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翼中篇小说创作论

发布时间：2022-01-16 来源于：中国作家网作者：吴道毅点击数：次

　　摘要：吕翼中篇小说成就显著，表现为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以精准扶贫为重心展开的对彝族当代命运的民族志叙述，构成了吕翼中篇小说的重要叙事维度。而对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彝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及对彝族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展示，体现出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疆域的拓展。吕翼中篇小说同时以彝、汉关系与抗日战争为背景，积极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吕翼;中篇小说;彝族;民族志

　　作者：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

　　21世纪以来，彝族70后作家吕翼在文学道路上快速成长，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创作实绩，仅长篇小说就出版了《土脉》《村庄的喊叫》《疼痛的龙头山》《寒门》等七部。2015年以来，吕翼又进入到一个创作高峰期，推出《冤家的鞋子》《逃跑的貔貅》《马腹村的事》《逃亡的䝚貀》《马嘶》《竹笋出林》《主动失踪》等十多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或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广泛转载，或进入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行列，显示出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作品《马嘶》还于2020年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吕翼中篇小说一方面以云南乌蒙山区为地域背景，以精准扶贫为焦点，描绘彝族的生活巨变，充分发掘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彝族传统文化，形成了浓厚的民族志叙述特色;另一方面则以彝、汉文化交往与抗日战争为背景，表现彝、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换言之，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构成了吕翼中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特点，并在探索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叙事路径与推动当代文化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地方社会变迁的民族志叙述

　　“民族志主要是对一个特定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制度进行详细的调查、描述和研究。”[1]作为彝族作家，吕翼有着自觉的民族意识，对本民族深怀赤子之心，深切地盼望彝族同胞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吕翼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维度，是对彝族生活进行的民族志叙述。对他来说，关注彝族父老乡亲的生存命运，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光荣的历史使命。因此，书写改革开放时代云南乌蒙山区彝族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描写彝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小康的辉煌历程，是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的主要内容。

　　在对脱贫攻坚的民族志叙述中，吕翼中篇小说没有回避对云南乌蒙山区彝族父老乡亲贫困生存状态的客观书写。吕翼清楚地知道，云南乌蒙山区彝族父老乡亲的贫困是一种令人忧虑的现状，是阻挠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严重障碍。在吕翼笔下，云南乌蒙山区属于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邻的乌蒙山区的一部分，由于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里依旧很贫穷。《马腹村的事》中的马腹村是个彝族村庄，地理位置险要，称得上“易守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但到了和平年代，不仅面临着“行路难，饮水难，做产业难”等问题，而且村民住房条件普遍“原始落后”——“整个村子都是土墙房，木杆串斗，茅草苫顶”，其中大多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一旦遭遇风雨与地震灾害，随时都会倒塌。因此，“世世代代住这里的老百姓，日子就过得煎熬”。《竹笋出林》中的背篼村长期以来就是贫穷的彝族村寨。千百年来，由于地处偏远、山高水深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简陋，本地资源优势无从转化为商品优势，加之战乱、自然灾难频发与文化教育落后，“穷鬼苏沙尼次”扼住了背篼村人的“脖颈子”。过去，背篼村人的祖先从平原地区来到乌蒙山深处的背篼村，为的是躲避战乱，但在和平时代，背篼村人却陷入贫困。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麻达的母亲因为穿不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而受到城镇人的鄙视与人格侮辱，便偷偷地跟着外地货郎跑了，一去不回。村支书勒吉的儿子吉地不由得怨天尤人，责怪自己生错了地方，感到生在背篼村是一种“耻辱”。背篼村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穷鬼苏沙尼次赶跑”。

