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潜：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叙事观察
1.乡土叙事的丰富多元
乡土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指以乡土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具有泥土气息的文学作品；广义指一切书写乡村面貌的文学形态。乡土文学作为贵州主流文学延续了百年，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质。从20世纪30年代的蹇先艾到80年代的何士光，贵州乡土文学以男性话语为主，表达主体性别身份单一。女性文学与乡土叙事两个现象在21世纪贵州小说创作潮流中构建了独特话语体系，以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身份出现的肖勤、王华、杨打铁和崔晓琳等一批女性作家先后出现，她们以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她们的作品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衰落的民族文化的复活。仡佬族的肖勤在《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花城》等刊物发表上百万字作品，其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蕴。二是城乡关系的冲突与和解。仡佬族的王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曾两次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她始终关注乡村人物命运，关注生态环境变化，作品不断见诸《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三是小人物们在底层社会的挣扎。布依族的杨打铁，侗族的石庆慧、杨芳兰，土家族的崔晓琳，苗族的句芒云路和仡佬族的幺京等人的作品见诸《民族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四川文学》《安徽文学》《滇池》《长江丛刊》等，她们写出一个个爱得热烈恨得残酷的故事，绘就一幅幅洞察社会感悟人生的篇章。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叙事丰富多元。首先，融合了中外文化，将中国传统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融合；其次，体现了文化体系的包容，作品呈现纷繁的象征世界；最后，人物形象丰富，展现了荒谬又具体、真实又悲悯、无奈又心酸、顺从又反抗的群体。特别要看到她们作品中的民间话语力量，这对于观察中国乡土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的心灵变迁，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波动与起伏有重要意义。这些作品，是以地域为基础的风俗志、人情志、地理志，是关于社会、人文、心灵的发展史。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叙事，从不同情感基调出发，表现了传统乡土关系被一步步瓦解的无奈，呼唤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朴素记忆。从文本风格来说，首先，贵州地域环境诗意特征的呈现体现着一种浪漫主义气质；其次，叙事特征展示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从文学精神来说，察悟了乡土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是荒诞与悲情的共融；在地理空间的城乡差异中对人物心灵进行呈现，揭示了乡村人际关系的淳朴以及乡土的现代化进程；最后，这些作品叙述的故事蕴含着悲剧的特质，展示了一种生存的痛苦。从文学叙事来说，这些作品的叙事空间分为社会空间、家宅空间和鬼神空间，三种空间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元表达的乡村共同体美学概念，呈现一种多元文化视阈下的叙事特征。
2.乡土意识的存在意义
乡土意识作为一种意识类型，首先是心理学范畴，意识具有能动性，能帮助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其次才是社会性的心理结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已经演变出一套完整的以宗族血缘维系的家族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来源于农业文明，本质原因是生产力落后。乡土意识作为一种意识类型，在前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无意识，人们不自觉受它的支配。在城市文明中，乡土意识作为一种潜意识存在，城市化以后生产活动逐渐系统化和工业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乡土意识自然无法承受工业文明。在乡村与城市两种地域下，乡土意识存在的形式不同、作用不同、意义不同。
