟和附庸者金丁，并顺利说服契阔夫带领部众返回俄国。在小说中，这一段情节采用了侠义类传奇故事的叙述模式，暗杀与反暗杀经历了一波三折，貌似是一场“除暴安良”的正邪之战。结合整部小说来看，杨增青并非正义的化身，而是上层权力的缔造者，他决心铲除马麟和金丁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僭越了权力等级身份，威胁到了自己的核心权力地位。因此，小说的传奇叙事背后其实是对权力斗争的反思。这种反思是通过小说中所虚构的一个叫罗伯特·琼斯的英国人来传达的。罗伯特·琼斯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杨增青心狠手辣，权术极深。不过，从客观效果来看，具有儒士风度的诸葛白作为接替金丁和马麟的新县长重新给满目疮痍的子归城带来了恢复新秩序的希望。
子归城的第四次大变故，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两大关键性事件是子归城的水源断流和契阔夫的第三次全面攻城。诸葛白是一位正直清廉、励精图治的有为官员，但当他发现涅槃河断水之后，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子归城将面临难以为继的绝境了。不过，他仍然尝试通过打井和挖涝坝来延缓古城的衰落。如果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导致子归城环境恶化、水源断绝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人祸遭致的“报应”。诸葛白深知，洋人对于煤矿的过度开采、何坨子对煤矿的焚烧与前任县长金丁为了重建子归城而大肆砍伐树木都是造成涅槃河断流的人为因素。随之而来的契阔夫的围城更是加速了古城的灭亡。不过，与前两次不同之处在于，最后一次子归城的保卫战中，在诸葛白、马福山的领 导之下，古城军民不分身份地位，与入侵的马刀兵浴血奋战，涌现出了俏红、神拳杨等无数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体现出了子归城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抗争的民族主义精神。
不过，作者的叙述重心并未停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也没有被非黑即白的善恶之战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所绑定，而是试图跳出固有的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窠臼来探讨导致子归城陷入混乱和失序的深层次原因及背后的荒诞意味。在小说中，子归城的最终毁灭没有被简单归咎为人性的罪恶或外来的入侵。在最后一次大变故之中，子归城靠军民的巨大牺牲抵御住了马刀兵疯狂的攻城，而象征传统士大夫完美人格的诸葛白也竭尽所能想要重新恢复子归城的生机。但随着环境的极度恶化，一场又一场的巨型风暴最终将子归城湮没。风沙终结了子归城的恩怨情仇和百年传奇，但它开启了一个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荒诞寓言。
在小说中，风沙本身是自然力量的隐喻。而风沙摧毁子归城则象征着人与生态失衡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作者的这种生态主义忧虑实际上是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为风沙这种破坏性的自然力量原本就是现代文明自身所释放出来的恶魔。从子归城的四次大变故来看，古城的衰落并不是在表现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是深刻揭示出现代文明所信奉的资本逻辑本身所存在的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和巨大的破坏性。
整座子归城是一座高度商业化、资本化与市场化所主导的社会形态，虽然所有的阴谋、腐败、贪婪和杀戮都缺乏现代文明所赋予的合法性，但本质上它们是一笔又一笔肮脏或血腥的资产交易，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暴力色彩。这种现代性所主导的资本至上的权力逻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整座子归城陷入无法抑制的“非理性状态”。
