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抗战文学研究,即便是仍以过去通行使用的“八年”而不是教育部新近改定的“十四年”为期,从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号发表阿英《抗战期间的文学》起算,迄今也已走过了8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多个关键词,它们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学界集中论述的核心,又因为时过境迁逐渐为新的概念所代替。关键词的迁移兴替勾画出了学术演化的轨迹,在这条历史的轨道上,我们固然需要承认某些旧有的词汇对某些历史真相的遮蔽性,而某些新兴的概念之于问题的敞开效应。但是,平心而论,每一个概念都天然包藏着不容否认的独特秘密,也存在一种创新阐释、创新活用、最后再度激活思想的可能。
抗战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从“抗日救亡”“文学工具”到“战时状况”“文学成熟”以至“地方文化”等,留给我们的再检讨空间依然很大。
一、“抗日救亡”与“文学工具”
“抗战”作为历史事件被编织进文学史叙事乃至现代中国文化整体发展进程中,并以此强调文学之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始于知识分子战时践行救亡图存的文化理想。抗战全面爆发后,“用着特殊的文笔武器”“和全面的战事配合起来”,成为许多作家的共识。1947年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一书出版,该书完成于1944年抗战期间,是中国第一部以抗战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流露出作家强烈的“救亡”意识。“抗日救亡”这一关键词沿用到1980年代,在李泽厚先生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救亡压倒启蒙”说几乎成为抗战文学历史性质的共识与标准定义。稍微梳理这一学说的思想背景便会发现,在传统/现代二分法中,“救亡压倒启蒙”说隐含着以启蒙立场排斥“救亡”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学人对“启蒙”的呼唤基于“现代”想象,“救亡”中的革命因素被视作“传统”压抑了前者;不仅如此,“救亡”内部的驳杂性更未得到充分展开研究。
新时期的抗战文学研究受到了这一学说的影响,文学的工具属性有着“抗日救亡”的主调。“工具”一词本不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代表,学界对“抗日救亡”的阐释与研究直接关联着文学作为“谁”的工具发挥其正面效能。在政治“正名”的前提下,将抗战文学的性质归结为抗战“领导权”的归属与阐释问题,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抗战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胜利前进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辉煌成果的。”辩证地看待新时期以来政治结论向文学研究渗透的现象,一方面,这一论调出现在学术“解禁”的前提下,是学界重新审视抗战文学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一论断也表明为抗战文学“正名”的工作仍呈现出它的未完成性。当然,“正名”内部并非铁板一块,1970年代末以来,长期被遮蔽的“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干扰着“文学工具”的单一意识形态色彩,涌现出比如《武汉抗战文艺史稿》《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等研究著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卷)等文献资料汇编,以及《东北新文学论丛》《蹄下文学面面观》《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等。但是必须指出,尽管上述成果扩大了抗战文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这种有意的“纠偏”或多或少仍致力于寻找二者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靠近的部分,并未完全挣脱政治领导权的话语阐释系统。因此,在相关文献得以大规模发掘之前,仅停留于浮泛的现象勾勒层面,仍不足以完全打开抗战文学的研究空间。
仍须肯定,自19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已有意识地突围“文学工具”的认识前提与研究路径的局限性,回归对抗战文学本身的探讨上来。有学者注意到了上述区域划分方式导致的概念模糊现象,提出在“半殖民性”的历史事实下重新审视抗战文学,在此基础上重构了抗战文学的理论视野。还有研究者虽在既有的区域划分方式里讨论问题,却也能反思“文学工具”产生的逻辑并与之形成对话,在不拘囿于区域命名本身的前提下深化对政治、历史与文学关系的认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区域文学研究的相关学术史脉络折射出研究界对现代中国“革命”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进程。随着历史视域的打开以及文献整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者逐步走出“以论带史”的范式,回到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政治与文学的关系,21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一系列区别于传统延安文学研究的成果。袁盛勇突破了延安文学沿袭多年的理论框架,重新将延安文学还原到历史情境中,探讨了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周维东则独树一帜地选取“文化战略”的角度切入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吴敏系统地梳理了延安时期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以此勾勒出延安文学的复杂面貌。国统区文学取得的研究进展也不可小觑,如姜飞通过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政策”论战这一长期被文学史湮没的事件,清理了三民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袁少冲则讨论新军阀、新绅士联合的“军绅”政权对大后方文学的影响。上述研究均以大后方作为典型的国家文化形态,利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揭示了过去被粗线条的叙事线索所遮蔽的部分。