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文学创作论

　　近年来，学术圈流行谈论“跨界”，跨文化、跨学科、跨文体、跨媒介......不一而足。作家从事文学批评，学者搞文学创作，更是成为引发热议的文学现象。学者於可训较大体量的文学作品便诞生于这一“跨界”语境之中，引发读者关注。说起於可训的“跨界”经历，学者从事创作是其“衰年变法”之举，远非寻常“玩票”心态。而他青壮年时期横跨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大领域的研究，则可谓有着打通学科壁垒的“跨界”抱负。要厘清於可训的“跨界”学术理路实非易事，且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暂且存而不论。单说於可训的文学创作，就已让人眼花缭乱。从创作题材来说，有写农村、工厂生活的，亦有写大学校园、海外移民生活的;写爱情与婚姻，亦写亲情与人情;有回忆历史的，亦有摹写现实的;有自传，亦有他传......从人物形象来说，写农民、工人，亦写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从叙事艺术来说，有虚构，也有非虚构;有传统说书式的写作，亦有现代意识流式的写作;有书写连贯故事的长篇之作，也有记录片段笔记的短篇之章......於可训这种多元化的创作，一方面使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相，能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另一方面则使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固守恒定的风格，往往超出读者的期待视野。这不免给读者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难归难，为了好吃的“炒鸡蛋”，还是有必要去揣摩一下既会“教人家炒鸡蛋，自己也尝试炒鸡蛋”的作者是“如何炒鸡蛋的”?[1] “教人家炒鸡蛋”又是如何影响到“自己炒鸡蛋的”?

於可训文学创作的“辞章”：“二元补衬”

　　於可训的文学创作始于1981年发表的《残雪飘飘的春夜》，期间断断续续发表过“浮生杂记”系列小说等十来个短篇。直至2014年发表长篇小说《地老天荒》之后，於可训才在文学创作上集中发力，陆续发表了《幻乡笔记(四则)》《腊岁·元宵·猖日(短篇三则)》《乡野异闻(三则)》《金鲤》《男孩胜利飘流记》《特务吴雄》《才女夏娲》《乡村教师列传(十篇)》《移民监》《乡人传(九篇)》《三十功名》等文学作品。如果说於可训早期的“浮生杂记”系列小说确如标题所言，所“记”略显“杂”乱，难以归纳出章法。自2014年发表《地老天荒》至今，其近来的文学创作大至篇章布局，小至词语运用，对“辞章”(或曰叙事艺术)颇有讲究，多有两相互补的表述。借用浦安迪在研究《红楼梦》寓意时提出的“二元补衬”概念，可较为清晰地呈现於可训文学创作的这一叙事模式。浦安迪在文中指出：

　　中国人倾向于两两相关的思维方式，人生经验藉此可以理解为成双成对的概念，从纯粹的感受(冷热，明暗，干湿)，到抽象的认知，如真假、生死，甚至有无，等等。事实上，每对概念都被看作是连续的统一体，各种人生经验的特性时时刻刻地相互交替，总是此消而彼长，是无中有、有中无假设的二元图式。明乎此，只要将“阴”与“阳”看作一种关于两端关系、无休止交替、对立之物的互相涵容，以及无限对等的两段特性无穷交迭的范型，“阴阳”二字当可囊括所有的二元体系。[2]

