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隐痛·隐忧——罗伟章《隐秘史》的人心叙事及其文化意蕴

发布时间：2023-06-14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关键词：《隐秘史》

罗伟章早期作品通常被贴上“底层写作”的标签，不过，他在随后的文学实践和审美开掘中逐步探索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不仅没有掉入“底层写作”类型化叙事的语言陷阱，反而通过对个体心理世界的阐幽显微而最终确立起富有个性化和辨识度的文学审美世界。早在写作《声音史》（2015）时，罗伟章就发现了一处“裂缝”，“这处裂缝就是有一对邻居，他们的性格和为人，都存在强烈反差，他们富有可能性的人生”[1]。正是对于“可能性的人生”的痴迷与好奇，使得罗伟章在完成《寂静史》（2018）之后，借助《隐秘史》（2022）的长篇叙事容量来专门探究人生的可能性以及小说语言的可能性，进而在对当代乡村和当代农民的“泣血的呐喊”[2]中尽情释放自己的审美冲动。

在最新长篇小说《隐秘史》中，罗伟章继续沿着《声音史》《寂静史》中的乡土社会文化路径出发，依托平白又不失雅致、鲜活又饱含情感、简淡又富有哲思的个性化语言复原了一幅以河口村为缩影的当代乡村图景。罗伟章当然不满足于以驾轻就熟的方式去复制《声音史》《寂静史》的审美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放弃了《声音史》《寂静史》中对小说“宽度”的探究，转而在《隐秘史》中痴迷于对小说“深度”的勘探。从这一创作诉求出发，《隐秘史》尝试确立人心发生学的叙事基石，从原始状态以及个体心灵的写作路径出发来重新接触、拥抱和挖掘当代农民的精神世界及当下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在日趋碎片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罗伟章自觉地抛弃“完整性”“宏大性”的语言神话，转而致力于不断发现精神与肉体、自我与他人、现实与真实、乡村与城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种种撕裂和种种缝隙，屏息凝视这些撕裂和缝隙背后的隐秘、隐痛和隐忧，进而建构起独具魅力的“人心叙事”审美范式。

一

隐秘：深挖人心的个体特质

在罗伟章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人心”成为频入眼帘的审美焦点之一，而人心叙事也赋予罗伟章小说言之不尽的艺术魅力及哲思涌动的思想锋芒。罗伟章另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谁在敲门》（2021）围绕父亲的生病和死亡，写出了儿女们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从表面来看，这几个孩子都在尽孝道，实际上小说发掘的是儿女和父亲之间、儿女之间更深层更隐秘的东西。这篇小说也比较早地显示了罗伟章写小说的一个叙事方向，那就是小说本身在不断地“敲门”，敲开一扇属于他自己的审美之门。长篇小说《隐秘史》在挖掘人心、表现人心、写出人心这样一条道路上继续坚定地走着，而罗伟章在当下文坛中也由此站在了前沿和先锋的位置上。显然，相较于难脱宏大叙事焦虑的“乡土史”，“人心史”的审美路径要深微得多。“人心”成为打开《隐秘史》审美大门的重要钥匙，罗伟章正是借助极端隐秘的人心通道和难以捕获的人心裂变而真正进入当代农民的人心史、个体史与心灵史。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谈及人性时，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善、恶的评价窠臼，这究其本质而言仍是一种静止的、归类化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性总是可以归类的，甚至有时候也带有概念化的成分，然而人心却是没法归类的，更是反本质和反概念化的。正如有评论家注意到的，几年前的《声音史》尽管建构了对于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但在不少情景下，声音并没有“起到化入情节，因之而起，因之而没，因之再起的完全与人物命运融合为一的妙用。多处只是对他的声音感的外部的生动渲染，还没有设计出更高妙的东西”[3]。从“心灵”到“人心”让我们看到审美重心转移的“高妙”之所在。《隐秘史》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对于人心的洞幽烛微的审美热情，小说的主线暗含的是对于桂平昌的人心史变化过程的揭示。如果遵循人心的思路来理解《隐秘史》，那么它在看透人心、深挖人心这两个极具写作挑战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艺术突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

