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

　　《放声歌唱》（载《长江文艺》2006年第5期）是刘继明2006年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它有充分的理由被评论家归入到底层文学的系列之中，刘继明对底层生活的描写并不止于这篇小说，仅2006年这一年，他就发表了四五个写底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或许可以说，刘继明当下的状态就是在为底层而“放声歌唱”。有意思的是，作者为小说主人公设计的结局多少有些类似于他自己写作这篇小说的结局。小说主人公钱高粱是一位乡下著名的跳丧鼓歌师，因生活所迫进城打工，这与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没有区别。但农村有一些热心人要重新组织起跳丧鼓的队伍，这支队伍自然不能少了著名的歌师，钱高粱也作好准备回去重操旧业。可是进了城的钱高粱要离开城市也不是那么容易，他必须与城市作一个了断，这个了断就是爬上城市的高楼，放声歌唱他最拿手的跳丧鼓曲子。他曾经用这样的歌声打动过多少乡下人，他的歌声曾经给乡下人带来心灵的慰藉，他也从歌声中得到了自我的满足。但他这回在城市的放声歌唱，却与心灵慰藉与自我满足相去甚远，歌声成为捍卫自我的唯一武器，这武器的有效性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站在城市高楼顶上悲情四溢的钱高梁难道与刘继明有着什么相通之处吗？在我看来是的。刘继明也像钱高梁一样，离开了自己曾经立足的写作园地。他曾经写作的园地是一片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实验花园，这是他精心打造的一座花园。但花园外面的世事纷纷杂杂，人们被更多俗事缠绕，也被更多欲望诱惑，似乎没有太多的人会有心思到这座花园里来坐一坐。刘继明竟然离开了这座花园，我不知道他的离开是不是与花园的被冷落有关，但他确实离开了，他也像钱高梁一样开始了他的精神漂泊。他站在底层写作的楼顶上　　　“放声歌唱”。他收到的效果或许与钱高梁没有多少区别。
　　这里涉及到了刘继明写作上的变化。作家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时候这种调整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自觉不自觉地完成的，这就成为了文学史的一个话题。新时期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就是年轻的先锋派的大踏步撤退，转而成为新写实的主力军。这样的大调整给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言说的空间，即使批评家们在评论余华、格非等作家的当下作品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系到他们曾经的文学调整。刘继明在九十年代中期作为晚生代的主力之一曾经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他的写作实际上也有一次重要的调整，他由一个晚生代的主力转而成为底层写作的主力。因此，我们今天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刘继明身上完全是有理由的。这种调整对于晚生代这样一个历史概念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只是刘继明的个人性的转变，但这种个人性的转变却给底层写作带来非同寻常的东西。
　　这种调整发生在刘继明身上又具有历史的合逻辑性。这就要从他在“晚生代”中的个人差异说起。“晚生代”严格说来不是在文学史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术语，而是伴随着文学生产而生产出来的词，因此它没有严谨的逻辑内涵，但它是历史坐标上一个确定的点。晚生代主要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度在文坛上成为主力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的写作。他们相对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沉重和兴奋，在写作上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更为自由、轻松、率性的空间。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现代。他们更注重个人性的感觉和欲望。刘继明最初的写作也带有这些特点。但他仍有不同之处区别于其他晚生代的年轻作家。葛红兵在一本研究刘继明的专著中是这样分析刘继明的不同之处的：“刘继明同时又是在个人生活经历上和晚生代写作一般主体有区别的人，他的农村生活的经历，他的随父亲做生意的经历，他的流浪经历，他的在海南经商的经历……这一切决定了他和晚生代一般作家的不同之处。”“他来自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知道贫穷的生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知道无家可归的生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刘继明就“不会选择那种城市型的极端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叙事，他不会太多地关注余零人物”。①葛红兵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刘继明还没有完全转向底层的叙事。但当时葛红兵就能从他的文化关怀小说中看到这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对于底层叙事来说是非常合逻辑性的条件。这也许说明，刘继明的转向是先天就决定了的，并不是他对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趋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刘继明的底层写作，从一开始就与底层写作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不像大多数写底层的作家那样，一味地表达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更没有将自己的底层叙述作为底层怨恨的一个宣泄渠道。当然，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以及宣泄底层的怨恨情绪，这些都是可贵的文学表达。但这种文学表达隐含着一种道德主义的倾向。更何况在这种文学表达里，还掺杂着大量的虚伪的同情和怜悯，因为同情和怜悯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学表达，不少人不过是趋风罢了。