分析乡土意识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要找出作家是如何让人物拥有这种意识进而影响情节和故事。乡土意识百年来一直影响着文学文本，期间生成的一套故事体系和人物特征在当今依然被沿用，成为展现中国乡村的定律。首先，乡土意识塑造了坚持传统伦理的执着型人物形象。肖勤的《暖》《霜晨月》等作品中的人物，用纯朴的、近乎理想的方式完成一件小事，他们的不幸命运与真善美的特质形成鲜明对照，这样执着的人物向我们展现了乡土伦理的正义，他们为某种近乎苛刻的理想而生存。其次，乡土意识使叙述模式呈现生活流的气息。所谓生活流是以生活虚构情节，在一种流动的诗意中挖掘人物的美好，最终完成文学意义上的情感呼应。最后，乡土意识丰富了文学文本的意蕴，表达了具有中国特质的故事。文学总是表达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用富有象征意义的能指去表达一定意义的所指。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近现代的变革中，儒家文化依然深植于我们内心。王华的《在天上种玉米》讲述了一个城市的田园梦，那一片生机勃勃的玉米地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缩影。肖勤《暖》中的小等和奶奶相依为命，她在孤独的黑夜里慢慢长大，像河中的浮萍没有归宿。《好花红》把读者的视野带到了大娄山深处，茂密的森林里只有寥寥几户猎人之家，清澈的河流从大山深处潺潺流下，树林里传来鸟儿的阵阵啁啾，清晨山里的雾岚像仙女的飘带，一切是如此美好。这些乡村自然景观是贵州的独特标识，更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染过的原始风景。
沈从文渴望建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实现其文学理想。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湘西乡土社会的美好人性和原始图景。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人性的善是一种深厚的母题传统。克己复礼，即克服自己的私欲以维持既定的伦理，“礼”是人的善，是一种高标准的道德自觉。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同现代作家流派中的京派小说，他们执着于乡土世界的塑造，带有地域化特征，并且始终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乡土意识对文学的浸润首先是现代乡土文学的传承，是文学文本的形象接续。过去的乡土意识是落后的乡土社会中人们心中本质的善良，当今的乡土意识经过现代化的介入，是世俗且庸常生活中理想且悲剧性的人物，展现着真诚的人情，又揭露了复杂的人性。乡土意识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展现了物质现实的完整性，是乡土文学叙述的一种潮流。如果单单论述乡土意识作用的乡土文学，少了对比，就会显得虚假，我们只有把乡土意识置于多元文化中，才能看到它的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复杂形态。
文学研究的任何定义不过是文学形式的一种阐释。形式演变是艺术生产的必然过程，代表着特定时期的艺术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继承了现实主义精神，致力于挖掘文学精神。首先，作品体现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现实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事件的真实性，故事的发生有潜在的文本；第二是场景的真实性，文学空间的真实性来源于生活影像的放大，当一种生活细节被放大就成为潜在层面的话语形式，代表一种倾向。其次，作品的风格呈现一种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倡导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剖析社会。最后，作品呈现一种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一直是创作者和研究者探讨的话题，当形式大于内容的时候，作品的能指大于所指，内容的丰富性降低；当内容大于形式的时候，作品的所指大于能指，形式成为桎梏。
分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有三个方面的视角：第一是形式的创新。形式可能成为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内容完美契合了形式。肖勤对本民族文化无比崇敬，她渴望在文学作品里寻找民族历史的记忆，挖掘民族的精神信仰。《丹砂》中“我”出生时，奶奶刚好离开人世，这让“我”的身份更加神秘，超现实故事已经是内容的一部分；王华的《傩赐》用乡土式的人物消解了传统题材的庄重与严肃，形式显得阔达，形式也成为内容的一部分。第二是内容的外延。形式的创新为内容提供了书写空间，也丰富了文学表达。肖勤在《你的名字》中一方面展现贵州农村的自然图景，一方面展现乡民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内容承载着一定的精神，但同时也在颠覆一定的意义，内容的外延代表着文本的多元意义。第三是形式与内容的互动。形式上的缺陷，可以用内容来弥补；内容的不足，也可以用形式来补充。形式不仅仅是作品的衣服，内容也不仅仅是作品的身体，二者的配合满足了作品的表达，丰富了作品的意义。肖勤的《棉絮堆里的心事》《云上》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一种套层结构，具有民族化的特征表达。