　　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的着重点与主旋律，是书写脱贫攻坚战在云南乌蒙山区打响的伟大壮举，诠释脱贫攻坚战对于云南乌蒙山区彝族人民的划时代意义，展示云南乌蒙山区各族干部、群众投身脱贫攻坚战的热情、干劲与斗志，并因此歌颂党和政府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吕翼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脱贫攻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乌蒙山区彝族人民的命运，为他们带来福祉，使他们摆脱贫困，解决了温饱，进而过上了小康生活的好日子。在《马腹村的事》中，在省住建厅扶贫干部泽林的带领下，在上级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经过全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道路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旧房与危房改造、文化旅游业开发、劳务输出等在马腹村有序实施，脱贫攻坚任务逐步完成，最终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泽林更是发挥出让党的精准扶贫工作落地生根的重要作用。经他的努力，村里争取到巨额资金，在一年内就修通出山公路，避免了村子被整体搬迁的命运。此后，他继续带领全村干部群众按脱贫标准改造旧房与危房，开发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最终使马腹村呈现出全新面貌，彻底告别了贫困。在《生为兄弟》中，省交通厅处长贺南森担任倒马坎村扶贫队长，与曾经结拜的兄弟、马腹村扶贫队长马多不期而遇。在扶贫工作中，他们并肩作战，相互支持，誓死赶跑穷鬼“苏沙尼次”。倒马坎村群众对贺南森工作的支持欠积极，马多暗中嘱咐乡亲们要学会感恩。马腹村发生大面积猪瘟，贺南森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马多解困。两年内，二人都如期完成各自村寨的脱贫攻坚任务。在《竹笋出林》中，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对背篼村进行整体搬迁的决策，同时决定在背篼村原有的竹林、竹笋上大做文章，大力推进竹林、竹笋、竹编工艺品的产业化与商品化进程，穷鬼“苏沙尼次”被彻底“降服”。在《主动失踪》中，金沙江连心大桥的立项与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既是云南乌蒙山区彝族人民脱贫致富的桥梁，承载着他们几千来的热切愿望，也是一条党和彝族人民心连心的桥梁。

　　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还通过对脱贫攻坚中内生型人才的书写，隐喻新时代云南乌蒙山区彝族的成长。《竹笋出林》中的吉地是背篼村村支书勒吉的儿子，父子间曾经发生过强烈的代际冲突和文化观念矛盾。勒吉担任村支书30多年，办事敬业，为人正直，曾在农村土地承包、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与年少时的儿子吉地父子情深。然而，他轻视教育、不懂商品经济规律、容不得吉地反驳他的观点，遇到吉地经商失败便简单粗暴地与吉地决裂，也引发吉地对他的仇恨与反叛。生活的封闭、文化的落后、观念的保守与方法的简单，导致勒吉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难以改变生存的现状，更难以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与父亲相反，吉地在遭受生活的挫折中不断成长。吉地非常热爱家乡，但他与父亲勒吉最大的不同，是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与对生存环境的深刻反思，他敢于走出山寨到山外闯荡世界。本地的商海沉浮，东莞打工创业的磨砺，回县城开公司当老板的顺遂，打工时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等经历，把吉地锻造成时代的弄潮儿，让他在背篼村脱贫攻坚战中担起了大梁和重任。《主动失踪》中的刘仁贵是马腹村人，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十多岁跟他父亲学会了石匠手艺，后来到广东建筑公司打工，经过十多年打拼后自己当上老总，成为村里有名的富人与能人。在马腹村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刘仁贵在县领导感召下回到村里担任村主任，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出强有力的领导作用[2]。吉地、刘仁贵的成长，喻示了新时代彝族的成长。

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呈现

　　地方性知识是带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人类智慧结晶，关联着民族或族群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风习、伦理体系与宗教观念等，凝结着民族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正如人类学家吉尔兹指出：“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如果阐释人类学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真理。”[3]在全球化与后现代语境下，地方性知识愈益凸显它的价值与魅力，展示着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吕翼察觉到，彝族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在当代彝族人现代性诉求中释放着强劲活力。吕翼中篇小说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对作为地方性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彝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并进一步拓宽了民族志叙述的领域。

