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修改过程》

发布时间：2022-11-16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韩少功是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当代人的生存样态与时代精神始终是其关心的命题，如《马桥词典》和《暗示》一脉对语言的探讨，以及《革命后记》和《日夜书》一脉对历史的思考，都蕴含着他把握现实的尝试。同时，他也是一位敢于进行形式实验的作家，能够将这些的思考融入叙述上的实践，如《马桥词典》中的“词典体”等。而他的近作《修改过程》同样秉持了思想深度与形式实验的特点，以其独到的叙述策略展现出了“77级”一代人的斑驳样貌，对此，本文将从怎么叙述、为什么这样叙述、体现了什么历史认知价值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叙述的策略：真实多样性与反时间神话

（一）“元小说”与真实多样性

　　《修改过程》叙述了作家肖鹏创作网络小说的过程，文本不仅叙述了肖鹏写作中的考量，还将肖鹏笔下的小说内容作为次级叙述呈现，因此在叙述形式上体现出了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和“关于小说的小说”的特点，具备了一定“元小说(metafiction)”色彩。

　　“元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1970年威廉·加斯(William H. Gass)的《小说和生活图案》中，他将“把小说形式当作素材”的小说称作“元小说”[1]，后人也有不同的阐释，如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认为是“包含了对小说本身叙述本质以及语言本质的评论”的小说[2]，帕特里夏·沃更(Patricia Waugh)则称之为“自我意识小说(Self-Conscious Fiction)”[3]。此外还存在“元叙述”这一相似的术语，并且二者在具体内涵上尚有分歧，如纳宁(Ansgar Nünning)认为元叙述是“关于叙述者对叙述话语或过程的反映”，而元小说“是对文本或叙述者的虚构性的评论”[4]，国内则有王丽亚指出“‘元叙述’主要指叙述者对故事和叙述方式的反身叙述，其主要功能在于构建故事的真实性和叙述者的权威性;与此不同，‘元小说’的反身叙述指向故事的虚构性以及叙述的不可靠性。”[5]虽然这种划分有待商榷，但仍可综上看出，“元小说”在叙述层面的自我意识和虚构性指涉的特征是相对稳定的，而《修改过程》中恰好就处处显示出肖鹏身为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并且不乏他对所叙小说的虚构考量，因此从“元小说”的角度考察该文本的叙述形式是较为可行的。

　　不过，与常见“元小说”不同的是，《修改过程》中次级叙述的叙述者是以第三人称呈现的。在一般“元小说”的经典文本中，关于所叙内容的评价通常由第一人称承担，比如，西方有《汤姆·琼斯》中的“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将采用一种不同的叙述方法”[6]，《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我现在讲述的故事全都是想象”[7]，中国则有马原《虚构》中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8]等等，它们对虚构内容的叙述和评价大多由第一人称“我”来完成。而《修改过程》中作为次级叙述的网络小说由第三人称的肖鹏来叙述，有学者将该现象称为“第三人称叙述的元小说”[9]，认为这在形式上推翻了第一人称叙述“元小说”的固定态势。但笔者认为，这类观点主要将目光聚焦在叙述者的人称变化上，其形式意义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即文本内叙述接受者的第三人称化，也就是说，不仅是叙述者的叙述动作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呈现，其实叙述接受者的接受动作也被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呈现出来，如第四、五章就描写了马湘南和陆一尘看小说的反应，既有陆一尘对糗事的否认，也有马湘南的部分承认。这些接受叙述后的反应只有在叙述接受者是第三人称的情况下才能在“元小说”中呈现出来，像前文提到的几部经典“元小说”文本基本是由“我”将叙述的内容和考量讲给“隐含读者”听，而叙述接受者的反应并不在文本内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过程》通过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的第三人称化，使叙述的动作、内容、接受的反应都能在文本内以他者化的形式出现，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从叙述到接受的交互过程，也因此得以描写出往事被叙述出来后经历的多方修改。

