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罗伟章的乡村书写

发布时间：2023-09-06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乡村”始终是罗伟章小说最重要的书写题材，他也因之成绩斐然。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是罗伟章乡村书写的又一部厚重之作。它承续并拓展了21世纪以来乡村书写的“实录”路径，呈现出了“后史诗”的审美效果，较为全面地书写了当代乡村社会的实然存在，无目的而又合目的地映现出乡村社会的“当代性”。无论是在书写内容、书写方法、书写形式、美学意蕴，还是在社会实践、乡村振兴、精神再造等方面都做出了极具意义的实践。

一、当代乡村生活图景的巨幅“实录”

　　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发生历史巨变，农村被高速卷入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然风貌、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代文学对乡村的书写模式也转变了，以往比较常见的“他者化”现代叙事模式、田园牧歌式抒情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化叙事模式都不同程度失效。乡村书写因而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是历史环链的断裂，使他们在面对现实和未来时，失却了方向感;另一方面面对从未有过的新的乡土现实生活经验，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游移彷徨;再一方面就是可以借用的资源枯竭，作家需要自己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①失去对乡村社会的历史把握，价值观游移，思想资源枯竭，乡村书写困难重重。面对如此困境，当代乡村书写者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积极探索，“实录”就是其所探索的新书写路径之一。

　　“实录”作为当代乡村书写的新路径，它摒弃预设主题，放弃宏大叙事，呈现出长时段、大空间、巨细节、零情感、隐价值的特点。贾平凹《秦腔》被认为是当代乡村“实录”书写路径的代表性作品，小说“逼真地、细致地、‘原生态’地平铺，让读者自己去感知、辨识、组织、判断，作家的任务只是观察和记录”②。随后的《高兴》《带灯》延续并升华了“实录”乡村书写路径。贺享雍《乡村志》、孙惠芬《上塘书》、乔叶《宝水》等是“实录”书写路径的不同实践。罗伟章《谁在敲门》延续并拓展了当代乡村“实录”书写路径。

《谁在敲门》罗伟章

　　《谁在敲门》“实录”书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变化来记录当代乡村社会。小说“实录”了许家这一大家族的每一个人。父亲许成祥有七个儿女，大哥许春山、二哥许春树、老三许春明、老四许春晌、大姐许春红、二姐许春华、幺妹许春英。七个儿女中，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老四许春晌夫妇是传统农民，住在乡村;大姐夫妇住在镇上，已成了城镇居民;二姐夫妇、幺妹夫妇常年在外打工;老三许春明夫妇在省城工作，是城市居民。大哥大嫂育有一女一子，女儿燕子性格软弱、婚姻不幸，先后嫁与盛军、达友和秦轩;儿子四喜不务正业、招摇撞骗，被他骗婚的有冉倩、康芙蓉和申晓菲。二哥二嫂也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小兰喜欢打麻将，她丈夫贵兵本分老实;儿子洪泉读了大学，工作不顺，但他妻子邱碧桦很能干。老三许春明在省城工作，妻子梨静是中学老师，他们有一个儿子维生，正在读高中。老四许春晌和妻子玉玲有一对儿女，女儿清涟、儿子朝晖，都在镇上读初中。大姐夫妇也是一儿一女，儿子李志没有固定职业，在镇上混日子，他妻子杨春梅在家带小孩，也没有工作;女儿丽丽和她丈夫余培亮在州城工作。二姐夫妇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子国，已结婚，小儿子子强大学毕业后在外打工。幺妹夫妇只有一个女儿秋月，在镇上读初中，因与堂姐夫达友的不伦之恋，后辍学外出打工。小说详细地勾画出大家族的人物谱系图，并对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遭际、发展走向进行从根到叶的实录式书写。

　　二是构建了立体式的当代乡村空间结构。小说中的空间主要是农村燕儿坡和乡镇回龙镇。从回龙镇再往外就是东轩县，县之上是白马市，市再往上就是老三许春明所工作的省城。这样就形成了村组—乡镇—县城—地级市—省城层级分明的空间，辅以小说中涉及的新疆—浙江—安徽—哈尔滨—广州—武汉等外省各地，小说就构建了严密而又开阔的空间结构。在以燕儿坡—回龙镇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中，又有老君山、杨侯山、清溪河等地理单元加以充实。当代乡村空间结构得以立体式呈现，为乡村的现实把握提供了坚实的叙事基础，同时又具有象征意味，表征了当代中国乡村普遍性的空间结构意义。