　　吕翼中篇小说对彝族地方性知识的发掘，突出地表现为对彝族独特生存方式与物质生产知识的发掘上。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生存方式与生产知识往往同他们的地域背景密切相关。正如德芒戎指出：“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包含着他们和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的关系。”[4]吕翼体察到，在云南乌蒙山区，千百年来，面对山高水险的生存环境，当地彝族群众依靠无畏的勇气与无尽的智慧获得了独特而宝贵的生存技巧和知识，也锤炼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主动失踪》表明，在高山峻岭中求生，在悬崖上定居，与毒蛇猛兽为邻，与惊涛骇浪的金沙江打交道或通过溜索越过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等，是彝族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地，地理环境是那样奇异而险峻：“金沙江两岸山高坡陡，河底水流湍急，奔腾汹涌”;乌蒙山“莽莽苍苍”，气势雄浑;许多村庄坐落在高峻的山腰或山顶上，成为险要而与世隔绝的悬崖村落;通往村庄的路，常常是“恶狼”“野兔”和人共同通行的小径。尽管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彝族人民却视同寻常，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尤其是面对金沙江的雄伟湍急与桀骜不驯，他们也能够找到办法对付它——惊心动魄的溜索就是有效办法之一。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由于溜索用的绳索多由简陋的藤条做成，索断人亡事件时有发生，但彝族人民并不会因为有牺牲就停下过江的脚步。《竹笋出林》中的背篼村坐落在金沙江边，“山高水深，路途艰险”，满山遍野长着茂盛的竹林。在这种环境下，彝民背着用竹子编织的背篼运送沉重的物资“爬坡上山”，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与必然选择。对他们来说，背篼是劳动工具，也是离不开的伙伴。而心灵手巧的麻达则用竹子编织成精美绝伦的生活用品，练出一种精湛的竹编技艺。

　　吕翼中篇小说发掘乌蒙山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着力点，是开掘彝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彝族是一个信奉原始宗教的民族，崇尚万物有灵论，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在他们的观念中，“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于是对它们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说必不可免地导致对它们的实际崇拜或希望得到它们的怜悯”[5]。在吕翼看来，正是万物有灵观念形成了彝族独特的原始宗教意识与对鬼神的虔诚信仰，使他们不仅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高度重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马腹村的事》通过对“灵筒”的叙述，深刻挖掘彝族注重灵魂的独特宗教信仰，充分凸显其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思想价值。马腹村的彝族村民普遍有着独特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不仅相信灵魂的存在，保持对祖先的崇拜，铭记祖先的历史功勋，而且高度重视灵魂的安居，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重视精神的皈依。比如，村里人都认为，仙逝的人有三个灵魂：一魂归赴祖界，一魂留守葬地，一魂入灵筒。而灵筒，正是祖先灵魂在家中的住地。马腹村人认为：“他们每家都有灵筒，灵筒里住有祖先的灵魂，只能供好，不能搬走。”灵筒的摆放位置，是老家的正堂屋。活着的成年男子，也有灵筒，但比供放祖先的灵筒小，外出时必须悬挂。可见，这里的彝族村民不仅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把灵筒当做灵魂的寄居之地，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居所观念与重视精神安居或灵魂归宿的独特宗教观念。在扶贫工作中，马腹村彝民之所以不愿意整体搬迁，除了交通等问题解决之后可更好生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着注重灵魂归宿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一旦村子搬迁，祖先和活人的灵魂就失去安顿之所。正因为如此，扶贫干部泽林在深入调查与通盘考虑之后，决定尊重彝族村民的独特宗教习俗，果断地调整了扶贫方案。《逃亡的䝚貀》中的䝚貀，也包含着乌蒙山区彝族独特的鬼神观念或宗教信仰。马腹村彝族人认为，䝚貀是一种聚集百毒、祸害深重的恶鬼。人在社会中坏事做多了，就会遭致䝚貀缠身。作品中的彝族商人乌斯都大肆从乌蒙山区向大都市走私野生动物，丧心病狂地残害穿山甲，又为不法商人贾二哥非法集资充当得力干将，造成乡亲们巨额血汗钱的亏损。因此，他回村后被村民当成䝚貀缠身乃至被视作与䝚貀无异，他身为毕摩的父亲吉萨老爹还亲自为他驱鬼。

