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从《声音史》到《寂静史》

　　一

　　我们正处于一个怎样变动不羁的时代?近百年来，大历史、大时代的风云变幻，都是怎样进入每一位作家的内心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和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变异，都让我们开始不断地面临叙事的困难。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和深思的问题：在一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如何才能写出它真实的声音?又如何写一部“静谧”的故事?可以肯定地说，这已经构成了我们时代写作的巨大的难度。

　　因此，对于这个巨大的难度，近些年来，我们都在考虑和思考我们时代作家写作的困窘，考量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又处于怎样的情境和语境。作家何为?作家如何呈现这个世界和当代生活，作家怎样对我们时代做出独特的审美判断?其实，这是所有历史时期的作家，必须做出的一种直接影响和决定文学价值的选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叙事伦理”，它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和价值，这也是每一位作家都无法躲避的问题。那么，当下如何叙事，再一次成为作家的难题。从叙事和创作方法的维度看，这里无非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如何超越现实。丁帆在一篇谈论“新批评”的文章里，谈到“灵魂在场的问题”“对时代的痛痒进行深情批判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对于批评家而言，更是对作家而言的重要话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写作伦理的问题。作家和批评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审视和进入世界和生活，灵魂如何在场，我们怎样判断这个世界，直接决定文本的形态、价值和意义。所以，这里需要作家的审美判断力和叙事勇气。当下的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奇诡，让人们的想象力难以驾驭，作家在现实面前几乎快要“忍气吞声”、极度纠结了。就是说，作家已经很难“超越”我们所处的现实了。而文学写作走向经典唯一的出路，恰恰就是要超越现实，而超越现实的最佳路径，就是冲决我们的固化思维和僵化认知，重新调整我们梳理现实的逻辑起点和精神坐标。当然，所谓超越现实又是离不开现实，若没有现实的厚度，想象就会空乏、浮泛和不踏实。所以，我们仍然认为，写实是第一位的，隐喻、象征、荒诞、“超现实”是第二位。一部杰出的作品，除了处理好作家关于现实、经验的关系外，就是要看语言和哲学层面的水平和层次。它决定着能否让作品进入到一定的高度。说回来，这还是一个如何叙事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首先从精神、叙事的层面来看罗伟章的高度。

　　1980、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以阿来、罗伟章等为代表的四川文学“川军”，在当代文学的影响力已经有目共睹。而罗伟章是继阿来之后，又一代四川文学的旗帜性领军人物。罗伟章二十多年的扎实写作，始终恪守自己熟悉的这片土地，他的笔触从未离开过川蜀大地，从未离开过他的“故乡”。早些年的长篇《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都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声音史》和《寂静史》这两个文本抵达了一个新的叙事高度。甚至，我们现在可以以《声音史》为界标，来厘定罗伟章的小说创作分期，并考量他前后的变化和突破。

　　无疑，罗伟章是一位对现实和人性极其敏锐的作家。这些年，他一直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叙事方位。尤其在近几年，罗伟章在写作中真正地解决了两个最大的问题：语言和哲学。语言愈发地质朴、纯净、简洁、练达;文本整体意蕴，也体现出生命哲学的感悟力量。乡土、校园和社会人生，涉足的题材领域十分广泛和开阔，格局愈发阔达。写作之所以能抵达一个新的不凡的高度，与他的境界和视野的提升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声音史》和《寂静史》是罗伟章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在此的“声音”和“寂静”，构成一种叙事的现实、精神、心理和逻辑起点，也构成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个巨大隐喻，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喧哗与骚动”。那么，以《声音史》和《寂静史》命意一个时代的生活情境和状态，不啻是对叙述的一种挑战，当然，也更能体现出作家的文化审美自信。

