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是目光，也是景色——付秀莹和她的小说记忆
一
消退在成长记忆中的乡愁
人的记忆像一把遵循“墨菲定律”的漏勺，留下的都是没用的，有用的都漏得无影无踪。写作者捡拾起那些消退在自己成长记忆中的故事，那些故事在时光的风尘中，距离后来的岁月越来越远了。但是，能够捡拾起的一定是念念不忘的，也是最珍贵的。
“70后”女作家付秀莹捡拾自己故乡的记忆，她的故乡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叫无极的地方。我刚从华北平原回到山西，我在想象她的故乡是否和我公公的故乡是一个模样？我是河北张家口人的媳妇，对河北感到亲切，最深的印象是夏天，烈日火焰般的绸布抖动着灼人的热浪，马路上的车鸣声短促而焦急，天蓝得亮汪汪。比如夜晚平原上的明月，嵌入记忆中的成长岁月，每每想起也是“亮汪汪”，真叫人热泪长流。
晌午的阳光金箔一般，薄薄铺了满院子。天是湛蓝的，云彩东一块西一块，缓缓浮动着浮动着，乍一看像鱼鳞，再一看又像是棉絮，一眨眼，却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袖子，飘飘摇摇飞远了。院墙底下的砖缝里，有一丛野蒿子，早已经枯败了，经了秋冬的风雪，变作黑褐色，乍一看跟土地颜色分不清你我。翠台伸出脚尖碰了碰，那野蒿子就碎了，穗子上的种子却纷纷落下来，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芳村这地方，野蒿子最是平常。人家院子里，墙头上，瓦楞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田野里就更多了，田间地头，乡野小道，河套岸边，村里村外，这种野蒿子遍地生长。这东西命贱，不娇气，好养活。看吧，等转过年来，腊尽春回，一场春风春雨，这野蒿子种子肯定就等不及疯长起来了。长它个满村满野。长它个铺天盖地。[1]
我想象着，一个少女后来成长为作家，她常常陷入往事，老树盛开着细碎的阳光，支撑着默默的浓荫，夕阳落幕中，她一定会望着明月升起，皎洁的光、清爽的女孩儿、物的记忆，在夜的波纹中一层一层荡起来。如她自己所说：
我的故乡和“芳村”是实物和影子的关系，小说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加工。每次回到故乡，迎面走来的可能是你笔下的人物，这种感觉对作家来说是非常奇特和复杂的，但也非常有魅力———我“创造”了这个人物，并且丰富了他，在纸上、在文学世界里给了他生命，从此他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我也很迷恋这种感觉。[2]
一个作家可能终身都在抒写她的童年，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生动一辈子的“颜色”。
乡村出生的孩子，成长像锥子一样缝补在记忆中，童年，一定会柔软而深刻。曾经我们聊过各自的故乡，庆幸出生并成长在乡村。城市一天天销蚀改变着我们最简单的幸福和哀伤，故乡，有多少人还有自己的故乡？时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记忆，现在依旧不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我想付秀莹也一样，因为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在城市我们只能随着命运的起伏跌宕而随波逐流。很多年后，付秀莹回忆雨天的村庄。对水的亲近最初来自于清水漫过脚面，雨水轻轻打着脚趾的快乐时光，一个少女和雨水说着悄悄话，喜悦在乌黑的眼睛里跳动，万花筒般变化无穷的世界啊，在有能力左右自己的理想中，故乡成为付秀莹文学作品中丝毫不敢丢弃的书写。
这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作为小说家的付秀莹，她对生活有锐利的感受力，文学让她发现了：
人们习焉不察的细节——人人心中有，可能人人笔下无。你忽然发现作者的笔，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拨动你的心弦，就突然有了巨大的轰鸣感，有时华丽辉煌，有时缠绵柔情、悄声低吟，这就是共鸣。小说家需要用睿智的眼光去观察，需要有强大的感受力，而且对生活要保持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好奇心。[3]
秀莹说：“小说家很‘事儿’，就喜欢把丢失的东西捡回来。”[4]
那里铭刻着自己生命中许多琐碎的悲哀和欢乐，是岁月一片狼藉过后满窗户的阳光照耀，是春天和夏天极尽繁华和浓荫的妩媚，是桃花在时令的敏感中细小的簇簇盛开。
远方是大而无形的愿望，故土从来都是疑问者与世界之间的牵连。热爱一定携带着遗传密码，如果一个人淡漠地站在时间之外，仿佛没有任何摄入心魄的事件来加固成长对时光流逝的知觉，那他一定当不了小说家。热爱是敏感的，因为，今生已不能和眼前的人事重逢，即便重逢也不是同样的场景。掀动衣襟的风，是不会有此时的温柔，因为明天的风不再吹到今天的你身上。付秀莹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语文老师的心尖子，她发表的诗歌、散文，被抄在黑板上反复吟咏，总有外班同学指着她，看，那就是付秀莹。后来，她当老师教英语，和一茬一茬的学生告别，而自己依然留在原地，这种生活让她害怕。她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见底牌的生活，于是以考研的方式从故乡到了他乡。
他乡永远不能安抚一颗热爱、敏感的心。
二
故乡和自己的名字固守在一起
离开乡村的那些日子，密集的伤痛总是不停地得以求证、强化和呼应。从熟知启程，走向陌生，一切感官都清醒了，每一个瞬间都是经历，每一种陌生感都耗费精力。她收获了经验，经历了痛苦，但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冲突，因为她既回望旧地，又在不停地出走。故土已是永远的异地，等到所有都慢慢安稳下来，只有明月在心里无限扩展，无时无刻，覆盖一切，成为故乡全部的美好。
