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现实--在“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

　　《启蒙时代》写文革期间几个青年人的生活状态，出来后评论界反响好像比较冷淡，褒贬不一。有人批评说太概念化，像一篇论文，叙述也太枯燥、琐碎，情节性不强，阅读时有障碍。我是把这部小说从头至尾看完了的。但我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我觉得不仅在王安忆个人的创作中，而且在近几年的长篇小说中，这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写文革的小说很多，如果从80年代到现在，多得恐怕不计其数了，但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政治控诉和人道主义的层面，不外乎打砸抢，政治迫害，暴力，好人坏人，好像所有人都疯掉了，《兄弟》沿袭的依然是这种伤痕文学模式。但《启蒙时代》突破了这种模式，她把文革的政治大情节推到了后面，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让几个中学生作为主角，在前台活动，一帮青年人讨论哲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像波西米亚人那样在城市里四处游走，寻找自己的思想知音。他们那种青春期的躁动、迷乱，理想，以及萌动发育的身体和情欲，都成为了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这样就避免了正面评价文革。大家知道，如何评价文革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棘手甚至敏感的问题，尽管官方的文件早已作了政治定性，但在知识界，尤其是近些年来以网络作为主要载体的所谓民间思想界，对文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十分活跃。这显然是因为文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我记得80年代后期，评论家黄子平到武汉大学讲学，谈到文革时说：“要想真正客观地评价文革，恐怕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王安忆无疑是清楚文革这种复杂性的，所以他明智地回避了，她这样做也许会使小说在意义层面上显得暧昧和犹疑不定，从而丧失掉应有的思想锋芒，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也让《启蒙时代》呈现出了有别于许多写文革的小说没有过的的想象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已经成为定见的文革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从而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当代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王安忆在叙述上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心理分析的方法，让笔触最大限度地进入到人物的精神层面，一般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最为倚仗的故事情节同样被推到了后面，人物的心理线索取代了靠故事推动的情节线索，这无疑是对习惯了看故事的那类读者的审美习惯的一种挑战，也是对商业时代日益电视剧化或者好莱坞化的小说叙述模式的突围。所以有些读者包括评论家抱怨不习惯或有阅读障碍，我倒觉得是对王安忆的一种褒奖。

　　我一直认为，王安忆那种旺盛充沛和持久的创造力，她对当代生活始终抱有的热情和敏锐，还有她作品中体现出的那种开阔的视野，在当代作家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当然，有评论家批评她的某些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说过于琐碎、唠叨，太像张爱玲，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失去了以往那种质疑或者追问的能力，等等。我也有此同感，所以有很长时间不大看她的小说了。但这部《启蒙时代》似乎让我找回了从前的那个王安忆，她还是那么大气、从容，高度。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像王安忆，还有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张炜、李锐和贾平凹这些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在面对和处理个人、历史与当代生活经验时很少囿于某种现成的思想结论，而总是能够将目光投向那些更远更深的领域呢?相比之下，许多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从艺术格局还是思想眼光，就显得狭窄和小家子气多了。当然，我并不是简单判定这两代作家的高低优劣，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彼此不可替代，但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肯定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实际上，当代小说的“去思想化”已经不只是文学界内部议论的一个话题，前两年一批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就曾经对这一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8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作家甚至文学青年，你不谈点儿哲学和思想你就是傻帽，现在呢，完全反过来了，如果你谈这些你就是傻帽。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有小说家想要突破思想定见，对现实做出某种深度介入，则有可能面临一种孤立无援的风险。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近些年来出现的底层文学思潮。在我看来，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试图恢复对现实的权力的一次重要尝试。可是，当几年前《那儿》、《马嘶岭血案》等小说问世时，主流批评界几乎保持了一致的沉默，随后诸如“艺术粗糙”、“展示苦难”和“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批评和责难便接踵而来。当然，我并不是说底层文学本身不存在需要正视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探究它受到主流批评界一致贬斥和抵制后面的深层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底层文学隐含的左翼立场。因为在某些批评家看来，左翼以及左翼文学早已经是一种失效和过时了的文学，是激进政治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这种观点在80年代曾经被文化界作为一种共识所普遍接受，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矛盾和冲突，比如三农、国企改制、权力腐败、环境保护、贫富分化等等成为了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包括改革、发展以及“左”和“右”等在内，都面临着需要进行重估和反思的可能性。更何况，左翼以及左翼文学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性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特别是中国社会对平等公正日益强烈的吁求，使左翼思想获得了重新阐发的历史契机。但许多批评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沿袭着长期形成的思想惯性，简单地给予了轻率乃至粗暴的否定。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