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乡村浮世绘与人情交响乐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是一部在艺术形式设计方面多有用心的优秀长篇小说。通过对文本先后两次的认真阅读，我认为，借助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这些努力，罗伟章所首先试图展示出的，就是一幅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差不多总会有几个可以被看作中心人物的人物形象存在，但《谁在敲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粗略计来，在这部长达63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先后登场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160人左右。在其中，又有多达三四十位人物，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对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想进一步从中确定到底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算得上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却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即使是如大姐夫李光文这般重要的人物，也很难说就是作品的中心人物。由此即不难得出结论，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所实际采用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叙述策略。所谓“去中心化”，就意味着作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艺术聚焦方式，来面对回龙镇的那些普通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种艺术聚焦方式的背后，很可能潜藏着作家某种带有一点“齐物论”色彩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谓“齐物”，当然是从古老的庄子那里借鉴而来的一种说法，它很显然意味着，在罗伟章这里，现实生活中那些地位身份不同的人们全都是不分高下，应该等量齐观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去中心化”叙述策略的采用，才使得《谁在敲门》成为一部没有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在文本中陆续登场的那些人物，可以说都是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说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物，都因此而获得了现代意义上一种充分的主体性。而伴随着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得，《谁在敲门》自然也就成了一部具有人物群像式展览结构的长篇小说。我们之所以把《谁在敲门》判断为一部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日常生活浮世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谓“浮世绘”，按照《辞海》中的解释，乃指“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浮世是现世的意思，故其描绘题材大都是民间风俗、优俳、武士、游女、风景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浮世绘一般以色彩明艳、线条简练为特色，因多数反映当时的民间生活，曾得到广泛的流传和发展，至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这里，我们意在借用这一绘画术语来指明罗伟章《谁在敲门》的基本思想和艺术风格。
