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器的人与精神寄居蟹——论孙玉亭

　　小说是人物的世界。人物是小说舞台上的哈姆雷特。创作一部小说，就等于发现人物和塑造人物。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通常就是谙于知人心的专家，也是善于写人物的高手。他会用心分析和刻画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不仅有能力将主要人物写得顾盼生姿，呼之欲出，也有能力将次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使人读之如睹。路遥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天赋的小说家。

　　在《平凡的世界》里，即便那些着墨不多的人物，如郝红梅、田润叶、杜丽丽、田福军、王满银、周文龙、古风铃、金富、孙玉厚和徐国强老人等，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梁上君子金富对村里人吹牛说：“我常坐的是飞机!两月前，我就坐飞机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我妈正在哭咽河里洗衣裳哩!田万江大叔吆一群牲灵在田家圪崂的土坡上往下走;还听见庙坪山玉米地里锄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呱呱的……”寥寥几笔，令人绝倒。改革开放前，无论在蛮荒的边鄙之地，还是在繁华的首善之区，都不乏这种孟豪森式的吹牛大王。至于那些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如孙少平、孙少安和田晓霞等，则翩翩然走出了薄薄的纸页，走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这些人物形象，也许未臻至善至美之境界，但却像雨后的田野一样清新，像黄昏的叹息一样真实，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别具个性风貌的人物。

　　自《平凡的世界》问世之日始，人们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了孙少平、孙少安和田晓霞等人物身上。这也不难理解。在任何一部小说里，占据作品核心位置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美善品质的主要人物，往往体现着作者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因而，总是会受到普通读者的眷注，受到批评家和学者的青睐。人们在解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自然会更关注安娜而不是卡列宁，会更关注列文而不是奥勃朗斯基;人们在阐释《红楼梦》的时候，也更喜欢谈论贾宝玉和林黛玉，而不是贾政和赵姨娘，更不是薛蟠和夏金桂。

　　但是，次要人物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事实上，在许多长篇小说中，次要人物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给作品提供价值力量和精神光芒的次要人物，《战争与和平》中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红楼梦》中的那几个翩然而来、翛然而去的僧道人物，《白鹿原》中的朱先生，皆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路遥从叙事和结构的角度，强调了次要人物的作用：“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帖和匀称。”所以，路遥认为，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要照顾到包括次要人物在内的每一个部分。

　　孙玉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次要人物形象。他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象征着积极的价值和伟大的精神，而是因为在他身上，隐含着路遥深深的忧思——对改革开放的艰难性和曲折性的忧思，对抵触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惰性力量的顽固性和破坏性的忧思。改革是路遥特别关心的问题。他观察和评价人物的一个尺度，就是看他是不是赞成改革。他甚至会关心特殊身份的逝者对改革可能有的态度：“作家路遥就问过作协的老人：‘如果柳青活着，不知他是改革派还是凡是派?’”柳青活着会怎样，盖难言之矣，且姑置勿论，但孙玉亭却实实在在是一个反对改革的“凡是派”。路遥之所以塑造孙玉亭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改革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这种阻力会来自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又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和意识。

　　孙玉亭是一个被轻忽的典型人物。无论从时代性的角度看，还是从一般人性的角度看，他都是颇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人物。他是被低级情志奴役的人。“堕”与“浮”是他人格和性格上的本质特点。所谓“堕”就是堕弱和慵惰，是一种向下和向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所谓“浮”就是浮薄和虚荣，是一种缺乏方向感和意义感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就前者说，他患有严重的“精神恋旧癖”——他的精神和生活，不是向上升华和向前发展，而是向后退缩和向下沉落;一切新的变化和改革，都会令他惶恐和抵拒。就后者说，他是“光荣的多数”中的一分子，特别迷恋那些虚幻的东西，喜欢那种喧嚣的大场面。他害怕告别停滞的旧生活，承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重负和压力。即便时代已经进入新阶段，他仍然渴望回到那种喧闹而又僵滞的生活状态里。正是围绕着“堕”和“浮”这两个字，路遥健笔抟捖，塑造了一个东跑西颠而百无一用的“多余人”形象。

　　在现实生活里，孙玉亭这样的人物，可谓其徒实繁，所在多有。这是一群没有健全的个性和成熟的理性意识的人。无知和盲从是他们性格上的根本特点。他们有眼睛，但却看不见通向尊严和幸福的道路;他们有耳朵，但却听不见真理和信仰的声音。他们的面孔是绯红的，但内心是苍白的;他们的身体是健壮的，但灵魂是孱弱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很少形成清晰的观念和正确的思想。他们糊里糊涂，懵里懵懂，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精神上的幼稚状态。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现代文明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他们是一群活在现代的前现代人。孙玉亭的人格，就是惧怕变革和排拒改革的惰性人格，也是路遥质疑和否定的人格。从孙玉亭身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某一类人的共同心理和共同人格。研究孙玉亭这个特殊的个体，就是研究一个庞大的群体。

　　如果说，路遥通过对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和田福军形象的塑造，热情地呼唤和推进改革，并向那些艰难地推动个人生活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人们致敬，那么，他也通过对苗凯、冯世宽、田福堂和孙玉亭形象的塑造，来提醒人们注意，改变个人生活和推进社会改革的阻力有多么巨大，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理想有多么艰难。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既是一部赞美改革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部关于改革的忧患之作。

一、不成器的人：通过比较，看孙玉亭

　　对比修辞无疑是叙事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技法，也是路遥在小说写作上自觉使用的方法。他曾经多次谈到对比技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重要性：“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地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如果从总体色彩上来考虑，这边是亮的，那边可能是暗的或者一种投影。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显然，对路遥来讲，对比已经不止是一般性质的微观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深刻的美学认知，一种宏观的文学意识。