　　类似“阴阳”互补的“二元补衬”模式，在於可训近来的文学作品中出现频次较高，而且被其创造性地运用到不同叙事要素之中。从叙事文体上说，於可训近来的文学作品在文体归属上是较为模糊的。如《幻乡笔记(四则)》，作者在出版文集时将其收录到散文类，近日又将其视作小说收录到小说集《乡野传奇集》之中。《乡野异闻(三则)》《腊岁·元宵·猖日(短篇三则)》《乡村教师列传(十篇)》《乡人传(九篇)》《三十功名》也都突破了文体界限，既像小说，也像散文;既是纪实，也不乏虚构。此外，《乡村教师列传(十篇)》在篇章布局和语言表达上也体现出“二元补衬”思维，每篇正文都是用白话进行历史叙事，篇末则将临街楼主的当下之思，以仿古体的议论之语呈现出来。有论者认为“其中正隐藏着中国小说‘传奇’文体的种子”，“径直返回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小说’传统”[3]。从叙事立场来论，其近来的文学作品所持立场较为客观、自然，少有那种左右对立的激情化叙事和极端化书写，对知识精英的审视和底层民众的俯就也拿捏到位，处处可见理性之光。《乡村教师列传(十篇)》涉及到对具体某一特殊时段的历史叙事，但它既有别于革命式建构叙事，也有别于后革命式解构叙事，而是以一种回望的姿态呈现被抹平的历史褶皱，寓解构于建构之中。写灾年饥荒，他不正面描绘人们如何挨饿，而是讲述吴先生的“善”和梅先生的“馋”;写教育大跃进，他不着力于塑造“跃进”人物形象，而是讲述熊先生的“迂”;写出身门第之限，他不重点写革命与反革命的交锋，而是讲述白先生的“恋”而不得;等等。在此类创作之中，实史虚写、野史正写，成为其叙事策略之一，践行了“二元补衬”思维，也成就了其客观公正的叙事立场。

　　如果说，以上主要是从作者创作理念层面，对其文学创作的“二元补衬”思维进行了较为抽象的描述，接下来将以其作品为例，对其中所蕴含的“二元补衬”模式进行具体地呈现。在早期小说《书场春秋》中，於可训就对这种“二元补衬”叙事手法有所尝试。小说描绘了两个乡间说书人：猪娘嘴与老赵。猪娘嘴骨架子粗大，喜说《三国》《水浒》，讲些忠臣义士、绿林好汉故事。老赵长相斯文，喜说《西厢》《红楼》，讲些痴男怨女，红颜公子故事。二人个性迥异而互补，“一文一武，一粗一细，一个称得起婉约，一个说得上豪放”。这种“二元补衬”叙事模式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除了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和趣味性外，几无余韵。