只有认识乡土意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从不同范畴分别论述它的形成对文学有何种意义，以及其中体现的多重关系。基于此，探讨乡土意识对作品的文本、精神、创作的作用，结合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我们发现，乡土意识不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而存在，还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群体意识持久地作用于作家的创作实践。当然，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积淀。
3.乡土叙事特征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叙事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化的拼贴。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文化被符号化，在多变的现实世界中文化被分割为不同时期，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作品的文化符号多元，空间建构多变，在作品中呈现着不同符号交融的现象。文化的拼贴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体现了文学形式逻辑的解构。第二是空间元素的融合。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不同的元素经过作家调度完成了呼应，从三轮到汽车、从瓦房到大厦、混乱的商业宣传和无处不在的小广告喷漆，不同文化元素穿行其中，都暗示乡村的浮动，人们似乎对此已经司空见惯。第三是人物身份的异变。来自乡土的人物在城市复杂空间中希望自己获得意义，身份焦虑驱使事件的发展一步步走向复杂，在这个过程中，生活的逻辑赋予作品悲剧的内核。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都倾向于以显现的空间悲剧来展现乡民的生存困境，赋予人物悲剧命运。悲剧的形式不同，也就导致了悲剧的结果不同。有的悲剧隐藏在人物的命运中，呈现着不可改变的特质，是一种命运悲剧；有的悲剧是环境悲剧，人物身处的环境险恶，命若琴弦；有的悲剧是性格悲剧，悲剧的生成是人物性格所致，代表边缘群体的苦闷与彷徨。
王华的长篇小说《雪豆》和杨打铁中短篇小说集《碎麦草》中的作品同样讲述了关于寻找的故事。前者深远辽阔、意境苍茫，后者对白深刻，形象丰满。两部作品，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超现实刻画，一部是执拗的寻找与启迪；一部是虚化的现实，虚构了另一种世界，一部是展现了人物真实的生存境况，形成纪实风格。前者的寻找根源是农业文明的衰落，现代化已不可阻挡地进入乡村，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后者的寻找本质是人伦关系的复苏，同样体现着一种乡土意识。悲剧性的命运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结局。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向于把人物放置在这种撕裂的背景下，讲述人物在其中的复杂经历，揭示主题。王华的《傩赐》《在天上种玉米》《回家》，肖勤的《暖》《丹砂》《霜晨月》，石庆慧的《月无声》，杨芳兰的长篇小说《生计之外》和小说集《白日梦》等作品都反复表现在土地上寻找的主题。
如果说“拼贴”意味着将不同的文化形式放置同一空间，那么“错置”则是不同文化形式在同一空间发生互动与契合，最终形成悲剧的内质，作品的悲剧内质体现在人伦的没落和亲情的衰微。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描述的事件是当代的，是共时性的。一方面，故事揭示人伦的没落，资本的介入异化了人的心灵，某种程度上也异化了传统的人伦关系；另一方面，作品的悲剧内质被生活中和，人物把生活中的悲剧看作人生的平常之事，绝望中蕴藏顺其自然的态度。与传统叙事中被绝境化的人物不同，这些作品不具有大悲大喜的特质，也不是西方文学所展现的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而是通过表现高原群山中的风土人情展现人物的善良本质，通过城乡的差异对比心灵的缺失，从而淡化悲剧的内质。事实上，这是乡土叙事表现生活的又一向度。悲剧内质实际上是文化错置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是城市文明浸润下的商业意识，一方面是传统伦理体系下的乡土意识，文化在同一空间碰撞，体现着冲突的态势。
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乡土叙事凭借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唤醒人们心中的记忆，依靠密集的逻辑和整齐的剧情，完成审美追求。王华的《在天上种玉米》《傩赐》、肖勤的《暖》《霜晨月》、崔晓琳的《东一街》《白日短行》和幺京的《彩蝶飞舞》，都取材于黔地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一方面展现贵州独特的地域特点，一方面关注环境中人的生存状况。现实主义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是写实的，是基于贫穷乡土的。表现生活苦难的悲剧，其精神指向其实是乐观向上的，表达乡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沉重的主题和精神象征挖掘了民间精神。因此也可以说，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弘扬着现实主义的思想格调，承续经典中国文学遗风。