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付秀莹的《陌上》是《野望》的前史，《野望》中的人物以及人物关系，同《陌上》一脉相承。她自己也承认，写完《陌上》以后，她意犹未尽。“那些活泼泼的人物，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他们喧闹着呼喊着，哭着笑着，几乎要纷纷跳到我的笔端。我喊了翠台来，做《野望》的女主角。为什么是翠台呢？有媒体朋友问。是啊。为什么是翠台呢？在芳村众多女子中，翠台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可是，因为她是翠台呀。”[5]
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作者最得意的人物。在《陌上》第三章中，和香罗一起嫁到芳村的翠台便想求着香罗帮她的儿子大坡找份工作，找什么工作呢，是想让大坡到大全的厂子里干活。
翠台和香罗，差不多代表了乡村伦理结构中的两种女性。香罗是从乡村底层伦理中挣扎出去的一个女性，她没有学识，没有接受大学教育，在结婚前没有能力逃出底层生活的秩序。那么她该如何在本无希望的平淡人生里突围呢？她发现了底层伦理的漏洞，那便是，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使得女性只能生活在男人的评价机制里，她在城市里开了发廊，依靠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挣钱，自然打破了她在底层伦理中获得好评的可能。
而翠台呢，她和香罗同时嫁入芳村，同样有着一个老实且无用的男人，她却没有越出底层伦理一步。所以，她的生活便有了诸多的不如意。除了紧张的经济状况，她和香罗一样，也有对自己男人的不满意。她靠对孩子人生的寄托来转移自己的精神焦虑，然而，她又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不中用的人，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自己之前的姐妹香罗。翠台是付秀莹对自己笔下乡村女性人物的致意，是另一种滋味，是对朴素的乡间姐妹的牵念。
一部好的小说，其实就是一段时光、一些人和承载永远的物证。
付秀莹说她不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其实小说就是讲一个好故事。
翠台在传统的伦理里，仿佛没有道德上的瑕疵，她相夫教子地过了数十年。但她却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因为乡村伦理的败落越来越扩大，她身处其中，抓不住旧的道德优势，又不敢自己打破束缚。翠台是过日子的陪衬、虚像或者远景，她的面影在时间的冲刷中容易变得模糊。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对于一个女性写作者而言，双重的覆盖很轻易就能把她的个体书写全部淹没掉。文字仿佛是解码，读者首先洞穿文字看到文字背后一张张熟悉的脸，那代表了熟悉的生活。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乡村旧有的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秩序却并没有建立。乡村不可能完全抄袭城市，熟人社会对规则的漠视一直存在，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尊重规则，那么，每一个人便都是受害者。在翠台身上付秀莹没有办法讲故事，她没有办法让这个女性在一片灰暗的土地上长成快乐而明媚的花朵。
付秀莹说：“在《野望》里，我照例没有讲故事的野心。我不是不信任故事。我只是固执地认为，对于一个村庄而言，故事还是显得狭隘了。一个村庄会缺少故事吗？或许，一个村庄最不缺少的，就是故事。那些飞短流长，那些街谈巷议，带着乡土民间特有的传奇色彩。我不想写那些到处流传的村野奇谈，我想写出平凡的朴素的流水一般的日常，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混沌的，缠绕的，湿漉漉毛茸茸，烟云浸染，饱含着生活的汁液。这么说吧，我是想写出一个村庄的众声喧哗，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日夜流淌，不时发出激越的动人的轰鸣。”[6]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野望》里，付秀莹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一个时代的印记，吆喝着村庄的安静。怎么说呢，大喇叭是那个年代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村庄，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在屋顶上、老树上、电线杆子上，它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断传出的声音，有时候是国家政策，关于乡村振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有时候是民间信息，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谁家丢了一只猫；有时候放一出戏，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计》《龙凤呈祥》。
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村庄、田野、河套、果园，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同村里的鸡鸣狗吠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遥遥呼应，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彼此缠绕彼此激发，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来才发现，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其实是一种隐喻。通过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气质、新的风貌。大喇叭在村委会，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约只属于中国乡村。或者说，只有中国乡村，才能为这种形式赋予丰饶而广袤的想象空间。[7]
