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一直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他写出了多么伟大的作品，而在于他并不像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那样清晰明朗，容易归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一直就是以难以归类或另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这种另类性，仅仅从其文学创作本身出发又很难说得清楚。于是，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赵树理的活动置于文学场域之外那个更大的社会空间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场域之内。唯其如此，赵树理的所作所为才能在内外呼应中有一个更稳妥的着落。

　　正是在这一视阈中，赵树理的身份认定、身份认同和身份困境才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本文将聚焦于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对这一问题，以期能有新的思考。

　　进退失据：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可以先从政治身份说起。

　　赵树理是党员，也是干部，前者是实打实的，后者则介于虚实之间。如果从1926年第一次秘密入党算起，赵树理显然可以算作一位老党员。而作为党员，他一方面需要接受党组织的规训;另一方面，当他后来成为作家之后，他也就必须自觉地把党性原则置于文学原则之上。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风行1970年代之前的译名)中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曾部分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说法，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为“齿轮和螺丝钉”在革命机器中的作用。赵树理作为《讲话》的熟读者和《讲话》精神的践行者，应该是熟知文艺的这一功能的。他的那句广为人知的为文原则——“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后半句便是这种文艺功能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他党性原则的体现。换句话说，假如赵树理不是党员，他的思想境界或许就无法达到这一高度。想一想同一时期活跃在法国文坛的萨特，他虽号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其“介入”姿态与赵树理的写作实践异曲同工，但他在1947年却思考过如下问题：“作家加入共产党是否好事?如果作家出于公民的信念和对文学的恶心而加入共产党，这样很好，他作出了选择。但是他能否在变成共产党人的同时仍是作家?”但这样的问题是不大可能被赵树理思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党员。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党员身份也让赵树理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这样他才能够从内部时时用党性眼光打量农村里的干部，从而发现那些被人忽略的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邪不压正》还是《三里湾》，开会(比如整党会、支委会等等)往往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短兵相接的重要情节，于是，我们才会听到如下话语从人物之口中呼啸而出——小宝说：“我这个党员该开除，他这个党员就还该当支委?”元孩说：“有你这种党员，咱这党还怎么见人啦?”组长说：“共产党的规定，是不是小党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话语来自最基层，反映了基层党员对党、党性、党员标准的朴素理解，其中自然也融入了赵树理对党员队伍是否纯洁的深刻关切。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并呈现了这一问题，《邪不压正》才遭到了批评，赵树理也不得不解释这篇小说创作的初衷：“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虽然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已指出：“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而将近一年之后(《邪不压正》完成于1948年10月)赵树理才在小说中呈现了这一局面，但我更倾向于把这一发现看作是赵树理亲自参加土改的经验教训所得。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发现固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我以为，假如没有党员身份的“内视角”，赵树理或许很难洞悉这一秘密。

　　如果说党员身份让赵树理在文学场域之内有了如上作为，那么，在文学场域之外，这一身份也在塑造着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回忆：“我爸那时已经红极一时，是八大的党代表，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的组织观念特别强，下乡回来，只要一放下挎包，就到作协，给党组去报到。他不是巴结领导，而是出自于本能的一种组织纪律观念。作家们像他这样的非常少。”这里回忆的是赵树理在1950年代的情景，而赵树理本人的做法也验证了此说不虚。尤其是公社化和大跃进开始之后，他不得不以“写信”的方式向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呈现他在农村发现的问题。现存的四封最重要的信件分别是写给赵军(长治地委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的，它们既是检讨自己作为作家的失职(如为何写不成小说)，更是他通过“组织渠道”给党的部门领导提交的“意见书”。在写给邵荃麟一信的末尾，赵树理特意附上一笔：“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一下。”在给陈伯达的第二封信中，赵树理又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万言书”，8月20日赵树理则给陈伯达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意见书”。这种惊人的相似只能说明农村、农业和农民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它们被彭、赵二人在不同的地域同时看到并不得不秉笔直书。而他们的下场自然也是相似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成“反党分子”，赵树理则成为“右倾”的典型，在作协党组的整风会上遭批判，被帮教，最终不得不屈服“认罪”。在11月23日写给“荃麟同志并转党组”的信中，赵树理这样写道：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已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这场整风会虽然是由作协党组召开的，但所涉及的问题与赵树理的作家身份已几无关系。而从这封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形式上看，也是赵树理在向党认错，话里话外突出和强调的都是他的党员身份。于是，问题也就变得明朗起来：当他不写小说而向领导写信时，他其实已彻底移身至文学场域之外，完全以另一套话语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党员的担心和忧虑。而当他的言行越过了当时的政治底线时，遭到批判也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所有的这一切，大体上都可看作政治举动而并非文学行为。

　　为什么赵树理会如此行事呢?首先还是因为他是党员。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份检查中，赵树理曾如此检讨过自己：“我之所以好向有关领导方面提建议，原因也正在这里。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看出问题不说，是自由主义，到处乱说更是自由主义，所以只好找领导。”这就意味着他这样做自认为是在尽党员之责。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作为党员的赵树理，其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拥有一种与党商榷的权利。因为早在他第一次准备入党时，就曾找介绍人之一王春讨价还价：“入党可以，但不能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只有我认为合理的命令我才接受。”王春虽然及时制止了赵树理的这种想法，但这样一种“病毒”或许已潜伏于他的身体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发作起来。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