　　从《地老天荒》开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贯彻“二元补衬”思维。《地老天荒》从标题来看，天对地、荒对老，两相对应，二元互补。书中人物白鳝爹和费馨君这一对露水情人一个是瘸腿底层渔民，一个是娇美官宦小姐;鞠保和沙河嫂子夫妻二人一个养狼猪，一个喂母猪，一个老实，一个泼辣;卵生和芡儿夫妻俩“男主外，女主内。男扒子，女萝筐。种田的种田，喂猪的喂猪，般配般配。”书中不乏下列类似禅语之言，“人的心口最深”“人的眼睛最浅”“能说是世人最大的幸福，难言是人生最大的痛苦”，等等。甚至连戢姓祠堂的楹联“一挂无鳞，泥鳅短、鳝鱼长、鲶鱼嘴阔;三物有壳，乌龟圆，老鳖扁，螃蟹横爬”也充满“二元补衬”的意趣。《精古》中的精古和尼姑是一对只会发出喔喔喔喔、咿咿咿咿之声的哑巴情侣。文中所提及的参事与其夫人，一个笃信道教，一个却是虔诚的佛教徒。文中对观与庵的描述也充分体现了“二元补衬”思维，“山上有个观，又有一座庵，观名清风观，庵名水月庵。观中没有道士，庵里有个尼姑。”《生人》描绘了村里一男一女两个生人。村头胜华家有个儿子叫秀，长得眉清目秀，从小被当闺女养，骨子里透着一股女人气，整天只往家禽家畜圈里扎;村后胜利家有个女儿叫明，长得五大三粗，从小当假小子养，喜欢舞枪弄棒，挥拳踢腿，整天跟着家禽家畜满村子转悠。《追鱼》中的细火和傻弟两兄弟相依为命，哥哥以杀鳖为生，弟弟以放生为念，哥哥遭报应被雷劈，弟弟成环保榜样被报道。《腊戏》里桂三元与亚佬，一个善扮花旦，一个会配小生，戏里戏外合演《戏狐仙》，被誉为“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猖日》呈现了猖日当晚寂静村庄里骚动的草垛。这边草垛里，猫伢躺在元贞的姐姐怀里，温驯得像只猫;那边草垛里，元贞的六哥抱着淦生的媳妇在打滚。《金鲤》中仅存的两家单干户，分别住在湖的这一边与那一边，细女没爹没娘，跟着爷爷放鸭为生，水伢没娘没爹，跟着爷爷捕鱼为业，两人青梅竹马。就连两家养的狗也同出一窝，分别取名来福与来富。《才女夏娲》中的夏娲学的是文学——“胡思乱想之学”，其所倾心的阿丹学的是哲学——“胡言乱语之学”，二人皆为“胡氏门人”。在夏娲与林俊的爱情关系中，欲望的诱惑远大于精神的契合;在夏娲与姚明亮的“同居”关系中，精神的依恋湮没了肉体的诱惑。这种“二元补衬”思维除了在人物关系设计上体现出来，在夏娲的博士论文设计中也得以更具体地呈现。《移民监》中的叶佩兰退休移民之后，即存出世之心，向往回归自然的生活;老李移民退休之后，仍存入世之志，坚持在海外“拿耗子”。此外，“二元补衬”思维的运用在小说的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老曹所住小区附近有个人工池被叫做“小鸭子湖”，不远处有个被叫做“大鸭子湖”的天然湖与之对应;老曹准备的年夜饭也讲究两极调和，席设中西、菜分南北，木制红烧鱼也以阴阳合盘为贵，象征着团圆吉祥，等等。以上主要是通过对不同人物性格、命运等方面的呈现，体现出“二元补衬”的思维，《乡人传(九篇)》则在同一所传人物身上体现出“二元补衬”思维，每篇所传人物皆有缺陷，但作者着力呈现的是“白璧”而非“微瑕”，是人性的光辉面而非阴暗面。看相细爹一直混迹江湖，做过扒手、拔过牙、看过相，大恶不为，小善不断;歌子三嫂精神上有问题，却身体力行，高举火把站在巨石之上，如航标灯塔般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汉流大爷误入旧社会的江湖帮会，一个无心之举为后来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开辟了一条地下运输通道，抗战期间顶着汉奸的名分，冒着被杀的危险，为保家卫国出力;等等。

　　於可训近年文学作品中“二元补衬”叙事手法的运用，除了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和趣味感，使其有意思之外，还另有深意，使其变得有意义，也可以说是使得文章具有了较为丰赡的“义理”。

於可训文学创作的“义理”：和而多讽

　　从《地老天荒》开始，其近来文学作品的“义理”逐渐明晰，比如：温情、和谐、善意等，这在叶立文、吴道毅、李勇等人的评述文章中都有所涉及。此等“义理”的实现与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对“辞章”的讲究不无关系，更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体现。我倾向于用“和谐”一词来统摄於可训近年文学创作的“义理”面相，举凡对人性善的发掘、施予人以温暖与体贴，都是希冀通过爱与善，来化解恨与恶，最终实现两种力量的融合，达成和谐的状态。这一“和谐”美学追求，既是作者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反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审美理想的表露，这在其近来文学作品的不同层面体现出来。

