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小说的特征与风貌
摘要：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生活有了新的现实内容、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与以往相比，新时代的乡村小说更加关注乡村新变、讲述乡村的治理故事、描写农村新人群体的成长史和创业史。作家以新的视角介入乡村生活，采用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表现社会变革时期乡村生产方式、人情风物、价值观念等诸方面的时代变迁，将个体的生命经历与城乡融合发展深度勾连，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丰富的生活景象和人文景观。
关键词：乡村小说 乡村治理 情感连接 脱贫叙事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乡村社会的面貌也随之发生持续转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农村生产生活、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变化更为明显。因此，如何表现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作家亟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新时代的乡村小说描写当下乡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面貌，既正视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又书写乡村内生式发展的纷繁景象，为农村题材创作提供了鲜活的文学经验。特别在近些年，反映新时代中国乡村新面貌的小说创作逐渐增多，如展现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进程的长篇小说《天大地大》《陈家湾》《战国红》《暖夏》《天露湾》《经山海》《海边春秋》等，从各个角度描写时下乡村生活变迁。这些作品
表现出当代作家关注与描写新时代乡村现状和发展态势的时代自觉与文化自信。作家们试图以更加积极的创作姿态走进新时代乡村生活，从乡村日常生活中呈现新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文学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
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创作，不再陷入表现颓败落寞乡村的窠臼，而是着力塑造一个个摆脱贫困、随时代不断发展的现代村庄，描写一大批立足乡村、扎根生活的农村新人形象，以及在现实中寻找机遇、不断开拓未来的基层干部群体。这些作品与时代共振共情，融入了作家对国家发展、乡村巨变的真切感受和认知。作家采用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新时代中国乡村个体生命轨迹与乡村振兴的密切关联，其中呈现出的乡村面貌、新人形象，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
一、乡村新变：文学书写的现实基点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逐渐改变，由此引起乡村精神样貌和生活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寻找并记述乡村的发展和活力成为新时代乡村小说的主要叙事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之前的不少文学作品也反映了这些内容。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乡村并非只有痛心疾首的困境与问题，中国乡村在发展与转型亦不容否定”，“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是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我们的文学创作需要表现出乡村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重视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新面貌新精神新气象和乡村生活所蕴含的蓬勃生机和美好前景。当下的中国乡村文学书写，需要直面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也要认识到乡村振兴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生机、动能和活力，为乡村题材创作提供更为鲜活立体的时代景象与未来面向。
在新时代的乡村小说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现实的“生长、建构与转型”，它不仅体现在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丰富物质资源和建设新貌，还表现在当前乡村秩序和价值观念对农民精神状态的多重影响。这种发掘乡村内生动力、关切乡村新变的创作趋势与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描写乡村治理的新局面。在《海边春秋》《陈家湾》《战国红》《天大地大》等小说中，作家们刻画了刘书雷、张正海、李松、陈放、乔燕等扎根乡村、帮助村民摆脱贫困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们关注民情民意、体恤民生艰辛，善于化解矛盾、敢于承担责任，踏踏实实为村民想办法、办实事。这些人物形象以乡村为人生舞台的奋斗历程，反映出一些村庄从衰落到振兴、再到焕发新生的奋进故事。另一方面描绘出农民精神状态的变化。作家们关注到中国农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时代发展的密切关系。在《高腔》《村暖花开》《经山海》《父亲和我的时代》《天露湾》等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一些农民顺应农业现代化和现代治理的发展趋势，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和经营理念，“互联网+”创业模式和新型农业合作社也帮助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道路，激发了他们争先致富、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