　　清人吴见思高度评价司马迁写人物时两相对照和多方对照的技巧。通过与卫青等人的对照叙述和描写，太史公将汲黯的无所避忌的戆直和敢批逆鳞的勇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读之神旺，鄙吝之心顿消，正所谓“意思性情，气概节谊，无不全现，反强于只写一汲黯”。在《平凡的世界》里，对比之用亦大矣——正是通过对照性的叙述和描写，孙玉亭的性格和人格才得到深入而充分的表现。如此说来，在比较的视野里，通过与文本外和文本内的其他小说人物的对照，就应该是分析孙玉亭形象的有效方法和策略。

　　从中国小说人物的谱系来看，孙玉亭是现代乡村社会的应伯爵。他像应伯爵一样势利，也像他一样过着依人作计的生活。他是阿Q和华威先生的精神之子。他像那位住在土谷祠的前辈一样，有点愚昧，有点没心没肺，过着一种糊里糊涂的生活，又像装腔作势的华威先生一样，有点虚荣，有点浅薄，过着一种浮面上的生活。只是，他不像应伯爵那样无耻和邪恶，也没有阿Q身上的流民习气和华威先生身上的凛凛威势。阿Q是深刻的观念的产物，华威先生是反讽性想象的产物，而孙玉亭则是路遥对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生活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孙玉亭是《创业史》中孙水嘴(孙志明)和杨油嘴(杨加喜)的“同类项”，是与他们比较相似的人物。路遥曾经批评柳青让杨油嘴出场太迟，到了第二部才第一次露面，这样，就“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完成这个人物”。事实上，柳青塑造这类人物上的根本问题，并不在艺术形式层面，而在思想观念层面。也就是说，由于观念上的局限和认知上的偏见，柳青笔下的这两个人物，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了很不利的位置上，就被单纯地当作“落后分子”来描写。“孙水嘴”和“杨油嘴”这两个几乎相同的“绰号”，就显示着柳青对人物的态度，也预示着他们将被简单化甚至污名化地处理;柳青笔下的这两个“嘴”，像苍白的符号和飘忽的影子，给人一种单薄而虚假的感觉，甚至有些让人恶心的感觉——在写于1978年8月的短篇小说《青松与小红花》中，路遥就以柳青笔下的这个人物为修辞奥援，来描写吴月琴对公社文书杨立孝的反感：“他像孙水嘴一样叫人恶心。”比较起来，路遥对孙玉亭的描写，包括对王满银等人的描写，则是自然而真实的，是按照生活的客观情形如实表现的结果。这样，路遥笔下的“落后人物”，就是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活泼泼的人，而不再是从片面的观念里产生出来的僵死的怪物。

　　就文本内部的客观情形来看，孙玉亭与孙玉厚之间是对照关系，与孙少平之间也是对照关系;前者是近距离的柔性对比，而后者则是远距离的强烈对照。在所有的关系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最亲近的，也是最适合进行对比描写的。他们出自同一家庭，有着相同的血缘关系，甚至有着相似的家族气质。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兄弟之间也可能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性，甚至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孙玉厚与孙玉亭二人，除了名字里的前两个字是一样的，在性格和德性等诸多方面，不仅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而且简直就是迥然不同的人：一个是那样坚韧、慷慨和仁慈，一个则恰恰相反，显得那样脆弱，那样自私，那样不顾亲人的死活。

　　孙玉厚是一个极为本分的农民。他清楚地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所以，对于生活，他从来不存非分之想，而是年年岁岁、辛辛苦苦、一丝不苟地营务庄稼。他不仅毫无投机取巧和耍奸溜滑的坏毛病，而且，还能凭着自己庄稼人的处世原则，敏锐地觉察到了生活中的邪慝和不祥。孙少安在叔叔孙玉亭撺掇下，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把个“点火仪式”搞得极为扬厉铺张。然而，玉厚老汉却惴惴不安，并不想参与儿子的“红火热闹”：

　　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不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到高兴和荣耀。相反，他心中一直有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他说不清楚他惧怕和担忧的倒究是什么。总之，即使全中国的人都为他的儿子欢呼，孙玉厚老汉也永远心怀这种惧怕和担忧啊!

　　当然，他今天实际上也无心做活，只是到这里来躲避某种在他看来类似灾祸一般的事件。他不时把锄撂到地里，蹲在地畔上的玉米林中，忧心忡忡地看着对面那片乱得像马蜂窝似的人群和那块高悬在人头上的“耍电影”的白布帐。在这全村欢腾喜庆的日子里，蹲在这里的他简直就像个不吉祥的怪物。而老汉自己瞅着对面人群头上的那块白布，也奇怪地联想起丧事上的孝布。

　　对于纷杂而多变的生活，孙玉厚有自己的经验主义的理解和看法。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沉重的人生经验，凝定为踏实的生活态度和切实的生活原则。他的人生哲学，像泥土一样朴实，也像山峦一样稳实。所以，他才有不违情悖理的定力，才能做到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情——即便“全中国的人”都“欢呼”，他也不会为之歆动;相反，他会凭着自己朴素的人生经验，敏锐地感受到生活表象下的淆乱和威胁，并为之深感不安和忧虑。唉!他一生经见的怪事情，实在太多了。“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一切都没个定准儿。越是风光的人，越有可能倒霉;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有可能吃大亏。一夜之间，好的一变而成坏的，坏的一变而成好的;在峰巅的忽而跌入沟壑，在沟壑的忽而升上峰巅。悲与喜，荣与辱，不旋踵间，就有可能大翻转。他之所以惧怕和担忧，是怕自己的儿子头脑发热，不知斤两，跌大跟头啊。

　　宽厚和善良是孙玉厚主导性的性格特点。他为自己的弟弟付出了无量的爱和巨大的牺牲。1939年，父亲暴亡，玉亭五岁。从那年开始，他像慈父一样，负起了养育弟弟玉亭的责任。他供养玉亭上学，想把他“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后来，他不仅东借西挪，帮玉亭成了家，还把仅有的一口窑洞让给他住，自己则带着一家人，借住别处，辛苦度日。