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文学史个案研究,比如熊辉等人考察大后方的翻译文学,王学振以小见大地剖析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兵役题材等。此外,近年来沦陷区文学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热点,这端赖于沦陷区文学内部蕴含的丰富张力,构成了许多问题意识的源头。张泉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是华北沦陷区研究的奠基之作;袁一丹则从修辞角度切入北平沦陷时期的文学生态,并且在其中重新审视了“沦陷”的概念,赋予其时空范畴和读书人政治伦理境遇的双重指涉。另外,刘晓丽和妥佳宁的研究也分别以日据时期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权两种特殊的区域文学为对象,陈言则分别从翻译、民族志和见证文学等角度探讨沦陷区的“见证叙事”,拓展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向度与张力。郜元宝等著、张曦选编的《破碎与重建——1937—1945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书作为论文成果汇编,虽仍以传统的三大区域划分模块,但颇具代表性地展现了近年来抗战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趋势。
梳理文学工具论在抗战文学研究中的广泛影响,目的不仅是发现其中的局限与已取得的进展,更要以此反思战争中的“工具思维”在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的结构性作用,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工具论并未摆脱政治对抗的基本逻辑,而这一逻辑直接来源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分歧,“工具”正是在党派的“二元对立”间确立其对抗性内涵并运用于文学创作。以此反观目前学界熟稔应用的“二元对立”这一文学史叙事话语,假如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实则极大地简化了历史事实。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策略性地将文学的新/旧、现代/古典对立起来,但是现代文学却并未因这种划分方式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相反,多种文学质素之间相互碰撞,反而使其于1940年代走向成熟。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必须与政治对抗有关,现代中国文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始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对抗。同时,工具思维不仅是军事战场的产物,也沿用至更为广泛的文化空间。内战期间,无论是闻一多于昆明遇刺,萧军深陷哈尔滨《文化报》事件,还是中共华南局香港工作委员会出版《大众文艺丛刊》,都表明意识形态的争夺在文化“战场”上继续存在。这种战争思维的前提是敌对双方形成拉锯局面,二者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将二元性渗透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该问题已为研究者注意,但其中的复杂性还未得以充分展开。
如何在历史真实和文学制度两个层面揭示文学工具论的形成机制,应在幽微的历史细节与现代中国总体文化格局之间建立联系和寻找张力。一方面,抗战时期,虽然文学成为国共两党各自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是二者的理论基础、文学实践以及创作队伍的养成方式都有显著的区别。近年来,以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为代表,随着国民党的文学思想进入研究视野,打开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义内涵,“文学工具”一词不再单纯指向以中共革命动员为核心,如此方能跳出将“解放区”“国统区”两个区域截然对立的划分方式,以彼此作为参照系,探究两党文艺政策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关联。而在两党利用“文学工具”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各自的内部又衍生出许多歧义与混杂之处,须加以仔细辨析。进入21世纪,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政治理念及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厘清这种关系对于洞悉集权制度与现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极为重要。以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为例,国民党官僚知识分子制定“文艺政策”时产生了自我矛盾,这不仅意味着作为“工具”的文学在党派内部充满含混性,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将文学工具论这一思维方式放置在现代中国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讨论,其辐射的话题远远超出了党派支配文学思想和实践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文学制度性的存在,勾连着政治形态、经济格局、文化心理及语言表达等诸多问题。如何在“大文学”的视野中,揭示“制度”与人的内在体验之间的融合与龃龉,同样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战时状况”与“文学成熟”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论调引起了罗荪等“文协”同人的不满与批判。这桩“公案”自发生起便处于舆论旋涡中,直至1980年代,学界仍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重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梁实秋还是“文协”同人,双方都指出了抗战文学题材偏狭的缺失,这也为1980年代以来的抗战文学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抗战是否令作家在“拥抱大众”之中丧失了主体人格?