4.诗意的叙事、语言和人物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拥有诗意的叙事、语言和人物。文学诗意以揭示人物的心理流动过程为主，戏剧性较弱，但艺术性较高，通常建构一个宏大的意象世界，并且带有丰厚的哲学意义。乡土意识与文学诗意联系到一起，两种意识维度塑造了小说丰满的内涵。在乡土文学范畴下，认为那些表现田园风光的唯美文字就是具有诗意的，认为那些展现生活空间的文字就是具有诗意的，认为那些弱故事性、用不明所以的内容表现幽深人物性格的作品就是诗意的。这些特质当然是诗意作品的特征。诗意性质的小说没有夸张、紧张的情节，故事比较平实；作者像一位了解生活全部内容的大师，看透不说透，塑造承载象征意义的人物。它们脱离了传统的桎梏，是传统叙事的变体，代表一种美学魅力。诗意作为小说的修辞手段，让故事生发出异样的美感和不可言说的气质。
乡土叙事的作品可以是戏剧性的，可以是商业类型的，也可以是诗意的。在诗意的坐标中，小说的文化气质基于乡土。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乡土气息来自高原，地域化特征唤醒了她们心中的诗意。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象征物，作家赋予它们完整且具象的含义，完成了文学诗意的表达。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诗意的产生大致有三个来源。
第一是文化心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诗是“赋比兴”的产物，代表着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集合。“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思想与愿望的载体，当它们藏在心里，是志向，被表达出来，是诗歌。就是说，诗歌是志向的外化，是铺陈与记叙的手法。其中的诗意有两层意思：诗歌的意象和诗歌的意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歌一直是强劲的文学形式。诗歌呈现了文字的虚拟性、暗示性、与现实的交互性。人们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字的想象力去理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如果说诗歌产生的诗意得益于语言的暗示，那么小说产生的诗意就是一种表现主义。这种表现主义常常以地域化特征为载体。人们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小说是有诗意的，并不是小说本体产生的感知，而是一种源远流长潜移默化的文化认同。
第二是审美心理。小说的接受中，人们根据不同作品形成不同的审美心理，通过经典叙事感受到淋漓尽致的叙述愉悦。接受诗意性质的小说时，尽管阅读过程并不刺激或趣味横生，但能沉浸在对艺术的享受中。除了文化层面的心理作用，最重要的是审美心理。人们判定一部作品是否有诗意，一方面看环境的搭建是否朦胧、模糊，另一方面看生活的细节是否清晰、可靠。最重要的是作品的质感是否具有具象的诗意。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中乡土审美给读者一个预设的心理，贵州元素和乡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空间的建构又一次暗合人们的审美心理，使人陷入虚构的乡村影像中。审美心理对读者来说还来源于对陌生化乡村的想象，由于想象，产生了幻觉性诗意。
第三是人物性格。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叙事策略是诗意的、现实的、浪漫的。人物不再成为情节的附庸，而是独立起来主导故事的发展。充满道德高度，是乡土人物一贯的形象。肖勤的《棉絮堆里的心事》《云上》、王华的《在天上种玉米》中具有浓厚乡土意识的人物，让读者产生了富有诗意的感觉。人物的执着、善良、有责任感，这些美好的人性特质让人物获得崇高的道德感，区别于现实生活，被赋予了诗意的特征。
当然，这些作品常常不是单独展现诗意，伴随而来的还有“反诗意”的人物与情节。这些反衬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乡土意识对人物的塑造，正是由于这些反衬，小说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比例。所谓“诗意人物”，是在乡土意识的浸润下高度伦理自觉的人物；而“反诗意人物”是相对于“诗意人物”而言，是情节阻碍的制造者，是人性深处的展现者。人性的真善美是永恒的乡土精神，“诗意人物”和“反诗意人物”共存于一个稳定的系统，他们在情节中反衬，在故事中斗争。
乡土意识所拥有的诗意特征使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精神得到延伸。一方面，诗意的特质通过小说空间的建构变得意味深长，不同民俗和不同地域特征的景物相融合，在时空的构造中，空间的隐喻意义得到加强，达到了一种文学意义的延伸；另一方面，诗意的特质让这些人物找到了相应的位置，来自不同时空的人在虚拟的文学时空中被重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认知变得相互矛盾，命运得以悲剧化呈现，诗意的特质也强化了乡土意识。正因为文学的诗意，人物的乡土意识变得愈加浓厚；正因为诗意的人物，故事变得细腻安然。