　　事实上，孙玉厚的善良，表现在对几乎所有人的态度上。田福堂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年轻时一起揽工的好友。但是，当了村里的最高领导之后，田福堂却变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包产到户，人自为政，田福堂成了孤家寡人。他身体虚弱，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咳嗽喘息长时间停歇不了。他几乎耗尽了身上的力气，伏在犁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连那头老黄牛在旁边看着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怜悯”。然而，孙玉厚没有看他的笑话，而是帮他把地种上。他的善举让失去势力、陷入困境的田福堂既感动，又酸楚。

　　在哥哥孙玉厚的比照下，孙玉亭的懒惰和自私，他的浮薄和任性，他的不良善和不成器，显得愈加彰明昭著。软弱和自我是孙玉亭性格中极严重的缺点。他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软弱，又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自我。这样的人，没有认认真真的生活态度，也没有踏踏实实的劳动态度。他总是避重就轻，好逸恶劳。清人张履祥说：“凡人小有成就，幼稚之日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苟且颓堕，即将来无一济矣。”孙玉亭举动无恒，老大颓堕，可知其“幼稚之日”必无“奋起之志”。

　　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家庭和自己，孙玉亭都缺乏责任感。在双水村，大家都很穷，日子都很苦，但是，孙玉亭的贫穷却到了极不堪的程度。他的极端性质的贫穷，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自己缺乏责任感造成的，是由他的可怕的懒惰造成的。一个噙齿戴发、身高马大的男人，却长年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穿着用绳子绑在脚上的破烂的鞋子，你能说他对自己是负责任的吗?

　　哥哥孙玉厚对生活的那种惧怕和担忧，孙玉亭的心里是没有的。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说乔托画中的犹大“像一只动物，对落在自己头上的可怕任务半无知觉”。孙玉亭对自己的人生也糊里糊涂，“半无知觉”。他整天嘻嘻哈哈，没来由地兴奋，没来由地欢乐。在他眼里，生活就是无尽的热闹，就是喧嚣的大场面。他没有现实感，几乎感受不到生活的艰难和人生的痛苦。

　　本来，农民进城当工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而，孙玉亭却交上了这小概率的好运。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工业建设的需要，由于城乡之间森严的户口壁垒还没有建构起来，所以，1954年，初中毕业那一年，孙玉亭很幸运地当上了太原钢铁厂的工人。这让“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亭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怎奈孙玉亭是一个不成器的人。他不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和荣耀。他辜负了仁慈的哥哥的辛劳和厚望。

　　1960年的困难时期，“玉亭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口袋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参加农业生产呀。”他的选择和决定，显示着意志的薄弱和目光的短浅，而他所提出的要求，则显得自私而又任性。他总是选择利己的方式来生活。他对恩重如山的哥哥孙玉厚，缺乏最起码的体恤和同情。他没有种地的本事，也没有吃苦的毅力，所以，他回到农村，只会成为哥哥的负担。哥哥孙玉厚最了解他的性格，也知道农村的生活有多么不易。他苦口婆心，劝弟弟好好留在大城市当工人，但最终还是没法叫他回心转意：

　　玉厚没有办法，只好打问着给他找媳妇。那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粮没粮，他身边已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尽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了。可弟弟已经二十六岁，也的确该娶媳妇了。而玉亭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亭哭哭啼啼。

　　玉厚看玉亭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人物的指望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地懊悔。是啊，这是命运。正如辛劳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

　　好，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他四处疯跑着给玉亭打问对象。但是，所有的人家财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卖了也出不起。

　　孙玉亭给哥哥一家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他的所有努力，似乎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天然的需要”：他关心自己的烟袋里有没有烟叶，关心自己有没有机会在公家大灶上吃上口好饭食，也不拒绝跟金俊斌的媳妇王彩娥发生婚外恋情……莎士比亚借李尔王之口说：“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他的享受，那和畜生的生活有什么分别。”然而，除了那些关乎食色的“自然的需要”，除了对权力的崇拜，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孙玉亭便别无所求。他对那些真正属于人的高级形态的“享受”，并无渴念和追求。

　　从很多方面看，孙玉亭都是与自己的侄子孙少平完全相反的人物。孙玉亭的人格简直可以命名为“反孙少平人格”。孙少平的人生是上行的，孙玉亭的人生是下行的;孙少平的生活是积极而主动的，孙玉亭的人生是消极而被动的;孙少平不能容忍盲目而无意义的生活，孙玉亭却和光同尘，茫茫然陶醉于无意义的生活。显然，孙玉亭是一个毛病不少、优点不多的人。他总是做一些没有名堂的事情，几乎没干过几件漂亮的事情。没有出卖因为不愿参加斗争会而说了“反动话”的哥哥孙玉厚，说服田福堂尊重儿子田润生的情感，接受“二婚女人”郝红梅做儿媳妇，此二者，大概就是孙玉亭做过的不多的两件好事了。

　　人的成熟和进步，取决于他有没有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一个精神上懒惰的人，一个缺乏学习热情的人，一个拒绝接受他者影响的人，必然是一个自负而顽固的人，最终，必然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又说：“真正的人性、人的真正美好和真正的德行以及真正的宗教，都是和知识分不开的。”叔本华也说：“对生活的反省可以说是对个人经验的一种生动的再现，而这种经验将有益于我们每一个人。”孙少平有学习知识的强烈愿望，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他为人生的理想和生活的意义而焦虑不安。他的思考虽然未必都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但却对自己的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很早就进入了“人生觉悟期”。他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也知道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生活。因为有此觉悟，孙少平就要努力摆脱种种束缚，克服重重困难，到陌生的地方去，过一种别样的生活，一种艰辛而有意思的生活。为了追求这样的生活，孙少平表现出了很强的超越能力。一般人往往“跳不出个人的阶级背景的限制”，而知识分子则坚持“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所以能极大地超越家庭和阶级对自己的限制，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情操的人。孙少平就极大地摆脱了外在因素对自己的限制。在人格精神和生活态度上，他已经很有点读书人的样子了。

