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

　　其次，我们就必须提到赵树理的干部身份了。关于干部，赵树理曾有如此解读：“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这应该只是他对干部的朴素理解。而在他小说所塑造和描摹出来的干部形象中，其内涵则要丰富许多。例如，在《李有才板话》中，上面下来的有两类干部，一类是章工作员，另一类是老杨同志。前者走马观花，有点官僚主义;后者既能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马上融入群众之中，同时又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村里久拖不决的问题。所以赵树理才说，干部中“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而当他在1960年前后实际上已陷入一种创作困境时，依然写出了《实干家潘永福》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这其实依然是他通过呈现一个好干部的形象而进行的一次写作突围。从老杨到潘永福，他们在赵树理笔下都具有如下共性特征：一、官位不高(老杨同志是县农会主席，潘永福从村长当到了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却能亲近基层，能为老百姓办实事。二、干群关系融洽，他们在群众中仿佛盐溶于水而不是油浮于水。三、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出身，有做一手好农活的本事，同时又非常朴实，完全没有干部的架式。比如，“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锨’(就是说他用木锨用得好)。”潘永福同志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时代好一点，但也还不超过翻身农民，和民工在一起，光凭衣服你还不会发现他是干部。按他应得的干部待遇，下厂矿或工地可以骑骡子(因为山里行车不便，所以有此规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内，要不带笨重的东西，他仍是要步行的。”可以看出，这样的干部与赵树理本人的习性、气质息息相通，甚至其中都有他本人的影子。显然，赵树理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也成为赵树理心中理想干部的化身。而从赵树理最后主动请缨，到山西阳城、晋城两地担任县委干部的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向其作品中的老杨和潘永福行的一种致敬礼。他塑造了他们，他们又成了他追模的榜样。

　　但实际上，作为干部的赵树理，其所作所为的重要程度都要远远高于老杨同志和潘永福，同时，他也遇到了老杨与潘永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据赵树理自述，1949年前，他虽短暂地担任过区特派员、县公道团团长等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报纸或杂志做编辑。1949年进京后，他曾担任过工人出版社社长(1949)，文化部戏剧改进剧曲艺处处长(1949)，《说说唱唱》主编(1950)等职务，但时间都不长。1953年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无名义和职务，仍写作”，同年冬天进中国作家协会，“住会写作，不任其他职务”。1958年12月，他“匆匆跑到太原，请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任命他为阳城县书记处书记，任职时间一年左右。1965年3月，赵树理举家离京不久，就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工作。但一年多之后，“文革”爆发，他也开始了反复被批斗的岁月。

　　从以上简要梳理中可以看出，赵树理除1958年和1965年在基层有实际的职务外，其他更多的时候只可算作徒有虚名的“京官”，或者也可泛泛称作文化干部。作为这样一种形式的干部，他在1950-60年代一方面频繁“下乡”，不断重新回到他生活过的晋东南地区，以便能在农村中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打造他的“问题小说”;另一方面，这种“干部下乡”也是他了解民生、民情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但实际上，写进小说中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且因文学化处理后常常会变形走样;更多的“问题”则无法进入小说，只能以“短平快”的方式向上反映，以求被迅速关注乃至解决。这时候，他的这种干部身份就发挥作用了。赵树理曾经认真思考过他的这种角色扮演：

　　老实说，在那二年，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我觉得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我为什么这样估计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觉得当时接近基层的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好多重要问题很不容易上达。第二，我常把自己戏称之谓“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这种干部在那时候宜于充当向上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上反映。

　　这里虽是检讨者言，但可以看出赵树理既说得实在，对自己的分析也非常到位。所谓“通天”，应该是指他能够直接与邵荃麟、周扬、陈伯达以及级别更高的中央领导通上话;所谓“彻地”，自然是他比一般“下去”的干部更了解农村情况。这样，在底层与高层之间(或者借用官方话语，是在党和人民之间)，赵树理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中介、一条纽带。然而，这种角色又是很不好当的，许多时候他都不得不夹在中间，乃至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比如，关于粮食问题，他曾经如此表述过自己的这种二难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正是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赵树理变得进退失据了。

　　这种进退失据感自然不是单靠政治身份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这样我们也就不得面对赵树理那种与农民相关的民间身份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