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20世纪4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在小说观念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早在80年代初，赵园就曾关注过这一时期小说的新“突破”：“把文学真正作为文学来研究，你会发现，现代文学正是在四十年代，出现了自我突破的契机。这契机自然首先是由创作着的个体显示的。相当一批作家，在小说艺术上实现了对于自己的超越。”①赵园列举的作家包括茅盾、巴金以及老舍等，但她似乎更看重另一批新生代作家创作的“奇书”：

　　“契机”还在于，正当此时，出现了一批“奇书”，不可重复、也确实不曾重现过的风格现象，比如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评价更歧异的徐讠于的《风萧萧》，张爱玲写于沦陷区的那一批短篇。作为特殊的风格现象，我还想到了师陀的《结婚》、《马兰》，上述作品即使不能称“奇书”，也足称“精品”。至少在创作者个人的文学生涯中，像是一种奇迹。我在这里首先关心的是“量”：这儿汇聚着一大批!很可能是，力量(艺术力量，艺术追求的力量)在长久积蓄后突如其来地爆发了。而由这可观的“量”中，我更注意到了，有关作者都在自觉地致力于文学的内在规律的把握。因而思路极分散——在选材上，追求又极集中——对于文学的自身功能。“异”中有引人注目的“同”。②

　　在“可观的‘量’”中，我们会越发感受到40年代小说“异”的丰富性，同时，又可以充分理解研究者试图探索其中似乎难以确切言说的“同”的冲动。

　　如果进一步引申，那么20世纪40年代这一批“精品”所表现出的“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文体形式、结构样态以及语言美感风格上的差异性，而“引人注目的‘同’”或许就蕴含在小说家于战争年代普遍获得的历史经验、文学体验以及审美认知态度中，进而表现为小说叙事模式上的某些共通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选择的反讽的叙述调子，或许可以置于赵园所谓的“同”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这些小说包括钱钟书的《围城》、《人·兽·鬼》，萧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师陀的《结婚》、《马兰》、《果园城记》，沈从文的《长河》、《雪晴》，丁玲的《在医院中》，卞之琳的《山山水水》，汪曾祺的《复仇》、《鸡鸭名家》，骆宾基的《混沌》、《北望园的春天》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对反讽的叙述调子的选择，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写作现象，具有生成新的小说叙事和审美模式的可能性，在反映了作者对新的小说观念和形式自觉探索的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普遍获得的世界感受、历史经验、文学体验以及审美认知态度。

一

　　有研究者认为，“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最古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最叫人头痛的概念之一，论者称它有‘臭名昭著的难以捉摸性质’”，因为它“不仅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概念上还不断地在发展”③。西方学者米克的《论反讽》一书的写作，主要策略就是从结构功能的意义上描述反讽是如何在文本语境和话语环境中生成的，借此来梳理反讽概念的发展史④。而回避对反讽做出确定性的界定，是讨论反讽的理论家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为反讽给出一个简约的定义就显得难能可贵了。该书称反讽是“一种用来传达与文字表面意义迥然不同(而且通常相反)的内在含义的说话方式”⑤。加拿大理论家琳达·哈琴在《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界定：“反讽言此而意彼，是人们选来表达相反观点的古怪的委婉方式。”⑥而赵毅衡则在与悖论的比较中对反讽给出了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定义：“悖论在文字上就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形式、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出现、而在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例如，我越想他，就越不想他，或‘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反讽则没有说出来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两个层次相互对立，悖论是‘似非而是’，反讽是‘口非心是’。”⑦所谓的“口非心是”，指的是心里想的是什么，恰好以相反的方向在言语中表达出来，或者说，说话者的真实想法仅凭文字是看不出来的，反讽的读解，往往需要在语境中获得。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