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现实乡愁的困境与精神故乡的皈依
故乡书写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重要的主题之一，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文学中的故乡情结书写也发生变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乡愁多表现为游子在难以返乡的现实下对故土的思念。五四时期，既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视角下对传统乡愁的解构，也出现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对故乡乌托邦的追寻和赞美。新时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故乡情结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二元关系中对精神故乡的求索。罗伟章的《谁在敲门》也不例外，小说从普通人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着笔，在细微之处展现出一种混合了个人情怀和社会变迁的在现实困境中挣扎的精神故乡皈依。
一
地母的追寻与远去的故乡
《谁在敲门》在叙述中构建了一种父亲与母亲“在场”层面的平衡感。依然在世的父亲，有着很强的故事情节上的参与和在场感，而在现实之外，父亲的存在感则显得十分弱，不能完全成为子女精神上强有力的依靠。以至于大姐时常念叨应该留下母亲而不是父亲。可以说父亲是现实的在场和精神的缺席。而母亲则与父亲恰恰相反，她去世很早，在现实层面早已离去，却始终存在于兄弟姐妹的回忆中，是现实的缺席和精神的在场。这种看似互补的双亲定位在小说叙述中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其实也是十分脆弱的，随着父亲的离世而被打破。当父亲失去了现实在场的优势后，在精神层面，必然会出现对母亲的思念与追寻压倒对父亲的思念与追寻的局面。精神在场的母亲被进一步放大，也就形成了一种贯穿小说始末的对作为母亲的替代的“地母”的追寻。同时，亲友思念也是乡愁的一个重要层面，对地母的追寻也体现出对故乡的追寻。
首先，这种追寻在许春明和许春晌兄弟二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我进一步相信，这世上，的确有地母般的女人。”（第510页）弟弟许春晌寻到的地母便是他的同学贺怡，他在贺怡那里找到了母亲般的安慰与权威。幼年丧母的许春晌在缺乏母亲关怀的环境中长大，他对地母的追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母亲对于子女的关心与爱护，二是母亲作为长辈对子女的约束的权威。贺怡同许春晌住了三天，倾听了他对内心苦闷的倾诉，安慰了因父亲去世而百感交集以致几近崩溃的他。同时，小说借贺怡之口解释了这种对于权威的依恋——“因为没有奶，奶就成为他们的最高权威，反过来，他们又把权威当成奶，谁管得住他们，或者说谁愿意管他们，就以为谁有奶给他们，就服从”（第511页）。而哥哥许春明寻到的地母则是县医院的程护士，他在程护士那里找到了母亲般的支持与陪伴。对于年纪稍长的哥哥许春明来说，他对地母的追寻则体现在和兄弟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是母亲作为联系孩子与父亲的纽带，二是母亲对家庭和父亲的责任和支持。小说中曾多次提到，许春明不知道如何与父亲独处，只有在身边有别人的时候才觉得自在。同时，程护士对父亲的照护分担了许春明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使他在陪护期间耐心十足，陪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也让他“这个丧失了体面的人，保住了最后一张面子”（第516页）。兄弟二人对于地母的追寻明显指向不同的方面，但综合两人追寻的结果可以发现，二人的追寻共同构成了一个对子女、丈夫以及家庭尽责的理想母亲。可以说二人的追寻地母代表了母亲对子女、丈夫和家庭应尽责任的不同方面。
其次，小说中也存在作为暗线的追寻，着力将一些人物塑造为母亲角色的替代。如大姐和大嫂，也是地母一样的人，尤其是大姐，在生活的细微处给予了许春明母亲一般的关怀。每次他返回省城的家时，大姐都会给他准备很多东西让他带回家，以至于“每次回来，临走时都像吵架似的，推掉大姐给的许多东西，就像那些有母亲的人推掉母亲给的东西”（第165页）。从这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实际上大姐在某些方面替代了母亲，成为生活中母亲形象的一种延续，尤其是对于身处外乡的许春明来说，这种关怀则更显得突出。同时，大姐本身也是个善良的人，虽遭婆婆冷遇，嘴上也还说着恨自己的婆婆，而却始终如一对婆婆关怀有加。虽然嘴上总是念着家人的一些缺点，可在最后还是原谅了所有人，哪怕是最不争气的四喜。这一切都表明大姐也是地母一样的人。“但她们是传统型地母，她们宽恕了你，接纳了你，呵护了你，你即使感觉到了，也不一定能认识到”（第510页），血缘至亲的标签遮蔽了很多东西，让人们错误地认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她本就是母亲的替代，或者说地母一样的人本就应该无私地付出。哪怕许春明感受到了大姐的奉献和呵护，也看出了大姐的孤独与无助，却还是像孩子无法报答母亲的恩情一样，无力安慰大姐这样地母一般的人。
