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和发展：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研究范式建构及其创新

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呈现出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关键词

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范式

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主要指的是，在进一步探索某个研究领域过程中，能够提供有关共同理论框架或规则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性。之后，“范式”在多个学科之中使用，文学领域也移植了这一概念，随着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范式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学界的观念创新与理论拓展，并成为源自西方却具有中国文学方法论特色、通行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术语，尤其是针对新的文学现象，可探索其独到的认知视域和解析路径。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起步于1950年代，崛起于1980年代，繁荣于2000年，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目前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母语创作，其历史与共和国同龄，至今走过70年独特历程，汇成边地独特的文学“云南现象”，在中华文学体系的多层次建构中，是边疆文学、地域文学、族群文学、民族文学、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等众多内涵外延相互交叉、相互区别、相互混合的领域中的一员，需要在中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格局中确认自己的定位，找准自己的方向。它与汉民族书写、少数民族汉语书写以及同源民族作家跨国界书写等并行共生、比肩存在，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创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从边缘走向世界的新的书写现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包括理论探索、文本批评、作家评价、美学表现、传播影响等等，尤其是不同国度同源民族母语创作实践，突破了通常民族文学本土地域性特点，投射出多元复杂的价值判断系统，因此，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进行研究，除建立在一般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还须呈现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考量归纳、建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一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传统定义的突破及新的范式建构

严格意义上传统的“母语文学创作”，只包括母语原创作品，但是，如果沿袭这一传统定义，仅仅以“母语原创”去理解母语文学，已经难以适应和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拓展母语文学理论域问题框架。其原因，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旧有的自我循环模式已经被打破，并不断融入当代跨境、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世界格局之中；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道路上，母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其具体构成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民族语言文字，其精神构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显现，多元语言文字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是翻译；三是创作实践使然。在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并非母语首创，而是汉语首创，然后再翻译为本民族文字，典型代表如德宏傣族作家朱宽柔短篇小说《依罕美》，先为汉语创作，后使用德宏傣文翻译，再刊载于德宏傣文刊物《勇罕》，汉语创作译为德宏傣文的经历犹如一段美丽的母语回归之旅，不仅充实了傣族母语文学的内容，也丰富了母语作家的创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文字的互译，直接体现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另一种独特认同方式——母语文化审美，这犹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潜藏着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因此，从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对“母语文学创作”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新界定，普遍性即指母语原创作品，特殊性即把母语创作拓展至“翻译”，特指“民汉翻译”，包括“母语原创作品汉语翻译”和“民族作家汉语作品母语翻译”，契合和证明了母语创作新的广义定义具有多元范式特点，拓展有效，新意突显。

一方面，从文学本体角度去考察，母语创作本体的内涵与外延，除“母语原创”文本的审美性、形象性、语言风格等要素以外，直译、意译、归化等翻译领域的现象和技巧也成为母语文学创作本体一个特殊的部分，形成多视角母语文学创作本体研究的扩容，推动母语创作文本形态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母语文学创作翻译研究范式创新实践表明，通过翻译，即把母语作品翻译成汉文，能够极大地激发母语创作所潜藏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打破过去单一的母语传播，民汉双语文本同时得到分享和传播，从而使母语文学获得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人类文化学把翻译视为理解其他文化的一种基本方法，翻译作用是维护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共通性，拓展始源语内容的传播空间，把人类的知情意沟通起来，文化交流，其桥梁作用可使文化天堑变为通关大道。语言、文化、翻译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文化交流自古就有，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就会处于困境。少数民族母语由于受众比较狭窄，急迫需要汉译，民汉文本双向交流过程中，能为跨境民族母语文学提供一个发掘多元样貌及价值评判的视角，尤其是翻译作为一条打造社会和谐之路，是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方法，如同一个美妙的窗口，彰显的是中华文明多元性、整体性及其原生形态性的宽阔视野。

民汉双语文本强有力地推动母语原创作品的传播与影响，作品汉译本进入大众视野，其美学意义与社会意义都将比原生母语文字存在的形态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审视，透过其艺术性，社会意识和社会作用获得大众分享，因此，母语创作一方面延伸到本民族的阅读根脉中，但另一方面，因民族文字受众较少而又变成当代阅读被压缩的空间，翻译正好成为民汉互动统一的桥梁，形象地说，翻译是母语原创文学一双美丽的的翅膀，带着母语原创飞向更高更远的文学天空。

母语原创是母语文学的核心，翻译是与原创同样重要的精神高地，在语言文字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基于中国文学国情，多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互译，能够使母语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同理，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其独树一帜的内容与风格，需要借助翻译，推广分享，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走向未来，绽放更强影响力的光芒。母语原创及其汉译是携手保持文化多样性重要方法之一，是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的独特表现，母语原创与汉译所组成的珍贵双语文本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基础，是从母语文学领域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道路，是确证中华文化存在力、发展力难以替代的重要元素。

