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翎作品中的“姐姐”形象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回顾和梳理温州文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切实推进温州文学再创辉煌，温州市文联和中国作家网联合举办“温州元素的文学书写”主题征文活动，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总结和提炼近百年来温州文学的发展历程，重新擦亮和深入挖掘温籍作家的文学经典。

　　征文面向全国，以“温州元素的文学书写”为主题的评论，内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温州文学事件、或温籍作家、或温州作家群、或某个个案的文学评论。现中国作家网理论评论频道将陆续展示优秀作品，并在《温州文学》专辑刊发，敬请关注。

　　当我们谈论女性作家时，女性视角与女性书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旅居加拿大的温州籍女作家张翎又正是一位具备自觉而清醒的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从长篇处女作《望月》(1998)开始，到最新出版的文学随笔集《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2020)，女性是她一以贯之的重点书写对象。

　　作为“北美地区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陈瑞琳语)，“逃离”与“寻找”的思维状态也是解读张翎作品的密码之一。出走原乡，漂泊异乡，张翎用手中之笔塑造了黄蕙宁、江涓涓等一系列在迷惘中追寻理想的精神家园的女性形象，她们始终在路上，怀揣着率性、坚韧与独立的梦想，就如同桥下奔腾不息的河水，或驿站旁川流不息的大道，在难以掌控的冒险意识下一路向前——这些也可被概括为作家与生俱来的温州特质。

　　关于此类女性形象的研究无须赘述，与此同时，那些“桥”、那些“驿站”，作为逃离的参照者，虽多少有些面目模糊，却也在文本中承载着一定的叙事功能与价值内涵，亦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此，本文将另一组“她们”统括为“姐姐”形象——这一身份既代表着家庭伦理中的亲缘关系，也可以是心理层面上的广义象征——并加以分析，以求在曲径中探得些许幽微之处。

一． 交错的直线：亲缘关系中的“姐姐”形象

　　溯源张翎创作初期的长篇作品“江南三部曲”，在第二部《交错的彼岸》(2001)中，基本已展现了其对宏大历史题材与多重叙事线索的调控力。不论是祖孙三代在时代车轮碾压下的命运飘零，还是东西方两地游走的身不由己，用时空的交错与移置将一幕幕人世无常曲折道尽，逐渐成为张翎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叙述手法，并一直延续到了《劳燕》(2017)。

　　在时间与空间的范畴之外，这部作品还集中呈现了人物形象的交错，即姐姐黄萱宁与妹妹黄蕙宁二人迥异的命运走向。书中曾明确点出：“姐妹俩擦肩而过。她们如同两根交错的直线，在那一刻里穿过彼此，越来越远地走进各自的轨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第一部《望月》中出现的三姐妹形象的简化与升华，张翎用一把青拓拓地落了层绿绣的菱形小铜锁，引出了大锁黄萱宁和小锁黄蕙宁这对姐妹。在《望月》中，“姐姐”的功能主要在于叙事视角的补足与烘托，比如三妹踏青在小说的时间线之前业已离世，她的故事都在大姐卷帘与二姐望月的回忆之中;而望月从国内来到国外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以卷帘的第三者角度进行寥寥几笔描画，却更为清晰明了。在《交错的彼岸》中，张翎更着重于书写妹妹与姐姐之间的泾渭分明——“命运将这两支花紧紧地缠在了一处，便难免显出了个中的不同”：蕙宁从开头就是一个未曾出场的失踪对象，作为终生都在逃离却又受到多方偏爱的妹妹，她的形象“千姿百态”而又“毫无定准”，姐姐萱宁就是她一成不变的参照物，永远跟在妹妹的身后，如同一个影子。也正因此，姐姐嫁给了妹妹的爱人这一“姊妹易嫁”情节的设置，将诸多矛盾冲突推向了高潮。

　　第三部《邮购新娘》(2004)讲述了三代不同姓氏的女性的人生道路，看似没有明晰的姐妹关系，事实上，江涓涓在生母的指引下跨洋结婚，她的对象林劼明的前妻余小凡正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一身世之谜如引线般密密地织在了汹涌翻滚的前尘往事之中，悬念揭晓后的惊骇之处，恐怕就在于从未谋面的姐妹二人确凿的血缘及上一代的纠葛。尽管姐姐早在“思凡”咖啡馆被烈火吞没之前，就已在众人的脑海中云散，但她无疑是一连串故事结下的“果”，也是开启另一连串故事的“因”。

　　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如果说妹妹是工笔细描式的摹画，那么姐姐就是烘云托月般的点染，令人联想起张翎少年时代曾习得的兼工笔带写意的绘画素养。将姐妹关系比作交错的直线，就意味着她们终会渐行渐远，同时又必然有交点，这一交点便是深植于基因密码中的血肉亲情：“世上有极少几样东西是任何环境的变迁都无法更改的，血肉亲情便是其中之一。不管愿不愿意，我们的血管里今生今世流的都会是一样的血。”阅读张翎的作品时，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感受到这种淡漠、充满隔膜又难以割舍的羁绊，它赋予了故事一种不动声色而惊心动魄的魔力。