　　可以说，罗伟章的这两部小说，渗透进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文学元素。他更加擅于审慎地从驳杂的生活现场抽离出来，冷静地看待世界和生活。显然，罗伟章真正地安静下来了，平静地沉湎于这片土地山川。所以，他才能耐心地写作出《声音史》和《寂静史》。声音和寂静，构成存在世界里自然和人文生态的两极，一位作家的叙述，从这个维度来谛听、审视世界的状态和情境，并以此为切入点，进入存在世界和人性的深处，相信并寻找到能够洞见存在世界和生活的隐喻结构。重要的是，罗伟章在其中发现、整饬出情感经验和历史现实的波动状态。在文本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充满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地方色彩的写作，他“抽象出”人性的斑驳，展现出人世间的忧伤、灵光和生命智慧。罗伟章将生存于某种日常乡土生态下人们的心理状态、精神、欲望，从“身体”乃至“生理”的细小人生，田园诗般的生活本然形态的消遁，尽书于笔下。因此，我们从《声音史》和《寂静史》能感受到的，是一种领悟万物、发掘自然、人性和灵魂的叙事雄心。而文化、风俗、地域性，则成为作家探寻存在世界本相的视角。那些来自丛山峻岭、千沟万壑、大江大河的天籁之音，都成为罗伟章小说叙事重要的美学元素。其中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喻象和人事，聚集起无尽的“乡愁”和天地玄黄，链接起过去、现在、历史想象与现实。如果说，这两部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叙事方向的话，我们认为，罗伟章不仅在寻找隐匿在时间深处的生命、人性的源头，更在旷世的寂静苍凉中，探索华夏民族的社会、政治、历史形态的大美学，也包括人心微处的小美学。不妨说，就小说叙事而言，文本所应该承载的，既是一个作家理解、把握世界的历史“微物”论，也是“文学的”历史和叙写生命的抒情考古学。身体与社会、情感与物质、个人感性和命运、自然与人性，都顺着“声音”的曲线，在或自足，或开放，或交叉的多维度空间里，让我们领会、“听到”或“看见”存在世界的玄妙，和摆脱那种起承转合的因果逻辑的、随机而起的自然生态和人文人性状态。可以说，罗伟章的叙事，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深广的视域，这个以巴蜀文化为背景和底蕴形成的精神轨迹，在故事和人物的种种复杂的情感、灵魂震动中，凸显出历史的郁结、现实的阵痛、精神的错愕。声音，在时间里的积淀和不可毁灭性，在此隐隐地张扬着重生的力量和静穆。进而，我们可以说，《声音史》和《寂静史》是对人和事物的虚无成分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体现为一种文化的重力，是对生命及其价值意义的叙事延伸和美学判断。因此，我们将这样的文本叙事，视为呈现、进入存在世界的另一条通道。

　　二

　　读《声音史》，让我们想起北岛的那首《旧地》：“我急于说出真相，可在天黑前，又能说出什么”“我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在这里，诗人对世界原生态“真相”的寻找，带有某种急迫性。抒情的重心被北岛置于“倾听”的层面或层次上。倾听一旦变成生发于心灵深处的事情，“空山”似乎就会衍生为声音的源头。但是，这里的“空山”，却仅仅构成人的灵魂与自然的共振场域和维度。那么，在北岛的诗里，被倾听的为什么是吹笛人?空山这时却仅只成为一个背景。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吹笛人的声音是发自心灵的，是真实的妙音。它是与“杂音”迥异的存在，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识意义上的听觉范畴，这绝不是一次修辞转义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及北岛的诗，无非是想以此类比罗伟章叙事里的“声音”，因为北岛正是从语言世界和非语言世界的制约关系，来理解“制造”声音的主体。而罗伟章小说叙事，在呈示存在世界的“超验性”时，更多顾及的是“可能性”。