二 文学史、边疆史相结合的评价维度

跨境民族横跨中国与不同国家区域，其母语创作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有别于其他创作现象最大的不同点，跨境民族母语创作拥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跨境性。跨境性带来新的审美阅读空间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其中诸多文学规律、文学现象需要去发现、梳理与总结，首先需要使用文学史方法，观察其发生背景、运动轨迹、发展历程、性质特征、成就地位、价值意义，以及作家作品的特色与风格，等等。在观察过程中，跨境的特殊性与边疆性紧密关联，跨境民族文学与边疆文化治理是两个不同领域对边疆的观察和反映。跨境民族是边疆史研究的核心，边疆史必须以跨境民族为重要对象，从这个角度看，跨境民族文学和国家边疆治理两者为不同学科领域，共同面对一个研究对象却几乎是同一个，边疆史体系中的很多问题提供给跨境民族母语创作反观自身多重价值的研究视野，而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作为人文精神力量，是边疆史研究中关于历史发展、边疆安全、稳定、和谐、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等议题的一个佐证。

比如，德宏傣族作家郗保常有一部中篇小说《勐焕风云》，这是一篇反映德宏以傣族为主体，联合各民族抗击日寇的小说，其中蕴藏着边疆人民，具体说是芒市傣族人民的抗战事迹，作家在序言中说，有一些事件为他本人亲身经历，因此，既是文学的想象与描写，又是新的边疆历史材料，非常珍贵。

再比如，评判跨境民族歌手诗人建国初社会主义重大政治题材表现问题，需要结合边疆与文学史，通过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创作主体的思想性，才可知其珍贵。一段时间以来，曾对于建国初期颂歌式的政治性题材写作有所争议，认为空洞直白庸俗，然而，这个文学形式却正是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多维创作视野第一个亮点体现，这是第一代母语作家从边疆走向中心的一条从未有过的路径，他们吐露的不仅只是对新时代生活的幸福心声，最为重要的是，发出了国家认同的最强音，它突破了诗人本民族传统文学所规定的主题束缚，以飞翔的姿态，在母语文学的天空开创新的创作领域。在旧时代，傣族歌手只能有两个写作核心：以佛祖（帕召）为主，围绕天神、国王和王后唱颂歌，内容仅限于讲述“佛祖普渡人类的业绩和帕拉西帮助人间摆脱灾难的事”。解放以后，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年轻歌手，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讴歌文明进步的新生活，赞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等，虽然直观，但一改往昔的文学面貌，最为可贵的就是，推出表现时代文明演进而出现的“新英雄”人物，成为向边境少数民族百姓进行国家大事、党的政策以及多方面宣传的重要渠道，不仅是新社会的见证，也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大发展的见证，是值得肯定并载入史册的骄傲。

三 艺术创新兼顾传统的分析维度

首先，原汁原味继承传统。由于使用母语创作，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传统形式，因而，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创作，受到本民族原生形式的影响极大。比如，在修辞方面，各民族都有只属于自己的谚语、比喻、夸张等修辞，如汉族谚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景颇族人说的是“有钱能使鬼舂米”，只是两个字的差别，却显示出景颇族作为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被“舂米”这个简单但是独具民族特色的词语，一下子就带到了读者面前。凡是居住山地民族，没有碾米机，每天舂米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这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谚语，闪烁着鲜活的、灵动的生命力。

再如，德宏傣族作家岳小保在其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中，通过记写刀安仁创作《游历记》的情形，展现傣族传统的诗歌程式的印迹，小说里是这样描写刀安仁写作的情形和内容：

刀安仁拿出他的《游历记》写道：“翠绿的柳叶啊（歌头衬词），有时心里悲伤难过到想放声哭泣，我们已经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多日，转眼热季就要来临了，不知该如何倾诉，我们远离了喧嚣的尘世，困在这船里已有多时，我心沉痛（歌头衬词，抒发心中的沉痛），不知何时才能迎接和平之日，返回我最思念的家乡。宁静的月光斜照着寂静的海面，放眼望去只见茫茫的大海，心中又涌现出思乡的念头，不知不觉已进入了热季，我们从去年跨越省份，远离家乡，如今已到了五月份，却仍行驶在海中，没有到达目的地。浓香的花儿呀（歌头衬词），从去年腊月月末背井离乡，为何都几个月了，我们还是没有到达呢？美丽的花儿呀（歌头衬词），在海上漂游了几个月，如今终于来到了横滨。到了横滨我们见到了火车，火车站人山人海，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大伙第一次看见火车竟能承载成千上万人，又惊奇又激动。”

上述刀安仁记写的语言中，“翠绿的柳叶啊”“我心沉痛”“浓香的花儿呀”“美丽的花儿呀”等，全都是歌头或衬词，这既是傣族民歌最常见的诗歌形式，也是很多民族民歌中的特色。