事实是否如司马长风等海外学者所言,抗战时期是一个“凋零”的文学时代?1980年代中期,苏光文针对“凋零”论指出:“这一时期中国进步作家们对于抗战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把握的能力以及达到的深度,超过‘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里的基本判断已经触及抗战文学的历史形态问题。战争洗礼下的中国发生了剧变,也重构了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固有的社会与文化秩序遭受震荡,文化中心的迁移、读者群落与传播市场动摇,都给作家带来了全新的生存体验。张恨水1940年代寓居重庆,生活困顿之际作打油诗自嘲:“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杉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除了倚靠市场的通俗作家,学院知识分子也面临生存难题,如何调试自己与“学院之外”的处境的关系,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突如其来的战火下处理恒常的现实人生话题,成为他们的思考重心。战争一方面破除了现实空间的隔绝状态,“把全体的作家解放了,把我们吹送到了十字街头,吹送到了前线,吹送到了农村,吹送到了大后方的每一个角落,使他们接触了更广大的天地,得以吸收更丰腴而健全的营养”;但是另一方面,战争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不断地迁徙、逃难、跑警报中,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感。沈从文曾谈及战时生活的“教育意义”:“战争给了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须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这种高度成熟的现代汉语折射出主体思维的复杂,也说明经历战争的洗礼,文学在战争描写之外沉淀出丰富的哲思。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抗战时期,已由“五四”的青春色彩过渡至“中年写作”,因此被研究者标举为“文学成熟”期的开始。纵览这一时期,作家既在底层体验到生存的艰难与民族性格的坚韧,也在剧烈的变动中反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明危机,自觉将文学置于“世界”视野中加以考量。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化欧”与“化古”均超离了单纯的写作技法层面,进一步锤炼与升华了文学的“现代”品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质素与作家的生命体验交融;古典主义也由艺术品格上的“怀古”延伸为作家广阔历史视野与个人心绪的结合,出现了旧体诗勃兴以及华北沦陷区诗人的“化古”诗等现象。抗战时期的通俗文学也呈现出雅俗互渗的格局,小调、鼓词、章回小说、传奇小说等文学形式曾被置于“五四”新文学创制的正统之外,而此时不仅被纳入文学大众化的轨道,也被作家糅杂了独特的生命经验,用以表达细腻深邃的心灵世界。上述诸种文学要素之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已为许多研究者注意,并称之为“可以被一再审视的文学空间”。相关成果如陈忻的抗战旧体诗词研究,吴晓东对抗战时期诗论的研究、对抗战时期诗意与政治互渗的考察,何吉贤对抗战独幕剧的再发现,李松睿对1940年代小说中地方性特征的把握,等等。除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传播媒介等方面,抗战文学的“成熟”也表现在文学流派、文学组织的凝聚力与影响力上。许多流派、组织的相关文献一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整理与研究,其中就包括“文协”这一战时全国性文学组织,为此,段从学通过严谨扎实的文献梳理,首次对“文协”的历史面貌做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并指出了“文协”之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
在“文学成熟”的共识下重审“战争”一词,其表面上的军事意义决不足以覆盖这一时期繁盛的文学景观,值得结合“战时状况”深入讨论。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战时状况”的发掘愈加深远,近年来更是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研究趋势。这以两个研究视角为前提,其一是梳理抗战时期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其二则是横向地把捉战时的日常生活。抗战时期的“民族”观念并不浑然天成,而是多种政治力量角力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以张武军的《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为例,该著作探讨了抗战时期民族话语的转型问题,尤其是左翼文学内部以及左翼知识分子与右翼文人之间观点的分歧。当然,无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民族性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的磨合,还是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容纳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力量,抑或“战国策派”的广泛影响,都提示着“民族”内部复杂的思想脉络,值得我们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从微观史视角进入抗战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朱鸿召从延安集体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入手,提供了迥异于主流延安文学研究的视角。当然也不乏选取个案进行解读,如勾勒吴宓、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图景,讨论丰子恺战时思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更有研究者从不易为人所察的衣食住行和天气入手,分析抗战时期政治文化心理的生成过程,比如段从学和张武军分别抓住了“路”与“雾”两个日常意象,颇具慧眼地打通了战时个体生存语境与文学的联系。应当注意的是,“上”“下”两个研究视野并非截然对立。一方面,国家民族观念统摄着大写的抗战文学史,激荡着人与时代的关系,但具体到每一个生命个体认同上又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在生存线上的挣扎以及琐碎的日常生活,关联着平凡人“小写”的历史,又冲击甚至消解着国家民族层面的理念与构想,抵御着宏大叙事对寻常生命的覆盖。事实上,身处战争中的普通人无力构建体系化的民族国家理论,他们对于“抗战”的实感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因此,对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再发现”过程,关联着抚摸苦难体验中人的内面世界的皱褶。
