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顾艳新作《楼下》

　　《楼下》是作家顾艳的一篇新作，发表于《长城》2022年第5期。“知识女性”一直以来是顾艳笔下的一类重要女性形象。在不久前的一篇小说《岁月亲情》中，她书写了一位知识女性在各种社会身份之间的纠缠，想要腾空却发现自己被周身缠绕，羁绊她的不只是伦理亲情、孝悌责任，更是在种种身份之间难以周旋的境遇，是个体的“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失衡。然而，在《楼下》这篇小说中，同为知识女性的安米则显得自由豁达很多，虽然她也曾困顿于家庭琐屑，但这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显得从容轻盈很多了，旅美华文作家的身份不仅为顾艳小说提供了异域的发生空间，也赋予了她另一种话语和言说方式。

　　不同于《岁月亲情》近乎写实而铺陈的散文笔法，《楼下》的语言风格内敛而克制，作家采用第三人称近乎零度叙事的叙述视角，随读者旁观了安米的生活片段。同是写女性在家庭中的身份、角色，《楼下》将矛盾冲突聚焦在安米与丈夫孙小阳构成的小家庭，写异国背景下看似寻常夫妻生活中的平静与波澜。

　　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顾艳以敏锐的视角关注到了陪读这一社会现象，以及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内心世界，和由此触发的波澜与火花。小说中，安米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丈夫孙小阳辞去国内的工作赴美陪读，安米获得了一份大学助理教授的教职，丈夫小阳则在家带孩子，偶尔在网上教教孩子们画画，没有多少收入。国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在安米和小阳家完全颠倒了过来。小阳身体不好，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时不时还要忍受安米的咄咄逼人的冷嘲热讽，他只能默默承受着、忍受着，因为学不会英语即便出门也难以和他人交流。

　　顾艳在这篇小说中刻画了一个经历着生活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男性角色，男子气概在这个男性角色中消失了，小阳成为了一个社会边缘人，在异国首都华盛顿，小阳是一个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人，因此他常常自卑，正如他有时对安米说：“我曾经是个身体虚弱的儿童，后来是个身体虚弱的青年，现在是个身体虚弱的中年人了。再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安米在家中对小阳颐指气使，小阳在家中就像小媳妇儿一样生活，颓废、窝囊、不被重视、没有地位。不平等的家庭地位、不一致的步调、失衡的夫妻关系使他们终究只能凑合着过日子，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生活，实际上暗潮汹涌，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精神出轨。

　　安米的心思，被偶遇的小她十来岁的华裔年轻人“绿毛”牵动了，他年轻、搞怪，他的身份、职业对于安米来说是一个谜，绿毛的出现如同生活中的惊鸿一瞥，给安米的平静乏味的生活注入了一丝新鲜感，安米需要的正是这种新鲜的活力。而孙小阳因为在家里没有地位、个人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可而对安米产生“报复心”。在这种报复心的驱使下，他碰到了楼下的华裔女妇人王莉莉，在帮王莉莉把书柜从地下车库扛到客厅的过程中，小阳感受到了来美陪读九年未曾有过的成就感。安米和小阳的这段婚姻，注定失败的原因在于双方的需要都没有被满足。在安米眼里，小阳成天无所事事、颓废窝囊、身体虚弱，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在小阳眼里，安米仗着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和大学教职的社会身份，对他颐指气使、不留颜面，毫无女人性。两人步调不一致，又缺乏相互尊重、崇拜与认可，因而只是凑合着过日子，终究是同床异梦。

　　显然，绿毛和王莉莉的出现只是加速其婚姻破裂的催化剂。陪读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以一方的无条件牺牲为代价的。然而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并非一方为另一方牺牲，而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步调一致的良性发展。顾艳对孙小阳形象的书写，实际上道出了陪读这一现象中暗藏的家庭性、社会性危机。无论陪读的一方是夫妻还是父母，陪读者在异国环境下面临的处境是相似的。对语言和环境的不适应、放弃自己一部分家庭属性或社会属性、精神上的孤独和不被理解。这类群体应该被看到、被重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应该被充实，他们的存在不应该是为了另一个人而存在，他们的价值需要得到发挥和肯定。

　　顾艳对这一题材的发掘，体现其目光的敏锐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书写，表现出了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的自觉介入。作为海外流动华人的一份子，顾艳对这一群体在异国的经历及可能面临的问题有着切肤的了解，而作家的身份和知识背景又使她获得了一种游离者的视角，使她得以与被叙述者保持一段审视的距离。因此，相比《岁月亲情》，中篇小说《楼下》虽不乏想像性的虚构，其叙述显得更为客观而冷静，作家通过这个故事意在描绘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引起读者对陪读这一边缘群体的重视和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