5.乡土伦理秩序
乡土小说首先是以乡村人物为基体，通过地域化的故事描绘独特的自然景观、社会民俗、民众心理和人物性格。这种定义中的乡土小说以人物为主导，从伦理秩序的角度去定义人与人的关系。《释名·释水》中对“沦”字有以下解释：“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也就是说，伦理是水纹中的一层层涟漪，表示条理、类别、秩序。从乡村伦理去定义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自然伦理的角度去定义乡村中人与物的关系，可以清晰地得出在乡土意识中伦理秩序是如何生成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认为这种格局诞生于中国传统的乡民社会，区别于西方的团体格局。乡土的人际关系并不像一捆柴，而如水面荡开的涟漪，涟漪的范围就是人际交往的范围，在乡土社会的视阈下，这种范围极其有限。西方的团体社会中，人们的交往依赖于一个特定的组织，组织围拢了一些人，但也隔离了一些人。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为我们呈现了乡土景观下的伦理秩序。乡民在乡村伦理中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约行事，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这种行事过程不受外在因素支配，而是靠沿袭下来的群体无意识。乡土社会中人伦关系建立的基础是血缘，即宗族下的氏族社会。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联系就是无数条水纹的相互浮动，人们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被连接，这种天然的亲密基于乡土意识的根深蒂固。从王华的《雪豆》《傩赐》《在天上种玉米》《旗》、肖勤的《暖》《丹砂的味道》《霜晨月》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少数民族乡土人伦关系大致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家族关系的外延性。这种特质让小说多了点儿人情的意味。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说明了人伦的复杂与缠绕。其次，家族关系还有间离性。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家族关系无须赘述，人们保持这种亲密的缘由有两种：一种是乡土意识的作用，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很难改变；另一种是满足利益对等的关系维持。最后，家族关系面临消解的趋势。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高歌猛进，乡村生存空间被挤压，人们在开拓城市生存道路的同时也在抛弃一部分家族伦理观念，以血缘为主的家族关系慢慢转化为以团体为主的城市关系，人们的联系、互动在减弱。
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阻挡，新旧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突变，构成了中国当代极其突出的文化现象。所谓新旧伦理道德，暗指城乡两种体系。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人物从乡村来到城市，从城市返回乡村，这种模式是炙手可热的创作内容。从时间上来说，乡村到城市的嬗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历时性的特点。从空间上来说，现实主义创作中，地理空间的建构不是乡村就是城市，客观的二元景观生成了基于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这些作品中人伦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下的资本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城市中，人的活动范围加大，可交往对象增多，且人的流动性大，不具备长时间保持一种和谐稳定关系的社会结构。其次是人际关系的具体化。为了获取利益，人们的关系蕴含着复杂的资本关系。在后现代的伦理视野中，人对生存的处境较为悲观，很大程度上就是金钱对人的异化。需要注意的是，在城市中生存的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金钱主导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说明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和道德的偏倚。最后是金钱对人的异化。金钱对人的异化是荒诞的，这背后是生活的无奈与辛酸，是小说的起点与灵魂。
