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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言选登

发布时间:2024-12-22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文学根本而又伟大的使命

阿 来

文学于我而言,是使我从一个乡村的蒙昧少年,变成一个能融入时代、融入广阔世界的当代人的一条切实路径。当年,我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会议。许多作家在会上认认真真争论一个问题:作为某一个民族的作家,可不可以写自己民族文化中一些封闭落后的、跟不上时代的缺点。更准确地说,就是能不能够、敢不敢于在写作中揭示那些使自己民族处于相对落后那些内在原因。我们知道,文学不是从整体,而是从个体入手的,这样的讨论如果绝对化了,那么,文学作品中民族身份的人物出场,都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缺点了。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文学中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日渐成熟、日渐靠拢主流文学观念的艰难过程。

文学本身是一种唤醒,唤醒人性,唤醒良知,唤醒审美,从而引领人融入伟大现实与时代,而不是把自己以某种单一文化或血缘之名,自我封闭起来。想当年,我想再现我家乡的过往历史,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写作了《尘埃落定》,大家看到的是光鲜一面,获奖、畅销,却不知道其在一些本民族文学评论者那里遭遇的非议。最善意的辩护是,我们的历史非常文明,没有你写的那些血腥与残酷。我想,如果我们不是闭目塞听,这样的言论是经不起最基本辩驳的。

我是人。我是一个地方的人,我是一个民族或文化区域中的人,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之人。文学的目的,不是把人区隔于某一狭隘的地域与意识中,而是打通种种分别,寻求共同性与共通性,要在情感与意识领域,把不同的人们联接起来。

这是文学根本而又伟大的使命。

这三四年来,我在走访黄河。河上的自然,河上的不同民族,从巴颜喀拉源头而下,藏族、撒拉族、土族、回族、东乡族、裕固族和蒙古族,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还有分布更为广泛、历史更为悠久的汉民族。同时,还有曾经广泛存在、如今已式微了的党项人、吐谷浑人、白兰人、苏毗人,古往今来,这些族群互相交往,融合,共同改变这片大地,共同塑造了今天多民族在这一广阔地域共生共荣的伟大现实。前些天,我到了内蒙古大青山前黄河大转弯的河套地区,站在黄河边,想起了号称元朝第一诗人的萨都剌,想起他写元上都的名作《上京即事五首》,还有《过黄河》等优秀作品。他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作为元朝的政府官员,在江南任过达鲁花赤,终老杭州,一生用汉语写作,他的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位置。今天,我们很多民族作家恐怕没有他那样的胸怀与气象。在中国文学宝库中,李白、杜甫们之外,苏东坡们之外,他这样的人也是我的榜样与表率。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畏兀尔人叫贯云石,也在淮南万户府任过达鲁花赤,最后退隐于杭州,同样用汉文写作,是那一时代的散曲大家。

历史是前进的,即便在某一时期因为腐朽的政治而停滞下来,最终还是会踏上进步的旅程。在前进的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藩篱都会打开,都会从局部的区隔走向大范围的融通。今天的中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共通性与共同性。这是由人性中追求更高文明、更宽视野,追求生活中更多的幸福这样的共同性所决定的。许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讲,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各美其美”的同时,更要在“美美与共”上多有努力。对文学工作者来说,这正是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多有贡献的地方。

总而言之,文学工作不是一种姿态,一些观念的空谈,而是要孜孜以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获得正知正见,再来写下那些万语千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虚怀若谷的态度,是有益于多民族团结融汇,有益于中华民族与文化共同性构建,同时,也使自己从狭小变得宽广,从浅薄变得深厚的切实实践。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将生活中的“认同”因子转化为文学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多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和兄弟省市作协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新疆文联作协,为新疆多民族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大力支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包括网络文学作家在内的创作者,并组织采风,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特别是一些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作者朋友,眼界开阔了,灵魂和心境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提升,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生活,以及对鲜活生长于身边角角落落的“认同”的因子,发现、转化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强。