消逝的年代里，部分片段场景、一副嘶哑卖力的嗓子、一声试探扩音器的咳嗽声、一些人物和情感都扔在了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地方。等到若干年之后，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已经消亡之后，在付秀莹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大喇叭成为值得捡拾的柴薪。村庄的千丝万缕，一个时代的光影跳跃，也是一个国家的山河浩荡。
付秀莹和她的“芳村”，各种美好的过往纷至沓来，那些人和事总是填满她的内心，直到安静下来想写什么时，那一刻，她才知道乡村在她心里占据了太大的比重。她丝毫不敢落入地理和距离的迷障，对于超越视野和经历范围的远方，人总是无知的，唯有她的名字和“芳村”勾连在一起，她才可以从容地度过每一天，她才“在”。
三
她在小说中高声喧哗
付秀莹说：“每一次回乡，走在乡间小路上，大庄稼地森森然绿浪翻滚，田野散发出浓郁而热烈的气息，村庄安静而喧哗，大地沉默而沸腾，而岁月绵长，日常的河流生生不息。我常常震动于这伟大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震动于乡村生活广袤无边的河床上那淤积沉淀下来的深沉厚重的传统的底子。在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中，我关心着中国乡村的‘常’，我想写出‘常’与‘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只有把这新变置放于恒常之中，才能更加凸显出这‘变’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在《野望》里，我用二十节气结构全篇。当然，这也许并不新鲜。二十四节气谁不知道呢？哪一个中国人，不活在二十节气的循环往复中，并且在这循环往复中更替代谢、生老病死呢？千载而下，二十四节气不知经历了多少轮回，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时间周而复始，而万象更新。巨大的恒常与伟大的新变，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映照，在一个村庄的鸡鸣犬吠中，在一个时代的日月星辰之下，发出意味深长而又一言难尽的喟叹。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意味深长的喟叹中百感交集，辗转难安。我常常在村庄里随性乱走，像一个热切寻找谜底的孩子。”[8]
所有的回忆变得纯粹和温馨了许多，当年的孩子老了而且饱经世事沧桑。流年就这样换来转去。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在寻觅曾经的丝缕痕迹时，人的命运像时间流走般带着某些神秘和不可预知性，像水流一般变异和不可确定。对往事倾情，与现实保持距离。朴素的乡民让付秀莹眼里噙满了莫名难辨的泪水，她写下他们的日常。那些不计其数的乡亲，他们一辈辈的生命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充斥和填埋在黄尘里，他们微弱和快乐的存在是付秀莹回到文字的理由。
十几年来，付秀莹一直在书写“芳村”，书写那个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她不想说，其实她不断地诉说和抒发是出于对故乡的亏欠，她离开就再也无法回去，她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出于对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源自根脉的朴素的深情，在惊愕中，芳村的人和事像散开的珠玑一样照亮了她的前程。这么多年了，她其实是渴望通过以文学的方式，发现和重建故乡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她渴望通过对一个村庄的书写，记录当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深刻履痕，为一个时代珍藏鲜活而真实的国家记忆。
当我写好了中国北方这个小小的村庄，可能我就写好了中国，而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什么是更大的世界？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世界广阔、丰富、浩瀚，体现在哪里？在人的内心。无论写村庄还是写城市、写中国还是写世界，最终都是在写人心、写人性。我不担心在一个小地方不断深入地挖掘，就无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时候小的就是广阔的。作家要及时准确地捕捉、书写人内心的变化，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是相互映照的。[9]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写作者的定力。
《野望》是朴素的，也是诚恳的。写《野望》时，付秀莹几乎是信笔直书。她在场，从没有离开，在时间的风吹雨打下，在满地落叶铺满乡村小路的夕阳下，她坚持着她的选择。
