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四

　　进一步理解反讽，还可以参考弗莱对反讽与讽刺进行的比较。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认为“反讽与讽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讽刺是激烈的反讽”{23}。讽刺背后的道德标准相对而言是明确的，也容易觉察，而对反讽态度的判断则相对困难。弗莱说：“当读者肯定不了作者的态度为何时，或读者自己的态度应该如何时，就是讽刺成分甚少的反讽了。”{24}读《北望园的春天》，读者也会遭遇难以判断作者的态度为何的困扰。究其原因，或许在于作者本人对笔下人物的判断也存在犹疑。一方面，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平庸、无聊或许正是战时的骆宾基对自己周边人物的观感;另一方面，这种空虚感同样源于作者自身的战时体验，并在一定意义上投射到笔下人物身上。因此，对小说人物的判断在叙事者那里便表现出一种悖谬性，有时不无同情、怜悯，有时又深含嘲讽，甚至轻蔑与不满。而这一切，都反映为“叙述人的插手造作”，并“终于使我们感到在书中叙述的事件的表里二层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感”。

　　赵园认为骆宾基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有时须向‘变态心理学’寻求解释”，而相对于路翎，“骆宾基的态度却仍然平易得多。对人物的精神生活，他绝不像路翎那样深不可拔地‘参与’。他的态度，多少使人想到精神病学家，尽管不是全不动声色，至少能不费力地保持着与对象的距离”{25}。这或许吻合了理查德·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强调的反讽主义者所依赖的与对象之间的疏离感。因此，《北望园的春天》中反讽姿态的生成，也正依赖于“与对象的距离”{26}。

　　这种作者与对象的距离具体落实在文本中表现为反讽的距离，借助王德威对沈从文的反讽模式的阐释，其意义还呈现为“对叙事的表面含义的有意颠覆”{27}，使小说《北望园的春天》的意义图景表现为不稳定的状态。“这种反讽效果使意义的不同层面避免凝聚成单义的整体;它还使文本的审美意图持续处于‘危机’之中”{28}。反讽的美学效果在于小说的意义似乎一直在生成，处在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中。对骆宾基而言，这一过程就与战争年代的心理、人性与归属感的缺失乃至文化危机建立起历史性的关联。这也造成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中，文本内的意义和价值都不再清晰，叙事者的声音也显得不确定。

　　反讽带来的犹疑使得叙事者对自己叙述的意义图景也产生怀疑。换句话说，小说的意义不再确定，本身就是叙事者寻求的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北望园的春天》的结尾：

　　实在说北望园的男女住客在无忧无虑的时候也不会寂寞，还会坐在走廊下打盹呀。红瓦屋子的客厅里，由于花瓶里那株美人蕉的花朵，给他们幸福的点缀也一定不小。也许还有株秋海棠呢!我怀念北望园，怀念北望园的深夜……赵人杰一定还是冥坐在他那阴暗的屋子里遐想……现在北望园的深夜应该有一片蛙鸣了……

　　结尾的回溯叙事带来的是与之前关于北望园的空间叙事不同的感觉，叙事者多少生成了回溯之中的悖谬感受。一方面，叙事者的怀念之情使自己寄居北望园的短暂时光染上了有距离的审美意味，“北望园的深夜应该有一片蛙鸣”也称得上是诗意的遐想，当初叙事者曾经生成的空虚与寂寞的体验，经过这一审美距离的过滤也似乎淡化了不少。叙事者在小说结尾不经意中嵌进诗意的畅想，实际上就给小说赋予了追忆的审美氛围，将现在时的故事讲成了过去时，当初的空虚体验在有了审美距离之后则变成怀念。小说尾声的结构性意义正在于为北望园的空间和故事赋予了时间性，一种回溯叙事中的诗性。另一方面，一句“实在说北望园的男女住客在无忧无虑的时候也不会寂寞，还会坐在走廊下打盹呀”却不无反讽地颠覆了寂寞感，而美人蕉“给他们幸福的点缀”也多少带有一点反讽的味道，怀念与反讽这两种悖谬的感受并置在一起，复杂化了文本的意义图景。因此，小说意义的非确定性其实与反讽的认知模式互为表里，反讽模式最终生成的是叙事者对自己的叙事图景本身的反思以及对自我形象的反身性观照。

　　反讽的魅力也恰在这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称反讽是“世界上最深刻、最迷人的东西”{29}，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把反讽视为“从不自觉的创作向创造性自觉的过渡”，“用席勒的话说，则是从天真向感伤、从非反思向反思的过渡;原来持镜反映自然的艺术，现在也能够持镜反映艺术之镜本身了”{30}。可以说，反讽与镜子式的文学反映论天生就是相悖的。或者说，在反讽中，小说家持的是一面哈哈镜，而读者也须学习从哈哈镜中辨识镜中本相。因此，反讽的运用还相应地需要读者的辨识力，如果没有读者的体认和辨识，反讽话语是无效的。正像有研究者所说：“在没有被诠释为反讽之前，反讽就不成其为反讽。”{31}反讽与其说是文本的自我“呈现”，不如说是被读者“发现”的{32}。这就对读者阅读过程中的领悟以及研究者对文本的释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掩卷深思不再是一个常见的关于阅读的经验的比喻，而是理解《北望园的春天》这类小说的内涵的必要步骤，而当读者最后突然领悟到这其实是值得同情的一群人(包括叙事者)，小说便会浮升出些许暖意，慰藉战时意义的荒芜。因此，小说需要读者超越叙事者那种反讽的、犹疑的，甚至是有一些优越感的叙述，才能抵达悲悯、同情与净化的情感境界。正如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所说的那样，反讽的功能之一就是“净化人心的洗礼”{33}。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