　　思想驳杂，追求融会贯通之境，是其小说《地老天荒》《移民监》等作品较为鲜明的特征。《地老天荒》中的费功质在国务院和省府任职，尽力参与民事，辞官归田后，悉心整顿堤务，所为皆不出儒家经世致用之学;但其对佛家所言的因果报应也深信不疑，认为小女之灾是其治水建圩之举违拗山水，遭到了天惩，再三强调“万不可再违天悖理”;同时他也懂得“性本自然”之“道”，无奈地默许了女儿的越轨行为。费馨君似乎生来就自带佛性，终归佛门，修行于水白庵，最终消遁于禹王湖;如此具有佛缘慧根之人，既没能抑制住自然之“性”，暗结凡胎，也没能抵抗住人伦之“情”，撩动凡心。白鳝爹身上流淌着祖先野蛮的血液，深谙靠水吃水，蓄养结合的自然之“道”，在自然之“性”的驱使下与蒲花相好、与费小姐野合，此后二十年一直浪迹江湖，逍遥自在;同时，他既能在光耀族门的使命之下带头抢滩，又能发挥友爱和互助精神劝退驱撵饥民的人群;最终，他沉迷于“最深”“最浅”之类的高深问题，并悟出“人的心口最深”“人的眼睛最浅”之类的佛理。以上三人所为虽然对儒道佛思想均有所体现，但各自承载的思想教化功能却各有不同，费功质以儒家思想作为行事之道，费馨君以禅宗思想作为生存之道，白鳝爹则以道家思想作为最主要的人生准则。在其三人的血脉卵生身上应该是寄托了作者融合不同思想的理想追求，从与鱼斗、与自然斗的豪壮之气，到遭到报应病病恹恹，变得安于现状的人生轨迹之中，可追寻到儒禅道思想在其身上的投射。但此融合之举作为於可训在文学创作中的第一次尝试，并非完美，多有不够自洽之处。《移民监》讲述了几位移民老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老李在家里开辟了一间“厅长办公室”，翻看学习材料、工作简报，重新过起按时上下班的“机关生活”;在外面参加群体活动追寻存在的意义，坚持履行公安干警的职责，插手投机倒把、贪污腐败之事。叶佩兰则只想与草木为邻，与禽鸟做伴，做回真正的自由人。之后，干脆到大卫的老宅过起了隐士般回归自然的生活。老曹在一家二手店做义工，为社区的穷人创造更多的价值，颇有佛家普渡众生之意，同时他又乐于享受不受约束的自由工作状态。在他身上可以看出融合佛儒道思想的努力，但文中最能彰显融会贯通儒道佛思想于一体的要数老曹的同事。他原本是一位高官的秘书，高官犯事让其顶缸，他滞留国外，不敢回国，却也顿悟之前在国内的钓名钓利没甚意思，从此心灰意冷，决意浪迹天涯，在异国他乡了此余生，他经历了事儒、悟禅、入道的人生体验，渐至隐逸之境。此外，《精古》《追鱼》《金鲤》等作品中也都有对道禅融合的描绘。

　　如果说以上作品主要是通过对儒道禅思想承载者的塑造，希冀实现不同思想的对冲、互补，达成和谐之境。《才女夏娲》则是从方法论上为不同思想的融会贯通寻找到一条通途——“无边界”(或曰“跨界”)，作品通过对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乃至生理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在(或应在)夏娲博士论文中有所呈现，倡导不同思想的融会贯通。同时，这一意图在姚明亮身上也得以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他身上混杂着儒道禅不同思想因子，姚明亮以其弱冠之躯承担起父亲撂下的重担，不仅将父亲原来的莲藕生意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还别出心裁地在城里开起了煨汤馆，成立了公司，有了十几家连锁店，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此外，他还几次三番进山考察，捐资建校、修路、聘请老师，助力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儒家的务实、进取、担当、奉献精神。成功如他，却“不喜欢交朋结友，吃喝玩乐，只喜欢在工作之余，一个人静静地独处”，看看书报，听听音乐等，追求道家的清虚之境。同时，他跟着父亲回过几次鄂东老家，听过许多禅宗佛祖的故事，也游览过那里的名山古刹，对参禅悟道多少有一点了解。他对爱情的态度，“只要心里有爱就好，别人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叫爱情，有没有结果，都不重要”，以及对爱情的体悟，“爱情本无花，爱心亦非石，本是一念生，何来知不知”，都充满了佛理禅意。正是这样一个知贯通能体悟的市民，成为了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将学文学的夏娲、学心理学的林俊、学教育学的李春花、学管理学的何美丽、学会计学的叶春芳以及生意场上、市场上林林总总的人物关联起来，打通了精英和平民的阶层阻隔以及不同专业的学科界限，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和谐与知识融合。