二．沉默的原乡：心理层面上的“姐姐”形象

　　无独有偶，关于此类形象，李一曾在《中国的贝阿特丽切》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些以“我”的精神成长为母题的男性自述文本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姐姐”形象，作为男性理想或者情感的投射。而张翎所创造的心理层面的“姐姐”形象，则更像是女性主角的另一组参照。

　　在《交错的彼岸》中，黄尔顾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童养媳，在他停妻再娶后依然供养着他的双亲，“父亲进门便管那女人叫‘姐’，女人却不回答”;在《邮购新娘》中，许杏妹固守一纸早已废止的婚约，照料着江家老小，直到变成鬓发泛灰、驼背弓腰的半老妇人，而曾经对她不屑一顾的江信初，再见面时喊着“姐”跪倒在砖地上。如果以张翎笔下的比喻来概括这些“姐姐”们的人生，那就是一袭曾经充满着热情和憧憬的红嫁衣，在无情的时间涤荡下，褪色为凄惶无奈的月白色旧旗袍。她们身上都背负着现实如大山一般的沉重与无奈，尽管无法成为男性精神成长的启蒙者，却占据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些隐晦不明却难以抛掷的记忆。在某些时候，被男性选择的“进步女性”金飞云和许春月们更像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因为对方的世界里有一些与原乡有关的历史，是她们永远也走不进去的。

　　《空巢》(2006)与《生命里最黑暗的夜晚》(2011)这两部中篇小说，都出现过“姐姐”以坚韧而沉默的牺牲来守候爱人的情节。《空巢》中的保姆春枝来自温州藻溪，雇主田田曾说：“只听见你们温州人到处找保姆的，那还有温州人出来给人做保姆的?”一句调侃之言，牵扯出了春枝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为了照料爱人的母亲，她毅然从平阳师范退学，却在人到中年时遭遇了对方的背叛。而在《生命里最黑暗的夜晚》中，张翎以先抑后扬的手法，让无名无姓的红衫女子通过类似故事完成了形象的反转：同样是为了让一个喊她“姐”的男孩安心外出闯荡，她孤独地留守家乡，得到的却是一段破碎的婚姻。

　　由此，当张翎笔下的大部分女性几乎无一例外渴望着逃离的时候，这些“姐姐”们成为例外，她们身上都埋藏着安土重迁的基因记忆。就像一端是飞翔的翅膀，另一端是落地的双足，我们赞许着那些颠覆了依附男性的传统观念，蜕变为独立人格的现代移民女性形象，同时也能在这些着墨不多的贫户家女儿们之中，领略到温州传统女性的典型特点——勤劳、淳朴、坚韧而执着。面对重荷，她们并不曾挣脱，而是毫无保留地匍匐于大地，最终成为留在故土的那些扎得最深的根系，或者说，是“用来包装一瓶新酿的洋酒”的“一张古色古香的中国彩纸”上的暗色花纹。

三．余论

　　在张翎的其他作品中，还有一些女性兼具亲缘与心理上的“姐姐”身份，比如《花事了》(2000)这篇同样关于姊妹易嫁的短篇小说，当妹妹为了学戏的梦想逃婚时，姐姐花吟月被迫代替她上了花轿，几年后丈夫便去了台湾，她几十年的青春都在等待中耗尽。而当张翎将视线投向江南以北、江南以南，让文字从熟稔的故乡走向了陌生的他乡时，文中的女性角色也突破了人物形象固守的圈子，就像《向北方》(2006)中的雪儿达娃，既拥有“姐姐”般的坚韧与成熟，也充分展现了独立女性的积极与进取。

　　近年以来，《劳燕》是张翎回归江南场域后最为荡气回肠的杰作，这部关于创伤修复的长篇小说塑造了姚归燕这样一位“包容万物的地母式的女人”，又罕见地对三位男性施以浓墨重彩。阿燕的一生都踯躅于小小的月湖与四十一步村，而刘兆虎、比利和伊恩则在不同的阶段进入她的生活，又以各自的方式扔下她、离开她。阿燕就是另一重意义上的逃离的参照者，在她的精神气血之中，想必也蕴藏那一脉相承的牺牲精神与执着意志。

　　张翎曾说，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充盈着她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而将一些面目模糊而毫无个性的女孩子从“厚重的历史积尘里清洗出来”的强烈欲望，又促使她赋予更多女性以姓名、以血肉、以魂魄。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如此繁多而不可枚举，“姐姐”们是其中一组意味深长的剪影，将文本讲述的可能性与丰富度拓展得更深远，也更广阔。

　　作者简介

　　张灵羚：90后，浙江衢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古代文学硕士。从事出版行业多年，现为自由撰稿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签约书评作者，曾获中国少儿出版优秀编辑手记优秀奖、由中华书局主办的第五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等，评论散见于《中国出版》、《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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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