　　然而，孙玉亭却没有学习知识的热情，也没有思考和反省的习惯。托马斯·索维尔说：“若是不能停下来透彻思考，那么人们是天才还是白痴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思维质量本身就是问题。”孙玉亭的“思维质量”始终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他没有能力认真地思考生活，也不曾深刻地理解生活。他整天为一些无聊的事情而栖栖惶惶，几乎没有一刻是安静的。这种无目的而又无事忙的生活，分明是一种无意义的生活。

　　孙少平的人格属于高度自觉的独立人格。他具有很强的自尊心和独立精神，不允许自己在人格上依附别人，更不允许自己在物质上依赖别人。虽然孤独和无助会使人痛苦，但是，为了享受追求新生活的自由感，为了享受阅读和思考带来的巨大快乐，他宁愿承受这样的痛苦。与孙少平不同，孙玉亭的人格属于典型的依附型人格。他缺乏自尊心和独立精神。他在双水村的权力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地;在热闹而虚浮的生活里，他找到了低级的快乐和廉价的幸福。

　　孙少平具有坚韧的毅力，甚至将吃苦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试图通过流血流汗的艰苦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孙玉亭却是一个缺乏良好的意志品质的人。他害怕吃苦，逃避劳动。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能让自己的生活停留在极不体面的贫穷状态。

　　从现实的角度看，孙玉亭简直就是双水村的“多余人”。他从未进入自己的“人生觉悟期”。他自始至终都是路遥所批评的那种糊里糊涂混日子的人。路遥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中说：“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1991年6月10日，在西安矿业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再次谈到了“人生觉悟期”的问题：“人生觉悟期实际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做个什么人。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作为一个中国青年，要超越一般的市民意识，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应该对人生、对生活有宽阔的理解，但不要狂妄。”他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辩诬，说他们并不像某些中国人所想象的那样颓废和自放：

　　我所见所闻不是这样，实际上西方好多青年是特别优秀的，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我说的那种不靠别人、具有献身精神、具有一丝不苟精神的人，人家十分佩服。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公民意识就是：我必须把我所做的事，做成世界上最好的……这就是德国这么一些国家为什么有活力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发达的原因，人家的公民意识就是这样。咱们是怎样投机取巧，怎样骗得能吃上，怎样轻松，怎样把事情搞砸了还能得到一些好处，你说咱们有出息吗?没有希望。对这些事，我自己有时候特别悲哀。这是我的结论之一，我觉得这是我的很重要的一种认识。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从这段尖锐对比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见路遥极为开放的认知视野，可以看见他的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可以看见他对现代的“公民意识”和国民素质的深刻理解，可以看见“咱们”与“人家”的巨大差距。显然，孙玉亭就是路遥所批评的“咱们”中的一分子，就是那种让路遥觉得“悲哀”的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投机取巧”的人，很容易成为怎样轻松便怎样来的人。

　　路遥之所以用充满讽意的修辞，塑造了孙玉亭这样一个完全不成器的人物形象，就是为了给那些缺乏“公民意识”的人、给那些不思进取的人、给那些糊涂度日的人、给那些想着“怎样把事情搞砸了还能得到一些好处”的人，提供一面自我对照的镜子。

二、精神寄居蟹：一个被动生活的人

　　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聪明的父母都不会宠溺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允许他们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他们会让下一代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人生训练，借此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独立精神。英国都铎王朝的绅士们不允许哪怕最小的儿子在庄园里游手好闲，而是让他们参与工作，锻炼获得财富的能力：“他必须离开家族，通过贸易或法律赚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人生智慧。许多目光短浅的父母并不知道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如何为他们计深远。对他们来讲，满足孩子的一切愿望和索求，让他们享受毫无压力的快乐生活，就是父母之爱的极则。

　　孙玉亭就属于那种被宠坏的孩子。他幼年失怙，但并不缺少爱。长兄孙玉厚给他的爱，简直比父亲还要多。张载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堕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弟子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孙玉亭之“骄堕坏了”和“至死只依旧”，原因不在“世学不讲”，而在兄长对他溺爱太过。正是这过多的爱，使他英气消损，意志薄弱，最终影响了他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长，使他成了一个堕弱的人。他不能吃苦，也不懂得生活的艰难。他虚荣，懒惰，缺乏自制力，甚至还有点无赖习气和享乐主义倾向。

　　塞缪尔·约翰逊的长篇小说《王子出游记》中的拉塞拉斯王子，博学而又仁慈，为了“拯救一切患难”，他逃出了王宫，去游历各地，寻找通向幸福的道路。他坚信：“不管人们如何普遍地不幸，总有一种比较好的生活，而在选择生活方式的时候，智慧当然应该指导我们去选择那最能避免不幸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分为自觉的生活和盲目的生活，那么，自觉的生活显然就是那种“最能避免不幸的生活方式”。所谓自觉的生活，就是有稳定的价值基础和明确的追求目标的生活，而盲目的生活，则与之相反;前者属于积极的主动的生活方式，后者属于消极的被动的生活方式。盲目的生活必然是一种缺乏独立性的生活，也必然是一种依赖性的生活。

　　在《平凡的世界》里，几乎所有主要的人物，都像拉塞拉斯王子一样，有自己的人生目标，都在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积极地生活。但是，也有如孙玉亭者，漫不经心地过着被动的、依赖性的生活——小时候，他依赖父亲般的兄长孙玉厚;进入社会，他又依赖田福堂这样的权势人物。依赖性太强的人，很难真正成熟起来。最终，孙玉亭就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人：他读过书，却不像真正有知识的人;他在大城市当过工人，却没有融入都市生活，不像个城里人;他出生在农村，却既不能吃苦，又不会种地，不像个合格的庄稼人;他结婚生子，有了家庭，但是，却不像个尽职尽责的父亲和丈夫。“孙玉亭”三个字简直就是“低能”和“无用”的同义词。他既没有独立的生活意识，也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没有办法，孙玉亭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也有道理……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后，玉亭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还可以，一撒种就把握不住——一个小土圪崂，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把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帮助做一下。

