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

　　相反相成：书生本色与作家初心

　　如前所述，在谈到赵树理的文化身份时，包括席扬、钱理群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曾把这种身份定位成知识分子，而赵树理本人恰恰也说过：“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宽泛而言，如此定位似说得过去，但问题是，当这些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代入其中，便会与赵树理的身份形成某种错位。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稍加辨析。

　　自左拉的《我控诉》以来，西方已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已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项，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萨义德曾把知识分子概括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可以说是准确地抓住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五四”以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通过鲁迅、胡适等人的身体力行，中国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新传统。这种传统既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等传统文化精神元素的支撑，也有西方知识分子价值理念的灌注，其刚健之气、挺拔之姿同样令人尊敬。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传统并没有很顺畅地落实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中，许多时候，它只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美好意象。

　　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定义与表达，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那种解释：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由于自《讲话》以来，毛泽东既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也在不断批评或批判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于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小资调乃至无知识等等便不断被显影、放大，以致知识分子成了“成问题”的人，成了被团结、教育的对象。而经过“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等运动之后，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价值理念和操守已荡然无存，存在的只是汉语词典中释义的那种知识分子了。

　　把赵树理的文化身份代入到这两种语境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两边不靠。即他虽然也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但他与鲁迅那代人的知识分子性相比，已处在一种弱化的状态。虽然他那种为民请命的举动颇有“对权势说真话”之风，但就其知识和价值谱系而言，他所接通的主要还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那个传统。另一方面，又因其农民出身，他似乎也不在毛泽东所反复批判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虽然他自许为知识分子，但他作为知识分子只是在词典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以为任何借助于西方知识分子话语来为赵树理定位的言论，或许都有拔高之嫌。

　　那么，又该如何确认赵树理的这一文化身份呢?我觉得书生(也就是后来席扬“降调”而言的“读书人”)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而作为一介书生，赵树理更多接通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士人传统。据赵树理自述，他从六岁起，便“由祖父教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九周岁开始，又被其父亲送入私塾读书一年。高小毕业那年，赵树理买到一本江神童的《四书白话解说》，此书实为一位接受过王阳明学说的老古董先生所作，其思想为儒佛相混之物。“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向着书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为礼，然后正襟危坐来读，并且照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结合着那些道理来反省自己”。三年中，“对这部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虽然在革命年代这些思想全被赵树理看作封建思想和糊涂思想，是被马列主义“打垮”的对象，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包括赵树理所检讨的“‘人格至上’(在这以前，我以为革命的力量是要完全凭‘人格’来团结的)”在内的儒家思想和士人传统无疑已深深植入他的记忆之中，成为他后来建构人格结构模式和为人处世的重要参照。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化对赵树理的长期熏陶和打造。赵树理对民间文化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以至于有了与“五四”之后的各种新文艺“比一比看的想法”。但以往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其重点往往聚焦于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以此论证民间文化如何成就了赵树理小说的独特样式，却忽略了民间文化对赵树理本人的人格结构的打造。而在我看来，后者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几近于无形，但也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于是，有必要引入芮德菲尔德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分进一步分析。在芮氏看来：“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而在后来者的解读中，大传统相当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小传统则相当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前者属于上层知识阶层，较易集中于城市;后者则属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一般民众，主要“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传衍的”。而在我看来，小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关键在于它通过民间文化或说唱文学把大传统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传播了开去，从而让底层民众拥有了一系列与全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不差上下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尽管底层民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依然能够明事理，通人情，从善如流，疾恶如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明白赵树理如下说法的深刻之处：“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一个人长到几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

　　除去“文盲”与赵树理不符外，我们甚至可以说，赵树理为农民的这番辩护之词也完全可以看作一种自况之语。也就是说，赵树理本人其实也是通过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其在“理”、“事”和“艺”方面拨云见日的。而他本人对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的偏爱，对看戏、听戏、唱戏的痴迷乃至后来主编《说说唱唱》并亲自写戏的种种举动，一方面可以佐证民间说唱文学对他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亦可说明其所作所为依然是对那种小传统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而就在与这种小传统的亲密接触中，赵树理的人格、修养、旨趣与关怀，也就更多与民间文化的滋养焊接在一起。