在很多文艺作品之中，代表稳定、包容、关怀的母亲形象天然地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母亲缺场的情节设计也往往与冒险相关。而且，随着对故乡的定义逐渐打破地理上的限制，有父母在的地方便是故乡，母亲则更为理所当然地成为故乡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母亲的缺位明显有着与弱化母亲在场从而符合故事叙述逻辑这种做法完全不同的设计，从母亲现实缺席而精神在场的故事安排可以看出，作者并非着意营造一种完全不存在的“无”，以便使故事情节能合理展开，而是在营造一种似无而有的“有”，创造出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状态，并且令这种状态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变化。同时，母亲的缺位在这部小说里有两种效果：一是构成追寻地母的逻辑起点，二是暗示了母亲缺席下的那种游子与故乡之间不稳固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反观小说中对地母的追寻，小说在许春明反思自己和程护士、许春响和贺怡的关系时用到了“长大了”一词——长大了的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母亲，兄弟二人与各自所追寻的地母也都以分离而告终。追寻的终点是追而不得，追寻者同地母的关系象征着缺失了母亲的游子与故乡那种不稳定的关系，不断地追寻，却总不能如愿。同样，作为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地母般的大姐也在小说最后离场，所有对地母的追寻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没有人能真正替代母亲，也没有人能替代母亲成为游子与故乡之间的纽带，只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如地母一样的人，而这些人终将退场。小说对于许春明得知大姐去世消息的安排也十分巧妙且充满了隐喻意味。许春明是在去往北京的高铁上得知大姐离世的消息的，这种代表与故乡有着紧密联系的亲人的离世和自己背离故土远行的双重离开，加重了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亲情意义上的远离故乡的悲哀感。同时以火车进人山洞、信号中断作为小说结尾，更突出了这种别离的戏剧性，也象征着故乡信息的不可预知的中断。这种中断既体现在许春明问出的那句“啥时候的事”里，也体现在不断远离故土北上的列车的行进中。如果说父母居住的地方便是故乡，那么父母双双离世的许春明，似乎已经没有故乡了，而随着代替母亲的大姐的离世，与故乡的最后一丝微弱的联系也断尽了。“故乡在我心里，就像一列奔跑的火车，车身已远去，只余下苍茫的汽笛和铁轨的震颤。”（第383页）如今，那火车的汽笛声和铁轨的震颤似乎也已消散，故乡，似乎是真的远去了。
二
变化的时代与过时的故乡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乡村颓败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这样的现实构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1]。身处时代变化发展中的个体，看似是沿着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行，却无时无刻不受到时代发展变化的牵动和制约。变化的故乡人、物和景既包含了乡愁中怀念故人层面的内涵，也包含了乡愁中怀景感物层面的意义，突出了故乡人和物变化中现实乡愁的困境。
首先，小说以主线构建的形式从普通日常生活人手，展现出一场因父亲病故而生的变化。小说选取了一条以父亲病故为主要线索的历时性主线来进行整体建构，并把父亲去世作为时间的节点，将小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重点围绕为父亲祝寿这一核心事件展开，主要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介绍出场人物，叙事节奏比较缓慢。第二个阶段讲述父亲去世后主要人物的变化，叙事节奏也随之加快。小说并没有十分鲜明突出的主要矛盾，而是将所有的变化都集中在父亲去世这样一个核心时间节点上，有意创造出一种父亲的去世引发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叙事假象。因此，父亲的去世既成为结构上承接上下的节点，又成为人为设置的此后种种变化的引爆点。同时父亲的去世本身也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家族中第一辈人都已离场，属于那一代人的时代已经结束。父亲的去世是小处着手展现大的时代变动的一个着力点。一方面，这体现出了时代变化中维系村民与村庄、村民之间关系的旧有伦理和道德的垮塌。父亲那繁复冗杂的葬礼可以说也是为旧乡村举办的，大姐在父亲葬礼上的一番哭诉，看似是表达对父亲的怀念与不舍，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群表现出的荒谬的控诉。年轻一代人非但不因此而感到悲伤，反而将葬礼变成了家族团聚和社交聚会，聚众打牌成为贯穿葬礼始末的出现最为频繁的场景。另一方面，它也是家族后辈随时代变化而转变的节点。父亲的去世使得家族第二代兄弟姐妹之间失去了向上联系的纽带，父亲葬礼也引发出四喜与晓菲二人的关系变故，以及燕子、达友和秋月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其次，小说在叙事中以网状结构铺展人物关系，通过人物关系的连接展现出一连串相互影响的个人变化。小说在大的时间框架中以转喻性的邻近原则进行叙事内容之间的关系构建，穿插讲述一些之前发生的事情或简单透露一点将会发生的事情。转喻是一种组合的、句段的历时性向度，遵循邻近性的原则，[2]即如果一段文本是以转喻的方式来编织的，那么它一定遵循某种时间或空间距离上的相近性。这样的叙事方式既丰富了线性表达的内容，又增加了叙事的广度和宽度，使得人物同其命运的构建既在各自的轨迹上独立发展，又在时代变化发展大环境中相互关联。例如在叙述大姐夫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时就以大姐夫这一人物为核心展开，分别讲述了与之相关的雇佣司机杨津、得力助手李前涛、合作伙伴何老三以及村中无赖灰狗儿同他的关系如何逐渐疏离直到形同陌路。其中每个与大姐夫相关的人的变化都有独立的发展过程，也都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如李前涛和灰狗儿同大姐夫的关系变化是由扶贫政策下村导致的，何老三同大姐夫的关系变化是由清溪河环境治理导致的。而大姐夫本人的仕途从顺风顺水到大厦将倾的转变也是由扶贫引起的，扶贫事件又将大姐夫被人设计陷害到被判刑人狱串联在了一起。同时，这种网状的人物变化构建还体现在同一个人的前后经历展现上。小说刻意打破线性的叙事模式，将前后发生的事件以相似或相近的关键节点连接在一起。如将大姐一家的变故和大姐结婚之初在新疆的经历同时叙述，刻意将大姐夫在新疆就蹲过监狱的信息留到小说最后才揭示出来，与当前时间线内大姐夫人狱形成了一种跨越式的观照，加强了情节上的张力，突出了这种中兴到衰落的戏剧性，也表现出时代大环境下个人和家庭的悲哀命运。
