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作家：沙汀

　　此时的沙汀已经阅读了不少的进步文学刊物，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深深地吸引着两位文学少年的创作欲望，而创造社为艺术的执着追求也使他们顶礼膜拜，尤使他们兴奋莫名的是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还是他们的四川老乡呢。“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沙汀、艾芜沉醉在一片色彩斑斓的文学梦里，他们在老师袁诗尧的率领下，撰写稿件，油印资料，将一份份散发出油墨芳香的文学小刊物播撒到学校，播撒到社会。

　　1929年秋天，沙汀来到上海学习革命文艺，研究普罗文学。在这里，沙汀读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并在1931年与艾芜一起写信向鲁迅先生求教革命文学的道路，于是在鲁迅的亲切教诲和引领下登上中国文坛，成为“左联”的坚强战士。在初到上海的几年中，沙汀广泛地阅读了世界文学名著，他特别喜爱俄国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法国作家莫泊桑、梅里美、巴尔扎克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也很欣赏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这个时期，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文艺主张和创作，茅盾的文艺理论批评以及沈从文的小说对他影响较大。

　　1932年，沙汀参加“左联”，做过“左联”常委会秘书和小说散文组组长。1936年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段时间的文学活动，使他将自己的创作生活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作品有《法律外的航线》《土饼》《苦难》三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法律外的航线》《老人》《代理县长》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努力反映“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生活，表现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多方面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

　　从1935年起，沙汀把描写领域转向自己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对生活的本质进行了开掘，创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抗战爆发后，在战争中激发了爱国热情的沙汀由上海回到四川，他本来抱着故乡在抗战中会有如火如荼的场面的希望，准备反映四川在抗战中的进步情景。可是事实给他带来的却是失望。1938年他在成都当中学教师期间，曾经参加过《大声周刊》社组织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具体地接触到在“抗战”名义下的许多黑暗事实。

　　因此，他在家乡仍然寻不到想象中的新东西。“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一些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一些新的头衔，“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这样，他便下决心要通过文艺的手段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他的那些暴露抗战时期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写的。

　　1938年8月，沙汀偕同其妻子与何其芳、卞之琳等前往延安，曾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同志鼓励他们到抗战前方去生活和写作。之后，沙汀随贺龙军队出征，历时半年多，直到1939年7月才返回延安。之后，他写成长篇报告文学《记贺龙》，文中透出他对贺龙将军真挚的感情：“我就这样结束了我五个多月来难以遗忘的生活。但现在想起来，如果贺龙同志当时说的不是‘再见’，而是别的话，比如：‘走什么，还是留下来吧!’或者：‘现在到后方去，——乱弹琴!’说不定我会马上改变计划，至少不会走得那样匆忙。”之后，他又连续写成《贺龙将军印象记》《老乡们》《民主政治》《游击县长》等十几篇散文和几万字的日记，系统地记述了他在延安的生活。

　　1939年，沙汀创作中国现代文坛上最为著名的讽刺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也是以茶馆为文化背景，邢幺吵吵在其香居茶馆里从吵骂到大打出手，方治国与邢幺吵吵打得鼻青脸肿时，刚从城里回来的“蒋门神”报告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消息，“人已经来了”，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独特的茶馆文化熏陶出沙汀独特的讽刺艺术，杨晦在论及《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时曾称他“农民诗人”。

　　皖南事变后，沙汀回到国统区，相继创作《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三部长篇;中篇《闯关》以及《磁力》《小城风波》《播神者》《呼嚎》《医生》等短篇小说，形成这一时期讽刺艺术的高峰。卞之琳在《谈沙汀的〈淘金记〉》中曾说它是“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把狠毒隐藏在“斯文迂缓”、“和谐可亲”的外表下的白酱丹“吐出的口沫连鱼也毒得死的”，经沙汀一点染，政权的黑暗、腐朽暴露无遗。对此，卞之琳曾赞誉说：“沙汀居然制出一面照妖镜来，像X光似的照出我们皮肉下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底下的人性，居然从这样的腐朽里变出或提炼出了神奇，不是炫耀的把戏，而是有艺术的艺术品。”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