如果说城乡文明下的人伦关系左右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无时无刻不在隐喻现代化与自然的矛盾。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根植于乡土意识，揭示了人与自然恒定的关系。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思考的框架内。在自然伦理的视阈下，人与动植物是平等的，或者说，动植物也拥有生命意识，应该得到关注与保护。第一，动物的隐喻意义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生态思想可以认为是乡土意识的一部分，乡土意识存在的基础是大地。第二，作物是乡土空间建构的重要因素，体现着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同地域的乡土养育了不同的作物，人与作物的关系体现着人与土地的关系。在空间的建构上，正是因为这些作物的特征，展现了不同的地域环境，带给人们不同的审美心理。第三，人与自然是共生的，小说情节推进的过程中，这些自然的隐喻就像机器的润滑油，除了表达能指的含义之外，也暗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所指。
6.主题与精神维度
对于“乡土小说”的定义，学界较为推崇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的论述：“典范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其题材范围大致为：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发展使贵州乡土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而变，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关注底层人物命运的作品。王华的长篇小说《雪豆》中的桥溪庄是一个魔幻的地方。桥溪庄周围都在飘雪，但桥溪庄的上空却不见雪的影子。这个地方永远是死气沉沉的，这种气候背后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因果，整个村庄充满异样。同样是她的长篇小说《傩赐》写了落后封闭的傩赐庄，这部作品叙述了乡村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面对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绞杀不曾绝望，在闭塞的夹缝中寻找生命之光。作者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为人物命运的悲剧营造气氛，进而引起人们对中国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思考。
肖勤的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写尽人间悲苦，更见证人间温情。在这个世间，每天都有若干感人的事情发生，与其说是审美的重组，不如说是看见和相信。肖勤的《廖崩嗒佩合唱团》，讲述的是贵州苗寨一对小姐妹参加演出的经历，过去的梦想、现实的生活和未来的愿望，通过灵鲜的细节合成为立体可感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肖勤的写作是时代意志的写作，是使命的写作。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叙事作品，有对社会的讨论与反思，比如肖勤的《暖》，用女性视角关注底层弱势群体命运。肖勤以女性特有的视野，直面生活，审视社会，揭示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有对乡土人格精神的颂扬，比如肖勤的《棉絮堆里的心事》《云上》，这些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气质被浪漫化，人物的抉择彰显着人性的善与美。有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撞击的表现，王华的中篇小说《在天上种玉米》，一改以往乡下人进城的传统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村庄搬往城市的故事。“远远地他们就看到村子的上空浮着一片绿，阳光下，就像魔术师悬浮在空中的一块块绿色魔毯啊，等走近了，他们仰视空中那一片片生机逼人的玉米林，竟然就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忘记来这里干什么了。”屋顶上绿油油的玉米林勾起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王华的《回家》叙述了一群打工人从南方回到故乡，两种自然景观的撕裂叙说着诗意与世俗的并存关系。乡村的诗意是人的真善美所营造的社会心理氛围，乡村的世俗展现的是人的本能与欲望所形成的人性。认识这些作品就要认识其中的人物塑造，作品中人物淳朴的性格是对某种价值观的坚守；人物的价值观以道德为本位，他们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缩小个体的价值边际，从而实现心中的价值要求；同时人物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实现了艺术价值的扩张。当然，淳朴性格是否可以作为乡土人物性格的母本，这是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