　　情感含蓄，颇显平淡自然之味，在其作品《金鲤》《特务吴雄》等作品中有较为鲜明的体现。《金鲤》前五节都在描绘一对少男少女的日常生活以及懵懂青涩的爱恋，她们一起划船戏水、比赛吃莲蓬、对戏文、看金鲤产子......深情浅描，尽显和谐静美之境。即便是写水伢与细女的肌肤之亲，“两个人的身子却在水下紧紧地扭在一起，共同抵御风浪的冲击。细女感到水伢的身体里有一股热气，正源源不断地朝自己的体内灌注，水伢也感到细女的身体里有一股涓涓细流，在轻柔地漫过自己的身体。”丝毫没有邪恶之气，惟给人以男女和谐、岁月静好之感，但人物双方的情感心理得以细腻地呈现出来。类似的笔法在《地老天荒》《归渔》等篇的性爱描写中都有所体现，写白鳝爹与费馨君的野合，不注重激情场面的描绘，却用“整个湖草垛子都在温柔地摇动，发出沉重的叹息”，进行背面敷粉;写渔民归来后的做爱，不说做爱，却写“这天傍晚，村里的女人都遭遇了一场疯狂的屠杀。村巷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古怪的撞击声”，没有刺激辣眼的细节描述，却留给人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意蕴无穷。可谓俗事雅写、实事虚写之典范。及至结尾水伢被泥石流所埋，众人悲情充斥于胸，但作品仅用寥寥数笔记叙了细女行为之痴以及水伢爷爷衰老至死，悲情淡写，情感的表达含蓄节制。

　　如果说以上作品中的情感和谐主要是依靠独特的艺术表达完成，《特务吴雄》中情感的和谐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参差对照的情感呈现得以实现。小说前半部描述吴雄一步一步被引诱定性为“苏修特务”，写了纪师傅的阴谋算计、和尚的煽风点火、王守金的有口无心、刘科长的“屈审成招”、汪师傅的顺水推舟......世事荒诞险恶尽显无遗，激愤之情也溢于言表。但小说没有继续写吴雄监狱生活的艰辛，笔锋一转，却写李小菊、海海、和尚对吴雄的设法营救，写革委会公审大会上的言语交锋，写王守金的“偷梁换柱”，写海海父亲的暗中资助，写孙大哥、养蜂人的侠热心肠......尽数人性之善。世事的荒诞险恶在人性之善的消解下，呈现出温情的一面，整篇作品的情感在激愤之情和温暖之感的对冲化解之中，也呈现出平淡自然之味。

　　以上从思想、情感两方面对於可训近来文学创作的“和谐”义理予以了呈现，这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立场的好好先生。从其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悲愤”的一面，这在其早期作品中体现的更为直接鲜明，其近来文学创作因温情因素的增加，构成了对“悲愤”的部分抵御与稀释，使其处于较为隐形的状态，但它终究如一团阴翳盘旋在和谐之上，多少解构了作品营构的“和谐”状态，使其具有了反讽意味。譬如：《地老天荒》中的费馨君最终自沉禹王湖，白鳝爹疯癫而亡，渚牛山死了，禹王湖干了，水白庵旧址上则建起了麻风病院，原先生机无限的戢家墩与和谐静美的禹王湖已不复存在，徒留被宛姓人挖空黄沙的后河以及被鞠保挖得坑坑洼洼的费公堤;《生人》中秀、明二人与家禽家畜的互动表演，成为了专家研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现象，以及和谐农村建设的榜样，但是专家对研究什么，村民对怎么学，懵懵懂懂，更遑论对秀和明心理秘密的体察。《元宵》中本乡元宵节的抖狠风俗被改成了卡通武士秀，名实皆失;《金鲤》中的水伢葬身于人为因素导致的泥石流中，领导将责任归咎于村民缺少科学知识，村人则埋怨水伢爷爷的疏忽大意，惟独没有人对自身的错误行为加以反省;《才女夏娲》中的夏娲不得不孤身抚养孩子，阿丹罹患忧郁症，哲学与文学结合的宁馨儿——夏娲的博士论文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答辩现场一片混乱;夏娲与阿丹的儿子终究得不到父亲的关爱，儿子一声“爸爸”的叫喊即刻打破了夏娲的心理防线，心酸落泪;等等。这些书写里饱含了於可训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只不过这些悲愤锋芒经由举重若轻地处理，变得风轻云淡，寄托遥深。