　　三是实录当代乡村政治生态。小说基本以许家各人的日常生活为书写中心，但又有比较明显的政治生态书写。小说的政治生态书写，一方面以大姐夫李光文为中心写乡镇政治生态。李光文是李家岩的村支书，有能力也有魄力，不但让村里的人佩服，而且在镇上也能吃得开，镇上各路人物乃至镇长都很给李光文面子。李光文把李家岩村管理得很好，废寝忘食地为村里修公路，巧妙地维系与麻烦人物灰狗儿的关系，果断处理李保顺与鄢敏的通奸事件，为镇领导处理沉船事件等。另一方面写东轩县社会政治生态，如笔架山房屋拆迁及民众去县城上访事件、东轩县旅游开发问题、张书记发起的“红灯笼行动”、扶贫问题等，小说都有详细的实录，全面呈现了乡村及县镇的政治生态样貌。

　　四是实录当代乡村社会问题。小说对乡村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详细的书写，如乡村空心化问题、乡村养老问题、乡村医疗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父亲许成祥有七个儿女，可当许成祥年老无法独立生活时，留在身边的三个儿子谁也不愿赡养老人，许成祥只能一家一月地“吃转转户”，他的各种痛苦儿子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与养老连在一起的是医疗问题，许成祥一生病，送到县医院，检查出病情严重，治还是不治，几个子女意见不统一，待在农村的三个儿子都不愿继续治疗。与老人问题相对的是小孩教育问题，年轻的父母们都在外打工，小孩留在老家，只能靠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祖辈培养教育孙辈，问题在所难免。这些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乡村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观念变化导致人伦关系及风俗的改变，如父亲生日宴的变味、父亲葬礼的形式化、婚恋观念的改变等。

　　罗伟章《谁在敲门》乡村书写延续了“实录”书写路径，并且采用中国现代小说常见的家族模式，谱系性、大空间、结构分明地对当代农村社会予以多面相实录，使当代乡村社会本真性地呈现其样态，“将日常生活进行了本体论的表达”③，为理解与认识当代乡村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后史诗”美学风格与书写特征

　　实录式的书写观念与书写方法，使小说《谁在敲门》呈现出了“后史诗”的美学风格与书写特征。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概念，“后史诗”是由“史诗”衍生而来。“史诗”作为一种文体，指的是人类童年时期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的叙事长诗，后来发展为一种审美范畴，即具有像史诗一样的审美特征的文艺作品，如题材上的民族性、结构上的整体性、范围上的全景性、人物上的英雄性、情感上的悲壮感等。19世纪以来，史诗这种文体被长篇小说取代，但评价长篇小说常常以是否具有史诗美学特征为标准，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长篇小说常被冠以“史诗”之名。20世纪中期以来，在后现代背景下，长篇小说的史诗性特征，尤其是其中所预设的“真理”“道德”“价值"等宏大主题被摒弃。长篇小说虽然仍具有同样的形式，但已失去了曾追求的史诗特征。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具有“反史诗”特征，并总结“反史诗”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偶然性覆盖必然性、以静止观质询发展观、以荒诞挑战合理性。④“反史诗”这一说法背后有很强的断裂论思维，有意识地把新时期和之前的三十年文学实践割裂开，突显新时期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独特性。“反”字尤其体现了这种思维。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包括新历史小说在内，有意识地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化叙事模式，但史诗性追求仍然明显，史诗的一些美学特征依然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以“后史诗”来概括更为合理。格非《春尽江南》、李洱《应物兄》、金宇澄《繁花》、余华《文城》等都可被视为当代“后史诗”小说。

　　《谁在敲门》具有长篇小说的“史诗”形式，小说规模巨大(全书63万字)，人物繁多，时间跨度大，空间开阔，内容丰富。但小说已摒弃宏大主题，也不采用大叙事，而是以小叙事方式展开，情感上没有悲壮感，相反情感却非常节制，整体上呈现为去中心、去宏大、去悲壮，内容生活化，叙述生活流，结构散点化，具有“后史诗”特征。