既然是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那自然也就会有普通乡民生存境况的真实呈现。比如父亲许成祥，因为母亲代珍的早逝，一个人拉扯七个子女长大。那一年，大哥春山19岁，二哥春树17岁，大姐春红12岁，二姐春花8岁，“我”也即三子春明5岁，幼子春晌2岁，最小的幼女春英还不满3个月。在生存条件格外艰难的川东乡村，一个单身男人，要想把这七个子女全都拉扯大，让他们都成人成家，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正因为生存艰难，所以，父亲才被迫把幼女春英送给了别人家。但即使如此，许成祥肩上的担子也谈不上会有减轻多少。不曾想，等到他的七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且成家立业之后，业已步入晚境的许成祥自己的养老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依照乡村的社会伦理，既然父亲育有四个儿子，那养老的问题就应该由四位兄弟来承担。因此，他的三个女儿，尤其是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姐春红，虽然也可以想方设法以贴补的方式各尽孝心，但却不可能越俎代庖地替代四位兄弟。由于三子春明也即叙述者“我”，人在省城工作，家在省城，但父亲却在大城市里怎么也待不惯，所以，他先是跟着幼子春晌一起生活，没想到的是，明明知道父亲牙口不好，吃不了硬东西，弟媳却总是故意煮锅巴饭给他吃。这种情形被大姐无意间发现后，就硬是把父亲拉到大哥家，让他和大哥他们一起生活。但仅仅只过了一个月时间，父亲就强烈要求还是要跟春晌一起住。大姐只好又把父亲拉进了二哥家，没想到，这一次，他只住了十天，就自作主张地一个人拖着拐杖跑到了春晌家。尽管叙述者没有交代具体原因，但父亲在大哥和二哥家无论如何都待不住，大约总是感到不舒服的缘故。问题是，跑回春晌家后，没过多久，就又因为弟媳背着父亲，独自溜空儿在家炒肉吃而发生冲突，父亲竟然提出要一个人去后山住岩洞。在“我”闻讯赶回去之后，经过一番协商，父亲最终还是坚决表示，岩洞可以不去住，但却一定要一个人单住。“谁知睡个瞌睡起来，我拎着包准备下山，父亲却又反悔，拉住我流眼泪，说他还是跟春晌。”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父亲到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儿子一起住。问题的关键是，既然弟媳对父亲并不好，父亲却为什么还是要坚执于此呢？原来，“他是担心弟媳跑了，不要兄弟了”。因为此前发生冲突时，弟媳曾经说过想要离婚，所以，“离这个词，像一把大铡刀，没把兄弟吓倒，却一直悬在父亲头上”。这样一来，作家的笔锋便由养老问题巧妙地转向了对父亲心理状态的一种精神分析式挖掘。或许与春晌乃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有关，只要有一点可能，父亲都会想方设法地尽一切可能去庇护他。正因为如此，村里人才会戏谑地说：“许成祥想照顾春晌一辈子，如果春晌活八十岁，许成祥要活一百三十岁才能丢手。”也因此，即使在弟媳那里受虐，父亲也仍然要坚持跟着儿子一起过，其背后所深刻揭示的，就是他内心深处一种牵挂春晌的精神情结。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两个细节。一个是，只要他和春晌住在一起，“我”每年给出的三千元，就可以貌似“合乎情理”地转给到春晌手里。再一个是，在他80多岁的生日宴上，父亲曾经一再强调，自己一定要争取活到一百岁。因为按照县里的规定，每位百岁老人都会奖励一台彩电，父亲想给春晌挣回一台彩电来。
比如，乡村的普遍空心化。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的青壮年，都背井离乡地去外地打工。先是“我们”家：“比如今年，大嫂跟她女儿在浙江，二姐一家在湖北，幺妹两口儿在广东，小字辈更是星散各地，别的小字辈倒还有个实在的去处，大哥的儿子四喜，谁也不知在何方落脚，他五分钟前给这个打电话，说在北京，五分钟后给那个打电话，就可能说在海南。”一个家族的人，大半都跑到外地去打工，肯定是因为在本地生活艰难，挣不下钱的缘故。正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地出去打工，所以，等到在燕儿坡为父亲办丧事的时候，要想找到能够干体力活的青壮年，竟然也都成了一个问题。折腾来折腾去，能够抬棺的壮劳力，也只是“特务”、许兴、狗屁、石头他们四位。以至于即使是“打井”（川东方言，意为挖墓）这样的男人活，也只能让如侯大娘这样年迈的妇人们去干了。乡村的空心化达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但问题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关键在于，即使到了后来，打工已带不来什么效益，“外面的厂子即使没拆，没垮，也只敢偷偷摸摸上夜工，做一夜躲几天，无非挣个饭钱”，这些外出打工者却也不回乡。“老人倒麻秆似的死去，又不见年轻人回来安居乐业，即使外面的厂子垮了，不得已回到老家，也是打个响片，养两天神，便又飘回城里；他们在城市里游荡，听此起彼伏的车声，吹横七竖八的风，一身的体力，不知去哪里出卖，便在风里耗散，或在风里变得凌厉。”在这里，很显然还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明落差问题。一个残酷现实是，城市文明较之于乡村文明总是要更高一个等级，想让这些在打工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城市文明气息的打工者，舍弃城市重返乡村，其实是难之又难的一件事。
