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中寻找并发现历史——王秀涛的当代文学研究
秀涛为人忠厚，话不多，说话能说到点子上，善于倾听，心里有数，喜欢少说多做。2009年到2010年我在哈佛从事访问研究，南京的一些杂事都委托他帮我处理，他做事及时高效，安排得井井有条。其间时任《山花》主编何锐到南京出差，他以为我在南京，想找我聊聊，我让秀涛陪他到处转转。过了不久，秀涛根据资料和自己的体会写了《文学的守夜人——编辑家何锐素描》，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上。后来何锐多次向我夸奖秀涛，认为秀涛既适合做一个学者，也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当时我觉得秀涛毕业后最可能的出路是到大学里教书，还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秀涛会去当编辑。何锐在半天的交流中，能从还没走出校园的秀涛身上发现他的独特品质，真是佩服！
在攻读博士期间，秀涛一开始关注的是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在《文艺研究》《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图书评论》《扬子江评论》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善于从小角度切入，具有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譬如《“十七年”文学期刊的发刊词》《从“创刊”到“复刊”的转折——对1976—1979年文学期刊“复刊号”的考察》《文学期刊与企业联姻的问题与出路》《读者背后与来信之后——对〈人民文学〉（1949—1966）“读者来信”的考察》《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与文坛复兴》，这些文章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就事论事，又通过与历史背景的映衬，在开阔的视野中寻找并发现被人忽略的历史侧面与过程变化。他善于从小的切口进入，又能从历史联系中发现材料、事件中隐而不彰的文学发展脉络，从历史的横切片中看到历史推进的动态踪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发表在《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的《文艺与群众：“十七年”文艺通讯员运动研究——以〈文艺报〉和〈长江文艺〉为中心》，这篇文章依据他掌握的公开史料和稀见的《长江文艺通讯员》等内部史料，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期刊通讯员制度的基础上，在文学群众化的大背景下梳理文学生产与制度建构的历史线索，从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地方推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别样的文学景观。
2008年，我申报的“新文学史上的文学会议与文学发展”被立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给博士生上课时专门讨论过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相关问题。所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涉及文艺会议，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艺会议，这两次会议被不少研究者定位为文学史分期的界碑。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文学会议的描述语焉不详，大同小异，在原始史料搜集整理上还有欠缺，研究也不够深入细致。秀涛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悄无声息地搜集史料，阅读了不少这方面的历史与理论著作。临近开题时，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记得当时给他推荐了两个题目，一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二是“十七年”文学会议研究。他回去做了不少功课，后来主动找我交流想法，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当然是一个好题目，而且很少有人关注，选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史的其中一段或《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也能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写一本博士论文绰绰有余，但史料难找，现有成果少见，心里没底。相对而言，研究“十七年”文学会议更稳妥。当时他已经写出了两篇文学会议研究的论文，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的《新作家的培养与“十七年”的作家制度——以两次青年创作者会议为视角的考察》和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的《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利益的分配问题》。我当然支持他自己的选择，相信他能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不出所料，他的博士论文《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写得厚重而有新意，答辩也很顺利。像他这样让人放心的人，有时也容易让人忽略他的付出，总觉得他在关键时刻一定不会掉链子的。事实上，他的博士论文写得真是不容易，或许是因为太用功或压力大，他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关键阶段得了面瘫，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一开始担心他要延期毕业，也劝他不用着急，身体最要紧，结果承受着压力的秀涛“按期”痊愈了，学位论文也没有拖延。
翻阅秀涛的著述，感觉其当代文学研究有三个特点。首先，从史料出发。现在有不少研究当代文学的成果，作者往往是观点或概念先行，然后目的性很明确地去找一些零碎的史料。这很像盖房子，画好了图，随后按图索骥地寻找符合规格的建筑材料，在预设的逻辑框架里填充史料。在这样的研究套路里，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注定缺乏客观性，随意剪裁，任性曲解。可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可以听任研究主体随意摆布的玩意，这样的成果看似新鲜，但注定站不住脚，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秀涛做研究，都是先看史料，从史料中发现问题，然后顺藤摸瓜，理清历史的藤蔓与内在的结构。一方面，秀涛做事比较细致，善于发现一些细微的错误，对史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善于从碎片化的史料中发现关联的线索。难得的是，他还有比较突出的大局观和整体把握能力。我想，这和他本科时期修读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专业学习形成了言必有据的学术习惯。另一方面，这和他个人性情有关。秀涛的研究风格和为人风格比较一致，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说过头话。
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png
▲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秀涛不仅能从常规史料中发现那些被忽略的问题，还重视挖掘稀见史料。秀涛对第一次文代会的研究，就把常规史料与稀见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参证，让人耳目一新。《前三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的若干问题》（《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则提案》（《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文艺的转向：第一次文代会“艺术展览会”考论》（《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3期）、《“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代表演出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第一次文代会与文联的产生》（《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等论文，从不同侧面考察第一次文代会的过程、规则与历史影响，做细做实。他就像一个瓷器修补匠一样，为每一块碎片找到原来的位置，拼接出历史完整的图像。他对第一次文代会的研究，稀见史料的发掘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大事件，关乎规则的建立和文学的大势，大多数研究者依据的都是大会宣传处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而秀涛发掘的原始文献修补了现有史料之间的一些裂缝，呈现了一些以前无从得知的重要细节。秀涛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中认为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等级的区分，我想第一次文代会的原始文献就属于关键史料，因为其历史影响是全局性的、持续性的。秀涛披露的这些史料，有些是他自费购买的，有些是从现有馆藏中淘出来的，还有不少是济南的收藏家徐国卫提供的。秀涛能获得徐国卫的信任，自有其机缘，他的为人风格以及对史料的重视与善待，也容易赢得同好者的认同。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于新史料没有进行过度阐释，不夸大其作用，而是本本分分地进行解读，更没有像个别研究者那样，以为奇货可居，故作惊人之论。说白了，史料就是证据，不应忽视也不应放大。而且，只要史料不是伪造的，在公开的那一刻就没有“常规”与“稀见”的区分了，揭开面纱之后，那种神秘感就荡然无存了。在某种意义上，“稀见”的往往是残缺的，作者在运用这类史料时应当更加慎重。秀涛清醒地认为：“不能完全迷信新史料，置旧史料于不顾，毕竟新史料的价值是建立在充分认识旧史料基础之上的，否则‘新’的价值就无从谈起。”①在秀涛的研究中，对稀见史料采取了两种整理与考察方式：一是归位，即厘清其本来面目；二是融合，即与现有史料的互补互证。史料挖掘者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人作嫁，夯实学术的地基。有年轻人愿意踏踏实实地做这项工作，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持续发展，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也特别值得鼓励。