诚然,尽管借由“日常生活”维度开拓了抗战文学研究空间,但也应当警惕在裁剪生活琐屑中流于材料堆砌、“去战争化”以及运用文化政治等理论套语解读日常生活等倾向。大规模的战争是抗战生存体验的基础,也是区别于1920-1930年代初日常生活的最显著特征。无论是萧红《生死场》中“蚁子似”的底层民众,还是《马伯乐》里不断逃难的马伯乐,抑或老舍笔下失落与震惊于旧生活方式坍塌的祁老太爷,战争构成他们悲剧的最主要来源;即便是提出“与抗战无关”论的梁实秋,其“雅舍小品”苦中作乐地表现闲适生活却被批评为“不合时宜”,也只有在战争的背景下才能得以理解。这提示我们,第一,引入战时日常的视角并非消解“战争”本身,作为“事件”的大大小小的军事斗争恰恰构成抗战历史的结点,牵涉着局势的走向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长期以来,抗战“前方”的文学与“后方”的文学相比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张中良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直面“正面战场”这一历史空间之于文学的意义。再比如,吴晓东以“一·二八”事变与1932年沪上文坛和出版界战争热为中心,讨论了战争介入日常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第二,在努力开掘非战争书写的研究空间外,不能回避“战争”本身就是日常生活书写的组成部分,更不能回避作为影响生命个体的“战争思维”的存在。只有将具体的“人”还原至战争语境下,才能真正抵达战时日常生活书写中“实感”而非抽象的层面,从而更具体、深刻地理解人的精神世界,理解战争在个体生命延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穆旦的《森林之魅》为例,诗歌以诗人赴缅抗日的作战经历为题材,野人山中的惨烈经历亦可称之为一种异乎寻常的“日常生活”。这种战时日常留下的创伤一方面沉淀、转化为精湛的诗艺以及对生命与民族的沉重思考,另一方面也为穆旦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甚至内化为看待历史与处理现实的思维方式,并在日后左支右绌的生活中延续着其影响……
三、重庆、西南与“地方文化”
抗战区域文学研究始于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三大区域”的划分,新时期以来,以此直接命名的抗战文学史层出不穷。“抗战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本来是区域文学之间交互碰撞、整合的产物,再加上三大区域内部又存在极大差异,比如重庆的国统区文学与昆明的国统区文学就大相径庭,因此人为切分的局限性不言而喻。近年来,“空间”视域的引入使得“地方”的发现成为可能,研究者不仅致力于从“地方”的视角发掘被遮蔽的历史细节,而且聚焦于具体地理空间与文学活动的互动关系,力图以此激发抗战文学研究的活力。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内迁,以重庆为核心的四川、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成为诸多知识分子的驻足之地,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空间位移现象十分重要,比如段美乔的《试论抗战时期西南旅行记的勃兴》一文通过梳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西南旅行记,考察了他们内迁时的复杂心态。当然,抗战时期“人”的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机构、文学刊物、文艺组织的迁移,也提示我们重新认识“空间”之于抗战文学的意义——“三大区域”的政治、军事区隔不能代替文学上的精神联系。比如高校内迁提供了另一种疏离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影响以及此时文学教育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李光荣等学者以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作家群体为中心,已系统性地论述了上述相关问题。还有学者从小处着手打通西南联大作家群与“地方”的关节,如马绍玺以云南风景为切入口,聚焦“西南”之于抗战时期新诗与中国文化的建设。
抗战时期新文学对“西南”的发现与书写十分重要,有学者为凸显其主体性及其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将其称为“大西南”。此时,重庆取代北京、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其文化资源性意义更毋庸置疑,有学者据此提出了“渝派文学”的概念。重庆抗战文学的地位与独特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1980年代末出版了《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等文献资料汇编,奠定了重庆抗战文学的研究基础。21世纪以来,出现了如吕进等人所著的《重庆抗战诗歌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文协”、七月诗派和诗歌刊物等与重庆抗战诗歌的关系;郝明工的《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考论》讨论重庆文学从“地方文学”向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转向过程。抗战时期重庆的许多独特文化现象值得进一步发现和梳理,比如重庆人称外省迁徙者为“下江人”,黄菊的《“下江人”和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具体讨论了该现象对文学生态的影响;李永东的《战时国家之城的形象建构——老舍的重庆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一文则选取老舍作为个案,聚焦“下江人”的命运和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分合。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靳明全主编的“重庆抗战文学研究丛书”(7卷)、苏宁主编的“中国·四川抗战文化研究丛书”(9卷)等丛书,分别从不同角度打开了重庆抗战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尽管研究者们努力发掘曾被遮蔽的地方文学细节,然而,伴随着各类文学现象目不暇接地浮出地表,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深描”此区域的目的是否仅仅为了给抗战文学史“查缺补漏”,并与其他地方文学现象拼贴出更“全面”的文学景观?