王华的《雪豆》、肖勤的《丹砂》创作手法都有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魔幻”主要体现在故事背景的神秘与故事情节的荒诞。她们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与独特的地域民族色彩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无话可说，但又说了不少话。这使我们看到另一种乡土人物性格，这种被神化的乡土人物性格在表达劣根性的同时，也说明了乡土社会有一种强劲的无意识。
杨打铁的《碎麦草》，初闻敏感纯净，笔触淡漠，细察可见其克制的叙述背后蛰伏着热烈的生命力，既以不易觉察的方式靠近人类内心的危险临界，又以对人性的宽容唤醒了我们关于温暖的朴素回忆。句芒云路从小在民族村寨长大，或许正因为多种身份的交叠和多种文化心理的交融，在她的小说中总能看到一些尝试、一些融合。石庆慧小说集《月无声》的时代背景就在当下，高歌猛进的中国社会，滚滚红尘中的儿女情长，岁月中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杨玉梅评述“她多以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出发反映生活，不是写女性身体及其隐秘的生活，而是写女性的命运抗争与追寻，通过女性命运沉浮反映社会生活、乡村发展、人情世故、伦理道德，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多方面问题，从而使得她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文学色彩。”杨芳兰的长篇小说《生计之外》和小说集《白日梦》，都与她的人生直接关联，是小县城的人生形态，是小人物们在底层社会中的挣扎、困顿、奔走、崩溃、堕落、沦陷、幻想，是“生之坚强，死之挣扎”，浸渍着一份湿漉漉、沉甸甸的无奈。传统乡土叙事，多局限于书写农耕社会中人们的隐忍和沉默，而杨芳兰小说的人物却置身于商品、金钱和交易的社会，充满了现实关怀，充满了对底层社会人生的揭示，充满了逼近生存底线的生活叙事。崔晓琳的《东一街》《白日短行》，呈现日常生活表象下的暗流涌动，描摹世态人情，借助人物情绪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关注生活细节，洞察人性幽微，以敏锐细密的笔触揭示个体生命在生活困境中的焦虑、迷茫与抗争。
7.更开阔的意义风景
在乡土文学创作中，乡土意识反复被提及。首先，它作为一种意识能够影响小说人物的行动和命运；其次，它作为社会心理的一种，是乡土社会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意识产物；最后，在与现代化进行的抗争中，尽管结局的走向已成定势，但创作者们还是怀有敬畏之心，对小人物的遭际怀有赤诚的怜悯。除此以外，乡土意识对创作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在结构作品方面，乡土意识不是简单的逻辑，而是作家对生活充满情趣的感性认识；第二是在文化拓展方面，任何意识都依附于一定的文化，乡土意识让作品深邃辽阔；第三是在形式解放方面，乡土意识使得文学的表达更加自由。当然，乡土意识总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来表现。从叙事来说，文学具有诗意化的特征，这种诗意并不是某种感觉，也不是某种意味，而是基于文化心理、审美心理、人物认知的一种具象的体认。不能陷入一种误区，以为熠熠生辉的乡村空间就是诗意的基体。诗意的光辉是对人性的颂歌，那些饱满生动的人物，才是产生诗意的必要条件。从伦理来说，乡土社会区别于城市社会的“任务型”聚合，它基于血缘，行于交际，终于熟悉。就是说，乡土意识是熟悉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产物，是当今社会愈来愈少的一种品格。把握好乡土意识与文学的关系，把握好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在复杂的社会演变中坚守文化的本质，在文化的嬗变中寻找文明的永恒，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未竟之业。
如果从“更开阔的意义”这个维度出发，可以对乡土文学有更深入的反思。因为就主题与精神层面来说，乡土文学无非是两种文明的精神阵地，一种是前现代乡土社会，人们的物质欲望普遍较低，但有着纯洁的精神追求；一种是现代化的城镇社会，人们提高了物质欲望，人伦关系被利益化。这两种文明冲突造成的矛盾可以一概看作是故事的母题，这种单调且恒定的表达已经成为乡土文学创作的不二法则。我们说作品的单调不是主题的单调，也不是精神的单调，而是意义的单调。
石庆慧的《月无声》是一部关于心灵和道德的作品，流淌着平庸、日常的心绪，蕴含着诉不尽的温情与关爱，纯朴、平实、从容，抒写人性中的仁慈美妙。杨芳兰的《生计之外》和《白日梦》表现了这个世界布满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达了人的追求和矛盾焦虑，对生活的激情和勇气给予富有诗意的肯定。崔晓琳的《东一街》和《白日短行》摒弃乌托邦式的憧憬，这其实包含了作者精神救赎的复杂内容，揭示生命在困境中的焦虑、迷茫和抗争。句芒云路的《环佩声处》精心描绘乡村风土人情，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幺京的《彩蝶飞舞》关注生活细节，洞察人性中的纯真。但这些作品似乎因思想的拘囿，对艺术的趣味、社会复杂性的理解还略显不足，这使小说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悠长意蕴。要避免指向的单调，就要在地理和生活空间的描述中呈现意蕴丰满的象征世界，方可瞥见更开阔的精神和意义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