结合文学史来看，有些作家作品之所以缺乏吸引力，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畏惧看透人心之难而直接放弃了深挖人心的艺术尝试。特别是在类型小说中，不乏类型化的人性、类型化的人，比如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和虚伪的人。有的人疯狂追求成为武林盟主,，有的人要为爱情奉献出一切，这种书写都是类型化、模式化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真正能通过文本看透人心、写透人心的，除了鲁迅、张爱玲等少数作家，出色者并不多见。看透人心非常之难，它体现为几个层面的难度。首先，能不能看透“一个人”的人心，连一个人的人心都看不透，连身边生活着的最亲密的人的心都看不透，又怎能看透所有人的人心呢？这一层就很难，《隐秘史》中的桂平昌连自己妻子的心理都摸不准，也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讨厌自己，更不知道妻子还有不为人知的情感的燃烧；他对自己的仇人苟军也看不透，只有恐惧，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他始终是看不透的。

除了看透人心，还需要写透人心，这直接决定了艺术成就的高低优劣，与之相应的写作技巧也面临更高要求和更尖锐的挑战，而罗伟章在这个方向上就通过一次次“敲门”，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隐秘史》即罗伟章经过这种长久写作探索后的艺术结晶，小说中涉及的社会、时代、农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我们全方位展示了现实与真实之间的裂隙、错位或背离。个体成为在现实生活中行走的幻影，真实的自我潜伏在秘不示众的人心腹地，而现实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盘织交错则真实投射出人心的幽深、复杂与多变。在《隐秘史》中，主人公桂平昌活着的样子并不是真实的样子，他真实的样子只能在他的心理世界中。正如发现白骨后的桂平昌在反复自剖后的自我确证：“他变得那样迟钝，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他的脑子里装着两个世界，一冷一热，一阴一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4]罗伟章就这样紧紧追随桂平昌的脚步在两个世界之间不断穿梭，不断追踪，不断“敲门”，以期探寻到人心的变化轨迹和复杂性，捕获到不易为人觉察的真实暗流。

另一个层面，小说通过叙事还进一步表明，只有在人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才能找到人心所代表的个体的真实、复杂的样貌。《隐秘史》里追踪和叙述的这种目标，必定是一个小说家经过多年的写作探索后才能达到的一种非常好的美学意识和审美境界。桂平昌这个人物就是经由他的心理变化过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因此，只有回到他的“隐秘史”中，回到他隐秘的内心世界中，才能找到这个人的真实自我、主体自我，这是我们看到的他活着的样子所不能取代的。

除了对于主人公桂平昌“人心史”的完整呈现，《隐秘史》同样借助陈国秀、夏青、李成等人物的心理世界深入挖掘了“人心”的复杂、幽微与深邃。罗伟章的写作特别重视挖掘人心，尤其是对于各式各样农民心理世界的深入挖掘。回顾中国百年文学史，举凡挖掘人心、描写心灵史的各类小说通常都热衷于聚焦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而挖掘的心理往往也是以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围城》里的方鸿渐，《财主底儿女们》里的蒋纯祖等。此外，还有部分小说倾向于将现代乡土文学史建构成熔铸了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民族秘史。必须看到的是，部分作品在观照底层人物，再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时，不管是“为老百姓”的代言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代入式写作，对于普通百姓心理世界的挖掘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曾经风靡一时的“底层写作”中，部分作家对“底层”的书写主要是基于一种无根的想象和同质化的身份设定，一旦满足于这种类型化的想象，对所谓底层群体的心理描写就很容易走上背离真实的歧路，而这显然违背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艺术道德和审美操守。就这一点而言，罗伟章较早地自觉疏离了类型写作的陈规俗套，转而开启极具个人化、个性化的追求之路，那就是把这种内心世界的隐秘史的写作，植根于乡土社会，安置在老百姓身上。正如罗伟章所说：“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5]尽管当下越来越多的作品热衷各类博人眼球的离奇叙事，有的作品甚至开篇就是生死大战或者重大冲突，但是，真正的生活只能是日常，只能是以琐碎的姿态存在，就像桂平昌去挖麦冬，突然趔趄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洞。小说中的这个洞有强烈的隐喻性。在此之前，忍气吞声的桂平昌一直生活在苟军的恐怖之下，进而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其实就是老百姓的一种很有标志性的心理状态。而这种恐惧心理一方面来源于恶邻每时每刻的欺压、侮辱、威胁，另一方面还来自即使在不被威胁的时候，仍旧不能摆脱恐惧心理，久而久之，这种可怕的威胁造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心魔”。即便害怕的那个人死了，已经是一具白骨了，他还是很害怕，甚至得了一种谵妄症。当小说在深入挖掘这种集体无意识式的个体心理的时候，就无异于把它升华为了一种隐喻性的、更古老的存在方式。