再比如，精准扶贫中的某种滑稽乱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燕儿坡担任第一书记的，来自省档案局的华运翔。“燕儿坡第一书记华运翔，自己的家境并不好，老婆在省城摆地摊，晚上才敢摆出来，儿子刚上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可一听贫困户哭穷，他就摸荷包。”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的一种莫名窘境，正是摸荷包给摸出来的。那一次，因为听到一个名叫马翠的妇人哭穷，华运翔心有不忍，马上从荷包里摸出三百块钱递过去。这一递，可就捅了个马蜂窝：“刚递出去，面前就是一堆手。他就一户一百地给。那天，他身上揣了七百块，都是百元券，给了马翠三百，只能再给四户。可在场的不下十户。给完了，他两手摊开，说没有了。没拿到钱的，先是失望，继而怀疑，随之变得凶狠。他清晰地看到了那眼神的变化，便把口袋翻过来，说真没有了。可面前的手不仅没收回去，还伸得更直。”就这样，一场根本就料想不到闹剧上演了：“‘不给钱，莫想走人！’他们喊着说。/华运翔打了个寒战，别开众人就走。/没走几步就被擒获。/毕竟是军人出身，脖颈和膀子一甩，再走。但已不是走，是跑。/却又摔倒在地。是有人向前一扑，扯住了他的裤腿。/当他挣扎着向前跑，裤子就像被剥皮那样剥掉了。/他是穿着内裤逃回村委会的。”这种场景的出现，着实让人情何以堪。华运翔的本意是竭尽所能地帮助困难的乡亲，没想到的是，被帮助的乡亲们却不仅不承他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把他最后剥得只剩下了一条内裤。出现于罗伟章笔下的这个场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当年对于所谓看客的揭示，以及对看客心理的洞察与批判。燕儿坡的这些简直不知廉耻的吃瓜群众，其实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甚至较之于看客还要更等而下之一点。
以上种种远不足涵盖出现在罗伟章《谁在敲门》中的真实乡村图景，在其中，敏感的朋友当然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犀利尖锐的批判目光的存在，因为优秀如罗伟章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粉饰者。但仅有批判二字，却又不足以涵盖罗伟章写作的全部努力方向。某种意义上，包括批判在内的一种更富表现力的浮世绘式的世相呈现，或许更切合《谁在敲门》的基本面貌。然而，抓住了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却仅仅是抓住了《谁在敲门》的一个方面，与乡村世界的浮世绘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罗伟章对曲折幽微的人情世故的深入理解与把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更愿意把《谁在敲门》判定为鲁迅先生曾经极其称道的以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表现为显著特色的“人情小说”。黄德海之所以会把《谁在敲门》与《红楼梦》相比附，我想，这恐怕也是他的着眼点之一。关于“人情小说”，鲁迅先生发表过极精辟的见解：“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全书（指《红楼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1]参照鲁迅先生的精辟见解，在我看来，所谓“人情小说”，就必须在人情世故的揣摩和表现上下极大功夫，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以曲尽人情世故之幽微曲折。
比如，关于何老三和大姐夫合作经营挖挖机和采砂船。作家先是描写何老三一大早在大姐夫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赶过来给大姐夫付钱结账，大姐夫的态度也非常坦然，问题在于，大姐却忌讳：“大姐倒不忌讳我，忌讳父亲。不忌讳我，是觉得我肯定比大姐夫挣得多，忌讳父亲，是觉得我家那些兄弟姊妹，个个都没个饱足，你挣一百块，就恨不得你拿出九十块给他用。”但大姐果真不忌讳我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等到何老三告辞出门后，大姐刻意对我解释：“何老三昨年下半年就没给过我们钱。”她的意思非常明显，何老三之所以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几捆钱来，是因为积攒了半年都未付账的缘故。但其实，大姐夫早已对我说过，何老三坚持每月按时结账，这是他雷打不动的规矩。大姐和大姐夫两相对照的结果证明：“大姐到底是防着我的。”这里，肯定不能说大姐不信任我或姐弟俩的感情有什么问题，然而，虽是嫡亲姐弟，但大姐却偏偏就要这么说，甚至还不如大姐夫坦诚。这一点，或许可以用“防人之心不可无”来解释俗语。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围绕何老三一大早登门送钱这样一件事，就搞出了这么多应该或者不应该有的弯弯绕，人心之叵测，人情之曲折幽微，于此可见一斑。