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时期乡村出现的复杂情形，作家们往往从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出发，以驻村第一书记、村干部、村民为主要人物视角，在纵横交织的人际关系网中，描述村庄治理的新局面。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以蓝港村开发建设中出现的干群矛盾及其化解为中心，叙述乡村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治理问题。蓝港村是岚岛历史上最悠久的渔村之一，虽然加快建设发展岚岛的政策与村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对接，可是在推进蓝港村整体搬迁时，村民们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随着抽丝剥茧般的工作开展，援岚下派干部刘书雷和第一支书张正海了解到村民的排斥情绪源于对蓝港村的情感依恋。村民的生存和村庄发展休戚相关，如果能建设更适宜居住、有更大发展潜力的蓝港村，没有人愿意背离家乡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刘书雷与张正海因此转换了工作思维和方式，将原来的“搬”改为“建”，并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识到，乡村振兴的推进是为了让更多村民安居乐业，不应该漠视他们思乡恋归、故土难离的情绪，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国家这一伦理实体在治理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要求在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中突出‘人’的价值性，通过良善的价值理性建构有序的治理伦理秩序。”乡村社会的良序发展需要有正义性和合乎道德性的治理伦理，唯有保障村民们的正当合理权益，才真正符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取向，形成情与理、礼与法有序共存的乡村社会。小说一方面关注到社会舆论、精神信念和风俗习惯对乡村发展和村民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注意到法治原则、治理秩序对现代乡村社会良序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一个村庄面临的再发展进程中的搬迁问题折射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除了对乡村公序良俗的美好期许，作家们还关注到新时代背景下农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渴求。在一些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村庄，村民基本的生存需求尚且没有得到满足，遑论获得精神文化的滋养与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推动下，原本贫困寥落的村庄逐渐焕发生机，村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贺享雍全景式反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题材的“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描写贺家湾村民在第一书记乔燕的带领下，通过环境整治、易地扶贫搬迁、发展生态家庭农场，实现了安居乐业。乔燕动员村里妇女上夜校、学习化妆美容，提升她们的知识层次、文化素养、职业技能和精神气质，帮助她们从自尊、自爱到自信的主体意识自觉。作家擅于刻画性格各异的农村女性形象。在贫困户吴芙蓉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女性在面对厄运时的无奈与坚韧。吴芙蓉本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曾和丈夫一起在外打工，本来一家人生活安稳，可因丈夫在工地上不小心被水泥板砸死，只剩下吴芙蓉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因为家庭的突遭变故，她变得蛮横泼辣，遇事不讲情面也不顾大局，只想着自家不能吃亏。在乔燕的耐心劝解下，吴芙蓉逐渐解开心结、端正心态，还积极参与村庄的垃圾分类和环境治理。在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中，为了破除柳城村好赌的恶习，扶贫干部李东将计就计，巧设麻将大赛，让庄老师现身说法，验证设赌者永远是赢家。最后，村里以四大立棍为代表的赌徒改过自新，他们或开办农家乐酒庄、或加入村里的农业合作社，这过程中也改变了不少村民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习性。在陈学知的小说《陈家湾》里，扶贫干部李松关注村民的精神生活，成立了陈家湾文化活动室，将村民聚集起来看电影、讲故事，组建业余演出队，排练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目《象山花锣鼓》《耍旱龙》。他把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编成小品进行表演，让村民们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实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如上所述，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将人物置于扶贫帮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背景之下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着眼于村民和基层干部的日常交往和生活细节，描写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这些作品着力探寻村民贫困的原因，既写到个体性格缺陷和精神惰性的影响，也深入挖掘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造成的影响。这些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把人物的精神面貌与乡村治理密切结合，展示村民和基层干部精神世界的前后变化，表现他们一起脱贫致富和振兴乡村，共同奔向美好幸福生活的过程。