《隐秘史》充溢着浓郁的日常生活叙事倾向，然而描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和普通人的点点滴滴，单纯依靠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脱离生活土壤的无根想象极容易造成作家语言与写作对象的距离感、疏远感。而在《隐秘史》当中，我们会发现普普通通的桂平昌及其妻子陈国秀，甚至包括恶邻苟军都被写活了。对于桂平昌及其妻子来说，蛮横霸道、心狠手辣的苟军堪称恶魔般的存在，极尽各种侮辱、欺凌之能事，但是，他对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师傅及村里的孩子却又展示出善良、友好的一面。通过描写桂平昌这种普通人的普通心理、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罗伟章把一个老百姓的内心世界表现得丰满、真实而立体，真正实现了小说人物与普通人真实状况的无缝对接。对作家来说，这是单纯依靠想象力所难以实现的，唯有通过真正深入理解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状态和心理状态，才有可能让有血有肉的鲜活面目跃然纸上。

很多作家熟稔于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写作，他通常只要以自身为参照，从自身经验出发去展开艺术想象，就基本上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现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和心理世界。现代主义思潮的起源就是知识分子自我的一种新感受的体现，比如象征主义认为，人们的眼睛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内心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他们所找的内心世界不是桂平昌这种人的内心世界，而是波德莱尔的内心世界，是马拉美的，是兰波的，更广一点说，或者是魏尔伦的，或者是里尔克的，是一种为世纪末的情绪所裹挟的知识分子的世界。然而善写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作家却未必能处理好农民心灵史，不少作家面对农民心灵史时往往不自觉地陷入捉襟见肘的艺术窘境。《隐秘史》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是罗伟章在人心叙事的维度上重新发现了农民的个体心理世界：他有老婆，也有仇人，他和老婆之间那种点点滴滴的爱情，那种对情感、身体的渴望，那种细腻的感受与失望，他统统都有，而且都显示出真实而坚硬的质地。在知识分子心灵史这一叙事主流之外，《隐秘史》深入挖掘了一个普通农民身上的“隐秘史”，这样一种写作方向堪称罗伟章极具独创性和个人性的艺术创造，它不仅对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写作”构成了巨大的艺术冲击，也以农民心灵史的审美范式及时刷新了当下长篇小说的艺术经验和美学阈限。

二

隐痛：挖掘人心的情感面向

《隐秘史》以发现洞穴为叙事起点不断加快叙事节奏，在当下与回忆的交叉闪现中不断打乱人物的内心宁静，转而不断放大着主人公面临白骨时的疑惑、恐惧、焦虑等隐秘心理体验。在桂平昌的心灵秘史中，“发现”这一极具动作性的关键词富有鲜明的个体能动性，而及物性的“发现”更是助推主人公从发现秘密一步一步嬗递到发现自我内心的精神之旅。作为闭塞乡村的普通小人物，桂平昌的人生自然难以摆脱苦难和痛苦，它们要么来自时代，要么来自苟军这种邻居的霸凌、羞辱、辱骂，然而，这些都是为河口村村民所熟悉、了解的，也似乎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毋庸置疑的现实。然而，随着人心冰山浮出水面，我们才发现，这完全是现实的幻影，真正的真实恰恰来自深藏于桂平昌内心深处的不为人知的隐痛。众所周知的痛苦，不过是他用以抵御真实苦难的物质外壳，强化无辜者人设的幌子，而只有隐痛才是决定桂平昌之为桂平昌的核心所在。

小说详细描写了桂平昌与白骨的三次相见，也以这一秘密行动为依托最终发现了桂平昌藏匿于心灵深处的隐痛。罗伟章的创造性在于借助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话语而成功实现了主体和对象的自由转化。第一次相见让桂平昌重温了惊惧和痛苦，他因为发现了白骨的秘密而焦虑不安，正如小说中所言：“拥有秘密的人生是狭窄阴暗的人生，你只能被秘密牵着走，越走越窄，越走越阴暗。更让桂平昌难以承受的是，日日夜夜，他都被那架白骨盯着。白骨想揭开他这个秘密。”[6]这具绝对不会开口因此也绝对不会泄密的白骨竟然一点一点激发了桂平昌的倾诉冲动，桂平昌通过一次一次的倾诉一层一层剥去心灵的伪装，最终在自我重复、自我推翻中重新找回真实而真诚的赤诚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桂平昌发现白骨构成小说的外显线索，而白骨发现桂平昌则成为更加重要的内隐线索，它们以双重语言装置的交互样貌出现，也将人心文化的本真与深邃一步步推向纵深。