也许有人说，一个村庄有什么可写的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写芳村以外更大的世界？对于这个问题，付秀莹从不回答。人到中年，岁月增添了许多无法预知的事情的发生，在生活的磨炼下，付秀莹渐渐学会了沉默。她不想换任何角度去想问题，“芳村”是入了灵魂的，任何人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忘了许多，唯有芳村，任何一个在她眼皮下发生的细节都留在她的记忆中，一经想起便无法释怀。那是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水是那样的清澈，空气是那样的湿润，一代人被命运推拥着老了、弱了、病倒了，强壮的躯体被岁月掏空了，再也不能去犁地、去耙地、去驮自己的欲望。作为一个小说家，付秀莹是在人生走到中途的时候，懂得了生活的矜持，也懂得了生活的包容。因为，她看见了芳村人脸颊上挂着的充盈泪水，她读懂了他们的心思。他们的一生，谁会记得普通人的一生？上天赋予了付秀莹使命，为着这使命，她出生在“芳村”，她为那些重复日常的人们嬉笑哭泣。尽管她后来的辗转劳顿让她明白了命运的前赴后继，在转身歇息的瞬间，她为芳村动容，她在虚构的世界里高声喧哗。
在李敬泽看来，付秀莹的《陌上》《他乡》《野望》可以构成“乡土写作三部曲”，“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但在时代变革中面临极大的考验，甚至有过枯竭的危险。在付秀莹这里，在这一两年来其他作家关于乡土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乡土写作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可能性”。他还表示，“《野望》将乡村振兴这种宏伟的主题实实在在落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大时代的运行和变迁，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经验中、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形塑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野望》既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价值”。[10]
评论家何平说，“70后”作家中很多是从书写乡村作为文学的起点、持续写乡村且不断回应乡村现实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写行进中的中国乡村？《野望》不只是作为付秀莹个人写作史上完成度特别高、审美价值特别高的小说，它也是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有提问能力的小说。此外，付秀莹写乡村振兴，乡村是她个人精神的故乡，也是她的命运共同体，付秀莹写乡村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故乡，就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面写到的，他的写作是献给自己的同胞和亲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付秀莹也是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11]
评论家阎晶明则从时间和空间、静和动、变和不变、叙事和抒情等方面对付秀莹的小说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他认为，芳村在付秀莹的笔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像故乡一样的地方，对一个抒写乡土的作家来说，“不变的恰是芳村这个地方，但是生活本身还是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不光是季节的变化，而且还有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改变，可能不是那种巨变，但她确实写出人性和生活当中的变化，包括大学生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时代在这部小说里的一些气息上的变化，写得很生动”[12]。
“乡村三部曲”中，让付秀莹高声喧哗的“芳村”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地理空间。
青年评论家杨庆祥似乎也注意到了一个作家的坚守，付秀莹通过“乡村三部曲”，已经建立起一个文学上的“芳村”原点，“这个原点不仅仅对付秀莹的写作构成重要的意义，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地理空间。此外，付秀莹关注芳村日常生活细微的、恒常的变化，非常具体、非常丰富。我觉得她最懂的是农村里的人情世故，最懂农村尤其以女性为主导的伦理关系，包括妯娌关系、连襟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整个中国农村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普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像潜流一样，但实际上又决定农村的整个结构，中国乡村世界内部的肌理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付秀莹把这个关系写活了”[13]。
芳村叙事，几乎是付秀莹小说中一个标签。我能看出她性格中的拗劲，这也是一个作家最为珍贵的品德：处乱不惊、镇定自若、沉着应变。抒写“芳村”，因为芳村有让她盛得下心思的肚量，芳村的人事就是中国的人事，普通人的日常也是芳村人的日常。
四
因文字的降临而通透发光
如果没有付秀莹，整个芳村都会因为她的不在场而黯然失色。
她如此青睐她的成长，她依然是童年时的那个观望者，城市褪去，心的世界是一片绿色的田畴，油菜花在几十年里一直热闹而寂寞地开放着。她像一个寻路人，在未来尚不明晰时，文字站在高处向她问候，多少年之后她终于朝向文字的去处。
1991年，付秀莹考入河北正定中学。为了缓解学习的重负，她偷偷学着写作，三年后的高考，考出的分数低到只能去一所糟糕的大学，还是自费。