　　在《声音史》里，罗伟章写出了杨浪与一个村庄的沉浮、记忆和时代的沧桑变化，更写出了世道人心、人性的畸变，这自然也就涉及教育、民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社会环境的裂变，与古老乡村习俗、惯性之间发生的龃龉，呈现出乡村、乡土世界伦理的重大变化。文本还涉及土地、撂荒、粮食的危机等，可以说，罗伟章刻意从一个小小的村落打开一个链接、洞悉世界的窗口。从这个角度看，罗伟章对文学、对时代的敏感度，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预知性。具体地说，杨浪就仿佛一个能够串联起乡村动态变化的承载物或声音“回收器”，通过他能够记住、模仿、回忆、重现的一个村庄，以及这个村落以往和现在的所有人、动物、事物的声音，他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个村庄的历史悠远而隐秘的地带。也正是“声音”，养育着他的身体和灵魂，同时，他也无时无刻不包容着世界的喧哗和嘈杂。就是说，罗伟章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一个新的叙述视角。一切故事、人物，都围绕这个点展开对人和事物的修辞化处理，因此，这部小说的叙事策略，就很值得研究和分析。实际上，主要是这部小说切入现实和生活的视角，与其自身以往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也与其它同时代书写乡土世界的文本有很大差异性和独特性。叙事视角，是小说的政治学，它真正地体现着作家叙事“气功”，显示着作家写作的个性化形态和路径，是作家对存在世界作出审美判断之后所选择的结构诗学。其中，“当叙述视角所选择事物或者载体具有了隐喻的功能时，也就是作家试图通过一种经验来阐释另一种经验时，视角的越界所带来的修辞功能，必然使文本的内涵得到极大的主体延伸。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始终在通往现代化的途中逶迤前行，中国现代、当代小说逐渐由叙述走向隐喻，实现了由情节模式走向性格心理模式的巨大转变，小说的现代性得到更加开放性的理解和拓展。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经为我们描述出一个清晰、深入的脉络和轮廓。”表面看来，《声音史》是一部典型的写实主义文本，但是，叙事策略和视角的选择，使这部作品生发出空灵和隐秘的形态。这里，杨浪“听”到的声音，穿越时空，重新聚敛起“回响”“余响”，弥散出生活、人性、世界丰富的隐秘的存在。

　　在这里，杨浪的“听力”是一种“神助”，他拥有一个神奇的收集、过滤、整理声音的“魔盒”或“传感器”。他或有意，或无意，或刻意而持久地留存住世界上无数“散佚”的声音，弥补着在“他者”记忆里根深蒂固的空白，以及那些早已无迹可寻的生命纹理、迹象和秩序。也许，这是还原历史、现实和人性真实状态的一个新途径、新策略。而且，这也是罗伟章以“虚构”的手段将现实重新“拉回”到“非虚构”的审美选择。

　　罗伟章的叙事，表现为一种寻找，一种呈现。他要寻找的是个人与乡土、个人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隐秘关系，一个民族在特定生态里所发出的不同声音。一个小村镇，或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并不拥有庞大的人群，他们的生生不息、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在大时代变迁和动荡里沉浮。看似简单的故事和叙事结构，实际上，这是对历史的钩沉，它是对于一个立体的、一个家国的、一个时代的、个人命运史的整体性观照。其实，历史、自然、现实、人性，构成“另一种乡土”形态，而属于杨浪个人生命及其感觉里的“山海经”，却能够和整个世界相呼应。这种呼应，是对历史时空和俗世生活的一种梳理和记载。他要从声音里辨别出众生相，囊括尽一个村镇的喧嚣和宁静。自然和人性，必然和偶然，逻辑和无序，简洁与浩瀚，悖论与诡谲，都交织在那只巨大的声音记忆的“优盘”里。千河口、普光镇，古老的村庄，风热雨冷，花开花落，或碗瓢盆的交响，鸡鸣风雨的呼应，无论微弱的喘息，还是雷霆般的震荡，到处都是生活的声音。声音将这一切天衣无缝地接续、缝缀在一起，书写出村庄的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轨迹。这里土生土长、经年累月在此负重生活的人们，他们与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苦难和乡愁，就是一部身体和灵魂的山海经。

