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家

　　编者按：

　　本刊在今年第三期头条位置，发表了蒋一谈的两篇短篇小说《说服》和《刀宴》，两篇作品后收录于作者最新短篇小说集《赫本啊赫本》;值得关注的是，蒋一谈一贯是以短篇小说集的整体思考方式，从事每个短篇的构思与创作，目下已经出版三部短篇小说集，分别为：《伊斯特伍德的雕像》(2009年7月)、《鲁迅的胡子》(2010年5月)、《赫本啊赫本》(2011年5月)。关于短篇，我们注意到蒋一谈一句有意味的回答：“这个时代，写出几篇、十几篇被人称道、赞扬的短篇小说已经不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为更多了解蒋一谈有关短篇创作的想法，我刊特约了以下这个访谈，以飨读者。

　　王雪锳：你喜欢短篇小说，是在哪一年?

　　蒋一谈：1987年夏天进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喜欢的是现代诗歌，因为当时北师大的诗歌写作氛围非常好。中国现在有影响力的诗人伊沙、沈浩波、侯马、桑克、徐江、朵渔、宋晓贤等都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入学半年之后，写作课郭老师布置写作作业，同学们选择写诗歌的居多。我想到中学时代晚自习之后回家的经历，写了《异乡人》这篇小说。这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两个安徽年轻夫妇在古城商丘卖夜馄饨谋生的故事，大概六七千字。后来郭老师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全文念了这篇小说，我很意外，一直低着头，脸都红了。从此之后，我疯狂地爱上了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王雪锳：从疯狂地喜欢到正式写作，间隔有多长时间?

　　蒋一谈：大学时代，阅读是主要的，写作笔记记了很多。199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工作，转正没过多久，去同事家做客，发现四十岁的他住两间小平房，炉灶支在屋子外面。即使这样，我还是很羡慕他，因为当时我还住办公室。我问他，我什么时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他说等着吧，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万多人呢，等着吧。我当时月工资不到200元，还要谈恋爱、结婚，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感觉把握不了未来的生活。还是出去闯一闯吧。1993年初我结了婚，随后辞职待在家里写作。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写作。写短篇不赚钱，就写长篇。我在一年内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身在北京，除了妻子，我无依无靠，写作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和经济来源。1994年，三部长篇出版了，赚了几万块钱，比挣工资强太多了，那时候可兴奋了。可是一切都发展太快，靠写作赚得钱养活家人还行，可根本买不起房子，也负担不起未来。看见很多人没有多少知识，依靠胆量和运气做出版赚了钱，我下定决心，先把写作理想摁在了箱子里。直到2009年春节，我刚好四十岁，偶尔翻看过去的写作笔记，忽然有了写作的冲动。写了几个短篇后，感觉还行，加上亲朋好友的鼓舞，就在某一天，我自己跟自己签了一份协议：后半生，做一个“短篇人”。

　　王雪锳：这说法有意思。应该是从某个短篇开始，你获得了创作上的自信。

　　蒋一谈：是呵，事隔15年重新写作，除了激动，我也忐忑。写了《枯树会说话》、《公羊》、《坐禅入门》三个短篇后，感觉身体里还有一股气，笔力和感受都在，内在的“情”还在。我能感觉到，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说到鼓励，每个作者都是需要的，尤其某个时候、某个阶段，鼓励最是关键。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