　　但我想，刘继明被归入晚生代大概主要缘于他们在时间序列上属于同一代人而已。属于同一代人就会有同样的时代烙印，同样的社会经历。对于晚生代来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们在成长期所经受的教育，他们基本上是在传统文化普遍式微、西方现代思潮成为显学的环境下进入他们的学习阶段的。因此他们是在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刘继明与晚生代的其他作家大致相同。但是，刘继明对传统同样充满着兴趣和尊重，这大概是其他晚生代作家不屑于做的事情。在晚生代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传统基本上是处在与西方现代思想相对立的语境中，尊尚西方现代思想往往是以对传统的批判和否定作为参照座标的。奇怪的是，刘继明似乎没有太多地受这种语境的影响。即使在最初的充满反叛精神的先锋写作中，他对传统的反叛也是非常温和的。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刘继明的创作中带有明显的历史意识，这使他越过平面化的现代性，而对历史充满着一种憧憬，因此他与现代文学接上了头。也就是说，他的底层写作更像是承接了二三十年代写实主义的启蒙精神。当我读到他的短篇小说《茶鸡蛋》（《天涯》2006年第5期）时，就惊异于其叙述颇得五四新文学开创之初的乡土小说的神韵。如果忽略小说中类似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贫下中农等特定时代的词汇的话，那么小说所传达出的对乡村的情感、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把握以及对乡村精神的留恋和批判共存的矛盾心态，几乎就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批正为民族生存忧虑的知识分子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如说刘继明在这篇小说写到的何幺婆的无助、绝望和自尊的全面崩溃，其深沉、冷峻的调子就让我想起鲁迅的《祝福》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当然不止是《茶鸡蛋》这一篇小说，通观他这几年的表现底层生活的小说，仿佛都弥散着五四新文学的遗风，如鲁迅的冷峻、深刻，如茅盾的对现实的观念化处理，如鲁彦、许钦文等早期乡村小说的对自然的亲近，在刘继明的叙述中都能若隐若现地找到相似的影子。刘继明显然对现代文学传统特别是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不仅具有社会思想的意义，也“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审美品质”，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沿着一条对整个革命文学进行颠覆和否定的路径运行的”。②能像刘继明这样去总结现代文学的经验，并对当代成为主潮的“美学原则”保持一种警惕和批判，不仅在年轻作家中显得颇“另类”，而且在整个文坛都属于一种稀缺的精神。我以为这也给刘继明的底层写作带来优势。现代文学传统成为他写作的精神资源之一，他有意无意地向其靠近，因此他的底层写作无论从思想意义上还是审美形式上都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厚度，克服了当下底层文学普遍存在的平面化的弊病。
　　强调刘继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精神的认同，这对于我们理解刘继明的底层写作很重要。因为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价值就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下层人民的关注和同情上，也就是说，他对底层的关注不完全是出于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不完全是出于一种道德主义的人文关怀，而是在表达自己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最终是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接上轨的。启蒙精神是为现代化扫清文化上的障碍，反传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场强制性的现代化运动，它不是从中国本土自然生成的，作为一个他者，它不仅对传统构成威胁，对现实也构成威胁，因而现代化是与殖民化相影随形的。这才有了“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交织和冲突，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两难的维度中寻找自己的思想定位，也寻找民族的真正出路。现在我们在重新讨论“启蒙与救亡”时多半采取各执一端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刘继明却注意到二者的交织和冲突的历史状态，这使他在进入到底层写作时更注重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的思考。他的小说往往能溢出底层写作的公共化的情感表达和思想表达，总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思考。如《放声歌唱》，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民工进城的遭遇。农民工进城可以说是底层文学的主要内容，最近的一次关于当代小说的研讨会，其主题就是“乡下人进城”。