从文学的视角出发,经验和规律告诉我们,上乘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最终还是要看创作者的视野宽窄与深浅。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历史形成的多语言、多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客观现实,容易造成作家文化认同的个体化差异,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带入文本。似乎通过文学形象、情节、语言、生活、习俗和主题等元素凸显了这些差异性,才能显现作品的“异质化”和“陌生感”,抑或“创作特色”,加之视野和认知的一些局限,文本很容易变得格局小、单薄,甚至使作者自己陷入中华民族整体性身份认同的“自外”或“弱化”的怪圈。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身份的认同,是一个人、一个作者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是情感和内心共鸣的深度融合。新疆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块土地天生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人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和自然环境,珍惜彼此的交往,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多语种、多样地理地貌、南疆北疆草原绿洲,以及心向中原的丰厚历史记忆,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给新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成为新疆文学的优势。

近年来,新疆许多用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朋友们都有了一个共识:“本族”“本土”经验的表达确实已经远远不能表现时代生活,而只有通过文学的点滴发现,把自己对时代和生活的思考更多、更深置入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国的思考,并通过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叙事的创新、艺术形象的转化、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的把握和富有生活气息、时代气息的语言,展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蕴藏着的多样风景和精神风骨,才是中国故事新疆表达的最佳方式。

(作者系新疆作协副主席)

通过精品创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读者心灵

冀晓青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长期赢得并呵护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近些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作协“文润北疆”帮扶计划的支持下,内蒙古文学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2012年以来,1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14部作品获得骏马奖,尤其是本届骏马奖内蒙古4名作家、翻译家获奖,是内蒙古获该奖项最好成绩。以上成绩的取得,也让我们在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工作上有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

在思想引领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民族文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实施思想引领“培根铸魂”工程,举办以骨干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新会员、网络作家、农牧民作家、基层文学爱好者等不同群体、不同主题的理论培训班,不断增强民族作家理论水平。通过策划举办农牧民诗歌大赛、农牧民作家研评会等系列针对民族作家的文学活动,进一步活跃民族文学创作。依托内蒙古文学馆重要文学阵地,在各类主题展览中为优秀民族文学作品提供宣传推介的重要平台。主动加强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按照联合印发的《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安排部署,落实繁荣发展民族文学的具体项目。

在精品创作方面,内蒙古将继续组织实施“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持续培育推出民族文学精品。“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以选题为牵引,把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等重大选题纳入其中,号召广大作家参与选题策划创作,通过精品创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读者心灵深处。截至目前,该工程已经出版优秀文学图书近百部,其中,扶持的少数民族作家占到半数,本次骏马奖内蒙古获奖作家阿尤尔扎纳、牛海坤、娜仁高娃都是该工程扶持培养的典型代表。“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是将蒙古文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进行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54部作品,参与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本次骏马奖内蒙古获奖翻译家朵日娜是该项翻译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这两项工程充分印证了实施重大文学工程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性。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组织实施文学人才培养工程。内蒙古已经举办了11届文学创作研究班,至今已培养400余名作家,其中少数民族作家占到三分之二。接下来,我们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积极开展多民族作家培训,切实提升民族文学创作水平。同时,在内蒙古作协每年会员发展、展览展示、研讨改稿、采访采风活动中,积极吸纳民族作家参与其中。我们已连续支持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举办26届笔会,并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笔会辅导讲座和主题实践活动之中。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卷

张燕玲

今年夏季,我受到中国作协的聘请,参与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工作,得以阅读众多的兄弟民族近年创作的作品,得以近距离观察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成果,得以感受到各民族作家以高度开放的视野,拥抱当代中国的辽阔版图,在与时代同向同行的过程中努力创作,绘就多元一体文学图景的璀璨篇章。

以获奖的长篇小说为例。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民族作家是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他们都能较好地与历史和现实建立关系,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团结和现实关注里,在文史互动中,以个体或地方性的书写抵达宏大叙事。如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家国情怀大气磅礴,两卷本的长篇《大医》以三位不同背景的医学青年的成长史,映照着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既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也充满坚实的现实主义力量,既有着开阔的世界性视野,还沟通了雅俗互通的文学之道。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创作的《阿娜河畔》以温柔敦厚、生动内敛的笔触,借家庭叙事与大历史实现共振,那份对母亲河的款款深情令人动容。同样写河岸儿女的还有瑶族作家光盘,他的《烟雨漫漓江》是一部动人的漓江儿女生活史、情感史。在人与自然的主题中,在充满生趣的桂北民间文化与山河烟火里,光盘创造了一种永续向前、四季流转、万物生生不息的活力,为新时代的漓江立传开新。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则以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映照西藏近百年高原的历史与有情的众生,在家族叙事中揉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历史。