再比如，同样是给妻家的兄弟几位拿烟来抽，大姐夫却对“我”明显地青眼有加。对其他兄弟，给的是十五元一包的“巴香清”，虽然已经算是“巴香清”三种档次里的上品了，但同样是妻弟，只因为“我”不仅曾经上过大学，而且后来还在省城工作，所以，大姐夫便对“我”格外地另眼相看：“他就把我领进里屋，给我拿烟。打开橱柜，满满当当全是烟，他给了我一条软中华，便把橱柜闭了。分明有整排大重九，还有南京、贵烟、黄鹤楼，全是极品的，为什么不随便再给一条？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明知道大姐夫对自己已经另眼相看，但“我”却依然贪心不足，拿到一条烟后并不满足，还想着为什么不再给一条。这种潜意识里的贪婪心理，很快就被大姐夫稍后的一段话验证。那一次，在给了其他兄弟各自一包红壳子后：“兄弟说：‘要拿多拿一包嘛，给一包，揣在左边右边翘，揣在右边左边翘。’大姐夫朝我眼睛一轮：‘我说啊！’是指他早上说的给外人拿烟和给亲人拿烟的话，现在得到了验证。”实际的情况是，一大早起来，大姐夫就针对亲人和别人之间的区别发表过一番百试不爽的“高论”：“亲人仗着是你亲人，做起事来，拖工期，踩假水，总不尽心，问你要钱的时候，脖子却比牛脖子还粗。找外人就不一样了，一是一，二是二，不得把二说成三，也不得把二说成一。外人把事情给你做得巴巴适适，还对你恭恭敬敬，感山谢水。这好比你给外人拿包烟，外人对你有说不尽的好话，你给亲人拿包烟，他心里却在冒泡：为啥只给一包，不是给一条？——不如不给。”事实上，不只是其他的几位兄弟，即使是被大姐夫高看了很多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一点上，也都如同其他兄弟一样没出息，都想着大姐夫为什么就不能慷慨一点，为什么就不能多给一条或者一包。一方面，大姐夫对几位妻兄弟的区别对待，固然说明着人情世故的无孔不入与无处不在，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几位兄弟“没有出息”的表现，却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说明着人性本能中贪婪心理的普遍存在。
事实上，在这部长达63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人情世故四个字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原本总是寡言少语的兄弟春晌，关于到底该如何办丧事的一番长篇大论：“合伙办有个毛病，就是将来分礼金的时候，又会扯淡话，闹矛盾。谁家亲戚送的，归谁，这个很明白。谁结交的朋友，朋友送的归谁，这个也很明白。不明白的，是那些百客，百客跟几兄弟都认识，却跟谁都没有深交，他们送的该怎么分？按理该平分，但先前那些人家做事，可能甲去了，乙没去，他是冲着甲来还情的，结果乙也得了；即使甲乙都去了，上礼的轻重也有别，回过来的礼，却是平分了……”到底该不该上礼？到底该怎么上礼？收入的礼金又该如何处理？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一贯寡言少语的兄弟春晌，甚至可以说是干脆给我们上了一堂形象而生动的人情课。内里的那些细致和幽微，竟然让“我”都会产生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说到底，特别看重现世人生、此岸世界，而多少有点忽略彼岸世界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看重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的人情大国。之所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出现诸如《金瓶梅》《红楼梦》这样杰出的人情小说，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从一种文学谱系的角度来说，罗伟章的《谁在敲门》也正是《金瓶梅》《红楼梦》这种人情小说传统在中国当代结出的果实。很大程度上，人物众多的《谁在敲门》也如同《红楼梦》一样，作家能够摆脱单一视角，深入体察不同人物的处境和性格，写出他们各自的人情和道理。诚所谓大姐有大姐的道理，大姐夫有大姐夫的道理，大哥有大哥的道理，兄弟春晌也有春晌自己的道理。如果套用音乐术语来打一个比方，那罗伟章就像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家，正是在他掌控自如的悉心指挥调度下，大提琴、小提琴、长号、短号等一众乐器一齐发声，彼此错落有致地构成了一曲雄浑的中国乡村世界的人情交响乐。