小说并没有宏大场面的书写，而是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普通人命运的变化，从细微处着手展现这场大的时代的变化。每个人都是时代变化巨大浪潮中的一支细流，众多人的变化汇聚起来，就形成了时代变化的趋势。这种细微处的变化更像是一种量的积累，在不经意间积少成多，形成了足以改变整体的巨大力量。究其根本，这场变化是由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城市飞速发展，汇集了更多资源，挤压了农村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吸引着新生代农民去城市寻求新的活路。失去了资源和人口的农村则开始衰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必将成为一片消逝的风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之力”[3]。就像小说中象征着故乡的母亲河清溪河，在城市文明的人侵下，也变得污染严重。“人们以锋利和寒光对待生养自己的大地，包括润泽大地的河流。”“清溪河自不能免。”“清溪河脏了数十年。”（第579页）清溪河的变化是植被破坏、天然气开采和污水排放等多种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河水成了照见人心的一面镜子，反映出人心的变化和道德的败坏。同时，“一条河流的脏，从来就不只是看得见的部分”（第579页），清溪河的脏既是其现实命运变化的表象，也是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快速衰败的象征。同时象征着乡村衰败的还有贵爸这一人物。贵爸同父亲是同一辈人，父亲去世后他便是为数不多还健在的老人了。贵爸因为年纪的增长而变得迟缓、愚钝，这象征着作为故乡的乡村已经赶不上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而最终变得与时代格格不人。诚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言，“人是一个一个地活着，但人活的，不是个体，而是时代，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即便你的身体还活着，心却跟时代一起埋葬了”（第306页）。人是如此，乡村又何尝不是呢？城市化发展引发的人与乡村的变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落，乡村的衰落造成了现实的落差，对于故乡的情思也在这种现实的落差中不断起伏。虽然心理上不能接受，但在这种时代发展大势的催动下，作为故乡的乡村似乎只能变得越发过时了。
三
归去的悖论与精神的故乡
小说中展现了许春明在对待故乡问题上一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局面，离去与回归的选择所展现出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认同问题是乡愁困境的又一重要层次。小说中安排了许春明的两次返乡，一次是为父亲祝寿，一次是参加父亲的葬礼。两次的场合都是酒席，从许氏家族的家宴到父亲葬礼的全村宴席，场面扩大，也将更多的人和事拉人许春明这一叙述主体的视线当中。许春明通过这两次返乡的经历一步步深人观察着自己的故乡。一方面，他看到了现实层面故乡村庄逐渐走向衰败，房子坍塌，田地荒芜，人也变少了。留下的只有老一辈侯大娘、王晴光、贵爸、邹灯等人；第二代如大哥、二哥、兄弟、二姐、么妹等也渐次离开了家乡，或到镇上买房，或到外地去谋生路 而第三代受城市化影响更深的四喜、燕子、秋月等人则去了离故乡燕儿坡更远的地方。就连昔日回龙镇最为繁华的老街也已清冷异常、无人问津。故乡已经变得不再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故乡了。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了自己情感方面和故乡联系的减弱。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要靠对母亲的回忆来维系，以此来找到“当年那种拆散不开的滋味儿”（第148页）。并且随着父亲的去世，这种能将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的上一代的联系就断掉了，对故乡的那种亲情牵绊也在不知不觉中减弱了。