“考据”：於可训文学创作艺术探源

　　上文我们主要是针对於可训近来文学创作的“辞章”“义理”进行了一番归纳，下面我们有必要对其“为何如此‘辞章’”“缘何成此‘义理’”的奥秘“考据”一番。这里所谓的“考据”，不只是为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语言等要素寻找出处，更是对作品艺术成因的探究。於可训治学强调“知人论世”，以此研究之法对其文学创作艺术进行探源，想必也能行之有效。其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的湖乡生活阶段、中壮年时期的研究治学阶段、近年文学创作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分别在不同层面反哺于近来的文学创作，颇有“於氏文章老更成”的健笔凌云、纵横意态。

　　鄂东记忆成为其近来文学创作的资源。纵观於可训近来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作品题材基本与鄂东湖乡老家有关。《教师列传(十篇)》《乡人传(九篇)》等记人之作，所记之人多为自己的老师(如熊先生、梅先生等)、亲友(母亲吴先生、博士外公、三姨、堂舅小吴先生、同学小徐先生等)、熟人(印象最深的看相细爹、房东冯奶等)。《幻乡笔记(四则)》《腊岁·元宵·猖日(短篇三则)》《乡野异闻(三则)》等记事之作，所记之事皆为作者亲身经历或熟知的，譬如，打鱼抓鸭、听戏看猖、抗洪躲水等。此外，这些作品的语言表达也多体现出符合本乡本土语言习惯的湖乡地域特色。一是文白杂糅，平实的白话语言夹以方言或文言表达的嵌入。比如，“驰鱼”“么办呢”“精古”“搞个屁”“砍鬼”“莫急嘛，听我讲噻”“寡汉条”“孤佬”“狼猪”“抖狠”“戴个么事”等方言表达，以及《熊先生列传》中关于熊先生之“迂”的古语体故事等文言表达，都是作者烂熟于心的语言词汇。二是短句多，主要表现在人称代词的省略，标点符号的频繁使用。比如：“又摸，又问，牛皮靴硬，扎得疼吗。大元说，惯了，不疼，睡。”这样零词碎意的表达方式较为符合大多鄂东乡民平时的说话习惯。三是叠词叠句多，譬如：“起来，起来”“快看，快看”“驰鱼，驰鱼”“莫说，莫说”“不演也罢，不演也罢”“猖吧，猖吧”等，看似闲笔赘文，其实完全符合本乡本土语言习惯，非深谙此道或不细心体察实难能有此惟妙惟肖的表达。

　　以上这些只是於可训近来文学作品较为表层的创作资源，其深层的“义理”则多受惠于鄂东湖乡文化的浇灌。鄂东自古文化混杂，既是道教活动较为活跃之地，又是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同时儒学之风也有其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一开放包容的文化风气，使得儒道禅思想能较为和谐地统一于鄂东。此地生活之人多受此浸染，於可训及其笔下的人物概不例外。生长于湖乡之地，他们深谙水之“道”，既能接受水之害，也坦然享受水之利。他们美化鱼之“性”，月夜下静观鲤鱼产子，风暴里给鱼通风报信。他们自己也顺应自然本性，不做作、不矫情，享受鱼水之欢，奢求地老天荒。他们顺乎自然却不刻意追求无为、虚无之境，仍旧葆有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活力，水来了抗洪躲水，水退了抢滩划地。同时，他们又似乎天然具有慧根，通晓禅理，时而口吐莲花，“阴阳交替，死生有数”“英雄行险道，富贵是花枝”之言如挂嘴边。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不同的文化完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总会有所偏重，呈现和而不“美”之态。至于像吴先生、姚明亮之类的人物形象，能够较为完美地融化几种不同思想，或形成自己的底线人生哲学，或将其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大概是承载了作者的理想寄托吧。於可训通过书写记忆中鄂东的人和事，一次次地驰骋于精神返乡之旅，也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其身上潜在的鄂东文化因子。