　　沿着叙述接受者的思路进一步探讨，还可以看到这种叙述形式背后隐含的真实观。前文有提到，“元小说”具有指涉虚构性的特征，文本里的肖鹏也的确在多处暴露了自己叙述时的虚构成分，那么文本的叙述形式是想突出叙述的虚假性吗?笔者认为这个判断略显片面。首先，由于叙述接受者也被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呈现，使“元小说”文本的不可靠性不仅仅由叙述者的自我暴露来构建，还依靠叙述接受者的反应来补充。在文本中，马湘南、陆一尘、毛小武等人就是肖鹏网络小说中的原型人物，他们在接受肖鹏叙述的同时，也因为当事人的身份具有了发言权，而接受者第三人称化的设计恰好让他们的承认或反驳动作得以在文本中呈现，于是可以看到：有时他们会对其中的叙述表示部分承认，如马湘南对母亲追火车的事情表示“是有那破事”[10]，有时即便是肖鹏自己以为属实的叙述，也会因为叙述接受者的反驳而变得可疑，如陆一尘对自己花心往事的反驳、毛小武对楼开富结局的反驳等，而且更微妙的是，因为网络小说叙述的多是糗事，原型人物对叙述的反驳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反而增加了肖鹏叙述真实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次级叙述的真实与虚假由文本内的叙述者和接受者共同构建，打破了一般“元小说”中虚构性只由叙述者自我暴露的框架，让叙述者自我暴露虚构或依据的同时，也会由于叙述接受者的反应增加真实或虚假的可能性。因此，《修改过程》“元小说”的叙述形式没有对真实或虚假的明确指向，并非直指叙述的虚假性以消解真实，而是处于不确定的中间状态。其次，若着眼于这些真假参半的叙述处理，可以发现文本内的互斥叙事是以多种可能并置的结构呈现的，比如，关于楼开富和史纤的叙述就被分成了AB两种可能并置。如果再细看局部，还可以发现肖鹏在思考如何叙述之时也是多种想法一并呈现，很少只写最终选择的结果，如第十五章写毛小武被捕时有附言“肖鹏写到这里，觉得当时还有点什么，或还应该有点什么”[11]，并将可能出现的“女生献上围脖”“别上校徽”等内容并置;还有第十四章思考如何叙述史纤时有写到“在小说的下一程，史纤被肖鹏改写过好几次”[12]，紧接着就把这已经被改掉的“好几次”内容用“有一个……有一个……”的句式同时呈现出来，没有因为被改掉而不做叙述。可见，文本在整体和局部处理上都表现出多种可能并置的结构特征，并且这些可能都没有真实性上的绝对优先级，文本中还明确点明“不妨自行编辑，在AB两者中择其一”[13]，足见其对多种可能的平等理解。综上可见，《修改过程》的“元小说”形式并没有单纯地指向叙述的虚假或真实的消解，同时又明显表现出多种可能并置的结构，从这个角度上看，文本的叙述策略在真实观上的落脚点就不是一般“元小说”侧重的叙述虚假性，而是真实多样性。

　　若结合文本的内容，关于真实多样性的观念在议论中也能找到佐证。例如第十一章关于文学与真实关系的思考，肖鹏就认为“不必对筛选出来的东西过于信任”[14]，为多样性留下空间;第十九章肖鹏与惠子的谈话中，肖鹏认为“世界上确有‘事实’，但更有意义的是‘可知事实’”[15]，惠子也赞同文学是“一种把‘事实’转化为‘可知事实’的基本工具”[16]，强调了文学部分地揭示事实的功能;第二十章(A)叙述史纤的故事前有附言“像陆哥的很多事一样，像很多人的很多事一样，没人写就天下不知，史哥这个大活人可能成为一种空白了”[17]，也突出了叙述对发现事实的重要性。从这些语句可以看出，文本虽然通过“元小说”的形式有意暴露了叙述的虚构成分，但并没有就此消解真实的存在，在叙述之前仍有一个先在的“事实”等待被认识，因此，文本在真实观上总体倾向是对真实的认知保持开放，是真实的多样，而不是“全都不可信”的虚无。

　　如果再结合韩少功本人的创作理念还能找到更直接的佐证。韩少功谈到《修改过程》的“打掉‘真实感’”时就提出：“伪不是真，揭伪是不是就真了?这相当于有两种作者，一个作者说：我说的都是真的，请各位信我;另一个作者说：我说的其实不一定对，你们暂且姑妄听之。比较一下，哪一种态度和策略更合适，更能获得读者信任?”[18]这里的“其实不一定对，你们暂且姑妄听之”其实就是真实多样性的另一种表达。

　　至此可以看出，在《修改过程》中，“元小说”叙述接受者的第三人称化让叙述的真实与虚假由文本内的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共同构建，在双方的交互中，真假失去了明确的指向，处于不确定中间状态，同时，多种可能的并置结构进一步让文本底层的真实观落脚到了真实的多样性，在指涉虚构性的内部细分出了“这是假的”和“都可能是真的”的微妙差异。因此可以说，《修改过程》的叙述形式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真实观，即对真实多样性的认知。

