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现实--在“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

　　似乎可以这样说，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小说家们争先恐后地制造出了一个一个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神。这都是小说找回主权之后的可观成绩。小说家由现实的被动反映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艺术世界的主宰。小说家的想象能力和虚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施展和释放。原来作为艺术手段的“虚构”获得了一种自给自足的主体性地位。所谓真实性也不再是衡量小说及其人物的价值所在，因为既然现实不再值得信任，小说自然就不需要对现实承担任何艺术和伦理上的义务。小说自身构成了一个独立，足可以和现实相抗衡的世界。小说与现实就这样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分道扬镳了。与现实分手后的中国小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开拓出一片艺术的新天地，但另外一个方面，却也因此堕入了无边无际的价值虚空之中。

　　虚空到什么程度呢?80年代不是尼采很流行么，许多大学生身边都放着尼采的书，如《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等，不少文化人都喜欢把尼采那句话“上帝死了”挂在嘴边，宣称要重估一切价值。重估的结果，便是什么都不信了，剩下的就是个人的欲望以及活着本身，吃喝玩乐成为了人的唯一生存依据和目标。这当然是对尼采哲学的庸俗化理解。现在看来，80年代开始的关于人的主体性讨论以及“人的解放”，尽管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的价值，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将某种合理的价值观推向极端，承认人的自利原则时，却又把向善、利他和道德上的自我升华等等逐出人性的范畴，从而造成了对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另外一种遮蔽。90年代我写过一篇《世界黑夜的贫困与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上海文学》发表时改成了《贫困时代》，探讨的就是这种价值抽空之后出现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这里，我可以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大家知道，北村也是先锋派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但他后来放弃了那种单纯的形式实验，转向了对终极价值也就是信仰的探索，他本人也成为了基督徒。他有两个中篇小说《玛卓的爱情》和《水土不服》，在座的可能有人读过。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什么都不信之后陷入虚无的深渊，连活着的意义也丧失了，最后皈依了基督教。北村对这一过程的描写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有一段时间，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又特别糟糕，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不仅是眼前，连内心里都被黑暗填满了，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就在那段时间，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经常参加基督徒的活动，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跟基督徒交往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即他们对人特别友善，而且特别愿意帮助别人，对凡是参加活动的人一律称“兄弟”或“姊妹”，比如刘兄弟，或者张姊妹，让人听了特别亲切。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独自躺在医院里，也没有人来看望，心里那种悲观和灰暗的情绪大家可想而知。这时就有个教友大老远地从汉阳来到武昌的医院里看我，是个小伙子，惭愧的是，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记不得了。他虽然只是坐在床边陪我说说安慰的话，临了一起吃顿午饭，但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比见到自己的亲人还温暖。另外，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还有探讨生与死等形而上问题的，比如《死亡哲学》、《西藏生死书》，《论灵魂》，甚至连奥修的书也看，特别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存在。基督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一个途径，包括那阵子我写的一些小说如《火葬场的夏天》、《饲养疾病的人》和《祈祷》，此外还写了不少诗，这之前，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诗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句子，如“国家的天空相对于个人的天空，犹如泰山压顶”，“我宁愿相信一粒尘土，也不愿意接受时代的馈赠”，等等，甚至还写了一部诗剧，叫《一个灵魂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听题目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最终为什么没有成为基督徒呢，这主要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作为一个人的思考，不能像北村笔下的人物那样彻底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而要搞清楚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同时渐渐地对北村这样的作品以及我自己的那类作品不满足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价值空转，自我推演，跟现实是绝缘的。这其实都是所有先锋小说的共同特征。所以大多数先锋小说家后来越走越窄，有的甚至干脆停笔不写作了，包括马原，他不仅自己不再写小说，而且说出“小说已死，应该走进博物馆”之类的话，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

　　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又重新成为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市场在进一步将人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下解脱出来的同时，又被裹挟进了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的大潮。这使许多人意识到，我们刚刚获得的“人的主体性”，又面临着诸如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拆解以及挤压，陷入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泥淖之中。另外一方面，由于紧随市场经济一道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日益挤兑着包括文学在内的生存空间，所谓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作为精英文化的纯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受众群体大减，颇有些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逐渐变得小圈子化了。似乎是为了赢得读者和争取艺术的生存空间，一部分小说家试图让小说回到公众的视野，重新修复和现实的关系。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