“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创。”付秀莹说，这次挫折，令自己真正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在高中毕业后20年时间内，她几乎没有和任何同学联系，“有人让我复读，可我没有脸面去见老师”。[14]
高考报志愿时，出于未来就业的考虑，付秀莹选择了英语专业，毕业后顺利进入一所中学当老师，在此后8年时间里，工作也还算出色。唯一的缺憾是，期间她没再写过任何文章，看似和文学渐行渐远了。她知道，她的胸中鼓满了无声息的回响，那些文字在跳跃。
伴随着从石家庄到北京的“迁徙之旅”，她进入了一个庞杂而陌生的城市。站在城市的边缘审视与揣测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望而却步，犹豫不定。陌生有时候是更致命的诱惑，即使城市内部有着巨大的一口气就能吸纳普通人全部的漩涡，在命运汇入它之前的最后一刻，她依旧没有方向。
真正的转折是在2004年。那一年，付秀莹如愿考上了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决定考研时我有稳定工作，有美满的家庭，看似人生已经非常幸福了。”很多人不理解付秀莹的决定：考到北京，意味着放弃稳定的现状，去走一条未知的路，风险不言而喻。她自己心里却很清楚，“当老师很好，可我还是想专业和文学打交道”。[15]
毕业班班主任、3岁孩子的母亲……这些身份以及背后的责任让付秀莹的考研路比在校学生更难一些：为了复习，她常常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第二天一早还要起床给学生上早读，翻遍了学校小图书馆的文学作品。“晚上给孩子讲故事，经常讲到一半，我就累得睡着了。女儿一边推我，一边说‘妈妈，后来呢？后来呢？’”很多年以后，付秀莹觉得，这句“后来呢”特别有隐喻性，“谁知道后来会怎么样？我就只给自己这一次机会，不行也只有认领自己的命运了”。[16]
2004年，录取通知书来了。付秀莹说不好是什么感觉，心里只是想哭。
生活对她作了极大的修改，但她一直停留在文字的纠缠点上。后来，付秀莹如愿进入中国作协工作。2009年，随着成名作《爱情到处流传》发表后，付秀莹的约稿函纷至沓来。此后，她又创作了《旧院》《陌上》等多部小说，并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多个奖项。
写作伊始，她就虚构了一个故乡“芳村”，并以此为基点展开一系列故事。在她看来，作家的写作必定跟自身童年经验有关，无论阴影也好，光芒也罢，都会影响深远。“小说里的‘芳村’，其实就是我幼年生活过的村庄。”[17]
2016年，付秀莹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出版，小说以中国文学“风俗画”的风格，将一个小村庄里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写得极为熨帖，深受好评。小说中以现实故乡为原型的“芳村”，是华北大平原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也从此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姓名。
2022年6月，付秀莹的最新长篇小说《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她再次“回到芳村”。6年间，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有一个心愿埋在她内心深处：
在无数个夜深人静时分怂恿我、激励我，让我重新回到芳村，回到我熟悉而又陌生的陌上，去记下近年来乡村大地正在发生的新变。《陌上》之后，我其实一直在默默积累、默默蓄力，像一个农民，春天种下一粒种子，耐心等待着萌芽发叶、开花结果。[18]
如果说写《陌上》的时候，付秀莹还总是被语言、修辞、结构、技法等细枝末节所牵绊的话——作家惯有的毛病吧——那么当她真正沉浸到《野望》的写作后，竟然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了。这么说吧，在《野望》中，付秀莹是忘我的，忘记了那个自以为进了城就优越的肤浅幼稚的“小我”，回到纸上笔端的故乡“芳村”，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洗涤了她、修正了她、塑造了她，也成就了她。
写《野望》，我是信笔直书。我大口痛饮着生活的泉水，第一次品尝到别样的新鲜滋味——自然、朴素、真实的，繁华落尽，如同广袤丰厚的秋天的土地。[19]
每当一种旧生活离我们远去时，一切新的都在开始发生。芳村走出的素洁的女孩，愿她在泥土的大地上通透地发光。
注释
[1] 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86页。
[2][3][9] 付秀莹：《在芳村〈陌上〉，把故乡〈野望〉》，《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6月17日。
[4] 付秀莹：《我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青年报》2020年10月11日。
[5][6][7][8] 付秀莹：《“芳村”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2期。
[10][11][12][13] 傅小平：《乡土写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的可能性》，《文学报》2023年2月16日。
[14][15][16][17] 付秀莹：《作家写作与自身童年经验有关》，“甘肃科技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20日。
[18][19] 付秀莹：《痛饮生活的泉水》，《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5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