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林美娜对她的丈夫，反而没有这种温柔的微笑的，然而你却觉出她对他是怎样的深爱。尽管她的口吻平淡，你从那平淡中会觉得她是怎样的顺从，顺从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的特质。你从那顺从中，就觉得对你的微笑就没有一点价值了。

　　叙事者本来对林美娜充满了赞赏，她的“亲切、柔和、美”，温柔的声调和充满了温柔的眼睛，仿佛是娇媚的春天本身。然而，一旦叙事者发觉这种温柔和顺从是属于朋友的太太时，这种赞赏就打了折扣：“你从那顺从中，就觉得对你的微笑就没有一点价值了。”当叙事者不满于林美娜的温婉和顺从只留给自己的丈夫时，小说透露出叙事者的“非分之想”，这是相当反讽的。

　　当叙事者同样被反讽时，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就构成了反讽叙事，也意味着这个叙事者不能被充分信任。小说开头表现出的叙事者是一个对生命意义有所追求的探索者式的形象，不甘于桂林战时生活世界的意义的荒芜乃至生命的空虚，对安于现状的北望园的居民因此带着几分不满与居高临下的审视和道德优越感。而当读者意识到叙事者其实也是一个被作家反讽的对象后，他所占据的天然的权威性就被削弱了，甚至有可能走向相反的效果，这也意味着在小说中没有人能占据道德和历史的制高点，或者有权利审视和仲裁他人。此时，小说隐含作者真正的声音也就需要穿越叙事者设置的音障而重新捕捉，隐含作者由此与叙事者区隔开来。当读者对叙事者的判断产生疑惑，就有可能超越叙事者的反讽叙述，而对小说人物报以同情与悲悯，至少会隐隐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其实都很良善。如林美娜是一个多么温婉而本分的模范太太;赵人杰尽管卑微，却也不失淳厚和善良，而且尽管贫困交加，还仍旧保有对艺术的赤子之心;杨村农也许称不上一个有风度的绅士，但性格中也不乏天真与单纯的一面。这些对人物的新的感受，只有把反讽指向叙事者本人时才能脱颖而出。进而一个理想读者还会对小说人物灌注自己的悲悯与同情。

　　这种悲悯与同情的感受力是对小说反讽叙事的真正超越，由此才能深入体察骆宾基塑造一个反讽的叙事者的深意。作家最终试图展现的是叙事者“我”与被叙述的人物之间并无差别。也就是说，小说叙事者“我”貌似优越于人物，但实际上无非众生中的一员而已。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一种反讽观照的视野下，那么叙事者同样没有逃脱这种反讽。由此，反讽便生成了作为认知伦理的维度，它最终体现在叙事者与人物的感同身受的一体性中，意味着每个人都在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寂寞、无聊与庸常。这是一种鲁迅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20}式的世界感受。

　　反讽的姿态使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叙事视景中多了一种叙事者对笔下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不再像坚守启蒙者的姿态那样高高在上，而是把自己也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如米克在界定总体反讽这一范畴时所说的：“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因为反讽观察者也与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置身于受嘲弄者的行列之中。”{21}总体反讽的概念同样关系到一种伦理学视景，有助于理解40年代小说家在反讽话语背后建构叙事者与其他小说人物的一体感，有助于理解小说家对战时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认知及其小说中的伦理图景的建立，进而有助于理解《北望园的春天》传达的战争年代生存体验的一体性：连同叙事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路杨由此认为：

　　不管骆宾基在“南中国”如何不断辗转，始终还是一个逃不出去的“大后方”，是一个“大世界”的“无声无色”的寂寞。这让我联想到汪曾祺的小说《邂逅》，战时的叙事者在一条船上“观察，感觉，思索着这些，……各种生活式样摆设在船舱座椅上，展放出来;若真实，又若空幻，各自为政，没有章法，然而为一种什么东西范围概括起来，赋之以相同的一点颜色。——那也许是‘生活’本身。在现在，即是‘过江’，大家同在一条‘船’上。”{22}

　　这位研究者引用的小说《邂逅》中的这段话之所以精彩，在于汪曾祺对“大家同在一条‘船’上”的生存境遇的体认，继而把这种境遇理解为“生活”本身。如果说汪曾祺的领悟因具有哲学式的提升而更有深度，那么骆宾基的小说则为这种体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审美细节。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