　　孙玉亭的问题甚至比王满银还要严重。虽然他俩都有些不务正业，都缺乏责任感，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大有不同。孙玉亭的生活是被动和向心式的。他离不开双水村，依赖这里的一切，习惯按照外在的指令和僵硬的生活逻辑，过一种完全缺乏自我意识的被动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虚掷在那些看似热闹却极无聊的事情上。而王满银的“逛鬼”式生活，则是主动和离心式的。为了过一种更轻松自在的生活，他随时准备逃离双水村——他要摆脱沉重的近乎劳役的劳动，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西洋景。在严密组织起来的农村社会，能够摆脱控制，满世界乱逛，这不仅需要一点勇气，还需要一点机智。就此而言，在王满银的身上，多少有一些《静静的顿河》里格利高里式的东西。

　　当然，王满银也断然不是英雄式的人物。因为，“英雄是那种想当自己的人。英雄主义的根源在于意志的实际行动。”王满银吊儿郎当地“逛”世界，不是基于强大的意志，而是基于低层次的欲望;不是为了“当自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他是一个带有流民习气的逃避者，甚至是一个有点随便的享乐主义者。尽管如此，王满银也是一个比孙玉亭稍显可爱的人物。因为，他的“逛鬼”式的生活，多多少少含着些自由而散淡的意味，多多少少显示了对被强加的生活方式的拒绝。然而，孙玉亭却什么都不拒绝。他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人。他就像没有常形的水一样;现实生活的器皿是什么样子，他就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

　　说起来，孙少平才属于“那种想当自己的人”，才算得上是具有英雄气质的人。读书彻底地改变了孙少平。知识给了他理解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也给了他方向和目标：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同时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又要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这无疑是一种高度成熟的生活意识，显示着孙少平在 “人生觉悟”上所达到的高度。

　　与孙少平不同，孙玉亭并没有想“当自己”的意识。知识并没有给孙玉亭的内心带来积极的影响。他缺乏最起码的自我认知能力，所以，很难准确而深刻地分析和认识自我。盲目和麻木是他经常性的精神状态。他永远感受不到来自意义世界的痛苦。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对生活的平庸和无意义特别敏感。《薇罗琪卡》中的女主人公说：“我受不了这种永远不变的生活和没有目标的生活，受不了我们那些平庸无才的人，他们彼此十分相像，就跟水滴一样。”孙少平能理解薇罗琪卡的痛苦，但孙玉亭永远不会理解。对孙玉亭来讲，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这样的问题，根本不会引起他哪怕一丝一毫的焦虑和不安。

　　孙少平很少傲慢或粗野地对待别人。他遵循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彬彬有礼的乡村风习和尊老爱幼的家庭伦理。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村里，他都很懂礼数：“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但是，孙少平瞧不起、也不尊重他二爸孙玉亭。一次，孙玉亭来孙玉厚家，“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还给他打了个招呼，但少平和兰香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孙少平对孙玉亭的态度，就是作者路遥对他的态度。路遥懂得尊重和体恤自己的人物，很少在小说中鄙视谁，但是，他对孙玉亭却极不喜欢，甚至有点鄙视。路遥常常用复杂的眼光观察人物，努力写出他们性格和情感上的复杂性，甚至会怀着善意来写他们的思想转化和人格发展。但是，在他笔下，孙玉亭却没有太多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也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从始到终，都是那么一副令人鄙恶的样子。

　　少平之所以鄙视他二爸，就是因为看不惯他那种依赖性的生活方式。在孙少平看来，他二爸孙玉亭的生活，似乎很热闹，也很风光，实质上，却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二爸都是匮乏和贫穷的：“对于他二爸跑烂鞋地‘闹革命’，他在心里更是抱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常讥讽他那‘心爱的空忙’。他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孙少平对他二爸的“讽刺”，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二爸并没有“思想”，只有盲目的冲动和热情;也没有“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而是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胡乱折腾。“空忙”一语，才是对孙玉亭“闹革命”最准确的界定，才是对他的生活最深刻的评价。

　　事实上，孙少平也没有意识到，他二爸及其同类——那些按照被动方式生活的人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远比他所看到的要严重。按照被动方式生活的人，通常就是惧怕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的人。他们总是赋予不合理的生活以绝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他们是错误意识和荒谬观念的奴隶，把那些自己早先接受的陈旧观念视为绝对真理。他们把顽固当作坚定，把偏执当作信心。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完全意识不到，拒绝变革和进步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怎样的不幸和灾难。内心世界的封闭和狭隘、认知能力的幼稚和低下，以及包含着自私动机的愚顽和固执，这些，就是他们心理和性格上的突出特点。孙玉亭就是这种被动型人格中的典型。

　　积极的主动人格，意味着创造的活力和变革的热情。相反，消极的被动人格，则意味着对变革的疑惧和排斥。孙少安冒着巨大的风险推进生产队的生产方式改革，孙玉亭则是按照僵硬的教条来阻挡他的改革。当田福堂把孙少安的改革“合同”拿给他看时，他立即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和不满，并且给田福堂出谋划策：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