　　吕翼中篇小说发掘地方性知识的另一侧重点，是发掘彝族独特的伦理准则。在所有民族的宗教中，往往渗透着浓厚的伦理观念，包含着相应的道德规训，规定着人的道德义务与责任，隐含着扬善惩恶的道德取向。吕翼深刻认识到，彝族的道德准则与彝族的宗教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彝族宗教意识尤其是死亡意识里，渗透着严格而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它们在彝族生活中发挥出伦理诱导与道德规约的重要作用。《马腹村的事》表明，彝族不仅高度重视人死后灵魂的安居，而且特别重视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修养，提倡美德与善行，鄙弃恶行与罪恶，大力张扬人的精神。在外出成年男子的灵筒的悬挂问题上，彝族就有着严格的伦理准则，凡认为是“干了坏事，祸害百姓，罪恶累累的灵魂”，灵筒就不能进正屋。在彝族部落战争史中，还形成一个独特的“规矩”：“这里械斗不断，死人是常事。但这里有个规矩，在战场上牺牲，不能就说你有多了不起，还得验伤口。刀枪穿过的孔，要是在正面，没说的，你是迎敌而上，家族都为你自豪，以你为英雄，隆重祭奠。伤口要是在身后，哪怕就是在脑勺子上，说明你是逃兵，死得没有价值。对不起，尸陈荒野，任狼撕狗啃，还要被吐口水诅咒。”[6]尽管彝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带有严重局限性与悲剧性，但这一检验烈士伤口的“规矩”却显示出彝族独特的道德指向性，它提倡勇士精神，反对临阵脱逃与贪生怕死，形成了彝族人在战争中勇于冲锋陷阵、耻当逃兵的习俗。作为地方性知识，这种推崇勇往直前的伦理价值在当今脱贫攻坚战中保持持久的活力。村主任木惹因为当村主任待遇低、几年得不到提拔等原因，意欲辞职去城里打工，在脱贫攻坚关键时刻当逃兵。村里最年长老人半是指责半是提醒地给木惹讲马腹村人战死验伤的传统，瞬间便激起木惹作为彝族男子的豪气、胆气和荣誉感，使他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村里的脱贫工作当中。《逃亡的䝚貀》也在诅咒恶鬼䝚貀的同时，凸显着马腹村彝族正面的道德规约。在马腹村，每家彝族人正堂屋的上方，都供有祖灵玛都，而“祖灵面前，不可有污脏的行为，也不可有污脏的物体”。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便会殃及全村。违反者轻则受全村人唾弃，重则被家族开除。在外面做了坏事或品质败坏的人，回到家中不许进正屋，否则就是亵渎祖灵，罪不容赦。作为在外干过不少坏事的不肖子弟，乌斯都从大都市逃回马腹村之后，受到了全村严厉的道德审判。他的父母不许他进正屋，罚他睡猪圈，逼他忏悔与改邪归正[7]。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书写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民族历史上相互往来，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8]的政治格局。作为中国人，吕翼对祖国有着自觉的认同意识，深切体会到中华各民族一家亲与彼此之间文化交融的关系的重要性。吕翼中篇小说的另一重要叙事维度，是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书写彝、汉民族融合，凸显彝、汉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吕翼在“骏马奖”的获奖感言中谈到中篇小说姊妹篇《冤家的鞋子》与《马嘶》：“写动物之痛，写人物之苦，写时代之变，写民族之间的碰撞、纠结、交流与融合，写世道人心的起落、辗转与涩重，力图表达一个底层负重者对世界的张望。其间既有个人的恩怨情仇，又有着更多的家国情怀。”[9]这些话可谓两部小说主题的注脚，体现出作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自觉。