　　《谁在敲门》“后史诗”特征具体表现之一在于小说散点化叙述与网状结构。小说线索人物是许成祥，由他牵出许家的其他人物。在写许家的其他人物时，没有中心与重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任意选取，自由跳跃，并不断分岔，使小说生成无中心的网状结构。小说总共七章，这七章整体上看有比较明晰的时间顺序：父亲许成祥过生日、生病住院、病逝丧葬，大姐夫入狱，大姐自杀。时间顺序之内好像还有因果逻辑，但进入小说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小说完全没有按照因果逻辑展开，而是散点化且不断分叉，日常生活才是叙述的重点。小说第四章和第五章，写父亲许成祥病逝及丧葬过程，这一部分本应是小说重点内容，应该紧紧扣住父亲的死与丧葬过程铺排开来，可小说并不按此常规逻辑来展开。第四章与第五章一共95节(第四章42节，第五章53节)，正面写丧葬的只有16节(第四章中有7节，第五章中有9节)。占主体的79节却写葬礼周边的人事与日常生活，比如插叙二哥与朱占惠偷情(6节)，笔架山民众到东轩县城抗议拆迁及追溯东轩县造反历史(7节)，四喜与申晓菲的故事及大姐设法把申晓菲送走(13节)等等。这些旁枝分散了父亲许成祥丧葬的主叙事，日常生活本身成了叙述重心，使小说叙述的因果逻辑减弱。一个个旁枝情节因日常生活相互牵连，结成巨网，每一个网点都在闪光，相互照亮、相映成趣。

　　表现之二是叙事减省、不做论断式的因果深描。小说没有预设主题，也没有设置主要人物，叙述多为散点化。叙事的点很多，但都没有展开，甚至是有意减省，更不做论断式的因果深描。很多可以大写特写的故事情节，小说都有意地减省了。这一特征在小说几组人物的关系书写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第一组关系是“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我”从省城回川东北农村老家为父亲过生日，以示对父亲的孝敬与关心。可“我”与父亲在回龙镇大姐家相处时又是那么的尴尬局促。晚上“我”与父亲睡同一个房间，“我”是那么不安，宁愿耗在大姐客厅看无聊的足球赛，也不愿与父亲同时睡觉，就是不想和父亲单独相处。“对父亲，我从不说亲热的话。说不出口。”“这样单独跟父亲相处，我是多么不习惯!”⑤为什么这样呢?小说减省了，只叙述状态与表层，不深描原因。父亲生病住院已处于昏迷状态，“我”凝视与回想父亲;父亲去世后，葬仪过程中绕棺、盖棺、出棺以及下葬时“我”的所思所想等心理活动都非常少。第二组关系是“我”与大姐的关系。大姐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全力照顾着许家每一个人，可大姐的内心世界却被有意地减省了。为什么她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家抹地板?为什么她要自杀呢?仅仅因大姐夫被捕入狱吗，或者单单因为象征道德模范之家的“红灯笼”被取走吗?都相关，但又不是全部。大姐内心极度的孤独与绝望才是根本，但小说叙述减省了大姐内心世界。第三组是“我”与大姐夫的关系，“我”没有对大姐夫在回龙镇叱咤风云的历史进行前因后果的深描，相反只通过有限的外视角去看大姐夫。小说最后，大姐夫在东轩县城大街上游走，在监狱里向“我”回望，完全可以展开来写，却只是以象征的方式，省略了大姐夫身上的长长光影。

　　表现之三是情感节制，不感伤式地悲悯，也不批判式地愤怒。罗伟章表示：“自己在创作中不会刻意煽情或考虑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⑥小说中“我”看，“我”听，“我”记录，“我”不说也不参与，更不做廉价的抒情与浅薄的议论。在读者看来应该抒情，甚至应该大书特书的地方，小说却处理得极为节制。如写父亲的生日，不以父亲为中心，而是以儿女及孙辈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为主，消解了常见的天伦之乐情感书写模式。又如写父亲的葬礼，也不以葬礼为中心，而是以葬礼写燕儿坡及乡村社会的日常样态，包括盖棺、下葬这样本应大书特书的情节，作者也不过分抒情，甚至有意消解悲情气氛。大姐哭丧，本来很悲伤感人，却马上被侄女小兰的调侃拉回日常;盖棺时亲人们沉痛地绕棺，悲意很浓，可四喜与达友却在此时大打出手;下葬前一天晚上本是最重要的时刻，却被低俗的丧闹和暴雨消解了悲伤氛围。再如大姐夫在回龙镇失势之后在县城孤独漫游，小说既不深入其内心情绪，也不渲染环境;最后大姐的自杀，也只是简短客观的叙述，没有太多哀叹与抒情。