面对白骨的沉默，桂平昌亲手打碎了“被欺负”的牢固人设，重述自己与苟军的仇恨关系，并忠实坦陈了“被伤害”才是自己痛恨苟军的真正原因，从而完成了对于现实世界中二人关系的拨乱反正。在食不果腹的饥荒年代，出身木匠家庭的苟军却从不为食物烦恼，甚至嘴角还经常泛着充满诱惑力的油花。与之相反，桂平昌的童年则是充满了贫穷、饥饿、自卑的沉重苦难，儿时的他经常与苟军躲进同一个草洞，就是为了更近距离地闻到油花的味道，而这种隐秘的情感体验在儿童极敏感的本能反应中逐步从羡慕演变成仇恨。这个伤害事件自然是桂平昌的自主命名，却成为伴随他一生又难以疗愈的童年创伤。然而，桂平昌在群体心理和社会成规的潜移默化之下，逐步篡改了童年创伤的真实根源，并逐步为之披上虚假的外衣，进而在日复一日的经验强化和心理暗示中将虚假塑造成真实。这就是人心问题的复杂之处，“当某个人固执地保持某种假象的时候，对他本人来说，那假象就成了真实，他一个人的真实”[7]。

人心的复杂，当然也脱不开生活的复杂，而对虚假和真实的辨识成为认识人心、理解生活时的最大挑战。即便是天赋异禀的杨浪也常常对此感到无力，即便他始终怀着极大的善意去理解他身边所有人、所有事，也常常面临“不能理解”的困境，其关键就在于“他无法剥去生活的壳，无法辨识虚假的外壳和真实的核心，或者真实的外壳和虚假的核心”[8]。这是杨浪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的困境：当真实与虚假以混淆视听的方式共存，一个人无法准确辨识真实与虚假，自然也难以准确辨识生活与人心。不管是以真实为虚假，还是以虚假为真实，它们都是对人心的蒙蔽，对生活的背叛。人类难以轻易抵达真实的人心和生活，这或许是难以更改、回避的根本真实，然而为人心祛魅，进而反观生活和现实，却为小说家们提供了发现真实、重建真实的审美通道。

究竟何谓人心？很显然，罗伟章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在《寂静史》中，萧道长临终前留给林安平一个重要神启：“心，刀带三点，一点自己，一点众生，外面一点是邪心，所谓修行，就是把邪心去掉。”[9]这番生动且富有禅意的阐释也启示着我们从以下三个层面去进一步理解罗伟章在《隐秘史》中的人心叙事：人心文化审美范式的第一个层面指向真实的个体自身；第二个层面指向真实的他人，特别是个体面对他人的方式和姿态；第三个层面则是指向人心之中不能忽视的邪恶性。小说的人心文化意蕴首先表现在承认人心所具有的天然的邪恶性，与此同时，也明确指出心灵修行的核心要务即是去除邪心。

当桂平昌彻底脱掉无辜者的虚假外套后，他从对苟军的诅咒和报应中发现了“不可解释的恶”，这次令人惊异的自我发现使得桂平昌在一面“无形的镜子”中“清晰地照见了自己”。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那是一面无形的镜子。正因为无形，才不仅能照见面孔和衣服，还能照见脏腑。镜子里的人，分明是他，可眼睛一眨，又变成了苟军。眼睛再一眨，那个人成了两个脑袋，两副肩膀，两双手臂和腿脚，却共用一颗心脏。从这颗心脏涌出的血，一段一段把身体点亮，像电流把街上的路灯点亮……某些地方亮得耀眼，某些地方仅存微光，某些地方闪闪烁烁，某些地方已经熄灭，还有些地方，从没亮过。”[10]通常被框定在正邪、善恶、强弱对峙关系中的两个人居然如此的相似，居然拥有“孪生的灵魂”。这不啻是《隐秘史》最触目惊心的发现，它震惊了桂平昌，也震惊了读者。当苟军辱骂、暴打桂平昌妻子陈国秀的时候，桂平昌居然还能镇定地在里屋做饭；听不到妻子的喊叫，桂平昌居然冒出妻子是被打死了的念头；妻子被打被骂，桂平昌全都能忍受，唯独对苟军坐到妻子身上耿耿于怀，甚至觉得打了苟军一巴掌的妻子很“恶心”……当桂平昌毫无心理负担和情感挂碍地向白骨将这一切完全敞开的时候，他其实面临的正是一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11]的灵魂疗愈，他把自己秘不示人的痛点甚至“不可解释的恶”毫无保留地和盘供出。

