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三

　　作为一种叙事姿态和调子的反讽，最需要的是分寸感，拿捏不好往往会适得其反。《北望园的春天》有些细节中的反讽意味已经达到分寸感的边缘，稍有不慎，就会滑向讽刺，进而显示出叙事者的矫饰与刻薄。譬如叙事者对胡玲君和赵人杰的讽喻：

　　在没有听清楚我的话的工夫，她(胡玲君——引者注)会用眼睛望着我问：“什么?”作出那种少女的天真，作出不懂事的孩子问：“家雀怎么会飞呢?”那种稚气的神气。只有在这时候，才显出她的年龄是过时了。若是一朵花，那么这朵花已经是开过一礼拜了，有一场风，花瓣就会片片坠落，而且那些花瓣是没有水分的了，只是还没有枯萎。她是完全不适合用这种口吻了，也许退回十年，她那种稚气的眼光会诱人微笑。

　　赵人杰坐在我旁边，依然微笑着，可是我感觉到他带来的是怎样的空气，那种空气使我们一时找不到谈话的资料了。绅士们坐在一起，找不到话可谈，那该是怎样不好受的心情呀!正象在热烈攀谈的绅士们，发现旁边站着个乞求者，不管怎样装作看不见，然而心里还是有一种负担。

　　赵人杰这天买了三块钱的花生米，仿佛招待一顿盛餐那样几次的让我：“吃呀!吃呀!”

　　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叙事者“我”对人性有着精微的洞察，又不无矜持的姿态，背后有隐隐的优越感。这时的反讽的分寸感似乎有些缺失，显示出叙事者的不够厚道。难道是骆宾基对反讽应有尺度的掌控有些进退失据?还是这种分寸感的缺失乃作者的有意为之?如果是刻意而为，那么当叙事者的反讽一再丧失审美分寸感而令读者渐渐生疑的时候，其反讽指向便具有了自反的可能。

　　也正是对叙事者逐渐体现出的某种优越感和不无得意的洞察力本身的观照，使得读者对叙事者反而逐渐生出不信任感，反讽终于指向了叙事者自身。正是这种反身性的反讽叙事，使得读者开始再度审视被反讽叙事者叙述出来的人物，而那些有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的读者可能就会超越叙事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报以同情和怜悯。研究者的批评性阅读也由此开始，思考骆宾基拟设一个反讽叙事者究竟有何深意，意识到小说的反讽叙事格局原来是作家的自觉建构。由此来审视小说，读者会发现诸多细节都隐含了对叙事者自身的反讽。如叙事者“我”请杨村农和赵人杰吃饭的一段情节：

　　我说：“赵先生，我们吃酒，你不要吃，就尽管吃饭好了。”

　　“好。”他说;可是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地向嘴里送。五分钟就停停筷子，十分钟就夹一口菜，而且只夹一小片白菜。明明他是饿了，可是他还陪着我们吃酒。他的命运就似乎决定是为了别人而生活的。

　　我说：“赵先生。有肝尖，有肥肠，有鱼片，你是吃嘛!”

　　他说：“我是吃呀!”

　　我说：“你不要客气，这些菜我们是吃不完的，你尽管吃呀!”

　　叙事者此前没有交代这顿饭自己点了什么菜，可以说是一种叙事省略，但虽未直接写“我”请了什么，读者却能从“我”说的话中了解到这顿饭很奢侈。从写实的角度看，这番话违反生活真实，显然是说给读者听的，在一如既往地凸显赵人杰的谦卑性格的同时，也表现了叙事者的阔绰与大方。另一处细节中，“我”让赵人杰不必急着还钱时是这样说的：“我不会等着这五块法币买烟抽的。”对“买烟抽”的着意强调，也是在凸显叙事者的经济状况可以负担得起战时多少有些奢侈的消费。诸如此类的地方，都将反讽的眼光指向了叙事者。小说对叙事者自身的反讽意味也变得越来越鲜明。譬如叙事者对林美娜的观感与评价：

　　林美娜对我的招待就又不同。我在那时候走进她的房间，她向我微笑，从那微笑里，我知道熊星是睡熟了。而我的举止也就谨慎小心，轻轻的，怕惊醒孩子。她是常常这样微笑的，那微笑轻柔得仿佛早晨原野边陲的一片有阳光的云影，它的出现完全和你的存在是没有关系的，然而你觉得亲切、柔和、美。她的说话声调也充满了温柔，她的眼睛望你时也充满了温柔，然而你会觉得这种温柔，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少妇的，而是属于你朋友的太太的。

　　她很爱她的丈夫，然而若是在她丈夫面前，即使她沉默着编织什么，你也会觉得她是体贴你的，注意你的茶杯是不是空了，注意你是不是在找火点烟。在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她的微笑，体贴不是对着你，对着一个有身份的客人，而是对待她丈夫的朋友的。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