其次，通专融合的拓展。秀涛对“十七年”文学会议和文学媒介的研究，都有专题史研究的特点。近年年轻学者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大都向专题史靠拢。这种学术趋势和现在的学院体制密切相关，年轻人要顺利升职，要有核心期刊论文，还要有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因此，反应敏锐的年轻人往往早早就划定一块领域，心无旁骛，在圈定的范围内精耕细作。不容忽视的是，这也带来一种局限性，那就是视野的狭隘，对周边的史料乃至常识都缺乏了解，有时难免犯低级错误，闹出一些笑话。作为修读了四年历史学的年轻学人，秀涛深知历史研究的不易，因而很重视点面结合的重要性，追求通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有机融合。在研究“十七年”文学会议和文学媒介的过程中，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艺改造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秀涛设计的科研课题“建国初期的城市文艺改造研究”2013年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这对他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通过对史料的整理与考辨，他在文学制度史的框架中找到了文学会议、文学媒介、城市文艺改造等专题领域相互勾连的门径，突破壁垒和瓶颈，柳暗花明。这种在整体视野中考察相互关联的专题的研究思路，一方面拓宽了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强化了每个专题的历史纵深感。
不妨来看看秀涛2012年以后发表的代表性论文，这些篇章涉猎较广，但内在逻辑却是相通的，这显示出作者并不愿意独守一隅，而是步步为营地拓展自己的学术版图。《戏曲观摩会与当代文艺典范的推广——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中心》（《中央戏剧学院》2012年第1期）、《当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当代出版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建国后文学运动中的道德问题》（《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宝文堂书店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通俗文艺生产》（《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重建城市文艺——论20世纪50年代对“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处理》（《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城市接管与当代文艺的发生》（《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传播和示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新侨会议与“文艺八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秩序的重建：从华乐戏院到大众剧场》（《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孔厥的“罪与罚”》（《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这些论文锁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时段，牵涉的问题颇多，对重点关注作家作品的文学研究者来说略显陌生。尽管其中个别篇章的成稿时间要比发表时间早了几年，这些按照发表时间排序的论文还是可以反映出秀涛学术探索的轨迹。在学术科层化的格局中，碎片化生存把学术领域切割得支离破碎，而秀涛选择的由专而通的路径，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也包含了新的可能性。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多角度、多层次的透视为深度开掘带来新的契机。
最后，文史互证的视野与方法。秀涛在文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地带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文史互证是其核心的学术方法。如果仅仅看看秀涛发表论文的篇名，会觉得他的重点是文学的外部研究。仔细阅读的话，不难发现他一直重视文学文本的细读和作家的个案研究。他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新世纪历史小说，对历史小说的艺术性问题有深入的讨论。他近年发表的对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付秀莹《他乡》等作品的评论，显示出其细致的文本解读功夫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在研究文学媒介、文艺会议、城市文艺改造的论文中，提到一些作家作品时，也常有碎金闪耀的精准评点。秀涛的文学评论紧贴作品，显得本色而客观，严谨而沉实。当然，秀涛的评论比较克制，没有虚与委蛇的夸饰和不着边际的抒情。
在评价标准方面，秀涛始终自觉地将作品和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坐标中进行评判。在艺术趣味方面，他不仅重视文学作品语言的创造性和艺术的完成度，而且重视其历史、社会、文化价值，以综合的眼光来衡量其得失。基于此，其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都把审美分析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打通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考察文学的艺术性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应忽略的是，秀涛很少对当代文学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分析。在他的视野中，一方面，文学发展是各种关系综合互动的结果，文学的样貌并不是单一的面向，从不同角度看到的是有差别的文学风景。另一方面，文学是流动的历史景观，具有过程性特征。在对第一次文代会招待演出的文艺作品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秀涛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戏剧演出被称为‘第一步丰收’，尽管在表现形态上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些演出无疑代表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方向。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品，它们的示范性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作品不仅供参会代表学习、观摩，而且逐渐被引介到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昭示着文艺新的阶段的开始。”②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并不是一种停留于纸面与会场的文艺规划和文艺动员，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具有清晰的未来指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艺从“旧”到“新”的改造既是一种纠结、交替的历史进程，也是多种话语、多种力量渐趋统一的系统工程。
秀涛的学术路子走得沉稳而端正。相信他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基础上，会继续拓展，勇于探索，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8ZDA266）
【注释】
①王秀涛：《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②王秀涛：《“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代表演出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