大凡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总少不了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塑造。罗伟章《谁在敲门》也同样如此。作为一部人物形象众多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很多人物都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惜乎篇幅所限，无法在这里展开进一步分析，但大姐夫李光文和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也即许春明）这两个人物形象，却无论如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先来看大姐夫李光文。作为一位生活中的强者，李光文在《谁在敲门》中所处的地位，相当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从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角度来说，他毫无疑问也是小说中人性构成最为复杂，最具审美价值的形象。李光文的突出特点，就是各方面能力的非同一般。首先，他自己特别能挣钱：“大姐夫手头，挣钱的活路多。经营挖挖机和采砂船，是他的私活，他还有公家活。”有了钱，才有可能去帮助家族以及周边那些弱者，并建立起自己在生活中的权威。正所谓财大气粗，大姐夫之所以在生活中有着一言九鼎的决断权，其根本原因在此。其次，作为村干部，他对社会公共事务不仅葆有极大热情，而且也有着相应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在村民中的威信，不是摇旗儿摇出来的。全镇没通乡村公路的时候，他就上下奔走，四处筹资，把李家岩的路凿通了，非但不要村民出一分钱，还为他们挣好处……有年杨侯山遭雷劈，发山火，他一个昼夜冲在头里，小腿和脊背都被烧伤，火救下来，却没休息，也没去医院，而是忙着安排受灾户，给他们找住处，筹米粮。”以上这些细节充分说明，大姐夫之所以能够在村民中享有如此之高的好口碑，与他自己长期的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他的生活威信，是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的。第三，他善于处理和上级领导的关系。由于他总是能够在各个方面帮着上级领导解决问题，所以颇获领导的信任：“若干年来，历届镇领导，都是我大姐夫的朋友。”
第四，能够给读者留下极深刻印象的一点，就是大姐夫极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一点，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在鄢敏意外死亡事件的处理上。李家岩的村民鄢敏，偷偷跑去和情夫李保顺幽会，没想到，李保顺只是去冲了个澡的功夫，她就因突发心脏病赤身裸体地死在了床上。事发之后，鄢敏的丈夫李财，便协同鄢敏的娘家人一起，大闹李保顺家。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大姐夫到底该怎么办？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很好地摆平这个事情呢？首先，他先“召见”李财。在搞明白李财因为鄢敏的偷情已经不喜欢她的情况下，大姐夫便对症下药地提醒他：“她死在李保顺家，你正好脱手不是？你现在就回去，问都懒球得问一声，让李保顺那龟儿子去收拾！”紧接着，他又“召见”了鄢敏的堂哥鄢发云，用犀利的言辞直击他的软肋：“是她自己拿起两只脚跑来的，跑来还死在李保顺床上，你们当娘屋人的，硬是有脸？想要赔偿啊？看看这个家，能拿得出啥子来赔？……医生说的你们也晓得，鄢敏死于突发性心脏病，是病死的，不是李保顺整死的。”“就该你们赔她（指李保顺的妻子施漱玉），不是她赔你们！何况你们还杀了她的狗，打烂了她的家什。”这一番话说下来，鄢发云原本气鼓鼓的嚣张气焰，便消了一大半。接下来，被“召见”的，就是李保顺。大姐夫一时变得咄咄逼人：“莫给我说她是心脏病发作，她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李财家住了十三年，没见心脏病发作，跑到你家里来，就发作了。发作在一个好地方！还脱得裸儿精光的！”眼看着李保顺被自己完全慑服，大姐夫紧接着做出了不容置疑的指令，让李保顺务必办好鄢敏的葬礼。最后，大姐夫“召见”的，是李保顺的妻子施漱玉。在给施漱玉讲清了李保顺的被处置和她之间的利害关系之后，大姐夫建议施漱玉，一定要想方设法积极配合丈夫把事情处理好：“事情是保顺做出来的，你完全无辜，但赔钱的时候，保顺的钱还不就是你的钱？另外呀，漱玉，你还要听我说，鄢敏她再是个不争气的婆娘，再是个没德性的三角货，但死都死了，你就莫跟她一般见识，你就当做好事积德，把她的后事安排妥当。”就这样，大姐夫凭借自己对当事人各自不同心理的精准揣摩与判断，紧紧抓住对方的软肋，凭借自己足够丰富的社会和人生经验以及三寸不烂之舌，以超强的控制力摆平了鄢敏意外死亡事件，没有发酵出更为严重的事端。大姐夫在处理这件事过程中的表现，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那一段故事。如果说王熙凤干练的处事能力在协理宁国府时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展现，那么，大姐夫那应对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就在鄢敏意外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身为强者的大姐夫，除了具备以上这些正向度性格特质之外，也还有一些负面性格特征存在。