一个时代的文学会随着时代变化、社会转变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时代性特征，这就要求作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不断寻求自我转变与突破。诚如作家赵德发所说：“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要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之上，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探究中。一位有志于摹写这个时代的作家，不仅要知道春江之暖，更要知道瀚海之深。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应该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新时代的乡村小说表现出当代作家积极融入乡村现实生活的创作姿态和努力，虽然他们的创作经验、写作视角与文化观点不尽相同，但其思考显示了乡村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为社会转型时期乡村题材的文学实践提供了更加多维的表达方式。
二、乡村记忆：个人与村庄的情感连接
传统乡村社会比较注重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彼此照应，“远亲不如近邻”正是说明在邻里来往、相互给予中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信任基础，而共同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又加固了这种情与理相互融合的人伦关系，从而形成了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乡村共同体。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对乡村共同体的刻画与描绘建立在村民的情感诉求和乡村记忆基础之上，突出表现为一批农村新人立足乡村、建设家乡的故事。这些具有鲜明时代印记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农村新人”指的是“文学作品中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小说中塑造的农村新人形象，具有与时代同构的重要特征与内在特质，他们把身上留存的风俗习惯、乡村记忆化为生命的底色，承担着建设乡村的责任与义务，对乡村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依恋。乡村社会既有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成为他们寄托归乡情思的所在。
农村新人形象在情感和价值理念上是认同乡村的。他们受到家国情怀、集体意识、乡村记忆等的影响，将热爱家乡、思念家乡之情转化为实际行动，把青春和生命投入乡村创业中。村庄不再是日渐疏离的陌生家园，而是这些农村新人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的广阔热土。尤其一些作品重在描写人物离乡又返乡后面临种种考验时的坚定信念与责任担当。小说《海边春秋》不仅塑造了一群对蓝港村有深深认同感和责任感的村民，比如年长的大依公、老支书林定海、乡贤蔡思蓝，还塑造了返乡创业的年轻一代，比如林晓阳、海妹等。他们渴望建设一个有灵魂、有梦想的蓝港村，即便搬迁比建设更容易，可他们更愿意克服重重困难，把精力、物力、财力投进原来的村庄，同时呼吁更多的村民回到蓝港村。林晓阳是“海上蓝影”微信群的核心人物，对蓝港村有深深的认同和依恋。他曾离开家乡到深圳打拼，在得知蓝港村要拆迁以后，因思念家乡又返乡创业，以切实行动来改变蓝港村被搬迁的命运。林晓阳与海妹一样，都是心怀梦想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年轻一代中的实干家，他们并不沉湎于现实窠臼而循规蹈矩，而是有着强烈的重建家乡的愿望和能力，对故土蓝港村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代表着青年一代的朝气和活力。小说《战国红》刻画了一位心系家乡的农村新人杏儿，柳城村虽说是辽西一个贫困寂寥的村庄，却孕育了杏儿纯洁美好、温柔善良的人格品性。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杏儿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选择留在柳城照顾生病的家人。面对糖蒜商标被恶意抢注后扶贫项目濒临破产的窘境，杏儿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维护村民和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在第一书记陈放和村“两委”班子的举荐下，杏儿参加了村委会竞选，高票当选村主任，逐渐成长为一个敢于作为、勇于担当的基层干部。吕凤君的长篇小说《暴马丁香》塑造了东北山村吕家岗子吕新林、陈晓东两个农村新人形象。吕家岗子土生土长的吕新林，退伍后回到村里，为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而一次次奔走在为村里解决问题的路上。陈晓东是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东北山村，带着新技术、新眼光投身于吕家岗子的建设，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村官的典型形象。作为基层乡村干部，他们对脚下的土地充满热情，在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招商引资等工作中敢于担当，有勇有谋，为东北小山村的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事实上，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当前社会发展现实，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尤其年轻人离开乡村到城市打拼生活，只留下一部分老人和孩子在村庄。然而，近年来不少离乡的人们返乡创业发展，这些承担责任、服务村民的农村新人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他们之所以返回家乡，恰是在于无法割舍的浓浓的乡村情和家园意识，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也为他们回到家乡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条件。
