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气壮地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脉动
备受世界瞩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正确认识党史上的三中全会，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原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自然是值得我们研究和书写的。
作为一名20多年来始终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党史题材主题出版写作的军旅作家，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先后完成了《红船启航》《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毛泽东家风》《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等红色题材的作品，在党史界、文学界、出版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较好影响。于是，我又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与写作，创作了这部《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以下简称《大国转折》）。
《大国转折》的创作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2018年完成了第一稿。作为一名70后作家，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这么写道：“从来没有为写作一本书，内心如此纠结。因为我决心要写、现在终于写下的这本书，它讲述的中国故事，离我是如此的近——是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是我亲身经历、亲身见证的历史，或者说也是我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铸就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但是，如何才能生动再现改革开放的历史原点、写出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早在1978年1月1日，当时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中就提出了一个历史之问——“中国向何处去？”同样，在1979年，当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被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时，这家在世界颇有影响的杂志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元钱硬币上转圈？”显然，这两个疑问，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这也给《大国转折》的创作提供了启示，那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故事为依托，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构思，一分为二又恰如其分地完整呈现经过伟大斗争从而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逻辑，从而告诉人们“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
《大国转折》的初稿写了60多万字，分为《徘徊中的抉择》《改革中的较量》《转折中的交锋》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两章，包括《落与起》《左与右》《红与黑》《是与非》《内与外》《乱与正》，看上去还是一个蛮不错的结构。但经过苦心斟酌，在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专家审读之后，我果断决定重新谋篇布局，缩小“改革”的篇幅，完善“开放”的内容，使得作品的基调始终围绕“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这个主题而展开。于是，《大国转折》的结构变成了《冬》《春》《夏》《秋》四个篇章，分别以《看世界》《燎原火》《里程碑》和《梦想者》为题，全景式叙述转折年代的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深层次矛盾、冲突和伟大斗争，力图为读者科学、历史、哲理地理解改革开放决策之初承前启后的曲折历程，完整地了解改革开放之初所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和实现伟大转折的整体进程，写出改革开放最初的时代脉动和历史风景。
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原点立传，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国转折》的具体构思和创作中，我特别注意在“四个结合”上下了功夫。
一是坚持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熟悉我历史写作的读者都知道，我始终强调不仅要坚持宏大叙事，而且要善于宏大叙事，因为宏大叙事从来不排斥微观叙事，甚至要在作品中处处渗透着微观叙事的光芒，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微观叙事中看到宏大叙事。宏大叙事重在逻辑，是背景和天花板，微观叙事重在细节，是内容和地板。在《大国转折》的创作实践中，我试图以文史兼修的视角，借鉴吸收了党史、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佐之权威的史料与丰富的细节，细腻爬梳改革开放历史原点的人物和事件，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聚焦鲜活的生命个体，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大历史中的小插曲、小人物，既素描呈现历史长河的汹涌澎湃，也定格特写长河上的浪花朵朵。
二是坚持国家立场与民间记忆相结合。改革开放既是国之大事，也是民心所向，这就要求我们的历史写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回避社会矛盾，注意倾听来自社会基层普通民众的声音，挖掘民间记忆，来丰富、补充和还原国家叙事。在《大国转折》中，我不仅写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安徽农村改革、国务院务虚会、特区的建立、中央工作会议、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等，也写到了日本电影《望乡》的引进、可口可乐的进口、“朦胧诗”的出现等争议，还写了自己少年时代家乡和家庭变迁的历史记忆。
三是坚持“古今中外”相结合。如何研究党史呢？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并倡导“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在《大国转折》的结构中，我的起笔落在“看世界”，从对世界的考察中，发现现代化建设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接着落笔“燎原火”，从对国内社会发展问题的存在以及与世界潮流巨大落差的深切认知中，反思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依然困难的根本原因，从开眼观照世界到脚踏实地透视国内的双重视角的中外比较中，为《大国转折》的“里程碑”建构起关于原点与原点关联的“历史圈”的全景叙事，深刻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寻找中国发展的人间正道和时代大道——改革开放。最后，“梦想者”展示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具体实践和“划时代”巨变，从而到达“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的结尾，将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构想提出的具体语境作了还原，让人们清晰、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特别是第三步的构想恰好对应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部署和宏伟目标。
四是坚持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党史主题写作和出版不仅仅是为了讲故事。我始终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讲好中国人的精、气、神，讲好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所以我在重大历史题材写作中倡导并始终坚持“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也就是注重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大国转折》中，我在力争对改革开放历史原点进行完整、全面、客观叙写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要通过“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来彰显改革开放客观自在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肌理，写出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在《大国转折》中，我大量阅读参考了当年《参考消息》刊登的外电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论和报道，作为第三方的旁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公信力，从而清晰有力地阐释并彰显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得见多远的未来。今天，我们研究、回望、重述改革开放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原点写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从文学、历史、学术的视角向人们完整、真实、客观地提供一部人人知道却又不完全知道的国家改革开放史，目的是让更多的读者朋友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国家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的，同时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地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写作，我们回望和重述改革开放的历史，既是参与现实，也是保卫历史，更是赢得未来。这也是我写作《大国转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