显然，农民工进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凸显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大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也是围绕这一矛盾来叙述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加速进行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工是一个身份暧昧的称号，这个称号本身就包含着对农民心血的榨取和对农民利益的漠视。在所谓底层写作中，农民工不仅成为主要角色，而且一般都处在被作者同情或讴歌的位置上。刘继明并不是一味地站在农民工一边。《放声歌唱》虽然也表达了城乡冲突，但小说所设置的矛盾则是农民内部的矛盾。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着农民的身份。钱高梁、小乐父子俩在价值选择上有了明显的差距，他们之间的矛盾体现出一种时间的矛盾；钱高粱的老板张大奎不过是比他混得好的掌握了城市规则的农民工而已，他与钱高梁的区别就在于他用金钱法则获取了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则体现出一种空间的矛盾。钱高梁代表着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钱高梁注定了只能在城市贱卖体力。刘继明并不想站在偏执的道德立场上否定这种历史进程的合逻辑性，但从他对小乐和张大奎的叙述中又可以看出，他也不会因此就把这些农民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视为时代英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钱高梁作为乡村出色的跳丧歌师的描写，表达了对乡村精神价值的敬意。也许在作者看来，最值得担忧的，是现代社会在继承和发扬精神价值传统方面的冷漠和缺失。因此在《放声歌唱》这样一个中篇的容量中，刘继明似乎要展现出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而且刘继明在表达这种复杂性时也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
　　尽管刘继明认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因而在底层写作中更多地是表达他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但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环境。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所显现出的问题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面对现实并不是难事，真正考验作家的是他对现实的思考。在底层文学的写作中，刘继明的文学表达也许算不得最出类拔萃的，但他对现实的思考却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无论思想界还是文学界，我们往往是从城乡矛盾入手来揭示现代化运动的问题的，城乡矛盾无疑是一个现成的思想框架，它构建起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社会大厦，但完全用这样一个现成的思想框架很难圆满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具有太多的特殊性，首先，它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对这种特殊性的思考体现在五四启蒙精神上；其次，它还是一种间歇式的现代化。事关民族独立的“救亡”放慢了现代化的进程，而计划经济的实践也改变了在1970年代末期重新启动的现代化的本土化环境。它体现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我们的思想界和文学界认识并不深刻，主要只是把它理解为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过渡性的矛盾，作为一个过程，市场经济最终取代计划经济，矛盾也就消失。但著名社会学家刘平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即将被否弃的、负面的体制结构，它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于中国社会，至今仍在现代化运动中发挥着作用，因此相对于城市和农村的老二元社会而言，他将中国社会界定为“新二元社会”，他说：“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单位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亦可理解为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已不是后者渐进地取代前者，而是前者以局部地区和行业为依托形成与后者的相持、渗透和互动。两种社会机制的并存和互动，以及两种社会机制在不同地区的非平衡状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二十多年来最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这种普遍性当中已包含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的特征。”③刘平的见解应该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关键。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面对底层，追问种种社会现象时，不要简单地把一切都归结为城乡的矛盾，不要简单地以为现代性造成的负面问题仅仅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典精神的丧失。这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为一体的“新二元社会”。计划经济是建立在集权体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体制的基础之上的，我以为，刘平所说的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也可以解释为集权化体制和市场化体制。