众所周知，乡村不仅是农民共同生活的物质空间，还是他们留存记忆、寄托乡情的文化空间。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民俗民情和人文景观，展示出多样的乡村文化、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乡村景象各具魅力和地方光彩。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讲述了上牛湾村第一书记白朗带领干部群众破解发展难题而展开的一系列乡村建设工作。白朗秉持着“乡村振兴，始于文化，赖以精神”的理念，依托祠堂重建乡村文脉，将流散在各地的村民召回，借各种文化活动传承上牛湾村忠孝勤俭、慎终追远的精神脉络，以族脉亲情、村规文化滋养人心、浸润民心，帮助村民重建乡村文化空间。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写到主人公吴小蒿从质朴的乡村生活里挖掘民俗文化的传统要素，在开展极富地域色彩的文化活动中激活村民们的乡村文化记忆。楷坡村是吴小蒿最先了解的古村之一，也是她激活“楷坡记忆”、寻根传统、探寻文脉的出发点。《隅城地名志》记载楷坡村之所以叫楷坡，是因为过去村里长满楷树，但千百年过去，最后一棵楷树也被人砍伐，楷坡村再无楷树，只留下碑文镌刻的《子贡手植楷》在传颂楷树象征的“楷模精神”，弘扬兼济天下、关切世道人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从“楷坡无楷”到“楷树成林”，吴小蒿花费了7年的时间推动楷园建设，因为镇里没有树种，她前往曲阜孔林求得楷树种子，寻找种子的同时也在寻找楷坡文化的渊源。在与文化站干部郭默寻访石屋村时，吴小蒿发现村里老人演奏的传统打击乐《斤求两》几近失传，于是发掘出《斤求两》的文化内涵——“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的传统美德，同时将这种锣鼓表演形式申请为“非遗”项目，组织村民积极参与《斤求两》的表演活动。为了弘扬楷坡村的渔业文化，吴小蒿将渔民特有的捕捞技艺“海上高跷”搬上“楷坡祭海节”的舞台，激活了“海上高跷”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因子，继而将渔民踩高跷捕虾的生活场景转化为舞蹈语言，形成了具有观赏性的文艺节目《海上高跷》。小说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发掘，并赋予其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村民走近了乡村记忆深处的独特文化，使渔民古老的生活方式得以传承下去。整部小说字里行间充盈着作家对传统文化、乡风民俗的细致刻画和探索。正是这些具有地域风格及风俗人情的文学表达显示出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彰显了乡村文化空间的人文之韵和人情之美。
在新时代的乡村小说中，情感与文化成为建构乡村认同感的主要因素。主人公们在干事创业中将自我融入乡村，与乡村的情感连接更为紧密，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新人对乡村的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不断增强。作品对乡村文化中蕴含的文化因子、精神脉络加以审视和梳理，以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描绘出具有人文精神和丰富情感的乡村图景。
三、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的脱贫叙事
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多是关注乡村新变、讲述乡村故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是记述乡村脱贫致富的“创业书写”。值得一提的是，“当下乡村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不再是乡村世界偏于诗意化或衰败论的孤立表现，而是在城乡互融的语境下追求乡村脱贫致富的和谐发展道路。城市现代化的经验与资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外在助力，乡村独有的自然生态与文化传统又充当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换句话说，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创作不再只是以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为叙述中心，而是结合城市工业化、产业化的实践与经验，立足乡村自身的资源优势进行产业规划，探寻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可能和路径。生态农业和庭院经济、新型农业合作社、农业联合体、农业产业园等的纷纷涌现，为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叙事提供了“在地”的创作资源与现实参照。作家往往采用个体叙事（小叙事）与整体叙事（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表现个体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转变，反映农民成长经历与新的历史进程的深度关联。
陈应松的长篇小说《天露湾》围绕江汉平原上天露湖边的天露湾村金满仓、洪家胜、洪大江等农民的生命历程展开叙事，描写了父辈与子辈两代农民紧抓机遇、奋力拼搏的成长史和创业史，刻画了金满仓、洪家胜、金甜甜、洪大江等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和商业伦理观念的农村能人群像。同时，作家以大叙事的笔触记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江汉平原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描绘了传统乡村伦理与现代商业伦理碰撞、融合的过程。天露湾的村民脑子灵活也吃苦耐劳，金满仓和洪家胜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致富带头人。因遵照传统的方式种植棉花、稻谷不能维持生计，金满仓和同乡袁世道、潘忠银一起跨省前往安徽去学习葡萄种植的新技术，从而为天露湾的农业现代转型找到一条出路。实际上，葡萄种植并非一帆风顺。金满仓种植葡萄初期，就因技术不成熟遇到了严重的落果问题，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才克服困难，带动周围村民一起种植葡萄。比起艰难创业的父辈一代，金甜甜和洪大江是有知识、懂技术的新一代农民。洪大江外出求学深造，在掌握了先进的水果种植技术后，作为一名农业技术人才返回家乡创业、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经过二三十年生产种植，当地的葡萄产业已相当成熟，可是原先扩大葡萄生产的种植模式造成市场饱和、葡萄泛滥成灾的局面，急需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生态绿色农业。面对葡萄种植产业的现实困难，洪大江和金甜甜投资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秉持“园村一体、产村融合”的理念与规划，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生态有机食品，将科技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了生态农业和观光产业的融合发展。从金满仓、洪家胜到金甜甜、洪大江，我们可以发现新时代的农民在生产理念上已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的种植经验、方法进行农业生产，而是转向知识与技术并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陈应松直面乡村现实，满怀欣喜之情讲述了逐渐富庶的平原水乡上细碎而温暖的日常，彰显出浓厚的乡村情怀和家园意识。