　　如果那家里还住着人，杨浪会待得更久些，因为这时候他不是在回忆里听见，而是真实地听见。他珍惜这种真实的声音，而且越来越珍惜了。他明白，这样的声音不会陪他太久。他熟悉村里每个人睡觉的声音，不只是鼾声和梦话，还有心脏缓慢跳动时把胸前的衣服摩挲得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睡过去后，是声音养育着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如水养鱼，如草养羊，如空气养万物。只有那些享尽奢华之声并在其中逐渐变得冷漠的人，才会厌弃声音，才说这世界噪声太大。

　　我们一直在想，作者在杨浪这个人物身上，究竟想“寄予”什么呢?这个有着特异功能、能够“收集”声音的人，他在一个村落里“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也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他还能够从一些声音里意识到存在世界的“不可知”。杨浪沉浮在生活的边缘处，常常与大自然对话或者“独语”，他不自觉地勘测着世界的隐秘。“每个人都是一半在天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人们才有那么多秘密。无论你多么亲近和想念一个人，你都只能听到他一半的声音。关于秘密的那部分声音，永远是声音的黑洞，深不可测。这让他苦恼。所有让他无能为力的声音，都让他苦恼。”最终，杨浪几乎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幽灵，某种“神祗”。他在无序的生活里无规律地出现，“是声音养育着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而保存了声音，就是保存了这些没有偶像的历史。无疑，是声音在帮助我们反抗遗忘，保持记忆。尽管，有时叙述中不乏形而上的玄思臆想，但是，杨浪的嘴唇和耳朵确实能够令人惊异地“剪辑”出一个个生命的故事。这一切，都是无法回避、无法忽视的存在，生活在破除了神圣和光环之后，底层大众的质朴、宽厚和善良与可笑、固执、呆滞和猥琐混杂一体，构成生活复杂的真实状态。

　　这部长篇小说里，讲述了许多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其中都蕴藉着鲜有的生命体验。如何书写一个业已被打开的世界里，生存方式怎样开始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惯性，并撬动起道德、伦理的杠杆，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对于村庄里人们的“坚守”“离去”和少有的“归来”，以及不断打破、改变着这个村镇的自然秩序的人事，许多“很规矩”的“老实人”所发生的人性变异，应该做出怎样的评价?毋庸置疑，人们会在喧嚣中体味到空旷的寂寥，村庄古老、芜杂的生活，时刻考量世道人心的臧否。无论是学校的房校长、李兵老师，还是刘三贵、梁春、李奎、秋玲、张胖子、东升，包括杨浪的哥哥杨峰，他们或者“留守”在村庄，或者外出“打工”、闯荡，或发迹发财，或锒铛入狱，他们构成一个村落曾有的、现实的“声音”档案，其中有幽怨，有愤恨，有爱，有彼此惦记和思念，也有需要整饬的灵魂。这些，都仿佛存留于杨浪的声音“记忆库”，令他“沉陷”其间，陷入困惑。有时，寂静的声音，也成为一种“声音”，在他模拟出二三十位千河口人的声音时，声音早已不再是绝妙的口技，而是聚敛起这个村落的历史和灵魂。这时，作家忍不住在文本里自己“站出来”说话：“事物的每一个侧面，都可以构成自身的核心，色彩、气味或者声音，都可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声音是乡村的核心，也是世界的核心，乡村消失，是因为乡村声音的消失。”所以，从声音的视角进入存在世界，正应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禅风禅骨的意味，在这里没有更多灵魂的寄予，惟有历史沧桑的重聚。