集权化体制的权力至上与市场化体制的金钱至上只有相互妥协才能结合为一体，这就造成了权钱合谋的种种社会新现象。在“新二元社会”里，权钱合谋被赋予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决定了新国民性的内涵。对于一位看重社会思考的作家来说，强调这一点也许很有意义。我以为刘继明面对底层时是看到了这种社会复杂性的。他在《我们夫妇之间》（《青年文学》2006年第1期）中就透露出他面对这种社会复杂性的矛盾心理。小说写的是一对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夫妇的悲剧故事，妻子被逼无奈只好靠卖淫多挣些钱，丈夫最后因杀死了一个嫖客而关进了大牢。这样的故事大概在底层小说里并不少见。在这类下岗工人的悲惨故事里，我们不得不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问题，比如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其情节主要是围绕一个工厂破产的现状展开，揭露了当下的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社会问题，批判的矛头自然指向了新二元社会中严重的权钱合谋。刘继明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主人公夫妇俩也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也像《那儿》中的“我舅舅”一样曾经是工厂的主力，是响当当的领导阶级，但他们并没有“我舅舅”那样的持续不变的阶级觉悟。刘继明也像曹征路一样尽量展现工人下岗后的艰难处境。当然，展现的背后表达了作者的批判性。但刘继明并不是像曹征路那样直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导致工人阶级边缘化的历史进程，而是针对着长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培育出来的体制化心理和体制化思维方式。小说中的“我”在体制内的生活浸润下形成了典型的体制化思维方式，体制化思维方式首先突出表现出个体对体制的依赖。尽管作为个体来说，他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但他并没有一种积极的意识去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因此当他下岗以后，处处都显得被动。其次，体制化生活造就的一种优越感，则是体制化心理的典型表现。夫妇俩下岗后不得不到社会上寻找新的工作，但“我”有“最后一道底线”，即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去做类似于“菜场卖鳝鱼”的脏累的工作，“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当年那个细皮白肉、细眉大眼的锅炉厂的漂亮女宣传队员浑身沾着鳝鱼腥臭味的邋遢模样”。“我”对待工作的选择带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性心理，对待儿子的读书择校也同样带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性心理。缺乏自主性和潜在的优越性心理，是阻止体制内群体适应市场经济生活方式的主观因素。我以为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最有思想价值的方面就是通过自己的人物形象带你们思索到这个社会问题。这样的思索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并没有随着社会转型而消失，它仍实实在在地活跃在我们的身边，它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结合为一个新的同盟，这个新的同盟让体制内的传统继续发挥着作用，继续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刘继明对这类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感兴趣。这类带有体制内症候的人物往往具备这样一些特征：缺乏主体独立意志，潜在的优越感，自认不凡，怨天尤人，不愿吃大苦。刘继明在多篇写底层生活的小说里都对这类人物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批判里，我看到了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子，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题。但刘继明所要批判的不是鲁迅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而是建立在体制内思想框架下的“新国民性”。
　　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两个朋友》（《天涯》2006年第5期）是一篇揭露人物心态的小说，它让我们看到了新国民性的精彩表演。老黄和老张曾经是一个村的村民，读中学时两个人还是同桌。后来老黄当了民办老师，老张到外村当了上门女婿，互相来往也就不多了。这次邂逅在镇上的街头，分外惊喜，一起到茶馆里喝茶聊天。按说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和纠葛，回忆往事应该让他们体会到友谊的珍贵，但事实上，他们在谈话中互相提防，互相猜忌，互相贬损，刚见面时的流露出的那份朋友的欣喜，到最后是荡然无存，活脱脱描画出新国民性的心态。老黄有着更多的体制内的优势，所以他在抱怨着现实的同时也要顺带着在老张面前显示自己的优越身份。老张本来就没有享受多少体制内的实惠，如今只能当一名农民工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抬预制板，面对充满优越感的老朋友他便将自己对社会不公的不满转嫁到老朋友身上了。《茶鸡蛋》是一篇让人心疼的小说，何幺婆最后的上吊自杀固然揭露了当今社会的世态炎凉，批判了金钱至上主义。但何幺婆从过去的何幺姑到今天的何幺婆的思想心理的变化却能让我们思索到更多的内容。何幺婆当年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何大奎是农会主席。新社会让两个穷苦的人翻身解放，成了村里最风光的人，何幺姑的花鼓秧歌都红遍了四乡八村，以至半个世纪后，黄老三还记得何幺婆当年是“村里的一枝花”。