新时代的乡村小说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表现出城市和乡村之间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经验共享的共生关系。小说表现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所描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农民提供了更多返乡创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新一代农民也更新了对土地、技术、生态的认知，生存伦理和理性意识逐渐成为他们行为选择的精神动力。作家王松创作的小说《暖夏》表现了“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互动以及产业发展的优势互补。在东金旺村支书张少山的带领下，返乡青年二泉到规模化的顺心养猪场学习养殖经验，吸纳没有条件从事养殖业的农户参股，还在金桐的帮衬下开办了专业养猪场。在外务工的茂根考察周围村庄的市场需求后，决定回到东金旺村建设饲料厂，与高校的科研团队合作并设立了金旺潭饲料厂的实验室。金尾巴在天津打工遇到市场批发蔬菜的田大凤，在田大凤的启发下，两人决心回村建蔬菜大棚，向天津市郊供应蔬菜，后又联合周围的种植户、养殖户成立“金旺生物农业联合体”。二泉、茂根和金尾巴把在外打工获取的宝贵经验运用到返乡创业中，通过不断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形成了自我发展和自主经营的现代市场意识。关仁山的小说《金谷银山》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叙事背景，将燕山白羊峪作为中国农村变革的缩影。主人公范少山在北京和白羊峪村之间来回奔走，率领村民种植白羊峪特有的谷物——金谷子。为了扩大金谷子种植面积、提高机械化程度，在镇政府的牵头下，金谷子合作社和大王庄、万家庄、百里村等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的合同，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采用“互联网+农产品”“合作社+物流”的营销模式，打开了城市的销售市场，甚至将金谷子远销东南亚。小说中的这些创业描写表现出城市与乡村共建、共生、共享的互动关系，乡村振兴要借鉴城市的发展经验和利用各种资源，而乡村建设的产业模式、生态环境、文化传统也为城市提供了重要补充。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影子，不仅表现在一些主人公以《创业史》等作品作为自身返乡创业的精神指引，而且体现在叙事模式和话语建构的相似性。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多次提及《创业史》，主人公马垃将梁生宝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从梁生宝身上获取精神支撑。小说《战国红》写了乡村新型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方式，在第一书记陈放的引导下，扶贫干部组织柳城村村民建立了糖蒜合作社、大扁杏种植合作社、四色谷合作社，将当地特有的物产资源和文化资源有机整合起来，寻找偏远村落的发展路径。为了恢复鹅冠山原有的自然本色，陈放带领村民坚持不懈栽种杏树，动员村民以出钱出力的方式入股种植合作社，有了收益后按股分红。种植杏树不仅能保护柳城的生态环境，还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创收途径。在与杏儿母女的日常交往中，陈放发现柳城村家家腌制的糖蒜小菜的生产价值，他发动柳城村的妇女成立糖蒜合作社，与食品公司合力开发、生产糖蒜系列产品。不论是扶贫干部陈放、李东、彭非，还是农村青年杏儿、李青、汪正，小说将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柳城村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透过个体的情感流露和生活事件来反映柳城村的渐变过程，通过入情入理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形象带有时代的印记和生活的质地。这些小说中提及的新型农业合作社显现出当今农民生产经营方式中的观念变化，它更加注重专业技术和市场的介入，是农民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经济互助组织，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是帮助生产基础薄弱的农民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富足。
我们不难看出，新时代的乡村小说的创作主题、题材内容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形成了某种呼应。作家们以个体叙事的方式记录人物在城乡巨变中的人生经历与观念转变，将关于人生经历的个体叙事和关乎民族、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充分融合在一起，从而表现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和美好前景。
新时代的乡村小说回应中国农村建设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表现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记录了农村新人在困境中寻找生机的突围过程，彰显乡村振兴中人的价值和群体的创造性力量。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类小说中仍有一些作品没有平衡好时代话语和艺术审美的关系，刻画的人物形象有理念化、扁平化之嫌，对乡村发展路径的描写也有模式化和同质化的倾向。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书写既需要关注到乡村建设的新特征新现象新面貌，也应深入开掘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价值探求。因而，作家们既要细致描绘乡村生产生活变化和新的生活图景，也要精细捕捉和把握农民的伦理关系和思想情感，以文学实践来表现乡村新的治理秩序、价值观念和文化空间，再现作家们对时代的经济、历史、文化等的独特思考和深刻认识，从而为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