　　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

　　“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从“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这两句话里，固然可以看见孙玉亭的粗暴和操切，但是，从他的近乎失态的激烈反应中，人们更多看见的，却是他对改革的恐惧和敌意，是平庸而懒惰的生活态度。这种平庸而懒惰的人，就像加赛特所说的那样：“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依赖自己，安于现状，害怕变动，除非有一种外在的压力迫使它走出封闭的自我。”事实上，孙玉亭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他所依赖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而且，面对“外在的压力”，他不是选择“走出自我”，而是一条道走到黑——固守旧的生活，拒绝新的变化。这也不奇怪，一个很少参加具体劳动的人，压根就认识不到自由的劳动有多么重要;一个完全依赖他者的人，也很难理解能让所有人获得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的改革有多么重要。

　　奥尔特加·加赛特对平庸而无个性的“大众人”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他鼓励人们发展自我，发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成为一个“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为此，他主张将“少数精英”(select minorities)与“大众人”(a mass-man)区别开来：“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最基本的划分，即把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类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类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这样的分类，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容易给人留下阶层歧视的傲慢印象。事实上，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平实的方式来分类，即可以将人们分为“积极生活的人”和“消极生活的人”，或分为“主动生活的人”与“被动生活的人”。如果说，孙少平是“积极生活的人”和“主动生活的人”，总是通过艰辛的努力，将自己的生活向前推进和向上提高;那么，孙玉亭就是“消极生活的人”和“被动生活的人”，总是糊里糊涂，得过且过，缺乏最起码的进取热情和明确的生活目标。

　　生活意味着行动和创造。积极的行动，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创造力的体现。如果说，“生活的真谛就是行动，就是劳动，就是创造。只有在行动中，人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活力;只有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人才能体验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一切缺乏目标的生活，一切丧失创造热情和行动力量的生活，就是一种消极的生活，甚至就是一种缺乏意义和价值的生活。

　　孙玉亭的生活，就是一种缺乏热情和活力的生活，也是一种缺乏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他是另一种形态的奥勃洛摩夫。如果说，奥勃洛摩夫的被动生活，以缺乏热情的静态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孙玉亭的被动生活，则以缺乏目标的动态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切性质严重的被动生活，都是精神寄居蟹式的生活。只不过，奥勃洛摩夫寄居在内心世界的壳里，而孙玉亭则寄居在外部生活的壳里。

　　奥勃洛摩夫是有气无力的孙玉亭，而孙玉亭则是跳来跳去的奥勃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像鸽子把翅膀藏在翅膀下一样，惧怕和逃避生活，完全没有力量超越自己的精神困境;而孙玉亭则像孩子扑向糖果盒一样，兴高采烈地拥抱生活，甚至倾向于无条件地顺应生活，而他所热爱和拥抱的、他所无条件顺应的，正是积极的主动人格的人所排斥和拒绝的生活。

　　奥勃洛摩夫们是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意志的一代人，是心如死灰、丧失了行动力的一代人;而孙玉亭们则是被淆乱的生活搞乱了意识的一代人，是心似风幡、患上了好动症的一代人。

　　是的，孙玉亭的生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而是动态形式下的停滞，是喧嚣形式下的死寂，是风光形式下的无聊。他既没有对生活的现实焦虑，也没有对生活的未来想象。没头没脑的顽梗和无思无虑的混世，是他性格和行为上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不知世事艰难的纨绔子弟，一个出身于贫困农家的纨绔子弟。

　　三、“光荣的多数”与虚幻的荣耀感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地独自生活。无论多么喜欢孤独的人，都有对集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和依赖。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人生活中的一切个体人的行动同时也是社会行动，于其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社会投射。人不是封闭于自身的单子。”在作为个体人生活的时候，人们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还要以社会人的方式生活，必须对社会承担一份责任。

　　然而，在个性与其他因素的复杂关系中，个性无疑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发挥着主宰性的作用。个性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成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格价值的人。无个性的人，等于无自我的人;这样的人，随时会迷失自己，会被淹没在群体的海洋里。一个人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个性、人格和生活方式。他选择以个体的方式，自由而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而不能倒过来，为了别的东西牺牲自己的个体自由和人格。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个体人格和个体意识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人自身的个体人格意识朗照着人。它是人的最高本性和最高使命。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纵然沉疴在身，不久人世;纵然只存于一种可能性或者潜能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也就混同于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失掉人自身的独特性。”然而，无论培养个体人格，还是守护个体人格，都皆非易事。无个性的人，缺乏独立人格的人，终其一生未能按照个体人格意识自觉生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至于仅仅为了一点现实的利益而放弃个体人格的人，仅仅为了一点廉价的光荣而辱没个体尊严的人，也并不少见。

　　孙玉亭就属于无个性的人。他没有自己的个体人格。在他身上，群体性格明显大于个体性格。在叔本华看来，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关系;个人依赖社会，但社会也限制个人自由;面对社会的制约和束缚，个体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孤独，就是他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一切社会必然包括——作为其生存的首要条件——成员之间的互相适应和社会对其成员的制约。这意味着，社会的规模越大，越令人乏味。一个人唯有当他独自一人时，他才是他自己;倘若他不喜欢独处，那么，他必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他孤独无依时，他才是真正自由的……一个人的独立性越强，越难成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牺牲品。”然而，孙玉亭缺乏成熟的个性意识和强大的个性力量。他要热闹，不要自由。他完全适应不了“独自一人”的生活。他害怕孤独。一旦孑然独处，他便浑身不自在，就丧失了生活的乐趣。他特别喜欢大轰大嗡的场面，渴望狂欢性的集体生活带给他的满足和欢乐。只有在喧嚣的人群里，他才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伟大的著作《人的行为》中，米塞斯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逻辑的多数”(thepluralislogicus)，一个是“光荣的多数”(thepluralisglorious)。他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只是提醒人们要把它们分辨清楚。他试图用虚拟的语气和比譬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如果有一位从未滑过冰的加拿大人夸口说‘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冰上曲棍球的打手’，或者有一位意大利人的文盲骄傲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杰出的画家’，决没有人会被愚弄。但是，关涉到政治经济问题的时候，‘光荣的多数’就发展到邦国主权，因而在国际经济政策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作用。”在米塞斯的表述中，这两个概念似乎都含着否定的意味，包含着对自己与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歪曲的认知。