比如，他对于钱财的贪婪与报复他人的狠毒。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放高利贷上。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大姐夫是一个在钱财方面出手特别大方的人，虽不能说仗义疏财，但却从不抠抠索索。无论是对家人、亲戚，还是对那些干儿干女，甚至于包括像灰狗儿这样的无赖懒汉，他都尽可能地在钱财方面施予援手。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不惜违法，也要放高利贷给钱文这样的人。之所以要放高利贷，肯定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如此一种矛盾情形的出现，所说明的，正是大姐夫人性的复杂。又或许，正因为大姐夫总是出手大方，所以也才需要通过高利贷这样的违法方式聚敛钱财？总之，因为钱文欠他高利贷还不上，大姐夫不惜动用类似于黑社会的残忍方式整治钱文。这样一来，他也就为自己未来的锒铛入狱埋下隐患。比如，他为了讨好上级甚至不惜触犯刑律。翻船事件的处理，就是极好的一个例证。那一次，回龙段的清溪河上翻了船，二十多人中有五人死亡。依照规定，类似事件中死亡人数只要超过三个，事发地乡镇以上的一把手就会被免职。回龙镇的书记冯泉刚刚上任不满八个月，眼看着就要丢掉乌纱帽。这时，“毅然”站出来替冯书记“排忧解难”的，就是大姐夫。因为其中有三位死者是李家岩村的，他就私下找到了三位遇难者的家属。用许以重金的方式，迫使他们接受了“死亡两人，失踪三人”的定案结果。由于有大姐夫的拔刀相助，冯书记的官位也就保住了，事后两人成了“死死的朋友”。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大姐夫根本就不可能料到，若干年后，这件事情不仅再次发酵，而且还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次，是因为他无意间得罪了回龙镇新任韩书记的缘故。用大姐夫后来的话说，他之所以最终锒铛入狱，乃是因为中了韩书记的“连环套”：“韩书记恨他。/这恨，在韩书记当副镇长时就种下了。……大姐夫从没得罪过韩副镇长，但那时候，他在书记和镇长心目中的位置，超过了韩副镇长，就为这个，韩副镇长恨他。当韩副镇长成了韩镇长，进而成了韩书记，恨的种子就破土而出，长成大树，枝繁叶茂，把大姐夫罩住。”虽然并不是完人，但大姐夫也实在算不上什么恶人。仅因为大姐夫各方面表现出色，便在无意间得罪了身边人，让身边人不仅恨他，而且还想方设法地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特别瘆人的事情。大姐夫的不幸之处，就在于他莫名其妙地就陷入如此悲催的境遇之中。诚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因为有韩书记在作祟，翻船事件和高利贷事件先后发酵，再加上莫须有的与黄二妹之间的“腐化堕落”，大姐夫到最后只能落得个锒铛入狱的悲惨结局。
但在结束关于大姐夫的全部论述之前，我们还得注意到他内心深处一种不容轻易触碰的精神情结的存在。那就是，当年在新疆的时候，他已经因为“偷窃”而有过一次锒铛入狱的痛切体验。那一年，因为自以为给表叔的儿子寄题有功，在误信了表叔“你将来考上大学，学了技术，过来帮我撑持”的虚伪承诺的情况下，大姐夫带着“我”大姐，千里迢迢赶到遥远的新疆，去投奔这位一度“信誓旦旦”的表叔。想不到的是，等他们抵达新疆之后，却发现实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表叔根本就容不下他们。但要想离开，就必须有路费，这对于两手空空的夫妻俩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万般无奈之下，大姐夫只好开口向表叔借钱。但因为有表婶的介入，借钱一事最终无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无奈“行窃”，“偷了”表叔家的三百块钱。被发现并被抓获后，大姐夫竟然被判处三年徒刑。自此之后，大姐夫就落下了终身都无法被治愈的病根儿。一个是见不得坐牢这个字眼，再一个则是，他总是怕“穷”。对此，知他甚深的大姐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谈论：“‘早晓得这样，我不该捡了他的好酒。捡了他的酒，他每次回到家，都心慌意乱地站在酒柜前，东摸摸，西摸摸。你哥呀，’大姐抹了一下眼睛，‘他把好东西搁在明处，有时也不是显摆，是穷怕了，穷出病根儿来了，要眼里光亮，他才心里踏实。想起来呢，也是可怜。”原来，在现实生活中强大如大姐夫者，也有自己难以超越的精神情结。写出了这一点，作家罗伟章自然也就赋予了大姐夫李光文这一人物形象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分析学深度。