　　学者思维影响其近来文学创作的方法。对于将1950-19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进行二元对立式划分的方式，於可训保持警惕之心。他提出应以“‘二项互补’和‘两极互动’的原则，作为对当代文学历史进行新的逻辑建构的基本原则。”[4]希冀在当代文学内部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潮流之间建构起一种互补关系，作为当代文学传承新变的功能结构;而在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潮流之间建构起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结构。其实，这样一种研究思路里面蕴含了思辨思维和整体思维。这两种思维在其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得以实践，他既强调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性，同时又充分认识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断代史”的特殊性。具体到当代文学三个不同的时期，他也强调其“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有各自的特点”[5]。再具体到当代文学作品上，他认为，从“十七年”到“新时期”，中国文学虽然“在主题方面的表现是具有某种因果关系和悖论形式的‘二元对应’性。”[6]但是从题材上来说，它们还是具有“相关性”和“一致性”，主要以“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军事题材”为主。同时，从文学空间层面的考量，也体现出他的思辨性和整体观，他认为，“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当代文学既是整体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局部的地域的文学，又有别于一般的地域文学的概念，而是一种有着特殊的质的规定和特殊的表现形态的地域文学。将这样两个特殊的地域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改变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将要容纳一种异质的文学因素，从而也必将带来整体的文学结构的调整和变化。”[7]这样的思辨思维和整体思维在其多年来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中多有体现，《王蒙传论》可谓代表作。这种理性宏观的学者思维也影响到了他近来的文学创作，有论者说到，“因为学者身份，他的小说创作有着更为自觉的小说创作理性意识和深厚的文学史知识作为支撑。......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创作延续了他在学术问题上的独到思考。”[8]当然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受到了文学创作感性微观特征的制约，学者思维只能以浸润式而非漫灌式地对其产生影响。

　　思辨思维对其近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辞章”层面“二元补衬”模式的运用，以及“义理”层面不同思想、情感的融通互渗。这在上文已有过充分的论证。稍作补充的是，学者型思辨思维在《才女夏娲》这篇“知识型”小说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譬如：夏娲的博士论文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最近三十年情爱描写中灵与肉的关系问题，将近三十年文学中的情爱描写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纯精神性的，不涉及肉体的接触，第二类是纯肉欲的，没有精神在场，第三类是肉体和精神分离的，肉体在此而精神在彼，第四类是肉体和精神高度一致，契合无间的。”李教授用“纯精神有违人性，纯肉欲有背人伦，灵肉分离是人格分裂，灵肉一致才合乎常情”之语，对其写作思路予以了点拨。这种直接将具有思辨性的论文思路嵌入小说的方式，在增强小说智性趣味的同时也增加了小说的思辨色彩。整体思维对其近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则既体现在单篇作品之中，也体现在系列作品之间。纵观於可训近来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作品虽多为短篇，但他乐于讲述一个具有历史跨度的故事，小长篇《地老天荒》自不必说，书写了从民国到20世纪80年代的人事变幻。《乡村教师系列(十篇)》正文讲述与传主相关的历史故事，篇末抒发临街楼主的当下之思。其他如《精古》《生人》《国旗》《鞠保》《腊戏》《元宵》等篇，前文主要讲述与人相关的历史，后文则对此人的命运有简要的交代。这种贯通历史与当下、动态化地呈现故乡变迁的书写方式，虽蕴含了作者惋叹、反讽的情绪，但也与作者的“历史癖”学术思维有关，“想问题也好瞻前顾后、前挂后连，从纵向去寻找联系。”[9]此外，於可训的《乡村教师系列(十篇)》《乡人系列(九篇)》每篇都不致力于呈现一段完整的历史，只零散地讲述一个或几个历史片段，合为系列之后，我们会发现从民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大事小情在其作品中基本可以连成一体，互补为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或许可以称之为“太白湖乡的现代史”。