　　我们可以尝试着对米塞斯的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所谓“逻辑的多数”，就是甚至完全忽略自身的条件，按照一种简单化的逻辑，把自己当作可以分享他者光荣的一分子;而“光荣的多数”则将这种逻辑运用到更大的领域，例如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从而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正当性和荣誉感，使人很难从逻辑上反驳他。如果说，“逻辑的多数”主要见之于体育和艺术等具体的领域，那么，所谓“光荣的多数”则是一种涉及“邦国”的整体存在的优越感和荣耀感。那些属于“光荣的多数”的个人，错误地将自己等同于一种巨大的存在，并从那巨大的存在中感受到可以用“咱们的”或“我们的”来修饰和表述的光荣。这是一种反逻辑的心理和意识，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倾向。

　　孙玉亭就属于“光荣的多数”。他从外在于自己的巨大对象里，感受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体验着精神上虚幻的荣耀感。借助外在的力量，他们将别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使自己体验到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即便是可怕的贫穷和饥饿，也不能影响他们的这种强烈的幸福感和巨大的光荣感。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一种可以命名为“集体生活依赖症”的心理疾病：

　　他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他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才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吆牛声。孙玉亭心灰意懒地做一阵活，就圪蹴在地里抽半天烟。他甚至羡慕地里觅食的乌鸦，瞧它们热热闹闹挤在一块，真好!

　　路遥对孙玉亭落寞心理的描写，属于间接性质的描写，即叙述化的描写。这种写法看上去很简单，但却取得了简洁而传神的描写效果，让读者看见了孙玉亭微妙的内心活动：他不是一个本色的农民，也没有能力从劳动中感受到快乐，而孤零零一个人劳动，则愈加强化了他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因为无法感受到属于人的真正的快乐，他竟然羡慕起了那些挤在一起觅食的乌鸦。唉!真是一个令人“末如之何也已矣”的可怜人啊。

　　缺乏个性而又患有群体依赖症的人，叔本华称之为“无能的群氓”，勒庞称之为“大众人”(a mass-man)。然而，孙玉亭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群氓”，也认识不到自己是勒庞所批评的“大众人”。他的意识始终停留在懵懵懂懂的混沌状态。物质上的巨大贫困，引不起他的焦虑和痛苦。他陶醉于那种虚幻的“无限的快活”：

　　……孙玉亭本人觉得，他现在穷是穷，倒也自有他活人的一番畅快。

　　玉亭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常是坐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饿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嚎哇哭叫，她老婆又跑出去为骂仗的村妇去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没洗撂在锅台上，这时他才感到对生活有点灰心。

　　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圪崂拉风箱，饭还没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扒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地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

　　他在家里胡乱吃喝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

　　任何时候，极端的贫穷都意味着尊严的丧失，都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和巨大的不幸。然而，面对可怕的贫穷和耻辱，孙玉亭竟尔恬然受之，不思改变。对他来讲，站在高台上，被别人注视，就是莫大的荣耀，而这种廉价的光荣，竟然比让孩子们吃饱饭还重要。他意识不到，一家人的生活穷困到如此程度，作为父母，他是失职的，作为社会人，他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精神，激活了人们的创造力，给人们提供了自由劳动的机会。所以，对绝大部分人来讲，这简直就是一场特殊性质的伟大革命，简直就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第二次解放”。然而，对孙玉亭这样的少数人来讲，真正的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威胁。这会让他们失去可以逃避劳动的安适生活，会使他们离开可以出风头的热闹场面。他们很难适应那种没有人欢呼和鼓掌的生活。对他们来讲，失去权力和光荣，就等于失去一切。通过对孙玉亭的内心痛苦的描写和叙述，路遥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在那些“光荣的多数”的内心，在那些过度依赖“大集体”的人的内心，所引致的巨大震荡和强烈痛苦：

　　对于孙玉亭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不可思议。

　　实行责任制尽管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亭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以后，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过日子了。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亭?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虽然他少吃缺穿，可心情儿畅快呀!而今，就像魂灵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

　　起初，玉亭根本没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他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地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地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来了个下乡干部，他就拖拉着那双烂鞋，飞快地跑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

　　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恐怕只有玉亭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面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在山里孤单地劳动一天，回家吃完晚饭后，玉亭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他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

　　他把碗一丢，便拖拉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大门。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

　　噢，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半晚上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

　　可是，会议室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了!

　　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孙玉亭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糊糊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

　　路遥的叙述和描写包含着重要的社会学内容和丰富的人格学内容。从路遥所提供的细节里，人们可以观察个人与社会的畸形关系可能带来的问题。别尔嘉耶夫说：“人由于无助感和被弃感，会很自然地寻找集体的庇荫。”但是，他也提醒人们：个体人格高于一切;不能为了任何别的需要牺牲自己的个体人格。是的，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光荣都寄托在外部世界的时候，他就等于把自己全部让渡了出去，也就等于置自己于价值上的无根状态。一旦外部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动，那么，个体的精神世界就有可能因此而分裂和崩溃。孙玉亭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缺乏成熟而健全的个体人格。他的“无助感”和“被弃感”皆因此而起;他的“惆怅”和“无限悲凉”，皆因此而来。

　　农村经济模式和生产模式转换之后，孙玉亭便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危机之中。忽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没有人再可以被当作斗争对象来羞辱和折磨，也没有谁可以任性地决定哪个人是坏分子，哪个人应该受到批判和惩罚。孙玉亭完全无法适应这种不开会的生活，完全无法适应这种没有口号声和欢呼声的安静生活。严重的“集体生活依赖症”折磨着他的心灵。他对那种大场面的劳动情景如此迷恋，竟至于在身处侄儿孙少安的砖瓦厂的时候，心里恍惚间产生了“昨日重现”的幻觉：

　　热爱大集体场面似乎是玉亭的天性。尽管他也知道，这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屁不相干，但几年来他终归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劳动的场面，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唏嘘感叹。有时候，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他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别了，往日那火红的岁月!