具体来看，“非理性状态”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资本逻辑无限激活了人性中的非理性冲动和贪欲。红胡子被毒死、山西王与姚麻子的恶斗、合富洋行主导的名妓奇案、何坨子的烧城、皮斯特尔与索拉西之间的争权、林拐子对羊脂玉枕的痴迷等情节，无一不是因追逐资本与金钱而发生的相互仇恨与杀戮。即便是声称将荣誉看得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哥萨克骑兵，其实质是一个由丧失资产的自由人所构成的准军事联盟。一个例证是谢尔盖诺夫靠捐钱立马获取了中尉的军衔，足可见资本的力量远大于荣誉。从表面上看，以契阔夫为代表的马刀兵对子归城的暴行类似于冷兵器时代的野蛮劫掠，它们是资本逻辑的威胁和异己力量。但深层次来看，这种劫掠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生成的副产品，它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掠夺本性所暴露出来的另一幅狰狞的面孔。在小说中，契阔夫带领的马刀兵原本是奉沙皇之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而成为被红军追捕的叛军，最后成为流窜在中国边塞的窜匪。因此，小说中所描述的马刀兵对子归城的威胁所象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所无法逃避的内在矛盾，而并不是外在于资本逻辑之外的邪恶力量。
第二个层面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发展主义神话”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发展主义神话”所许诺的是人类依靠资本的不断增值能够开掘出无限的资源并取得无限的进步。这种乌托邦想象体现在子归城的两任县长身上。第二任县长金丁对于木工的过分执念并不是偏执狂的表现，而是经过理性算计的结果。他执迷于改造子归城，从客观上来看，他的确促进了基础建设相关产业的短时间兴旺，如林木加工业、运输业、建筑业甚至娱乐行业等延伸产业的繁荣。不过，每一次大兴土木都必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为此他几乎砍光了子归城周边所有的树木，这使得金丁成为极端发展主义的象征。
但即便是继任者诸葛白也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操控。他新上任之后的核心任务就是振兴商业。为此，他首先将冻死的驼二婶树立为“商界楷模”，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繁荣经济的政策，很快吸引了大量的商队前来经商。但结果是：大量的骆驼和成群的骡马进一步破坏了子归城的水源。显然，诸葛白发展商业的初衷是出于公心，而毫无私念，但造成的后果是进一步使子归城的环境恶化。在子归城即将被风沙湮没的前夕，诸葛白终于意识到自然环境对子归城的重要性，并给后世留下了一块“禁采禁伐令”的石碑。但他也回天乏术，只能为子归城殉葬。士大夫诸葛白的悲剧并不代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现代世界的崩溃。恰恰相反，他的殉葬所预示的是塑造了现代文明的资本逻辑对现代文明本身的摧毁力。子归城最终成为被风沙掩埋的“魔鬼城”，连幸存的后人都不敢再踏足这片遗址。巨大的风沙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无辜的民众抑或凶残的马刀兵都无法幸免。这一幕荒诞寓言鲜明的表现出现代性冲突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它是对以资本至上论和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深刻批判。
四、结语：荒诞书写的力与美
刘岸的《子归城》实际上是用荒诞手法所书写的大悲剧。在貌似轻松和滑稽的笔调之间，作者对于小说中深陷在贪欲与恶念之中而不自知的芸芸众生始终抱有一种大悲悯。这种大悲悯并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也不是不分善恶的纵容，而是对于人性的卑微与人间苦难的深刻体悟与忧思。不过，这种悲悯并不是为了向读者换取软弱无力的廉价眼泪，而是蕴涵着鲜明的批判性。
在荒诞叙事的背后，小说所呈现的核心主题都直接指向强权与不公所造成的苦难与杀戮。赤裸的暴行、以文明之名所施展的话语暴力、资本对人的奴役和对生态环境的掠夺以及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与解构，处处都体现出荒诞书写的革命性意义和小说叙述本身所象征的反抗力量。这种荒诞书写的力量并不显得坚硬冰冷，而是有机融入到了《子归城》这部极具情感冲击力的作品之中。
作为先锋小说家，刘岸在《子归城》中延续了其先锋品质。如南帆所说：“叛逆就是先锋作家的典型性格。”⑥刘岸小说的荒诞风格是对西方荒诞派的反叛与重构。《子归城》中所表现的荒诞既不意味着消解一切的虚无，也不等于悲观绝望的颓废，而是尝试用反思荒诞来解构荒诞，用重述历史来激活历史。作品所呈现的荒诞背后不是逃避、嘲讽或幻想摆脱人世之苦痛，而是明知苦难之深重却敢于正视苦难与不公的勇气与执着。因此，刘岸所书写的是一种敢于对抗荒诞的信念与正道，它是力与美的结合，魔幻感与现实感的有机交融，揭示出了一种既超越于荒诞之上又扎根于现实存在的“荒诞之真实”。
注释：
①肖点点：《鹭岛众声:刘岸及其作品》，《厦门文学》2011年1期。
②③④⑤刘岸：《子归城·根居地》（第二部），敦煌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9-70页、第87页、第103页、第127页。
⑥南帆：《先锋作家的命运》，《敞开与囚禁》，南帆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