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贵小说评论

　　哲贵属于不那么容易被定义的作家，有种强烈的使命感潜伏于他的笔下。纵观他近十年来的创作，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他笔下的人物背负着这种使命的情态：他们总是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想去哪儿，我想干什么”;他们与环境、与自身的关系，似乎永远处于一种试探、对抗、冲撞、撕扯的状态之中。因为，他们一直在尝试各种方式去探索自我的边界，寻求精神世界的突破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可能。这种探索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越过精神世界的“刀锋”而不被割伤，几乎是不可能的。尼采曾说，“精神的强力渴望重的、最重的负担”。哲贵的小说中，那一个又一个扑向“刀锋”疯狂试探且不断攀高的人，看似异类，其内在本质却是真正的“精神强力”者。

　　这种“试探”的初级阶段，是《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中柯巴芽的状态。大学毕业后的柯巴芽一直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回不回信河街、去不去爸爸的公司上班、当不当公务员、恋爱成功或是失败……甚至，与一个年龄可以当自己父亲的人冲动之后怀上的小孩，她都毫不犹豫地跟谁也不说就处理掉了。为什么无所谓?因为她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她又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清楚”，而她拒绝在“不清楚”之下做出选择。这种状态正是哲学意义上“自我觉醒”的开始——叔本华曾说，人有两次出生，一次是自母体诞生，第二次，是当你意识到你是一个独立个体且想改变和超越的时候。如果没有“第二次出生”，这个人在精神上，永远都只会是个“婴儿”。柯巴芽身上这种天然的难以消解的“高度内省”的人格，几乎是哲贵小说人物的最大共性。处于这种初级状态的还有《住酒店的人》中的朱麦克以及《陈列室》中的魏松，朱麦克为了“隐私和安全”，为了守护自我的边界，近乎矫枉过正地，拒绝了生活中一切可以免除的“关系”;而魏松，潜意识中，他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人体模特都做成了前女友的样子，却放弃了所有可能与前女友再见的机会。

　　在这个阶段里，柯巴芽、朱麦克、魏松们，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自己，他们的“身心”还难以“合一”，小说也只能在结尾处仍然将他们留在混沌之中。而在《每条河流的方向与源头》中的吴旖旎和《归途》中的叶一杰身上，我看到了变化。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幻灭之后的吴旖旎，像柯巴芽一样，也去了山中，突然开始画画，那是她的家学——她一直试图另辟人生的蹊径，而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家族的“河流”当中;叶一杰一直“喜欢身体背后的另一个自己，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自己。两个自己相处得如鱼得水，却又爱恨交加”。他出国去寻找成为曾经照亮他的“那一束生命之光”——他的偶像艾迪·斯里曼的机会，几年后却又选择了回国——学习与借鉴可以，可是最终，他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根源成为他者。吴旖旎、叶一杰们从一开始的“自我反对”走到了“自我接纳、身心合一”，这是艰难的精神性成长，更是人格走向成熟的巨大变化。然而，仅仅走到这一步，对于哲贵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要将我们带入《仙境》，并《化蝶》重生。

　　从《仙境》和《化蝶》这两篇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身心合一”之后，“灵”出现了。或者，应该说，“灵”一直都在。只是，在“身”与“心”“爱恨交加”缠斗不休的阶段，“灵”显得模糊而又遥远。对“灵”的探索和追求，几乎是哲贵所有作品的背景或终极目的，那是他在俗世的深处一直凝望的彼岸。所有近乎疯癫的痛苦，皆源于追求自我完善、塑造理想人格以期抵达彼岸的渴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求索”的精神，一直都在我们的文化脉络里。而哲贵的创作，从一个看似异质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时代更为纯粹的一种精神求索体验——

　　在柯巴芽、朱麦克们所代表的自我精神探索的“初级”阶段，因为忙于认识自己的“内心”，难以调和身心的矛盾而总是深陷精神困顿的他们，本能地逃离现实。因此，他们将生活延续下去的方法，常常是被动的，退缩的，自闭式的——柯巴芽上了山，朱麦克住进了酒店，魏松把自己所有的情感寄托都锁在了陈列室里……吴旖旎和叶一杰出现时，哲贵笔下的人物已经找到了在现实中自我实现的方式，他们“回归了”，身心合一，灵性的光芒照了进来，随之，《仙境》出现了。而《仙境》中的余展飞依然是“心里住着一个白素贞，身体里也住着一个白素贞”，他“不能自拔，意乱情迷”，甚至“神志不清”，他仍然处在一种“身心”难以调和的状态。只是余展飞的“身心”冲突和迷茫，已经和柯巴芽们的状态大为不同，在不变的执着特质之下，余展飞似乎得到了某种灵性的“点化”，他对于精神的探索更加主动、热情和强力——越靠近“彼岸”，灵性的力量越显现出来，这一点在《化蝶》中有更为充分的体现，它开始强烈影响肖晓红和尤家兴的俗世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忍辱”“破防”，使肖晓红“终于摆脱了”对剑湫的追随和模仿，她“找到了自己……她飞翔起来了，包括精神，包括身体”。她塑造的“祝英台”更加精进了，但她对这种“灵魂开悟”的状态是陌生的，在升华至“另一个境界”的途中，她失控了。值得关注的是“剑湫”这个人物，她是哲贵笔下少见的“身心灵”极为和谐统一的角色——她了解自我，在精神和生活上皆独立且完整，她可以在“俗世和彼岸”之间自由出入。惟其如此，才可能出现《化蝶》最后的那一幕：她把肖晓红从疯癫的状态里“带出来”了，同时，她又使“另一个尤家兴”“跃上舞台”——在通往彼岸的路上，她已可以“度人”。在“剑湫”身上，哲贵基本完成了他对“此岸”世界理想人格的探索与塑造。

　　可贵的是，他为这种探索所搭建的所有舞台、所虚构的所有人物，都充满了生动的艺术的真实性，且不失其正。他的作品中跌宕起伏甚至永无止境的撕裂与冲撞所可能产生的破碎感，以及隐藏任务的庄重严肃，也并未牺牲掉故事的可读性。透过他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化蝶》中的剑湫、肖晓红和尤家兴，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比生存环境、比历史、比所有看似不可改变的一切都更加强大的生命所折射出的无穷无尽的热情和令人吃惊的韧性——这或许正是哲贵如此执着于为人类的心灵寻找出路、持续呼唤灵魂觉醒的原因：人类心灵深处那种不断创新、突破和超越的渴望，正是我们永恒的力量和希望之源。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