我们广西的获奖作品同样出色,除光盘外,还有壮族诗人黄芳的《落下来》,诗作以清净而思辨的诗风,深入生活的缝隙,明敏柔美地抒发着民族的、女性意识及日常主义的诗绪。壮族作家凡一平则以《上岭恋人》,深情刻画了系列壮乡民间的传奇人物,生动展现了乡土中国巨变的新时代图景。

当然,我们也看到民族作家创作的难度,看到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尤其我们南方的边地写作,更需要拥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比如民族的民俗在某种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文学创作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无论以什么创作方式,是哪个少数民族,文学都要回到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从来就是生机勃勃的。比如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生存与社会、以及人心的变化,比如那些在时代巨变中,仍保存良好的千年民族古村落等等,都留待写作者的艺术挖掘与表现。我们深信,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将在文学观、审美创造力等多重维度继续突围,继续把日常经验美学与民族史诗美学融汇再造,创作出中华文化佳作。

我还见证了评委同行高度的责任感,高水准的专业精神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在评奖的日子里,所有评委的心中都激荡着民族团结、文学神圣的庄严情感,秉持对文学的公心,交出了这份答卷,留待读者和历史的检验。祝贺获奖作家!你们是新时代民族文学的荣光。

文学无疆,骏马驰骋,愿一代一代的民族文学骏马,奋力奔驰,共同抒写出中华民族更璀璨的文学画卷。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

刘大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认同的“意识”。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过“共同体”与“结合体”,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主观与情感上的认同,结合体则是基于理性与功利考量而形成。因此,民族文学在其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与有效的功能,即塑造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族群与国家、共同体与社会。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需要对此基本问题有所自觉。从发生学而言,民族文学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人民文艺”,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文学是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的“大日子”与各民族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小日子”之间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卷”。

所谓民族文学的“内卷”,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等问题。具体体现在创作中是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历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个人主义史观,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与地方结合,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民族既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族群、血缘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往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判,在风景与意象的营造中落入到刻板印象之中,经常出现的是陈腐的观念与内容。

如此一来,民族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文化问题,而文化则往往收缩为某种奄奄一息的“传统”,那个“传统”不再是历史流传物在当代的效果历史,而成为由某些具体意象、符号、故事类型所构成的固化存在,从而脱离了其时代性,此种文学书写无疑是脱离了广阔现实与生活的偏狭想象,无意识地重复了东方主义的思维。这些现象背后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矮化。

如何高质量地发展民族文学,我们需要明了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外在于大历史。作为同时代人,中华各民族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技术与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与意识、体验与焦虑、情感与表达本不应该受限于某种族群身份——这种身份自身也是在历史中产生,会经历不同语境而做出相应调适,而不是永世长存之事。如果将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止之物,那显然有违于历史演化的动态性。当然,如果辩证地看待问题,具体的少数民族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宗教习俗乃至各种人生仪礼,同聚居之地的风土景物也会形成相应的关联,只是这种关联也需要在流动性中进行把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虽然可能从细微之人、事、物、情入手,但显然不会满足止步于此,总要指向于普遍、共通的感受与思考。

(作者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攀登,一个写作者的永恒姿态

阿 舍

2024年,恰好是我进入文学创作的第二十个年头。在这个整数年份里,《阿娜河畔》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项。

回顾二十年的创作历程,故乡的生活与记忆馈赠于我的“兵团经验”,一直是我的创作源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到了《阿娜河畔》,情况发生了改变,其中最根本的是写作视野的转变:我开始下意识地将视角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向故乡更为辽阔的生活与历史,着重关注起土地、人、时代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阿娜河畔》的创作过程中,当我逐渐深入地将土地、人、时代这三者放置在一个息息相关的层面上进行审视考察的时候,之前关于团场的个人记忆,越来越自然地融入了集体记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加自然地进入笔端,在这片土地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祖国的各族人民,始终在文化上相交融、在发展中相扶持、在精神上相依托,始终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共同体。

时至今日,《阿娜河畔》虽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但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深知未来的创作之路,仍然充满未知与挑战,仍需一步步向上攀登。所以,这部小说所积累的体验与经验,既是未来创作的阶梯,也是对当下创作的再认识、再思考。在此,我归纳出几点,与师友交流。