　　因此，在对赵树理书生身份的塑造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一并发力的结果。而作为书生，他的价值观中既有“士志于道”、“民贵君轻”的儒家思想，甚至也有“慈悲为本”、“普度众生”的佛家思想(赵树理谈及青少年时期曾从其祖父那里学来了吃素、拜佛、敬惜字纸、慈心于物等)。同时，又因为他自幼便有一种“不通世故的呆气”，及至长大成人后又是很容易发展成一种书生气或书呆子气的。有学者指出：“书生气，是一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的表现。”还有学者认为：“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验之于赵树理1949年之后在文学场外的所作所为，这种评价移植到他身上也大体不差。这样，儒性佛性书生气，就可以让我们在解释赵树理为什么会不停地上书、把农民利益看得重于一切时增加一个维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三纲五常”、“士为知己者死”等等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于是，在赵树理的书生意气中，便有了相反相成的指向：一方面是为民而呼，不顾一切;另一方面是为党分忧，精忠报国。赵二湖说：“深受儒家教育的赵树理对党的‘愚忠’，‘武死战，文死谏’的精神多少影响了他的态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子。这种判断我以为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赵树理作为作家的这一文化身份呢?细究起来，这一问题或许更耐人寻味。赵树理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他写出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小说，这样，作家身份就在其所有身份中占据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但对于这一身份，赵树理恰恰并不看重。他曾经说过：“我下乡以后就把写作暂且搁过，一心参加工作。我这样想：虽然暂时不能写出东西来，但在另一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这对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帮助。假如我们下到哪个公社，因为我们和群众一道做了工作，找着了增产关键，粮食多打了几万斤，我觉得这不是件小事;虽然这时没有写出精神食粮，生产出来物质食粮也不错。”这里的说法还比较委婉，而在康濯的记忆和转述中，赵树理表达得就更直接了。当一位下乡的作家感叹有个把月没写一个字时，“老赵连忙接过话道：‘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工作啊!’他不管人家的话是出自无心，而仍然十分严肃地说：‘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只怕那样我能起的作用，至少也不会比搞写作小!’”

　　很显然，在赵树理的价值观念中，文艺工作是低于农村工作的，自然，作家身份也就无法高过他所自封的农业专家身份了。而他几次要求从作协调到农业部去工作的愿望，他在多次讲演中念叨作家“专业”不如“业余”具有优势的思考(例如：“我总觉得搞创作，专业不如业余。专业以后，不容易接触生活。”)，他不仅劝说女儿赵广建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在小说内外为贾鸿年(《卖烟叶》中主人公)和夏可为指出的那条出路(只有扎根农村踏实务农才是正路，小小年纪光想着成名成家跳出农门则是歪门邪道)，无不旁证出赵树理对体力劳动的看重，对脑力劳动以及舞文弄墨的轻视。而在我看来，赵树理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想法，其原因或许非常复杂。其中既有他农村工作的偏爱，也有他对劳动至上以及由此关联的农民美德(如勤劳)的崇敬，更有他对那种希望事事立竿见影式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期待。除此之外，当他的小说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屡遭批评时，是不是也隐含着他对写作的某种失望?无论是哪种原因主宰着他，我们所见到的都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这位在1949年被定为“方向”的作家却在1949年之后逐渐找不到“方向”，甚至差不多迷失了“方向”，以至于他没办法不遭遇写作困境以至于越写越少。当“文革”之初晋城给赵树理贴出许多大字报后，他曾经说过：“这时候戏也停改了，乡也不便再下。每天除了听一听学毛选的青年们的报告，便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这自然是痛心之言，而赵树理也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困惑和遗憾永远告别了他的作家身份。