　　《冤家的鞋子》与《马嘶》的主要人物相同，故事情节则前后承接与相互交叉。《冤家的鞋子》主要讲述了彝族小伙乌铁通过“抢亲”，拆散了汉族情侣开杏与胡笙，并由此产生诸多矛盾与仇恨的故事。在金沙江上游的金河两岸，一边是汉族的杨树村，一边是彝族的龙头山。杨树村十七八岁的美丽少女开杏，与在县城教书的同村青年胡笙真心恋爱。而龙头山的乌铁年方二十，出生于彝族土司世家。一天傍晚，骑着枣红马偶然来到杨树村的乌铁，遇到了在草堆上纳鞋的开杏，用“抢亲”的方式强迫开杏做了妻子。为躲避叔父的追杀，乌铁带着开杏来到乌蒙城里的挑水巷，靠做小生意为生。他最想得到开杏当初在稻草堆上做的那双鞋，开杏却宁死也不给。后来，胡笙、乌铁都走上抗日前线，乌铁在战争中被炸断双腿。《马嘶》以双腿残废的乌铁寻找“马老表”(即枣红马)为线索，讲述了乌铁与胡笙在共同经历了保家卫国、抵御外敌之后，化解仇恨，冰释前嫌的结局。在乌铁上前线后，开贵终于在挑水巷找到了失踪的妹妹开杏，并找借口牵走了乌铁的枣红马。对乌铁来说，没有“马老表”的日子意味着精神的毁灭。直到杨树村祭悼岳父时，乌铁才发现了病入膏肓的“马老表”。最后，金枝陪着骑着枣红马的胡笙来到乌铁家，乌铁主动让开杏取出当初的那双鞋给胡笙，开杏亲自给胡笙穿上，胡笙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通婚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但可以促进民族之间血缘的融合，而且可以推动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同。正如有学者指出：“族际通婚是民族民间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最直接、最彻底的一种形式，也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的直接反映和表现。”[10]吕翼中篇小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呈现民族通婚带来的彝、汉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冤家的鞋子》与《马嘶》的重要共同主题之一是通婚带来的彝、汉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融合。一方面，“抢亲”造成了彝、汉文化的强烈碰撞。令乌铁后悔不及的是他对开杏的“抢亲”。开杏作为汉族纯情少女，有着对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的追求，“抢亲”让她遭受了极大的羞辱，心理和情感备受致命打击，同时也摧毁了胡笙对幸福爱情的梦想。其间接后果是造成开杏一家人骨肉离别，导致开杏父亲伤心而死，改变了开杏一家人的命运。正因为如此，开杏一家人对乌铁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更重要的是，“抢亲”背后折射出彝、汉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冲突。对乌铁来说，“抢亲”是金沙江一带彝族“久有的习俗”，包含着人口繁衍高于一切的文化取向。而对开杏来说，贞洁具有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比生命还要贵重。被“抢亲”后，开杏不断地清洗身子，最想做的事就是寻死，她甚至不敢返回杨树村——哪怕父亲去世需要守孝,她也绝不回村，因为回村就势必“羞辱祖先”。所以，即使乌铁不停地向她赔礼与赎罪，她也不肯原谅他。另一方面，随着在长期交流过程中彝、汉之间增进了解，消除了彼此的隔阂，带来了彝、汉文化的不断融合。由于对乌铁心地、性格与身世不断加深了解，开杏对乌铁的态度由仇恨、拒绝、冷淡逐渐变成关心、支持、赞许、接受与认同。当乌铁要上前线打日本时，开杏第一次表示出对乌铁的肯定，并主动对乌铁履行妻子的义务。乌铁上战场后，她把乌铁心爱的枣红马养得又肥又壮。误闻乌铁阵亡后，她不顾个人安危回到龙头山，几乎倾尽家产，以妻子名义为乌铁举行隆重的葬礼。乌铁抗战归来之际，她一反常态，第一时间给乌铁拿出了他梦寐以求的那双鞋子。乌铁劝她离婚嫁一个健全人，她却对乌铁不离不弃。至于乌铁，他对开杏始终真心相爱。他婚后对开杏的疼爱、照顾、保护与赎罪，一直在慢慢融化开杏心中仇恨的坚冰。而乌铁两次到杨树村都没有遭到报复，表明他的善意也逐渐被杨树村汉族群众所认可与接纳。