　　小说中的安米形象同样值得关注，如果说顾艳在《楼下》中塑造了一个贫弱的男子形象，是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颠覆的话，女主人公安米的形象塑造同样也是一个颠覆。小说中的安米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但在家庭生活中，她说话刻薄、态度强硬，在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家庭中心由男性倾斜到了女性，男女的家庭地位和价值分工，仍然处于一个失衡状态。在安米与小阳的对话中，似乎不无几分古代悍妇的样子，全然失却了现代高等知识分子该有的模样。女子气在安米身上被削弱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米是以扮演男性的方式来获得了家庭的统治。

　　除了性格上女子气的弱化，在外貌上顾艳也埋伏了一笔，她写道：“来美国后，安米的穿着不是掉了一个档次，而是很多。她越穿越随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条西裤，一双平底鞋，再加上T恤和外套。”这一笔，标志着安米在外貌形象上也逐渐弱化了自己的女性特质。

　　然而，《楼下》的精妙之处，在于小说家并没有将这个角色塑造得平面化，那些游离的部分，才是小说的微妙之处。比如，小说家紧接着写道：“因此，她非常怀念上海生活的日子。那些曼妙多姿、丰姿绰约的上海女人，才是女人中的女人。”在类似的叙述中，主人公的形象逐渐立体起来。《岁月亲情》中，“我”也曾是穿着旗袍丰姿绰约的女人，面对母亲的衰老，“我”不禁感慨：“从母亲身上，我发现一个女人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在安米的回忆中，我们也不禁揣测，是什么改变了安米，使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是异国求学的艰辛、是人在客乡的自我保护、是面对零零总总平淡生活琐屑的疲惫，还是辛苦养家的经济重担?小说中早已有了铺垫和注脚。

　　小说的结局以安米和小阳的离婚收束，曾挑逗两人生活之弦使其心生微澜的王莉莉和绿毛，也终究只是萍水之交，漂移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过是日新月异的华盛顿生活里的一个过客。不同于《岁月亲情》血浓于水无法割舍的亲情和华夏民族深重的文化传统，作者将小说《楼下》的背景置于首都华盛顿，不仅是作家自身一部分生活观察的再现，更是在这个小说中表现了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根感，城市人精神上的悬浮感和漂浮感，以及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日渐紧张的城市资源和空间设置带来的幽闭感和压力感。在这种语境下，人与人匆匆相遇，也匆匆告别。在告别了小阳痛快淋漓地哭了一场后，“她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条五彩缤纷的彩虹”，她仿佛与过去的生活告别，一个崭新的未来等着她去创造。小说的结尾，安米的事业蒸蒸日上，当小阳给安米发出想要重归于好的信号时，安米回信道：“忘却过去，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如果说《岁月亲情》中的“我”仍深深牵绊于亲情、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缠绕的话，《楼下》里的安米已经有了解开束缚、自我松绑与过去说再见的决绝和勇气。顾艳立足于生活现实，用或写实或虚构的笔法道出了当代女性正在面临的一些难题和困境、正在承受着的精神负重，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压抑和扭曲。伍尔夫在一百年前就说过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女性需要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女性的独立方式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独立而自由的灵魂开始，剔除掉女儿、妻子、母亲、教授等社会身份，女性首先应该做自己，这比任何事都重要。显然，安米正在往这条路上前进。

　　两个小说虽立足于不同的社会现实语境，但都凸显了女性在逆境里的智慧、坚韧。《岁月亲情》和《楼下》里的“我”，和安米不过是各自生活里默默承担起生活重担的个体。她们有各自的弱点和局限，她们并不完满，但都立体生动。她们是生活着的人，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家顾艳的敏锐和功力，同时也饱含了作家对女性该有的理想模样和生活的追寻和探索。而在这种探索中，我们也看到了重新回归写作的顾艳，对自己九十年代以来的一贯风格的承传和接续。

　　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从前对写作的追求是一种智性表达，在重新恢复写作后，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达呢?”这是她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两篇近作中，我们也看到了顾艳的探索和努力，《岁月亲情》中绵密铺陈的生活写实与《楼下》客观克制的旁观想象，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在处理不同题材时迥然不同的叙述方式，以及回归后的顾艳驾驭多种写作题材的能力。

　　顾艳的写作以女性入手，又超越了女性叙事。除了对当代女性精神生活的关注，《岁月亲情》中对老年痴呆患者群体的关注和《楼下》对海外陪读群体的关注，不仅反映了她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表现出了作家的社会意识和承担，也向我们展示了回归后的顾艳在面对新的写作现实的活力。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