一、让自己更多的作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场域。我出生并生活在多民族融合的环境里,对共同体的体认是天生的。创作方面,我对此拥有一定的文学自觉,同时,文学创作所必须具备的文学性、艺术性品质,也始终督促着我在认知与审美上不断地进行提升与深化。如今我生活在宁夏银川,这里也是一个多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区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现实,我的创作必然也会有所涉及。那么,未来如何在更细微、更新颖、更深入的角度与层面上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我来说既是要求也是挑战。

二、实实在在做生活的学生,做人民的学生,葆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好学之心。在为《阿娜河畔》做准备的期间,通过阅读与采访,我获得了许多不曾了解的团场建设者的生命故事和生活态度,这使得我对历史、对那些建设者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个人记忆、个人感受,从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细腻的在地经验。确实是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学习,为这部小说打下了扎实稳健的基础。不仅是这部作品,在每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都意识到了学习的迫切与必要性。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取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和信息,更是为了从知识与信息当中,从不同人的生命故事中,找出那些打动我们的美与善、支撑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三、继续探索个人、时代、土地三者紧密相关的文学表达方式。《阿娜河畔》通过对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交融来书写历史,将人物的日常经验系附于历史和社会的总体运动之上,力图达成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的叙事。这种尝试仅仅是一种方法,且有更多可以探讨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这种能力的锻炼与掌握,是技术上的,更是智力与思想层面的,不只是鸿篇巨制需要这种能力,举凡每一种体裁与体量的文学创作,实际背后所考验的,都是这一能力。

在时间的长河中写下真挚的文字,把文学坚定温暖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想,这是每一位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愿望。在实现这个愿望的长路上,我愿意是一位永远的攀登者,用诚实与扎实的笔触,为祖国的民族文学事业倾心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

铸牢民族魂,共筑文学梦

姚 瑶

我生活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那里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汉族、水族、瑶族、壮族等33个民族,多民族和睦相处、融合发展,造就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和完整的民俗传承。

那里是一个用歌声传唱一切、用舞蹈展示一切、用美丽回答一切的地方。侗族大歌宛如天籁,苗族飞歌高亢嘹亮;锦鸡舞争奇斗艳,铜鼓舞轻松欢快;鼓楼花桥、流水人家,游方踩舞、行歌坐月,走进黔东南,就沉浸在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近两三年来,在原生态黔东南那块神奇广阔的土地上,“村BA”“村超”迅速火爆,成为名闻天下的网红现象、万众瞩目的超级文旅IP,多彩惊艳的“贵州现象”。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同胞,以纯粹的、朴素的、大众的、接地气的方式创造了一场场具有影响力和民族文化氛围的体育赛事,在这块净土之上创造了人间奇迹,这里一派热火朝天、一片欢腾祥和。“村BA”“村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

作为一名侗族作家,聚焦时代、淬炼主题、站稳立场都是应尽之责,作为经历者、在场者,不能置身事外,而应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和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深扎到民族地区火热的现场,在富有时代特色的现实中,挖掘“火爆”背后的感人故事,找到破圈的文化密码和流量密码,寻找隐藏在火爆背后的光芒,倾听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欢呼。

“村BA”“村超”远远超越了一场体育赛事本身的意义,这场由村民自发组织的体育赛事,上升到一个关于文化自信、关于乡村文明、关于乡村振兴的文化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为各民族搭建了平台,拓宽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进步的美好画面。对于增强祖国认同、文化认同、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载体。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相互滋养、携手并进的历史。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无不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追求。我想,这是我写下《“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的主要意图,也是我正在创作的第二部“村”系列《“村超”:中国式现代化的幸福标本》的主要动力。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提升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民族文学创作的全过程,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灵感,用真挚的情感和独到的视角,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展现民族风貌的文学佳作。更加注重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不断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表达方式,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让民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学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少挑战。如何实现创作的现代化?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坚守文学的理想和品格?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文学是一种力量,它能够凝聚人心、激发情感、传递价值。让我们携手并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我们的笔尖绘就民族团结的美丽画卷,用文字书写民族的壮丽史诗,共同推动民族文学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