　　展示彝族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书写彝、汉两个民族自觉而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吕翼中篇小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轴心。《冤家的鞋子》与《马嘶》的另一重要主题，便是突出地表现彝族的国家认同观念与爱国情怀，表现彝、汉人民誓死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安全、捍卫民族尊严的集体无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乌铁与胡笙虽然“身份”“民族”与“文化”不同，但“在大难来临之时，居然有着相同的理想和主张”，这一“理想和主张”便是“男儿就应该血洒疆场”抗日救国。正因为如此，乌铁、胡笙才在台儿庄战役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均不愧为民族英雄。乌铁保家卫国的大义，得到妻子开杏、土司叔叔与金枝等彝汉民众的广泛认同，如金枝偷偷地为枣红马喂食疗伤，在人们要杀死它祭亡灵时，不惜以牺牲一头猪的代价救下它，表达了对抗日英雄乌铁的敬爱。在两部作品中，像乌铁这样勇赴抗日疆场、舍身报国的彝族人十分普遍——不但包括龙云、卢汉、张冲等著名彝族上层人士，而且还包括由云南四万各族子弟组成、由龙云和卢汉等彝族统帅与将领领导的抗日第六十军中许许多多的彝族人。尤其是在第六十军中，有包括众多彝族子弟在内的三万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云南各族人民的命运被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他们生死相助、祸福相依，冲破了由于历史、统治者压榨等原因所造成的民族隔阂，结成了相互依存、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11]彝人乌铁与汉族情敌胡笙化解仇恨，在抗日战场上结成生死兄弟，既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成果，也是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保家卫国、抵御外来强敌的生动象征。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中，吕翼中篇小说还严厉地批判了置民族与国家大义于不顾的狭隘个人主义思想与贪生怕死的人生哲学。《马嘶》中的开贵便是个人主义与贪生怕死的典型代表。开杏被抢后，开贵寻妹不着，又逢县政府组织青壮上前线抗日。在国家危难时刻，开贵打起小算盘。先是故意在割谷时将右手指割去一截，继而又在家中装病，最后把当兵的责任推卸给妹妹从前的男友胡笙。他恨乌铁抢走妹妹，因为这毁掉了他想通过换亲娶到金枝的梦想，于是丧心病狂地役使乃至虐待被乌铁视为生命的“马老表”，完全沉溺于个人的私仇中不能自拔。最终，他的卑劣思想与行为，遭到了彝、汉民众的一致唾弃。金枝拒绝嫁给开贵，说到底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爱国的热血男儿——正如开杏对开贵说，如果开贵上前线，金枝是会嫁给他的。因此，对于背叛中华民族共同体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举动，包括彝、汉在内的各族人民一致表示谴责与不屑。

　　综上，在吕翼中篇小说中，彝族生活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构成了生动的交汇，不仅重新镀亮了彝族传统文化的光芒，而且自觉参与了时代主流文化的大合唱。这一书写模式，有效地探索出基于民族地方社会历史生活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李绍明.序[M]//姚光麟.西藏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

　　[2] 吴道毅.乌蒙山区精准扶贫叙事的华美乐章——评吕翼中篇小说集《生为兄弟》[N].文艺报，2021-07-05(7).

　　[3]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9.

　　[4] 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10.

　　[5]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50.

　　[6] 吕翼.马腹村的事[J].民族文学，2019(7):4-30.

　　[7] 吴道毅.彝族文化视域下的抗疫叙事——读吕翼中篇小说《逃亡的䝚貀》[J].民族文学，2020(12):26-28.

　　[8]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9] 吕翼.获奖感言[N]//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感言.文艺报，2020-09-25(4).

　　[10] 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