大姐夫之外，另一个值得展开分析的人物，就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那位在省城工作和生活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即父亲许成祥的三子许春明。作为许氏家族，甚或说燕儿坡村多年来出现的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许春明一向被看作是鸡窝里飞出的凤凰，被认为是许氏家族的希望。唯其如此，燕儿坡人才会把修好那四公里破烂道路的希望寄托在许春明身上，家里人一旦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的，除了强者大姐夫之外，就是许春明。即使强势如大姐夫者，也会没有多少道理地把一些渺茫的希望，寄托到许春明身上。关键的问题是，明知无济于事，但大姐夫却偏偏就是丢不掉自己这方面的“幻想”：“往后的日子里，每当想起这件事，都觉得大姐夫是被我害了。他不如当了矿长的燃灯村支书有钱，但跟瑞松的弟弟比，他的原始资源只有好的，没有差的，可为什么人家能挤进那道门，他却不能？是他口拙、人笨、舍不得出血？都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他心里有依赖，以为内弟在省上，县里自有内弟帮忙打理，且比他本人出面好得多。后来他知道内弟靠不住，却照旧抱着幻想。人一旦有了依赖心，就很难根除，分明靠不住，也用幻想去支撑。”如此强要内弟支撑的结果，就是大姐夫最后的锒铛入狱。即使在大姐夫已经入狱后，除了借助朋友的关系去探望一下大姐夫之外，许春明也仍然还是无所作为。
依照叙述者的交代，许春明的正式职业，是画报编辑部的一位编辑。编辑画报之余，许春明的其他时间主要用来写诗。虽然文中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描述，但根据叙述者说自己曾经随同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国外去访问这一细节来判断，许春明应该还算得上是在国内文坛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实际上，许春明的影响力，也仅局限于诗歌领域。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他就会变得无能为力。作品中一个似乎能够凸显其能力的细节，就是他曾经给大姐夫的女儿丽丽在州城“解决”了工作问题，谋到了一个职位。但只有身为读者的我们才知道，真正替丽丽解决工作问题的，不是许春明，而是大姐夫打给“我”卡上的那五万块钱。那时的许春明，正在为丽丽的工作问题而焦头烂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州城开会，碰到了一位姓向的大学同学。这个向同学，刚好是一位以“帮人牵线搭桥”为生计的职业掮客。既然是硬通货发生了根本作用，那也就没许春明什么事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位许春明，是一个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却又还特别好面子的“滥好人”：“不管别人托啥，先都不好拒绝，结果最终被拖进泥潭。”对于这一点，许春明自己可以说心知肚明：“像我这种，在大学生还很稀缺的年代上了大学，毕业后去了省城，虽没当官，也没发财，却被尊重，自己也习惯了被尊重，谁知突然改了道儿，那道上花团锦簇，金银铺地，你这边更漏沉沉，窘声敲窗，就不尊重你了。你心里免不了难过，于是装出神秘相，让人摸不透，继续把那份尊重拽过来，也是好处。”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时代变迁的问题。所谓大学生还很稀缺的年代，当指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被社会尊重的时候。那时，许春明已经习惯了接受来自包括亲戚朋友在内的他人的尊重。没想到，伴随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财富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个时候，如同许春明一类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衡，遂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虽然已经得不到，但许春明早已习惯于这种尊重，他只好装腔作势，“于是装出神秘相，让人摸不透，继续把那份尊重拽过来”，以如此方式求得某种精神平衡。也因此，虽然做了很多年的“滥好人”，且吃了不少“滥好人”的亏，但许春明却依然习性难改：“可我就是狠不下心，砰一声把门关死。在我这里，门不只是门，还是态度，一个陌生人从门外过，我也要等那陌生人走过之后，才把门轻轻关上，生怕关出响声，对人家不礼貌。”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才致使许春明虽然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事情肯定办不成，却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毋宁说是不愿意）拒绝。这样一来，一种必然的结果，就是误人误己。一方面，耽误了别人的事情，另一方面，遭致别人对自己日益严重的不满。