（二）时序与反时间神话

　　叙事文作为一种时间艺术，叙述策略的探讨离不开对叙事时间的关注。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将事件在故事中的编年顺序和叙事文中的排列顺序之间的关系称为“时序”[19]。《修改过程》就充满了时间的交错，80年代(包括文革后的70年代末)的过去以网络小说、个人回忆、他人讲述的形式出现，是在用“现在”的眼光回顾过去，因此，如何在“现在”的叙述中嫁接“过去”就是理解文本叙述时间的关键。

　　根据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叙述可以发现，文本中的叙述时序是“现在”和“过去”交错的形式，会在叙述“现在”的同时，依据同一人物或同一事物的回忆接通80年代的过去。比如，第一章到第四章对陆一尘的叙述就是“(现在)陆一尘反驳小说对他花心的叙述——(过去)小说叙述陆一尘的花心往事——(现在)陆一尘找马湘南但被调侃花心”;第四章和第五章对马湘南的叙述则是以“(现在)马湘南与高官社交——(过去)马湘南回忆投机往事——(现在)马湘南商议诉讼——(过去)马湘南回忆捐款”的形式缀连;第十八章叙述林欣也是“(现在)林欣献花并读信——(过去)林欣回忆信中往事——(现在)林欣读后感慨”的形式。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文本会通过“现在”的人或事接通“过去”，并且“现在”与“过去”的连接点通常是同一人物的某些特质，如陆一尘的花心、马湘南的投机、林欣的诚实等，使“现在”的处境能够在“过去”找到种子，由此形成了一种从“现在”回看“过去”、在“过去”寻找“现在”共通点的连接形式。如此一来，文本通过叙述时序的交错处理，经由不变特质的连接，转化成了共时平面上的对话，重新连接了“现在”与“过去”的共通性。而肖鹏写小说追溯往事的设计其实就是让80年代在“现在”的视角下再次与自己相遇，使“过去”成为理解“现在”的资源，重新恢复了时代之间的整体性。

　　综上可见，《修改过程》的叙述时序反映出了一种整体的、共时的时间认知，“现在”的处境往往能在“过去”找到影子，而对“过去”的回顾势必是带着“现在”眼光的对话，如此一来，从80年代到“现在”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进步或退步，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文本叙述时序背后对时间的价值判断，即对时间神话的怀疑。时间神话指的是“通过先入为主的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20]，以此将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的线性运动，而《修改过程》的叙述让“过去”与“现在”处在共时平面上，并且通过恢复时代的整体性消解了历史必然进步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一种对时间神话的反叛。

（三）叙述声音的犹疑与对立

　　综合以上两点，从叙述声音的角度回看文本整体，可以进一步发现真实观和时间观在叙述声音上的表现，并且结合“77级”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形成了一种对民族国家叙事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的怀疑。

　　前文提到，《修改过程》中“元小说”的叙述者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因此，网络小说的叙述者肖鹏也是被叙述的对象，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总括全文的叙述者存在，肖鹏的写作行为和思考、网络小说的内容、原型人物的活动都由这一叙述声音来叙述。

　　首先，这个叙述声音虽然处于故事之外，并且其所知大于故事人物，但没有因此表现出“全知全能”的特征，反而对所述的内容表示犹疑和不确定。无论是叙述网络小说还是原型人物的活动，叙述声音都明显表现出一种“转述”的姿态，例如，第六章叙述马湘南办捐款的往事之前就先有一句“照肖鹏小说里的说法”[21]作开头;第七章叙述老宫家看球之前也有一句“事情好像是这样”[22];第十六章叙述马湘南跳楼之后则是紧跟着一句“这是最早目击者描述的”[23]。这些明显的“转述”信号削弱了所叙之事的可靠性，颇有些“道听途说”的意味，不仅说明了叙述者的非全知状态，还体现出对所叙之事真实性的犹疑。由此可见，整个正文部分的叙述声音就没有在真假性上做出明确判断，始终保留被推翻的空间，恰好与前文论述的真实多样性相呼应。