　　当然，在他无法写作之前，他也断断续续勉为其难地写作着。而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或写戏剧时，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回到了他的身上，这时候，“不忘初心”或许就成为他的本能反应。赵树理说过：“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员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由此看来，赵树理的“初心”就是他的“宣传员”情结，以及由此生成的“配合政治”的意识和希望立竿见影的“速效”效果。而这种写作思路和方案又集中体现在他所谓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上。在这个至为凝炼的表达中，“老百姓喜欢看”主要涉及怎样写，而通过赵树理对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等方面的执着追求，这一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政治上起作用”自然涉及到写什么，同时也需要作者把自己的是非观、爱憎感渗透到他笔下的人物那里，从而产生一种“劝人”之效。只有如此这般之后，政治上才可能起到一些作用。赵树理曾经说过：

　　俗话常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凡是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还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

　　在我看来，所谓的“劝人说”似可看作“政治上起作用”的降调处理和艺术化表达。也就是说，“政治上起作用”，其落脚点实际上是人，是劝人向善，甚至是通过劝说，使人的思想观念吻合或趋近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尽管赵树理的小说也揭示了农村所存在的问题，但他的写作重心依然“是要借着评东家长、论西家短来劝人的”。而当他习惯了这种写作路径之后，“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也就成为了一种“程式”或“配方”。在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生产中存在着“标准化”和“配方”问题，实际上，在赵树理的政治意图比较明确的大众化写作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程式化”的套路。可以说，无论是他在1949年之前写出来的那些成名之作，还是1949年之后完成的代表性作品，其实都在这样一种套路之中。

　　由此看来，即便在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内部，也无法不形成一种矛盾冲突：当他面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景象时，他会奋笔疾书，发出“不把人当人”的呼吁，这时候书生本色便跃然纸上;当他回到文学之中准备营造他的小说时，“劝人”的理念又会主导他的思想，这时候作家兼宣传员的角色扮演就会被一次次唤醒。而这种矛盾，也恰恰构成了赵树理及其小说的迷人之处和失败之处。

　　和事不表理：身份的撕裂与缝合

　　1990年代以来，身份、身份政治、身份认同、自我认同等等已成为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显学。在身份理论的观照下，许多问题获得了新认识和新理解。但当我们面对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时，依然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这意味着赵树理的身份既有彼时彼地的复杂性，又有无法被西方理论框定的中国特色。尽管如此，我依然想依据上文梳理，试图对赵树理的三重身份及其交往互动予以总体性的评说。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无疑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政治也通过中共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在更加具体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1953年，毛泽东在谈及农村互助合作时特别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引下，中共出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既是这条总路线的延伸(尽管后来不再提“过渡”)，又在很大程度上面向农村，于是广大农村成为“改造”的重点区域，落后的农民也成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重点人群。因为对于农民，毛泽东早已形成过如下判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在教育、改造农民与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绝对的逻辑关系。

　　概而言之，这就是赵树理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政治环境。在这样一种语境和环境中，作为党员的赵树理在政治上不可谓不过硬。他曾经说过：“有的人在参加革命前，对党只有几分感情，参加革命后，必须积极补课，发展成热恋，要不，就有可能发生‘离婚’的悲剧。这就好比是旧式结婚，结婚时谈不上爱情，结婚后才发生了感情，这就叫做先结婚，后恋爱。”这种运用民间智慧的通俗化解读，一方面既有“劝人”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赵树理对个人与党之关系的朴素理解：一个人入党不仅仅意味着“结婚”，而且要发展成忠贞的爱情，唯其如此，二者的关系才牢不可破。而从赵树理对政治形势的紧跟慢赶中，从他老是检讨更熟悉旧人旧事却写不好新人新事的焦虑中，也可看出他对党的赤胆忠心。于是当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看作“反党分子”时，他才会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解：“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还能自己反对自己的党呢?”“我不反党，我赵树理永远不会反党!党培养教育我几十年，我热爱党，信任党。”这应该就是赵树理的肺腑之言。因此，在政治身份认同上，赵树理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