如果我们仅满足于“地方”细节上的丰富,以此来扩大抗战文学史的版图,那么必须回答的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否在于完成一部无边无际的抗战文学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史实的发现与爬梳固然关键,但是对于今天抗战文学研究中的“地方性”问题而言,若想回答“地方”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参与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新变,仍须研究路径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突破。在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脉络中考察,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说提示了中国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中心”说的局限性,“中国中心取向的核心特色是研究者致力从自身的特点来理解中国历史,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避免源自西方历史的期待。”将抗战文学置于“在中国”的语境中考察,具体的做法之一便是引入“地方路径”的视野与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回到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境,在“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国家”的张力中寻找地方经验与宏大叙事之间的缝隙。以“地方路径”切入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的抗战文学,并不依靠现成的理论体系,而是致力于从一系列具体现象入手,充分发掘“地方”的主体性以及“地方”参与构建抗战整体文化格局的动力与途径。比如,为什么活跃于重庆的七月派诗人与昆明、上海的中国新诗派有所不同?1940年代流寓重庆的经验为曹禺、艾青、张恨水等外省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带来了什么新变?重庆大轰炸影响下的话剧演出和战时出版业,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若想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关注地方文学在战争中的表现,还应引入“长时段”的视野,将具体现象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中,发掘地理环境、地方之“风”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并深入探寻他们在“中心-边缘”的地域张力中重构文化心理与国家民族观念的情感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回应着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的基本问题。现代文学诞生于“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国家”之间互动关系中,抗战时期全国整体文化格局较现代文学诞生之初似乎发生了“翻转”,却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地方”的文化地位。如何认识这种历史现象,也构成了我们重新研究的话题。今天重庆的学者常常说,如同1920年代的北京、1930年代的上海一样,1940年代的重庆,也曾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中心城市。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典型的西部城市、边沿区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心”却不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只是因为抗战这一异常特殊的时局之变,才将其他两个中心的已经成熟的文学资源“临时”转移到了重庆,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重庆在中国文坛上崛起了,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地名之一,但随着抗战的结束,作家们纷纷“还乡”,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文学资源都纷纷远离了重庆,先前的冷寂重新降临。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引发我们深长的感叹和丰富的联想,这一事实本身也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在20世纪的独特结构与独特发展形态。在1920年代以来国家统一的历史语境中,舆论场中的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作为边缘化的存在,被视作国中“异乡”。抗战时期的内迁虽然提高了重庆的政治地位,但并未改变先前建构起来的“他者”想象这一心理基础,多数外省知识分子迫于生计暂居于此,却难以对其产生归属感与认同心理,甚至出于生活的窘迫而发生排斥心态。而在学术史上,西南区域文学或重庆文学的“发现”也是被动发生的结果,研究者以“中心”城市及其相关文学史结论作为参照系与对话对象,问题意识多多少少来源于该区域与“中心”城市相较之下的“异质性”特征。应当指出,上述现象与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中“地方”的软弱性有关。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逻辑,现代中国在建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并未给“地方”留出太多空间,资源自国家层面“向下”流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很难获得话语权并将自己从边缘位置上解放出来。因此,将以重庆文学为中心的西南区域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肯定“地方路径”打开研究视域的同时,也理应反思甚至警惕其作为“方法”的局限性,而这也构成了我们思考“地方文化”的新起点。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