　　其次，文本大量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使人物的话语或心理活动被拉至叙述声音所处的共时平面上叙述。如第十一章楼开富仕途碰壁时就有叙述一段心理活动：“他不是堂堂大学生吗?不是当初还算相当稀罕的香饽饽吗?不是还有个当厅长的岳父在那里戳着吗?屁，厅长算个㞗。他现在已看清，自己越是起点高，就越招妒忌，越可能被人明捧暗踩。”[24]可见，这里虽然是故事外的叙述者在描述，但唤起的是故事内楼开富当时的声音和心境，使发生在过去的心理活动被以现在的叙述声音“转述”，与前文论述的共时性时间认知表现出相似的时间逻辑。此外，“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有时还让文本整体的叙述者声音与人物的声音混合，形成一种含混效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与肖鹏声音的重合，如第二章、第十一章、第十九章中肖鹏的文学观念绝大多数都是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呈现的，使文学观念和往事的叙述借由肖鹏传达出来，也让故事之外的叙述声音能够具备以肖鹏为代表的知青一代的个体经验和戏谑口吻。

　　此时，若结合文本后的“附件”对比，可以看到“附件一”中还存在与正文立场不同的叙事声音。前文有提到，正文的叙述声音保持犹疑和开放，具有知青一代的个体经验，呈现出戏谑的态度，而后面的“附件一”则一反个人化的戏谑风格，以公共的、正式的提纲形式出现。“附件”中绝大部分是“配音”和发言交替进行，其中“配音”的内容往往包含具有一定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如高考恢复的宣告、“每天阅读量高达3万字”[25]的数据等，即便是在“世俗的语法”这一篇章中，也是从观念启蒙和人性解放的角度去呈示，同时不乏“电影《庐山恋》片段资料，最早的一场吻戏”[26]这类反映国家文化进程的内容。从中可见，“附件一”的叙述声音有明显的自我历史化色彩，将“77级”一代人的青春写照与国家的启蒙开放形成同构关系，在民族国家叙事的框架内对“77级”的命运进行了想象性重构。至此可以看出，正文和“附件一”的叙述声音形成了“个人——公共”“戏谑——严肃”“边缘——中心”的对照关系，此时再结合正文叙述策略体现的真实多样性和反时间神话，恰好构成了对民族国家叙事中确定性和启蒙进步神话的冲击，让整个文本的叙述形式体现出一种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姿态。

二、叙述的思维：“临时建筑”的叙述观念

　　上文考察了《修改过程》的叙述策略及其效果，那么，韩少功为什么要采用这样叙述策略和姿态?能否在其本人的思想观念中找到源头，成为进一步理解文本背后叙述观念的资源?笔者认为，韩少功的“临时建筑”思想恰好与文本叙述策略相符，是其叙述方式背后的认知思维。

　　“临时建筑”是韩少功在《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27]中提出的观念。面对独断论的“遮蔽”与“无限言说”的虚无，他认为要“在差异和交锋中建立共约，在共约中又保持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28]，指出“现代知识既是废墟也是圣殿，更准确地说，是一些随时需要搭建也随时需要拆除的临时建筑”[29]，既要有“公因数”作为参照，又要认知到其“临时性”，保持推翻的可能。而《修改过程》的叙述策略正好也体现出一种开放的“临时性”姿态，如前文所说，文本的“元小说”形式和多种可能的并置结构让叙述处于真实多样性的状态，因此，文本在多个互斥的叙述中呈现出开放的结构和“建立——推翻——重建”的过程;叙述时序的处理则构成了对时间神话的怀疑，也展现了一种与封闭性认知的对抗，具备了“临时性”特征。由此可见，《修改过程》的叙述策略比较明显地反映了韩少功“临时性”的思想，可以将该文本理解为“临时建筑”思想在小说叙述上的实践。

　　以上叙述策略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临时性”方面，表现出对独断论和封闭性的怀疑，但该思想不仅强调“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还同样注重“建立共约”以警惕虚无。这在文本中也有体现，一方面，如前文所说，文本的“元小说”形式没有直接消解掉把握现实的可能，而是落脚于真实的多样性，避免落入“全都是假”的虚无;另一方面，文本内对文学与真实关系的讨论几乎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即虽然“不必对筛选出来的东西过于信任”[30]，但也明白“世界上确有‘事实’，但更有意义的是‘可知事实’”[31]，在承认叙述会修改事实的前提下，侧重表现了叙述对事实的发现作用。此时如果援引韩少功的访谈则能更明显地看出他对叙述的重视，他谈到“文学的认知功能”时指出：“在语言不能抵达的地方，在无‘名’的黑暗里，并不都是nothing。人们至少可假定另有一些事实存在，可望逐步纳入语言的覆盖区和显影区。撤除这个假定，人类几千年的认知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语言和知识就会被神化，其有限性反而会被遮蔽。”[32]这里的文学假定功能落脚到《修改过程》中，其实就表现为叙述对事实的发现作用，如文中有提到“像陆哥的很多事一样，像很多人的很多事一样，没人写就天下不知，史哥这个大活人可能成为一种空白了”[33]，只有先有叙述出现，事实才能被部分地可知，去除遮蔽才会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过程》不止是在叙述与真实的关系上承认了叙述部分把握真实的可能，还体现了一种对叙述本身的价值判断，即叙述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临时建筑”的意义，即便可能失真，但也有将事实转化为可知以抵抗虚无的必要价值。