　　三

　　显然，《寂静史》试图对《声音史》做出更大的精神性超越。可以看到，罗伟章笔下林安平这个人物形象，以及收入《寂静史》里其它六个文本中的人物，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林安平与杨浪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也具有一定独特性或共通之处，应该说，都属于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新人物。林安平这个人物除了更具有神秘性和象征性，还被作家赋予某种文化符号的意味。以中篇小说《寂静史》，作为小说集的“压轴”“压卷”之作，自然有作家的用意。它就是要“收集”起若干声音，从这些声音里发掘出隐藏的某些比生存本身更为深沉的东西，直面当代世界的精神性、物质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曾经古老、坚固的文化营垒的强烈撞击。那么，在遍地奇葩的现实中，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是真正的荒诞?如何打开脑洞，打开思想的维度和灵魂视域，对生活做出深层次的思考?需要作家从生活纷繁、无序、神秘、芜杂的乱象中，勘察生活的缝隙和“漏洞”。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由七个文本组成，在技术层面，实际上就是文体层面，具有一种创造性的叙事品质。“寂静”隐喻什么?这样一个大的母题，具有引申义的主题，绝对不是一个角度或一个故事能够呈现的，他选择一组看似不同题材和意义指向的文本，实际上，它们都潜在地指向寂静所隐喻的“灵魂安放”的问题。罗伟章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逻辑，指向了人的尊严和灵魂的问题。

　　可以说，《声音史》和《寂静史》这两部小说，就是对写实层面的另一种超越，也是罗伟章近年来对自身的一次较大的超越。如前所述，写实、虚构、想象和超越，构成作家新的精神伦理、叙事逻辑起点。我们在此能更加充分地感受到文学叙事中“变形”的力量。罗伟章对现实进行的变形、思辨性的处理，不是物质现实的直接仿写，而是沉潜自然、事物、人物的灵魂深处，深度追问文化、个人和现实的冲突，以及人性的纠结。显然，对于以写实主义为叙事“底座”和“地基”的罗伟章小说，他的写实主义叙述里，扎实的功力，不可或缺地蕴藉着空灵的意蕴和深邃的哲学。从某些方面来看，罗伟章的《寂静史》其实是《声音史》的续篇。《声音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声音缺失的地方去回忆声音，在声音存在的地方去化入声音。”《寂静史》既是“收寻声音”“回忆声音”，也是“化入声音”，叙述那些弥漫于大自然和人性之间那些难以洞悉的隐秘。罗伟章不仅在寻找人与自然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还给自然、历史本身存在的堂奥，而非人为“设计”的文化样貌;他更试图呈现和谋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信赖和包容，对存在、历史和现实做出深度的灵魂追问。韩先文独自深入巴山蜀地的千峰大峡谷，为发掘、开展当地的文化、历史旅游去寻找、求证、“构建”历史依据。韩先文没有意识到，这既是一次文化的考古，也是极其复杂的对于人性的勘察。“组织上”或“头儿”极力要“建构历史文化”，韩先文意识到文化可以建设，但历史决然无法“虚构”，韩先文一方面竭力地恪守自己的文化底线和良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敷衍“上司”坚执地“开发”蜀地的大文化构想。倔强的林安平则坚持自己的德性，坚守文化自身的品质，也保护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她断然不认可“改造”自己的身份，坚持她是土家祭司，而非巴人祭司。这里，不仅体现着一种磊落的人格个性，也张扬着文化的忠诚度。在林安平看来，祭司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问心”的、敬畏先贤和祖脉的承载者与延续者。所以，她要“一路去半岛听听，听到了祖先的声音，我就认，听不到，就不认”。当林安平第一次走出峡谷时，县城这个“人世”所给予她的冲击，令她惊心动魄。在很大程度上，她的心理、精神和灵魂，在几个层面上似乎都与现实即将发生精神的“断裂”，相对于现实的“轻浮”，林安平的不安、惶惑和“沉重”，恰恰与存在世界形成了某种的悖谬。

　　“林安平身上确实有巫的一面”，或者说，她的些许富有传奇色彩的“灵异”之象和“特异功能”，若隐若现地在这个“人物”身上传导出来。敏感、多疑，除去为生存苦熬时日，便孤注一掷于修炼祭司的内功，为他人排忧解难，化解苦厄。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和生活方式的人物，罗伟章没有描摹其复杂的性格结构，而是让其以“异象”状态来到人世间的。自降生那一刻起，她被视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异类，从未享受过正常的俗世生活，没有体味到正常的情感润泽和尊严、关爱。罗伟章以一个人的曲折命运史及其具体存在状态，与一个村落、一个乡镇、一个地区的历史进行比照。林安平真实的个人史，被种种传说和演绎所遮蔽，甚至扭曲，令其生存在一个“他者”虚构的时空，同时，她也始终不迈出自己的“领地”半步。所以，当其走进并不遥远的县城时，她竟然恍若隔世。从这个层面讲，蜀地的民俗、文化层面中，封闭、掩抑和现实隔膜，也不同程度地弥散出地域文化的神秘性色彩，这更是林安平身上具有超现实成分、特异功能等造成的罕见的神秘之美。无疑，这一点与东方神秘主义美学之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内在联系。