同时，在许春明观察故乡的变化之时，故乡也在审视许春明。许春明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从乡村考上大学并留在省城的人，自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首先就是家人对许春明的关注。虽然并不清楚许春明的工作是怎样的，但是在他们看来省城的人应该很有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以亲情为凭据的道德绑架。如给大姐的女儿丽丽安排工作，替大姐夫为镇领导寻演出门票，为二姐开鞭炮厂办营业执照，等等，这些都超出了许春明的能力范围，但碍于面子，许春明又不好直接拒绝，只得表面上应承下来，能拖就拖。其次就是来自其他人的关注和注视。村子里的人总觉得你出去做了省里的人便是大富大贵了，成了有钱人，许春明也因此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实际上许春明并不富有，村民随着对他的了解逐渐深人，似乎也发现了这一事实。但为保住那份尊重，许春明只能装神秘，以神秘的姿态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情况。此时，原本应该给予游子心灵支持与安慰的故乡已经变了味道，变成了一种难以卸下的负担和累赘。许春明为了维护自己那光鲜的面子，也像是戴上了面具的小丑，在原本应该可以放下身心一切负担的故乡净土，疲惫地进行着佯装神秘的表演。在这种双重的审视中，故乡和游子双方都已经异化，故乡成了如同酒桌一样的名利场，游子则成了在此间游戏的过客。游子和故乡的关系也已经异化，褪去了温馨和留恋，只剩下金钱和利害。
然而，就算回到城市，许春明得到的依然是一种空虚。首先，这种空虚来自城市认同的日渐淡化。从小在乡村长大的许春明在面对城市之时产生的依旧是陌生感。除了那些和他生活发生联系的地点如画报编辑部、自己的家、岳父岳母的家、儿子所在学校、妻子所在学校，城市并没有承载他太多的回忆。年少时对城市种种可能的幻想也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殆尽。剩下的，只有最简单的地点，最简单的生活，简单得像平面几何图形，将许春明的生活框在其中。他在城市没有根，没有什么精神寄托，也没有时间沉淀留下的回忆，有的只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生活。其次，这种空虚感来自对故乡的回望。身处城市的许春明十分渴望能找到自己的归属，还是会不自觉地怀念自己的故乡，然而他深知自己和故乡的联系几乎已经断掉了。他“丢掉了故乡，也不敢有乡愁”（第508页）。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而故乡也已经离自己远去。身为游子的许春明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游荡，他陷人了更深一层的没有归属感的空虚之中。
这种在城市和乡村都找不到归属的处境混同千年以来关于游子思乡的文化积淀，如同一副沉甸甸的担子，重重地压在许春明的肩上，又像是现实织就的密不透风的茧将他紧紧包裹。许春明希望打破这样的困局，但又实在无能为力。许春明是处在社会发展变化中万千农村游子的一个缩影。在城市化发展中，他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背井离乡，独自去往城市闯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的重压使他们认清了城市的本质。在城市中，他们永远保留着故乡的痕迹，永远都是“乡下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但此时再想要回到故乡也已不可能，不仅故乡本身变了模样，自己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适应农村生活。在故乡人眼中他们又变成了“城里人”，于是故乡人以道德绑架的形式向他们索取，故乡似乎成为吞噬他们的黑洞。这是城市化发展带给每个出身乡村的游子的现实和精神上的困境，他们无力凭自身能力摆脱这种传统思乡文化混同城乡二元现实的困局，甚至在挣扎之中异化，成为这种状况的精神牺牲品。“在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长旅中，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的‘边缘人’和乡村‘羁旅者’。”[4]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思维根基有很大部分依旧是非现代的，而社会物质现实的飞速发展又造成了城乡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这种精神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处在城乡夹缝之间的乡村游子的两难的精神困境。现实的故乡与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成为两个互相独立的平行时空。因此，游子对故乡的追寻与怀念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追念，而非现实中的返乡。如同许春明一样，处在城乡夹缝中的众多乡村游子所追寻的那种归属感，实际上来源于精神上的故乡，对于精神故乡的追寻因而逐渐替代现实的返乡，成为新时代的乡土情结。
罗伟章的小说《谁在敲门》，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手，展现了一幅复杂而含义深远的社会现实画卷。在对新的社会环境下个人现实与精神困境的描摹中，小说层次鲜明地展现出现代农村游子的独特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发端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物质与精神发展的不平衡，作者试图在不平衡之中创造出属于新时代农村游子的精神乌托邦，并在新社会现实催动下探索建构在现实乡愁困境中获得精神皈依的模式，为后乡土时代的故乡情结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 释
[1]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2]罗刚：《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3]徐刚：《历史类型、现实模式与未来图景一当代乡村叙事的三重维度》，《上海文学》2017年第10期。
[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