三、无目的而合目的：乡村书写的当代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一直是学术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按文学史时段划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有比较大的发展变化，50-70年代属于一个时期，80年代属于一个时期，90年代以来又属于另一个时期。与此相应，每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与性质都不一样，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性”的表述也无法统一。50-70年代“当代性”被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文学;80年代“当代性”常与五四时期的“现代性”相连，强调文学性、人性、现代性;90年代以来，多样形态相交织，关于文学的“当代性”更无法形成一致表述。⑦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文学“当代性”表述多样，但其内在逻辑却相同，即把社会历史结构与文学性质相连接，社会历史结构变化了，作为文化表征之一的文学及其性质相应也要变化。

　　“当代性”到底是什么，怎么理解与把握“当代性”，迄今没有明确界定。陈晓明认为要确定“当代性”概念，需要明确“当代性的主体意识问题”“当代性的时间性问题” “当代性的境遇意识问题”“当代性的美学问题”。⑧即使明确了这些问题，我们能否对“当代性”有一个规范化、本质化的内涵界定呢?“当代性”是否可以化约为“生命存在的此在性”“本体的存在性”和“生命的在场性”⑨，或者“历史的必然”“人性的必然”和“审美的必然”⑩?

　　需要回到“中国”这一空间场域来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把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中国地理空间特征，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探索与美学实践等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抽象地、普遍化地操练“当代性”的概念。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时期都有作家在探索文学的当代性，20世纪60年代柳青《创业史》，80年代路遥《人生》、阿城《棋王》，90年代陈忠实《白鹿原》、王安忆《长恨歌》，21世纪格非《春尽江南》、金宇澄《繁花》、李洱《应物兄》、徐则臣《耶路撒冷》等，都写出了所处时代的当代性。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体现在当代文学具体实践之中，体现在每一部文学作品之内。文学作品自然地、无目的而又合目的地呈现出当代社会的现实与时代精神、新的价值与意义。精读《谁在敲门》，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社会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当代性。

　　《谁在敲门》对当代乡村现状的实录式书写，细致地客观呈现当代乡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这本身就是当代性的重要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对乡村精神内质有比较深入的把握，重构了当代乡村社会精神史。

　　《谁在敲门》准确地把握并书写了当代乡村各色人物的精神特质与精神困境。小说聚焦川东北乡村，不是宏观地从政治经济来写乡村的变化，而是从日常生活来反观乡村精神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蜕变。小说故事表层看上去是对乡村生活流的一种直观实录，可是实录背后却是每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观念。父亲许成祥一辈子生活在燕儿坡，年老之后只能到各个儿子家吃“转转户”，这让他不安与痛苦。住到镇上大女儿许春红家更让许成祥感到难受，他的生日被安排到大姐家，生日之后他就生病了，一病不起直至死去。父亲许成祥这个人物凝聚了传统农民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一生与土地相连。大姐、大姐夫与父亲许成祥看似不同，实则相似。他们居住在镇上，看上去过得舒心自在，可是离了乡土的大姐每天只能强迫症似地抹地板。大姐夫不是精力旺盛地奔走于乡镇官场，就是情绪低落、昏天黑地地打麻将，其精神深处有一种深深的不安。新一代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谋生，从乡村进入城市，也失去了一种稳定性与安全感，他们紧张浮躁、精神空虚。小说对这些乡村人物的精神状况及价值观念的细致书写，自然显现出一种非常坚实的当代性。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从以土地和人伦关系维系的社群中“脱域”⑪后，如何“再嵌入”⑫重新构造的乡村社会关系中，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除了对乡村社会和乡村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精准把握与书写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书写主体的作者如何面对、理解与思考现实。这都聚焦在对叙事者“我”的理解上，“我”成为理解小说当代性书写的密码。