　　同样，《寂静史》依然让我们想到北岛的这个诗句—“我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这里的“呜咽”，隐藏着悲伤和痛楚，弥散出“吹笛人”最内在的渴望和感悟。像这样超越文学地理学范畴对“空山”的想象，充满生命主体对情感的描摹，都是想呈现万籁俱寂的寂静情境，以此建构起能够使自然、生命、历史得以“复原”的真实维度。但是，县里为了所谓的“政绩”，想“打造”、挖掘地域文化，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却千方百计地“重构和修订”历史或传说，并无厘头地肆意“嫁接”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事物，扭断历史、事物与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于是，在放弃了历史伦理的前提下，人们将林安平作为某种“工具”，附着于极端功利和实用主义现场。也许，俗世对林安平的认知，依然滞留在过于“世俗”的层面，因此就更加剧了林安平的个人悲剧命运。换言之，这里的“呜咽”，进一步演化为“空山”的“呜咽”，通过林安平的谛听，必然性地打破沉寂，并终结“寂静的历史”。

　　表面上看，“寂静”看似与“声音”相悖，但是，深思、细读之，罗伟章要写的“寂静”实质上也是一种声音。它是个人内心的声音，也是一个村落、部族的声音;是现代的声音，也是传统的声音;是内心孤独的声音，也是古老文化沦陷、消逝的颤抖之音。透过《寂静史》，我们听到了林安平对祭司文化独守的孤寂，听到了“我”与现实的龃龉和碰撞之声。罗伟章采用了让主人公内心自我“消音”的方式，来呈现表面的平静，却奏响了埋藏在人和时代灵魂深处最孤独、寂寞的真实乐章。虽然，林安平最终也无法从虚构的传言中摆脱，逃回到她真实的身体和灵魂，但我们坚信，无止境的声音定然会幻化成灵魂的音乐，实现从肉体性存在到精神性存在的转义。

　　我们说，语言和文体应该是评价小说的重要标准，这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审美标准。一位作家如何才能将良好的语言感觉和叙事节律，能够较好、较为持久地保持在小说的叙述之中，体现为作家的那种定力和才华。这种感觉，是作家特有的将现实的生命体验艺术地转化为文字的能力和特质。从这个角度讲，一部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仅是语言和结构带来的，也是独属于作家的富于个性气质、与众不同的艺术感觉或直觉带来的。所以，罗伟章的小说之所以始终能体现出他独特艺术感觉、气质或直觉，主要是因为他自觉的艺术追求使然。这种感觉的直接外化和体现，就是叙事的简洁、踏实和“朴拙”。小说叙事所聚敛的氛围或“气场”，艺术呈现的朴素和表达的生动性，即文脉的变化与流动，都不事张扬地潜伏在他朴素、“低调”的文字之中。这既与作家内心的宽厚、诚实有关，也与他所选择的不事雕琢的“非技术性”文本结构方式相关。也许，“朴素”恰恰就是一种最高明、最富有境界的小说技艺，一种最接近现代生活的小说意识。我们认为，这肯定与他的蜀地生活及其精神、情感投入直接相关。总之，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丰富了当代小说叙事的审美艺术形态。近期，罗伟章又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无疑，这又是一种关于“声音”的叙述，或者是另一种谛听生活的、充满个性化的声音。我们相信，这种“声音”，一定也会同样延伸出罗伟章对于世界的叙事姿态和审美选择的独特途径。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154)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