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

　　那么，关于民间身份，赵树理又是如何对待的呢?在这一层面，情况似乎要复杂一些。赵树理虽然检讨过自己身上的小农意识，也想真心摆脱这种意识和观念与党保持一致，但他过去在农村的经历，每每遭遇到的农村现实问题，又不时提醒着他的民间身份。格罗塞曾引伏尔泰的话说：“‘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我今天的身份很明显是来自于我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部分。”赵树理曾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农民出身，也不断以“下乡”或“回家看看”的方式充实和温习着他与农村的情感关联——“隔一段不来家乡看看，心里头怪想念的慌。”“离的时间过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每次回来走走，神经的感应很灵敏，一听音乐，很入耳;一看石头，也开花!”——可以说，无论赵树理是否意识到他自己的民间身份，他这种与农民、农村浓得化不开的感情都让他的这一重身份有了实实在在的着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才把农民看作是赵树理的“宗教”。既然是宗教，也就意味着赵树理与农民的关系并非是一个逻辑或理性层面就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农民之于赵树理，自然首先是父老乡亲，但更是他情感的寄托之所，灵魂的皈依之地。因此，在民间身份认同上，赵树理同样不存在任何问题。

　　可以说，在赵树理谱写的身份乐章中，正是这两者奏出了认同的最强音。然而，当这两种身份在赵树理那里安营扎寨时，它们并不能总是相安无事。其原因在于，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问题甚至形成重大的决策错误时，党依然需要全体党员与它保持一致。所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既是对党员的要求，也是一条无法突破的政治纪律。但政策问题和决策错误无疑又会殃及底层，使农民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而在此情况下，赵树理就必须做出究竟是站在党这边还是农民那边的二难选择。选择前者是安全的，不会面临受批之苦和牢狱之灾，但他的良心却会感到不安;选择后者是冒险之举，需要胆量和勇气，其后果是捍卫了心中的道德律令却无法与党同心同德。这是讲政治和重民意的矛盾，是党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是赵树理心中“自我”与“本我”的交战。在文学场域之外，他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写信、上书、大会说小会讲，以期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如此做法，他既是在替农民说话，又觉得是在尽党员之责。但这样一来，其话语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僭越性和冒犯性，又明显违背了政治纪律。这就难怪赵树理在“文革”之初的第二份检查中会专门谈及“身份与纪律”问题了：

　　在工作中看到问题不说固然是自由主义，但应该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通过一定的组织系统正式提出。我的错误在于不知自己懂得多少，又不知天高地厚，在各级领导同志面前妄自尊大，有时像个检查员，大言不惭乱议论一通;有时像个疯子乱开一顿玩笑，连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很可能这是赵树理第一次直面自己的身份问题。他把自己比作“检查员”甚至“疯子”，倒也十分贴切。因为当那么多党的干部或装聋作哑或人云亦云时，正是他还大睁着“检查员”的眼睛，以便看清事情的真相;而他的越级上报也确实几近于“疯狂”，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也正如鲍曼所言：当“一个人不能确信如何将自己安置于明显的行为风格和模式中”时，或者是，“当一个人不能确信自身的归属时就会想到身份”。此前赵树理似乎从未在意过自己的身份，当他终于“想到”自己的身份时，恰恰面临着受批判的重压，他自身的归属成了问题，他也遇到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而那句“连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既是检讨之词，最终也成了无法验明正身的悲凉之语。

　　如果说赵树理的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那么文化身份又在其身份认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如前所述，此身份中书生与作家的实际行为指向，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当赵树理在文学场域之外活动时，书生意气协助其民间身份仗义执言，民间身份自然也注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然而具体到作为作家的赵树理，则又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因此，当我们谈及作家这一文化身份时，我倾向于把它看作赵树理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的调解者。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这里需要提及“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是赵树理本人对自己小说做法的一种概括，但仔细推敲，所谓的“问题”又是大有讲究的。赵树理说过：“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一说法既是对他1949年之前所写小说的一种解释，也预示了他今后的写作路径。于是他写《三里湾》，是为了解决“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的问题;写《“锻炼锻炼”》，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大的政治政策方面问题的回响，另一方面又与农村工作需要紧密相连。这样，问题固然确实是问题，但生成问题的来源却是“事”而不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贴近政治主旋律的“事”更容易生成诉诸于小说的问题，而游走于民间中的“人”虽然也问题多多，但这种问题可以进入赵树理的现实视野，却很难走进他的文学框架。赵树理认为他的小说缺点是“重事轻人”，沈从文指出《三里湾》“描写人物不深入”，“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这主要涉及写法问题。但在我看来，“重事轻人”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也是取材角度和主题提炼的限度问题。因为它既圈定了赵树理问题意识的重心所在，也规定了形成问题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问题小说”不可能触及现实中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尽管缺粮饿肚吃不饱是1950年代中后期农村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但赵树理只是让它进入到了文学之外的书信中，却并没有把它提炼成“问题小说”的主题。与其说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赵树理的党性原则阻止了他的“揭露”之念，毋宁说是“问题小说”本身阻挡了他把此问题推进到文学领域的步伐。实在说来，“问题小说”虽从“问题”出发，但其“问题框架”的设计或构造是不具备接纳如此重大问题的能力的。这就好比土高炉无论建得如何精制，它也无法炼出成吨的钢铁。

　　这样，尽管赵树理的小说依然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小说中的小说家言与现实中的赵树理言相比，已温和了许多。而且，即便是批评，其角度已经转移，其锋芒已经弱化，其力度也已大大降低。而由此打造出来的作家身份，自然也就与他的党员、农民身份有了重要区别：如果说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不时处在矛盾的两极，那么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则处在一个居间调停的位置——往上看，显然要顾及政治政策;往下瞧，自然又不得不顾及民间实情。这两种趋力纠缠在一起，各行其道又各有其理。而一旦它们被带入小说之中，赵树理又总能通过对外界信息的重新编码，对故事情节的重新设计，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就像他最初把现实中岳冬至被打死的悲剧故事讲述成“小二黑结婚”的大团圆喜剧一样。这其实也是他对自己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引发争端的象征性解决。在《“锻炼锻炼”》中，社主任王聚海以及他的“和事不表理”原本是赵树理的批评对象，但已有研究者发现，“真正有人性的干部却是这个人”。而实际上，越到后来，赵树理也越是成了王聚海式的人物。当他的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剑拔弩张时，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就开始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了。

　　然而，如此解决问题，赵树理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尴尬、困惑和痛苦。赵二湖说：“在他身上，有两个原则是不可突破的：一是和党保持一致;二是不胡编乱写，实事求是。那个时代，这二者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赵树理也始终在这种矛盾中纠结、苦恼着。越到后期，这种纠结就越多地反映在其作品中，不批评他认为该批评的东西，但要歌颂他要歌颂的东西(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等)。”席扬则如此描述他的痛苦：“赵树理并非不想‘两面讨好’，然而赵树理所要兼顾的‘政治’与‘农民’二者之间的潜在冲突，不但无助于他在身份坚守时获得价值理性的神圣感，而且主体在卫护已有的‘中间人’知识者身份所需要的内心平衡也终将失去。”而在我看来，这种尴尬与痛苦表面上是身份的撕裂与缝合问题，实际上是价值立场和写作立场的坚守与摇摆问题，最终则演变成了赵树理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症候：故事的走向不再清晰，主题的呈现比较含混，政治话语既跟不上节奏，民间话语也踩不到步点……。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成为“同一性”美学与文学中“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顽固堡垒。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