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当下性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路所展现的美好图景，如何坚守人民立场，凝心聚力，用心书写生生不息的时代华章，始终是当下文学内在的某种思想询唤，催人砥砺前行。作为上海文化的观察者、践行者、书写者，我们必须奋力寻找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方位，精心描摹新时代新颖深邃的中国故事、本土经验、多元情感。面对当今世界急剧变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生态，努力重新形塑新的感知方式、经验形态、话语方式，用心用情解析新的时代意识、心理图标和精神符码，创作出更多携有深厚人民情怀，具有精神导引力和思想提挈能力的文学作品，来回应新时代和人民的深切召唤与期待。
当下有许多新的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但也不能过于放大其效应。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海派文化时断时续会产生各种现象，成为一过性的文化热点，就象地震的主震与余震的关系，是一种不断激荡变化，激浊扬清，扶正去魅的过程。关键是要靠作品说话，凭藉其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来印证海派文化的底蕴，包容度和当下的创新能力。
海派文化研究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尤其要关注文化的当下性及其现实的延展。海派文艺一直以来缺乏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恒久魅力的精品力作的缘由，还在于一些作者作品的人文境界与生命情怀有待于拓展和提升，区域性文化格局与气象亟待进一步张扬，在于创作者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原有的生气活力的丧失，叙事创新能力与再生能力的匮乏。
当下社会的现代转型已经给我们的文化或文学带来了格局的变化：一面是商业文化的强烈生长，给人们造成了精神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仍占有一分天下，而独立高蹈的文化姿态依然是纯文学藉以特立独行的标志性招牌形象，并对流行文化构成一定的抵抗和遏制。这三种文化势力互相映照，互相角力，自然也共存共荣。沪语文艺热及其作品只能是其中的一支奇葩，是文化形态迁徙变化中的过客，其文化效应不能过度阐释。
我觉得，真正优秀有永恒魅力的文艺作品，首先应该具备强烈的理想情怀，道义担当和对价值信念的恪守，其次要包含普遍的明晰的社会批判性或者思想的容量与深度，再者要具有深厚的平民意识或者人民性，有坚定的价值立场与深切的社会关怀，这还不是一般文艺创作中所谓的平实视角与日常性叙事，而应该是一种文化姿态与文体实践的相互结合与映衬。正像有评论家所言，它们需要提供的是一种能够对当下日常生活予以探究的新的视点，一种新的对于当下时代及其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想象，或者是一种对于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精妙理解与阐释，而眼下的一部分文艺作品显然无法跃升到这样的层面，达成对人们心灵上的有力震撼与冲击。
海派文化新生现象需要得到重视与关注，不但是因为其现实的延展在当下的迫切介入，更在于海派文化不可能简单划分为传统与当代，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分野，而应该是一种有弹性空间与再生活力的文化范畴。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容纳各各不同的文化经验与创作养分。
譬如我最近一直关注的近十多年以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一批新上海诗人的写作就是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首先，这批诗人的作品中大多呈现一种独立于城市文明，既漂泊不安，又难以离弃的精神姿态，始终覆盖着城市与乡村文明错动而间离的双重投影。其次，他们的内心深处紧密依恋着故乡，却又无法实现身体的返回，“身”与“心”的背离与游荡使其成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明的双重“他者”。再者，从文学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讲，作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双重经历者，他们的作品中本应具有城市与乡村语言的呈现与交融，以显示文学语言变化演绎的可能性，事实上显然也差强人意。部分诗人的语言技艺缺少强烈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匮乏鲜活的当下生活的质感。而这其实也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精神生长中的矛盾性，既想在语言世界中妥置自己现实中紧张不安的灵魂，又深感自我话语在现实碰撞中的卑弱无力。
这种新的“乡土性”特质的融入是晚近年代以来独有的现象，也是海派文化现象中值得探察的当下性的层面。至少它不是传统海派文化概念中的主要语项，反而有京派文化的意趣包含其中。譬如三四十年代文学中象李健吾等一些西学精湛、传统文化素养深厚的作家作品，就是试图在西方文明的挤迫下进行自我与文化姿态的调整，与乡土世界进行连接与对话，而成为他们一种实现关切时世，表达自我的途径与方式。当然，现实中的城市与乡土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审美经验，无法再被传统的叙事方式虚构与纪实了。海派文化或者海派文学的一个紧要使命就变得迫切起来，那就是要尽力实现海派文化的还原与返回之路。“还原”就是要深切理解生动的现实形态，体现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交融性，“返回”就是要细致探察具态的文化样本，呈展海派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