简言之，在《隐秘史》抽丝剥茧般的人心叙事进程中，桂平昌一步一步踏上刮骨疗毒般的浴火重生之旅，不仅重新发现了真实的自我，重新诠释了自我与仇敌的关系，也在直面自身之恶的自剖勇气中真正实现了呵护人心的精神涤荡。

三

隐忧：叩问人心的文化危机

不论是隐秘的洞穴，还是内心的隐痛，都在相当程度上指向桂平昌的个体心理世界，并进一步触发了“人心乱了”的心灵后果。然而，桂平昌不仅作为缔造秘密、发现秘密、保守秘密的独特个体而存在，也以留守者的身份亲眼见证着河口村的日渐空心化和破败相，更以热衷劳动、留恋土地的方式成为传统乡村伦理的执着捍卫者。在《隐秘史》中，日常生活的河流被置放到叙事焦点之上，而这条河流即便波澜不惊也终将流向暗潮涌动的浩瀚海洋。作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直接后果，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村庄，家庭破碎、房屋坍塌的河口村不仅面临衰败而终至消失的唏嘘命运，更在日趋空心化的颓丧中遭遇“人心变了”乃至“人心坏了”的文化危机。当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离乡的主导潮流，日渐老龄化、空心化、废墟化的趋势无疑大大加剧了传统乡村社会的颓败。

在文化危机的无形冲击之下，不管是个体的心灵，还是乡村的心灵，都被迫遭逢“空”而“重”的困境。桂平昌等为数不多的留守老人难以彻底割裂与土地和故乡的血脉关联。在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的激烈拉锯战中，河口村似乎难以逃避不战而败的最终宿命，而个体的死亡与村庄的消失似乎也成为高悬在留守村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面对涌向城市、追逐现代化的时代主潮，《隐秘史》恰恰聚焦于落伍者的情感偾张以及保守者的文化隐忧，只是情感偾张和文化隐忧依然是借助对人心的把脉而进一步具象化、鲜活化。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乡村消失，不只是乡下少了许多活着的村庄。因为钱，或许还因为别的，人心坏了。”[12]村庄的消失固然可怕，而比这个更可怕的灾难却是“人心坏了”，即一旦现代社会中的人心在金钱、欲望、权力的蛊惑下全然抛弃原本的道德律令和灵魂操守，那将是乡村道德和乡村文化的彻底失范。在《隐秘史》中，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村庄，在城镇甚至城市谋求各式各样的生存道路，然而令留守老人们齿冷、鄙夷和不屑的是，不少人走上坑蒙拐骗甚至违法犯罪的堕落之路。更加令留守老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不管在外谋生的手段多么艰难或者不堪，离乡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选择回来。

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离乡者的选择，还是留守者的选择，都更多地指向一种个体化的生存选择。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呈现出前者众而后者寡的力量对比，然而从《隐秘史》的价值选择，到作家主体自身的文化价值立场，都无一例外地展示出声援后者、支持后者、同情后者的基本姿态。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时代巨浪，《隐秘史》不仅关注农村留守者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深情留恋，更在城乡对比的宏阔视野中做出了反思现代性、回望传统性的价值选择。作为现代性的心灵后果，人心的疏离无处不在，乡情的失落也日益深重。

《隐秘史》中借助陈国秀进城时的眼睛和念头发现了“人心的疏离”，这种疏离真实再现了城市化浪潮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交往状态，进而重塑着人们的心灵境况和精神价值。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就是一起住到镇上来的，相互之间也淡了，镇上的楼房，将他们隔开了，他们不会去同一口水井里挑水，不会去同一个池塘里洗衣，不会在同一根田埂上相遇，加上离开土地过后，各想各的事，各发各的懒，面对春雨冬雪，没有共同的喜，遭遇洪涝干旱，也没有共同的忧。”[13]这番以否定式口吻铺排开来的话语虽然表明了对于城镇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却以无限深情讴歌着植根于大地的乡村文明所具有的天然性、灵动性以及稳固性。小说在“同一口”“同一个”“同一根”的语音重复中加固了传统乡村文明的稳定性，从而将植根于大地的农民牢牢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在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除了作为物质文化表征的大地之外，作为精神文化指涉的传统乡村文明同样发挥着黏合剂的重要作用。正如小说中所言：“村子里人多的时候，同一院子的人，几层院子的人，你串我的门，我串你的门，说些说了一辈子的话，甚至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人说过的话，却无半点老旧、重复和无趣的感觉。……日子就是这样打发的，乡情也是这样织起来的。乡情是一条埋得很深的根子，徐徐地有微温流过，流过了，却不让你知觉。”[14]由此，作为传统乡村文明的重要精神根基，乡情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的每个毛细血管，也正借助日常生活细节的世代灌溉而建立起充满热度和温度的情感依恋。