　　於可训曾在访谈中表示，写作《王蒙传论》“不是单纯为了写一部作家评传，而是想借这部书的写作，把我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包括对历史文化的一些看法，表达出来”[10]。如果说这可以算作是他借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其近来文学创作则可以算是自铸酒杯、自斟自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於可训近来文学创作可以算是对其代表性学术著作《王蒙传论》的文学化延续。

　　长者心态形塑其近来文学创作的姿态。长者心态使其在近年来选择以一种回忆、怀旧的姿态去直面故乡。这种远距离眺望的回忆姿态，使得他的情感表达更为平淡含蓄，即使在回忆改变人生命运的“三十功名”之时，他也犹如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笔端看不到任何波澜，平静地“拉熄了电灯，像对女儿也像对自己说，快睡，快睡，明天早起上学。”这种远距离眺望的回忆姿态，使得他的笔端充斥着更多的温情与善意，即使在写荒诞时世里的滑稽之事，他也能“写着写着，却又发现，人的杂念不过因时而起，因事而生，打底子的还是与生俱来的那一点善意，于是又加写了这善意。”[11]这种远距离眺望的回忆姿态，使得他的写作天然具有历史感、沧桑感，文中多次出现“后来”“半个世纪以后”“说话间”“多年后”等形容时间流逝之快的词语。也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视野，使其更能洞彻世事、知晓人心。同时，他又深知，作为一个文人的无能为力，只能继续“依靠思考和回忆，去抵消和抵御因世道人心的变化”[12]和“异化”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即便偶尔采取谐谑化的方式对荒诞的世事、异化的人心予以解构，但也给人留有足够的体面。论者曾言，“於先生经见既广，阅事已深，往往已达到处世情、人事之变而不惊，游走于各种价值体系之间而不执的思想化境。他对时代了然于心，于每种观念、立场皆有参酌，却又能和其中任何一种保持距离。‘且将故事说浮生’的从容和包容姿态，构成了他切入文学对象的前提。”[13]于是乎，才有了摒弃二元对立模式的“二元补衬”模式，才有了轻批判重建设的和谐美学追求。

　　资深学者於可训古稀之年甘当“文学青年”，而又能出手不凡的秘诀，大概与此三个方面的因素(鄂东记忆、学者思维、长者心态)不无关系，而这些因素是很多作家难以同时具备的。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文学青年”的於可训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综观以上论述可知，於可训近来的文学创作主要是通过“辞章”上“二元补衬”的叙事模式，实现了“义理”上的和谐美学追求，同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也并没有完全消隐，适度的解构对“和谐”义理又有所消解，使其呈现出和而多讽之态。这样的创作逻辑似乎触及到了“中国叙事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那么在此类对立相、或殊相的核心，必然存在某种互相维系、互相融合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所谓‘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内中和而外两极，这是中国众多叙事原则的深处的潜原则。”[14]这可能正是於可训政治理念趋向调和、文化心态向中国传统回归的中庸之势，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吧。而这又促发了他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上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注释

　　[1] 《文学评论家於可训推出首部小说集 “教人家炒鸡蛋，自己也尝试炒鸡蛋”》，《楚天都市报》2021年11月21日。在访谈中，於可训重复了近几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些教文学的教员，是自己不会炒鸡蛋，还要教人家鸡蛋怎么炒。”

　　[2][美]浦安迪著，刘倩译：《浦安迪自选集》，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0-191页。

　　[3]李遇春：《回到中国小说的“传奇”种子——读於可训近期小说系列》，《长江文艺》2021年第15期。

　　[4]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於可训文集》卷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

　　[5]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总论》，《於可训文集》卷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6]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於可训文集》卷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页。

　　[7]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总论》，《於可训文集》卷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8]周新民：《打捞事实——浅谈於可训“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长江文艺》2021年第15期。

　　[9]於可训、张均：《事实比观点更有力量——於可训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10]於可训、张均：《事实比观点更有力量——於可训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11]张均：《於可训小说近作读札》，《长江丛刊》2019年第3期。

　　[12]於可训：《王蒙传论》，《於可训文集》卷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7页。

　　[13]张均：《在场的冒险与诱惑——评於可训先生< 王蒙传论> 》，《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

　　[14]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