　　“我”是许成祥的第三个儿子，是小说中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记录者与见证者，是当代乡村的一部分。当代乡村的荒芜、亲人的逝去、故乡的远去让“我”悲痛。“我们各自孤立，又相互孤立。我们关心了许许多多，却往往淡漠了最重要的。”⑬原本的一家人长大后四散分离，想重拾小时候那种亲密热切的亲情已不再可能。养育“我”的父亲却又生病去世，以血缘亲情维系的故乡离“我”将越来越远。“埋着我祖坟的燕儿坡，父亲很快也要下葬的燕儿坡，已经不属于我了，我成了燕儿坡的客人，再过些年，当我回到故乡，就连客人也算不上，只是路人。” ⑭父母在尚有故乡，父母逝去，“我”只能是故乡的路人。甚至照顾一大家人的大姐也自杀了，家乡对“我”的牵扯似乎少了灵魂，“我”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远离故乡。“我在慢慢地丢了故乡，哪里只是因为故乡的人少了，房子塌了，庄稼地变成荒草地了，我真正丢掉的，是再也没有先前那种缠缠绕绕的贴恋。” ⑮乡村于“我”的那种“缠缠绕绕的贴恋”没有了，一种无法诉说的寂寞包裹了“我”。“故乡在我心里，像一列奔跑的火车，车身已远去，只余下苍茫的汽笛和铁轨的震颤。” ⑯

　　失去亲人，也将失去故乡，这让“我”寂寞、悲痛，更让“我”困惑。这种困惑既在于无法接受故乡的整体性巨变，又在于不解故乡“再嵌入”的无序与无效，更在于“我”感觉自己对故乡的无用与深深无力。“我”没有给亲人们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我”的省城文化人身份与“我”无力帮助亲人们形成鲜明的反差。小说中有一处细节把“我”这种尴尬处境非常形象地表现出来。小兰与贵兵的女儿聪儿不受她父母喜欢，一次与“我”喝茶聊天中聪儿谈到此事，“我”宽慰聪儿，讲了很多道理，但所说的那些话让“我”感到无力，觉得是“纸上的善意”，没有力量。“纸上的善意”道尽了“我”的尴尬处境，除了说与写，“我”这个文化工作者又能怎样呢?

　　但故乡毕竟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村庄，是养成“我”与“我们”精神园地的沃土与基石。“我们都无力承担一种生活的失去，哪怕那种生活已经腐烂。” ⑰故乡会荒芜，生活会腐烂，但沃土与基石仍在，父亲般与乡村的稳定感仍在，并且时时在“敲门”。父亲在敲门，大姐在敲门，大姐夫在敲门，家乡亲人在敲门，整个中国乡村在敲门，让远离乡土的“我”与“我们”时常回到故乡，回到那片土地，回到那里的人和事。大哥、利民、侯大娘等对燕儿坡的坚守，韩镇长对乡镇政治环境的整肃，东轩县的旅游开发、对清溪河的治理、精准扶贫以及张书记发起的“红灯笼运动”等，使裂变中的乡村有向新社会“再嵌入”的机会与可能。

　　在思考当代乡村如何“再嵌入”时，罗伟章接续并光大了美与善。小说中申晓菲的美与善不被亵渎与破坏;县医院程护士把美与善施予病人;陈九全心孝敬养父陈猪毛;亚琼倔强的向善之心等。他们无不彰显了当代乡村精神与道德的另一面向。这股绵延广大乡村的美与善的力量，既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实然，更是叙事者“我”背后的作者对当代乡村之当代性的想象与追寻。当代性就体现在实然与想象的黏合中，进而构成一种确定性，“对于确定性的追寻才是文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义所在” ⑱。

　　这或许就是《谁在敲门》在中国当代文学乡村书写史中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② 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③ 贺绍俊：《在日常生活叙述中长出的大树》，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7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80页。

　　④ 王又平：《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下)，《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4 期。

　　⑤ 罗伟章：《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⑥ 蒋蓝：《罗伟章：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成都日报》2022年3月22日。

　　⑦ 贺桂梅：《结语：当代文学难题与中国经验的历史自觉》，《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03-549页。

　　⑧ 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⑨ 张丛嗥：《重审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立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