何幺婆如今在镇上卖茶鸡蛋，她做的茶鸡蛋是全镇最好的。显然她已经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并适应了体制外的生存方式。但体制外的生存方式并不能给她昔日的风光。黄老三成为新体制的风光人物，但黄老三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经商成功发了大财，地方政府也必须依靠他。当何幺婆到黄老三家送茶鸡蛋时，黄老三的家里就坐在一位地方的官员。何幺婆就是在这样一个权钱合谋的环境下开始了她对新体制的屈服的。但黄老三借此发泄了他的宿怨，当场羞辱了何幺婆一番。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员郭主任此刻的表现，他迎合着黄老三的态度，甚至连黄老三递过来的茶鸡蛋“嗅也不嗅”，就从权力的层面肯定了黄老三对何幺婆的羞辱。《茶鸡蛋》让我们看到了新二元社会对底层人灵魂的进一步摧残。何幺婆的丈夫临死前叮嘱她的话“咱们好不容易挺直腰杆子，可决不能轻易再弯下去咧”，可以说是这一阶层在计划经济时代里获得的精神认同。何幺婆试图放弃这种精神认同，屈服于新的体制，却得到的是羞辱和冷漠。小说画出了新国民性的几种嘴脸，黄老三凭借金钱的强势让新国民性得到恶意的膨胀，郭主任对何幺婆的冷漠和对黄老三的媚态则显出新国民性对权力的侵蚀，何幺婆身上也未尝不带有新国民性，她对昔日的依恋使她难以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解放。《小米》（《清明》2007年第2期）看似是写一个风化的故事，一个在发廊做按摩的女孩小米带出了一串人物，从派出所的所长到副镇长，从工厂的青年工人到教过小米的老师，从私营老板到银行退休干部，而这些人物的言行却不只是关乎风化。小米在发廊做按摩女，这样的职业特别容易走向堕落，小米却有自己的理想，竭力保护着自己，当然像这样生活在灰色地带的小人物更需要得到法治的保护，但伤害她的恰恰是执行法治的派出所的警员们。派出所所长周斌在突击检查红粉发廊时抓着了小米，要从小米身上打开缺口。在不断的逼供下，小米只好交代她按摩过的男子。这些男子又被派出所传讯审问。尽管男子们的口供无一例外地证明他们想非礼小米的企图都没有实现，但派出所仍不想放过小米。就是在这种不明不白的境遇里，小米遭到了男人的强暴。刘继明在小说中特别揭示出小米处在两种体制的缝隙之中的生存特点。当前的社会普遍存在着色情场所，社会学家将这些场所里的女性称之为“性工作者”，她们成为作家关注和怜悯的族群。她们在集权化体制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她们在市场化的体制中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新二元社会”里，她们只能生活在两种体制的缝隙之中，缝隙中的生活使她们受到两种体制的挤压，个人权利找不到归宿。在这种缝隙里是新国民性这一病菌最为活跃的场所。小说以口供笔录的方式传神地表现了几个男人在面对小米事件中的新国民性心态。他们明知卖淫违法，又感到这合理合法，面对派出所的讯问，他们不是为小米辩护，而是更强化了他们要占有小米的企图。
　　当我从新国民性的角度来解读刘继明的底层小说时，也许有些强词夺理。因为刘继明并没有提出过新国民性，并没有自觉地从新国民性的角度来确定小说的主题。但刘继明对现代文学的启蒙精神具有严肃的敬意却是可以肯定的，他对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的深刻思想充分认同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构成了刘继明思考新国民性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刘继明不是一个拘泥于传统和拘泥于书本的作家，他的思考紧贴着现实的大地。中国的现实恰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适应和磨合的现实，它带给国民心态的震荡也是前所未有的，并不亚于一个世纪前中国人在外国枪炮和强势文化的逼迫下开始进行现代化时造成的文化心理剧变。在我看来，新国民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仅在刘继明的作品中，而且在不少密切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家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对新国民性的描述。但我在刘继明的底层写作中似乎感到新国民性始终在攫着刘继明的思绪。这除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启蒙传统对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刘继明对灵魂的关注。在当代小说越来越追求故事性的趋势下，刘继明始终没有放弃追问灵魂的文学目标。他曾对记者说过，当年他写文化关怀小说是关注“人的精神困境”，因此与其说是文化关怀，还不如说他所关怀的是人的灵魂。在他的代表作《前往黄村》中，那些寻找黄毛的几位大学同学最终在黄毛的墓地前得到一句话：“我在你们灵魂抵达不到的地方”。我们不妨把刘继明的所有文学写作都理解为他要为灵魂的抵达开辟一条道路。
　　最后我还想回到文章开头的议论，为什么说刘继明在底层写作中的努力会像《放声歌唱》中的钱高梁一样，尽管那是多么美妙的歌声，却没有多少人喝彩。我以为这是因为刘继明在小说中的思考太多，他触及到一些社会的症结和灵魂的痛处，但有些问题他也陷入困惑之中。他曾有一篇小说《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山花》2004年第9期），写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想回到家乡，但最终他又回到了他打工的城市。这意味着，我们出发了，就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家乡，可是我们又如何改变眼前的困境呢。显然，刘继明还会继续思考下去。即使有时他思考得不是很清晰，我们不妨认真听一听。我就愿意执着地听他继续“放声歌唱”。

注释：
①《颓废者及其对立物——刘继明论》，葛红兵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② 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天涯》2005年第5期。
③ 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