衬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歌体而定。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前面；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后面；有的歌体歌头歌尾都有衬词，有的衬词没有实际意义，有的衬词则能起到起、承、转收的作用，除此以外，还可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上述刀安仁使用的衬词就具有表达不同情感的作用。通过岳小保的记述，可见傣族民歌形式对作家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其次，关注新形式创新的理念与实践，即写当代故事，却用民族传统叙事的手法，而又融合新的结构，现代性的介入使得文本新意倍出。哥布创作的哈尼文长诗《神圣的村庄》，就是叙述视角与结构融合的新典范。这部哈尼族书面文学首部叙事长诗，独特的叙事结构特点是，站在现实，重返祖灵之地，叙述视角多变，安排多个叙述人，自由地不断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闪回或者闪出，颇有哈尼毕摩讲古的神韵，从而充满荒诞、魔幻的风格。

第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源头不只是本民族文学这一个传统，而且还具有其他民族的文学传统形式。如岳小保创作的德宏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就直接借鉴汉民族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创新成为傣文章回体小说，获得极大成功，影响颇大。由此，跨境民族母语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交融和艺术创新的空间。

四 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的双重比较视野

从文学的比较到比较文学的发展，两者形成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交叉关系，带来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综合性特征。具体更体现为自身特色所带来的属于自己拥有的研究和比较方法，即双重比较现象。

首先，全球化推动文学研究国际化，因此，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的研究需要置于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拓展视野。比较文学学科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但最重要的是，原则上为不同国家的文学创作的比较，才符合比较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范围。

针对所有跨境民族母语文学而言，处于一个双重比较的境遇，首先，虽为同一民族，但是分布于不同国度，可以划入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中，但是，毕竟是同一民族，依然还是不太合乎标准，因此，对于跨境民族文学不同国度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可参考比较文学方法，如平行研究法、影响研究法等，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以普遍文学比较的理念进行把握和研究。

境内外作家母语创比较视角是多元的，如语言风格的比较、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等；比如，女性形象比较，目前，缅甸景颇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众多，特色是她们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大，性格特征是不同方式的隐忍，通过宗教救赎，相比于境内母语作家的女性形象，境内作家赋予笔下女性更多的是抗争和走向独立。

再有，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书写比较也是一个必然的比较维度。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是从兴衰沉浮的跨境命运和现实生活中，一步步构建起来的文学形态，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成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表达重点，在文化多元中守望故土和民族的根脉，不过，具体的作品中具有表达上审美差异和态度上的模糊不一。客观而论，境内母语作家的家园意识和文化认同明确，境外作家则具有较为隐性、较为深入的认同抒写，当然，也有徘徊和模糊的情况，因而，需要从形象、语言、意象等文学构成要素中仔细甄别，从外部表层进入精神内核加以把握。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境内外母语作品常常在充满情感的眷念中，渗出忧伤，在亲人的关怀中，挥洒泪水，在困苦时，吟诵诗句，不因为身处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抛弃家园和民族的信念，在国际大背景下，尊重历史与现实，凝聚民族精神文化，没有宏大叙事，但有细致的情感以及历史与美学深沉的力量，从大地的根上发出声音，凸现强烈的民族意识，生动阐释了社会和谐包容发展的人类共同命题。

远隔千山万水，却用各自的母语、相互间不同的语言、跨越国界讲述着人类最本真的故事与情感，既散发着不畏牺牲的气魄，也充满着温婉亲切的乡里民情，从世间万象汇聚家园意识：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礼仪节日、乡土风情、婚丧嫁娶、禁忌规则、刀耕火种、狩猎渔业、农牧生产等，那些表面看似很简单，比如植物、树木和季节，实际上却隐藏着“物”与“心”双重语境的追求：中国多民族、以及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对故乡的赞美和美好的心灵，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血脉相融，气韵同在。中国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同南北朝诗人江总诗云：“心遂白云逝，形随北雁来”，唐代孟浩然诗云“旷野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李商隐诗云“故乡云水池，归梦不宜秋”，这样的意识，东南亚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作家们，也有同样的认知，在2016年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上，高棉作家协会会员切穆诺发言：“一个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汇聚一起才创造了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文学灵魂创作不可或缺的，”越南作家陈登科用诗意境很美的语言总结到：“共饮一江水，需要一颗心”。

五 价值和意义

常规稳定系统下的范式通常因时代、思维、对象、范围的突破而可能被刷新，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研究范式的建构与实践，更新了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强调母语创作体系的开放性，人类母语有重要而独特的使命担当，母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直接而重要的代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获得了深远的人文蕴藉，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秉持着特有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内涵，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中国“一带一路”边疆发展战略中，无论是打造经济走廊、旅游开发、生态保护，还是保护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审美、交流、接受、传播及影响有更为巨大的作用，母语文学创作犹如边疆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担负着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重任，丰富和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学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