如此情形，真正可谓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明明无用，却还总是想证明自己并非无用，许春明深深陷入其中的，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思维与生存怪圈。说到底，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许春明，其实是一个缺乏担当勇气和担当能力的“多余的人”：“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深渊。其实也算不上深渊，很浅的，说白了，就是不敢承担。我这个把同情的触觉伸向大地万物的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面对身边人身边事，立即将自己变成聋子，变成瞎子；不聋不瞎，也是站到远处去，能撇清最好。别的不说，今早五更天里，秋月躺在达友身旁，如果我硬将她拖走，恐怕也不会有眼下的深渊。但我没有。我只是那么喊了一声，就认为尽了责任。”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罗伟章才会借大姐夫和二哥之口，给予许春明以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大姐夫见我不回言，说：‘春明哪，你呀，当说不说叫啥子？叫懦！’/我想起二哥曾经说过，懦弱比暴虐更坏，心头一震。”但请注意，因为《谁在敲门》采用的是以许春明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所以，所有对许春明的批判，也都可以被看作是许春明的自我批判，或者干脆说，这也能够被理解为是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罗伟章的一种自我反省和批判。
罗伟章对现代知识分子许春明的挖掘和批判却并未到此为止。除了懦弱无能，百无一用之外，他还有着难以示人的精神猥琐的一面。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个细节中。一个发生在他在县城里接受文友们宴请时：“男男女女，十多个。我的左右，各坐了个写诗的女子，都把我叫哥哥。她们为哥哥夹菜，为哥哥斟酒，对哥哥说些尺度之内又意味深长的言语。”紧接着，就是一段带有议论性的叙述话语：“所谓文明，就是曲折，就是暧昧，这些东西，山里是不会有的，山里树就是树，草就是草，岩石就是岩石；城里人偶尔去趟山里，只是为了知道曲折和暧昧的好处。”毫无疑问，许春明非常享受这种虽在底线之内但却又稍有突破常规的“曲折”和“暧昧”。他之所以不仅要急急忙忙地赶到县城来，而且接到大姐夫关于父亲病倒的电话之后也不愿意离开，从根本上说，正与这种享受与沉迷紧密相关。再一个，就是对待医院里的“神秘”女护士程芳兵。父亲住院后，为他服务的，就是这个漂亮美貌的女护士：“那护士是个苗条女子，胸牌上写着‘程芳兵’。”“几分钟后，她又从办公室出来，这时候脱了白大褂，穿着月白衬衫，肚脐眼处打个结，下身着白底黑花波希米亚长裙，挎着一个淡蓝色坤包。看来她是要下班了。她不像她了。/她的私底生活，陡然间成了谜，海一样深。她真美。”尽管许春明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医院来的使命，就是陪伴父亲，但他的注意力，实际上却从一开始就盯在了漂亮美貌的女护士程芳兵身上。从根本上说，一贯没有什么耐性的许春明，之所以在父亲住院后表现那么好，能够长时间地守在医院里，其实与程芳兵对他的强烈吸引有关：“她怎么也不会知道，我正一面想着父亲的病，一面想着见程护士。”吊诡之处在于，等到父亲出院之后，那个名叫“程芳兵”的护士，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踪影，医院的护士栏里倒是有个人叫做“程芳兵”，但看照片却是一个发福的中年妇人。也因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个名叫“程芳兵”的护士到底是不是实有其人呢？难道说，她竟然会是许春明臆想出来的一种存在吗？因为罗伟章没做更进一步的交代，所以，“程芳兵”的存在与否，在小说中也就真的成了一个无解之谜。又或者，罗伟章描写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人物的本意，就是试图通过这个神秘的人物尖锐犀利地揭示许春明一种潜在的情欲，从而写出他“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也未可知。无论如何，在一部旨在关注表现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长篇小说中，能够顺带成功地塑造许春明这样一个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也是罗伟章一种意外的艺术收获。
注 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分别见《鲁迅全集》（第9卷），第187、189、241、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