　　综上来看，从“临时建筑”的思想考察《修改过程》，可以发现文本体现了如下叙述观念：叙述对事实的把握势必存在变形的可能，需要保持叙述的“临时性”和真实多样性，以开放的姿态避免独断，同时又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叙述把握事实的价值，仍然需要叙述作为“临时建筑”以抵抗虚无。

　　可以看出，这样的叙述观念以及“临时建筑”思想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独断论和虚无主义的双向警惕，体现了韩少功一代人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摇摆姿态，既想和独断封闭的神话保持距离，又恐惧失去中心后的精神废墟。从实践的角度上看，这种中间状态的把握或许存在困难，而《修改过程》作为“临时建筑”思想的实践，其实也反映了这种思维的实践困境。首先，是真实无限延伸的问题。前文提到，文本中对往事的叙述呈现多种可能并置的结构，面对互斥的叙述，采用的方法多是将各种可能一并呈现，如肖鹏对楼开富的叙述就分成了AB让读者“自行编辑”，虽然体现了对真实多样性的尊重，但也反过来表现了一种把握多种可能的无力，面对差异，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增加，而无法回头做比较和筛选。若进一步关注文本局部，会发现肖鹏在修改动作上原本就更倾向于增加而反感删除，如第一章他开始就对陆一尘的删除要求不以为然，第七章还因为编辑的删除要求感到不满，而与之相对的，对毛小武走上警车的细节、楼开富的际遇、史纤的遭遇等互斥的叙事则采取主动补充的态度，不惜开AB两线。可见，面对多样的可能性，应对策略主要是叠加，但当每一种可能都具有同等参考价值的时候，反而失去了比较和参考的功能，容易在真正需要寻找参考的场合导向另一种不可把握的虚无。其次，是“临时建筑”能否建立起来的问题。要建立一个能够参考的“临时建筑”原本就需要一定的共识基础，即韩少功所说的“在差异和交锋中建立共约”[34]，而哪些能建立“共约”，本身又需要一个先在的标准来筛选，但这个标准如何订立，开放性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实践难度的命题。《修改过程》同样也侧面反映了这样一种困境，前文所说的各种可能叠加带来的无法参考就是难以建立“共约”的表现，而且，进入到文本的内容还可以看到，网络小说的修改过程就是一个建立“共约”的困境，肖鹏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了小说，但是招致各个原型人物的反驳，难以取得共识，因此，文本内关于“77级”的叙述其实也没能真正建立起“临时建筑”。从这些角度上看，《修改过程》既是“临时建筑”思想在小说叙述上的实践，同时也是这种摇摆思维背后困境的体现，构成了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思。

三、叙述的历史认知价值：对“77级”精神现象的重新审视

　　基于上述叙述策略和叙述观念的理解，可以更多地结合时代与文化背景探讨《修改过程》所蕴含的历史认知价值，而文本中最主要也最富时代与文化内涵的符号就是“77级”。“77级”是文本叙述的中心，也是叙述策略关注的中心，叙述策略背后的真实多样性指向了“77级”的过去如何叙述的问题，而对时间神话的怀疑则指向了“77级”的精神成长问题，归结到一起就形成了对“77级”一代人的重新审视。

　　关于“77级”的过去如何叙述，文本其实通过修改过程揭示了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悖论：最有资格叙述历史的亲历者，同时也可能是最想修改历史的修改者。文中的陆一尘和马湘南就想极力抹去自己不理想的一面，肖鹏自己也想遵从市场逻辑吸引读者，如他在思考如何写史纤时就有考虑“稍加渲染也能成为荤料，可成为某种卖点”[35]，于是，他们作为亲历者，叙述历史的权威反过来成了改写历史的权力。“77级”大学生作为一个带有时代划分意义的群体被民族国家叙事赋予了浓厚的文化英雄色彩，一方面，文革作为公共记忆，对该段历史的叙述原本就容易趋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叙事的进步观念也为亲历者的自我英雄化提供了合理化动机，仿佛那段历史的遭遇是成为英雄所必须的精神成本，受难者的精神创伤被受难英雄的形象抚慰并覆盖，如前文提到的“附件一”体现的自我历史化就是一例。而《修改过程》强调真实多样性的叙述策略则打破了历史之“真”的一元性，为边缘化的叙述提供空间，更重要的是，文本通过叙述接受者的第三人称化，将叙述的动作和接受的反应都呈现出来，因此，叙述被修改前的样貌和修改的动作也会被昭示，形成了一个“修改过程”的展示，让原本会被删除的内容得以重现，以此与“修改”想要形成的“结果”构成对抗，提供了一种用“过程”对抗“修改”的叙述理念。