如果说日常生活是传统乡村文明的物质外壳的话，那么乡情乡心则是传统乡村文明的精神依傍。然而，随着城市化这个巨型机器的齿轮转动，不管是坚固的物质外壳，还是柔软的精神依傍都在现代化的疾风巨浪中烟消云散了。《隐秘史》喷绘了一幅由个体、乡村、城市所共同构成的现代中国社会缩影，在具体写作进程中则是将整体性隐为暗影，而把日常生活和个体人心的各类细节置放到叙事焦点上。随着现代性的开启，人们逐步被抛掷到这样一种生存状况之中：“世界从整体角度上、在意义方面，总令人失望；但在细节中，它令人惊奇，因为它总是明确无误。”[15]因而，如果我们想要重建乡土伦理、乡心乡情的形式与结构，就不得不从捡拾、观察、探究它们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碎片开始，追踪它们留下的断痕或缝隙，并由此索解、复原、建构它们的当代形式。

与前述日常生活话语有所不同，《隐秘史》在凝视当下乡村命运时也精心创造了一系列富有文化意涵的文学隐喻符号，例如小说中的“废墟”“断头路”“声音”等，它们分别指涉着当代乡村的颓败命运、隔绝状态以及消失的进程。与之相应的，保守的留守者们试图通过清扫废墟、筹钱修路或模仿各种声音的方式做出有限的反抗，即便这种有限的反抗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以失败告终。但是，正如阿来所说：“有些时候，小说需要超越沉重的现实逻辑，服从另外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想象力的逻辑。”[16]这些来自留守者们的失败的反抗虽然未免悲壮和伤感，然而反抗姿态本身却是承载着这些植根大地、热爱乡村的保守者们无限的深情与忠贞。就连罗伟章本身也是“农村永存”论的缔造者和信奉者，他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万事万物都应该在乡村的天然怀抱里建立起一种充满善意、荣辱与共的生态系统。对于人，他也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层面的追求，发自灵魂深处的对农村的热爱，其实是对一种道德的忠诚。我相信，人类最美好的品德，是像庄稼一样从土地里生长起来的。”[17]

罗伟章在《隐秘史》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这个故事里，杨浪依然在，而且就是《声音史》里的杨浪，但他已经只是背景了。这个故事打开另一扇门。这扇门里的声音，杨浪听不见。很可能，世上没有人能够听见。”天赋异禀的杨浪可以记住并模仿各种各样听过的声音，包括自然万物的声音和各个村民的声音。这些声音被罗伟章统称为“天籁”，而《隐秘史》要打开的却是“另一扇门”，这扇门通向的是人心的腹地，小说正是在探勘人心的过程中去采掘那些不为人知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写道“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18]，而我们在《隐秘史》中同样看到作家借助语言的力量发现生命个体与乡村大地、个体人心与自然生命的平等对话，进而拓深了“上及审美的天空，下及生活的暗流”[19]的审美追求。从乡村人心的隐秘到人物灵魂的隐痛，再到作家主体的隐忧，罗伟章的人心叙事所潜藏的文化意蕴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注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长篇小说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22JJD750027）阶段性成果；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江苏长篇小说文化谱系研究”（22ZWB006）阶段性成果。

[1]舒晋瑜：《罗伟章：我在< 隐秘史> 中索取小说的深度》，《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1日。

[2]罗伟章：《农村永存》，《天涯》2004年第3期。

[3]雷达：《罗伟章 < 声音史> ：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文艺报》2016年1月4日。

[4][6][10][12][13][14]罗伟章：《隐秘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8、236、216、65、71、222页。

[5]蒋蓝：《罗伟章：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成都日报》2022年3月22日。

[7][8]罗伟章：《声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

[9] 罗伟章：《寂静史》，《钟山》2018年第6期。

[11]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15]让·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王晴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