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大地和火热的现实

尼玛潘多

我是一名来自西藏的作家,感谢中国作家协会近年来对西藏文学创作者的扶持和帮助,使越来越多的西藏作家被发现、被看见,使西藏文学创作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创作成果逐年丰硕,多人获得鲁迅文学奖和骏马奖,越来越多表现西藏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走进大众视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央实行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后,全国各地大力援助西藏,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的局面已然形成。作为一名作家,我的文学创作一直以观照现实、观照当下,书写发展中的西藏为己任,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大地和火热的现实,投向普通人的生活,努力将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呈现给读者。特别是获得本届骏马奖的长篇小说《在高原》,描绘了汉藏结合的茹玛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和西藏百年历史变迁,呈现了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的血脉亲情。这部小说获奖后,有记者采访我,问我是如何以民族团结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其实,我的创作从来不是主题先行,因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西藏由来已久,民族交融的事例在高原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存在,从历史大事件到寻常人家的小生活,都能寻得鲜活生动的故事,我只不过是截取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文学作品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上,民族文学为各民族提供了沟通路径,帮助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进入新时代,作家的使命光荣且艰巨,需要作家具有担当意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各民族相濡以沫、和谐共生的现实画卷中汲取养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文学作品呈现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美丽幸福生活的历程。

今年,我作为特邀编辑参加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编写的《格桑花开——援藏干部讲故事》一书的编辑工作,整个编辑过程,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也是精神受到洗礼的过程。一篇篇来稿让我看到援藏干部与当地群众的深厚感情,读到了一颗颗滚烫的心,看到了援藏项目惠及普通百姓的美好,在选择和编辑稿件的每一天,都处在深切的感动之中。

前来参加颁奖典礼之前,西藏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攀登者”文学“深扎”采风活动,前往西藏日喀则西部的边境县采风。过去,这些边境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牧民生活相对贫困,特别是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定日县,在我初入新闻行业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我看到过那里的群众在贫瘠的土地上艰辛而窘迫的生活。但这次一去,用“天翻地覆”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采风线一路都是名山圣湖,我们一行饱览了壮美的自然风光,但印象最深的风景在群众的脸上,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都挂在一张张笑脸上,这些笑脸让我对西藏的发展变化有了更直观更具象的认识。现在西藏的农牧民早已不是传统的农牧民,旅游业、新媒体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他们在继续保有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拥抱新技术,用旅游、短视频,拓展着生活的疆域。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明白西藏的文学资源是丰厚的,火热的现实是不缺素材的,尽管地理意义上的高山大川仍然是一道道屏障,但精神的时空里,西藏早已经和新时代接轨。所以,作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视野,向广阔的大地学习,向大地上生活的人民学习,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去发现、去表达。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当下,观照新时代,探索西藏题材文学作品新的表达路径,将丰富且多维的西藏呈现给广大读者,用文学作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一个作家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布买热木汗·吾不力卡司木

今年,我作为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的一名维吾尔族编辑,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获此殊荣,我内心感到无比荣耀。但我也深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凝聚着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对我的培养,它来自这个伟大时代的馈赠,体现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民族文学工作者的鼓励与肯定。这是一个荣誉,更是一种期许。

编辑工作让我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意义。长期以来,我非常关注家乡新疆的各民族文学发展事业。新疆的各民族作家积极吸收现代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探索新的文学形式和表达方式,使得当代民族文学更加丰富多彩。例如,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图尔贡·米吉提的长篇小说《王三街》、肉孜·古力巴依的长篇小说《花儿永远这样红》,都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情节,反映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生活的主题,展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扶持。这一次4名新疆籍作家、翻译家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是党和国家对新疆文学事业发展的肯定。

2023年,我去吐鲁番参加会议的时候遇到一位“80后”维吾尔族农民作家阿依谢姆古丽·色依提,她因生活繁忙而暂停创作,这令人惋惜。我很希望她不要放弃文学创作。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和她保持联系,常常进行文学上的交流。在不停鼓励下,她重拾笔杆,终得佳作,她创作的小说《明天更美好》较深刻地反映了在困难中寻找希望和出路的基层青年积极向上的心态,不同民族的年轻人患难与共、携手同行,为建设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后来,小说发表在《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2024年第2期上,对她而言,这是一份来自文学的鼓励和礼物。

当每一期精美的《民族文学》出刊时,我感到欣慰和满足。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出版一本杂志,更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书记的每一个字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情感,直击心灵最柔软的部分。我不由自主地湿了眼眶,泪水悄然滑落。

在我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最后我想说的是,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但“坚持”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请相信,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滴汗水都会浇灌出成功的花朵。作者与编辑,在相互的扶持中成就自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用手中的笔为这个时代写下温暖的篇章,为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作者系《民族文学》编辑)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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