　　关于“77级”的精神成长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文革后精神成长与时代更迭的关系问题。从时间神话的角度看，“77级”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本身就被主流话语赋予了“新起点”的意义，但如前文所说，《修改过程》对叙述时序的处理恢复了各个年代的整体性，使“77级”一代人的精神没有必然的进退之分，由此消解了“77级”作为“新起点”的进步神话。再深一层看，还可以发现文本暗含了一种将各个时代连成整体的历史认知逻辑。在文本的第十五章中，“77级”一行人为了讨回被偷的钱财出征，结果反被捕，毛小武则出于仗义站出顶罪，但在叙述惩处的原因时有写到“是警方执行国家最新版《刑法》的一个示范机会”[36]和“为了彻底肃清无政府主义的‘文革’遗风”[37]，可见，“77级”一代人的正义与仗义成为了国家法律进步与摆脱“文革遗风”的打压对象，显示出了一个近乎宿命的历史诡计：“77级”走出了文革，却仍旧没有走出国家“进步”带来的迫害。这也反映了韩少功对历史较为悲观判断：历史的悲剧作为“事件”结束后，悲剧本身可能仍在延续。在此，《修改过程》消解了文革结束与国民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揭露出文革作为“事件”结束后仍存的桎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与革命人性前提的忧虑，既然文革的推进在物质与文化尚不发达的当时显得过于激进，那文革结束后对启蒙与进步的信任是否又显得过于乐观?虽然“事件”在结束，年代在更迭，但后续时代的弱点总能在前一个时代找到影子，人的精神未必就随着年代的变更发生质的转变。由此可见，《修改过程》不仅表现出对时间神话的怀疑，还对以往将70、80、90年代分阶段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提供了一种将各个时代连成整体的历史认知逻辑。

　　综上来看，《修改过程》通过叙述的处理使“77级”一代人具备了一种精神现象的样本意义，一方面，以真实多样性的呈现把被宏大叙事收编的个体经验重新释放，从而发现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褶皱，另一方面，又以历史的整体性认知消解了精神进步与年代更迭的必然关系，呈示了文革后一代人的革命热情如何与世俗欲望同谋后延续成90年代以来的精神现状。90年代作为80年代的未来到来后，没有成为曾经理想的模样，反倒是将曾经视为觉醒的世俗欲望延续成了消费主义大潮下的物欲横流，然而，此时90年代对80年代的回望反而又将其美化成“黄金80年代”以作为90年代“世风日下”的想象性补偿，将两个时代进行了切割，对此，文本通过“77级”人生轨迹的叙述将各个年代重新整合，拨开历史阶段性想象的惯性，激活过去以理解当下。可见，《修改过程》是韩少功在叙述与历史观念上的进一步探讨，体现了当代作家把握“转型期中国”的文学应对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怎么叙述、为什么这样叙述、体现了什么历史认知价值三个方面探讨了《修改过程》的叙述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价值观念。从总体上看，《修改过程》的叙事策略其实是一次对叙述与现实、叙述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探讨了当代叙述观念中虚构性被揭露之后如何重新定位现实价值的问题，表现出韩少功作为当代作家对现实关照方式的一种创新性尝试。

　　文章摘自：《新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本文注释

　　1、William H. Gass, Fiction and the Figures of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p.25.

　　2、Linda Hutcheon, 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 London: Routledge, 1991, p.1.

　　3、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4, p.14.

　　4、王正中：《元小说与元叙述的定义及功能新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6、亨利·菲尔丁著;刘苏周译：《汤姆·琼斯》，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7、约翰·福尔斯著;阿良，刘坤尊译：《法国中尉的女人》，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8、马原：《虚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9、张棋焱：《“临时建筑”理念与韩少功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9期。

　　10、韩少功：《修改过程》，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