　　孙玉亭蹲在侄儿的砖场边，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心绪烦乱地思前想后，不时用手指头把流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世事变了，他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破烂衣服，胸前的纽扣还是缺三掉四，旱烟照样由他哥供应。要不是大女儿卫红已长成个懂事姑娘，相帮这对“革命夫妻”种地，一家五口人恐怕连口也糊不住。这不，凤英现在也只好投在“资本主义”门下，赚几个“下眼”钱。

　　玉亭不仅光景没变，其他“爱好”也没变。他一直不间断地到小学教师金成那里取来报纸，抢着赶天黑看完(晚上他点不起灯)，如此关心“政治”的人，至少在东拉河一带的农村实属罕见!

　　孙玉亭不懂政治为何物。他所关心的，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那些与他的记忆和需要相关的事情。与其说他关心的是“政治”，不如说他关心的是失去的光荣和热闹。他完全无法适应正常而安静的新生活。他只有通过对往日生活的回忆，来获得心理安慰和心理平衡。

　　无论对谁来讲，读报都是一种值得分析的文化行为。有的人读报，是为了观察和分析生活;有的人读报，却是为了寻找自己熟悉的东西，甚至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孙少平喜欢读报，孙玉亭也“一直不间断”地读报，甚至要“抢着赶天黑看完”。但是，他们读报的心理动机和精神需求，却大不一样。孙少平读报纸，是一种深度化的阅读，是为了开阔眼界，是为了保持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孙玉亭读报却是一种浅表化的阅读，是为了掌握由话语造成的形势，为了满足把自己融入群体之中的需要。也就是说，孙少平读报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孙玉亭读报却是为了寻找和确认自己熟悉的观念，甚至就为了满足自己的“集体生活依赖症”心理。

　　开会是一种具有事务性和娱乐性双重功能的集体活动。开会意味着认可和光荣。任何一种会议，都意味着对与会者的资格和地位的认可，也意味着赋予参会者以特殊的价值感和光荣感。孙玉亭特别喜欢开会，喜欢体验坐在主席台上的美妙感受。只要在声音嘈杂的会场里，孙玉亭就觉得开心和光荣，就有一种被人们尊重的飘飘然的感觉。孙玉亭简直就是马雅可夫斯基讽刺过的“开会迷”：“一天之内/起码要赶二十个会议。/不得不采用分身法——/上半身在这里，/下半身在那里。∥我激动得一夜睡不安生。/到了早晨，/我抱着希望迎接新的黎明：/‘啊，但愿能/再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把一切会议扫除干净!’”马雅可夫斯基只是从事务性的层面反对开会。他没有从社会心理学等方面深刻地分析“开会迷”的动机和情结。他没有看到，开会可以满足被动人格的人对群居生活的需要，可以满足他们对认同感和光荣感的需要。

　　“包产到户”之后，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开会了。这让孙玉亭非常失落和寂寞。所以，当田福堂通知他准备开会，要对“前地主的大儿子”金光亮的“阶级报复”进行反击的时候，他欣喜若狂，“一路小跑着来了”，“直跑得人还未到，一只烂鞋就飞到了田福堂的目前”。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报复”。事情小得不能再小：金光亮栽了许多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都扎在了他的弟媳马来花的枣树下，使她家的枣树失掉了养料，今年树上的枣子结得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她强烈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事;如果他不处理，她天天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不得安生。孙玉亭不在乎为谁开会和为何开会，他只在乎有没有会开。于是，他赶紧去打扫原大队部的“多年封门闭户”的会议室：

　　玉亭情绪激动地打开公窑门，脸却一沉。他在公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实在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的连字也看不清楚了。后窑掌间或还有老鼠结队而行。

　　孙玉亭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

　　忙了几乎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玉亭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墙上的锦旗揩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说实话，玉亭在自己家里干活也没这么卖力。他是充满感情在做这无偿的营生;他在此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傍晚，当他给其他几位党支部成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净后，他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亭决定拿回家把自家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

　　天一擦黑，玉亭就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拖拉起烂鞋，兴致勃勃赶到公窑里。

　　“他在此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路遥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察觉到了无个性的人的巨大存在，觉察到了“光荣的多数”的巨大存在，察觉到了他们对虚幻的“光荣”的走火入魔般的迷恋。为了获得重新体验“光荣”的机会，他们将毫无心理障碍地回到那已经被翻过去的历史书页里，回到那种压制人的劳动自由和创造活力的僵滞状态。

　　就此而言，孙玉亭已然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的典型形象。

　　他是时代之水上的精神漂浮物。他没有自己的精神之根，没有成熟的个性和自我意识。

　　他的意识世界是陈旧的，充满了与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东西。

　　他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为了过去的旧梦，他不惜拒绝甚至破坏一切新生的合理的东西。

　　他对虚幻的“光荣”的想象和渴望，将使他成为一只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的精神寄居蟹，也将使他成为前现代社会的可悲的精神殉葬品。

　　四、低级的情志与没有未来的人

　　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也许不能时时处处抵抗低级情志对自己的干扰，但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能把握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使自己服从高级情志的引导和制约。他把爱当作最伟大的情感和最重要的价值。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说：“在那些值得爱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去爱更可人的了。爱这种精神状态，让我们因所爱对象的完善而愉快……”在所有的高级情志中，爱无疑是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东西;它不仅能使被爱者觉得幸福，也能让爱人者觉得愉快。

　　一个人的爱越是普遍，那么，他的幸福感就越是强烈，人的情志也越是高级。美国荷裔学者、作家房龙认为：“耶稣与冷酷的罗马人、世故的希腊人、教条的犹太人不同，区别就在于他对‘爱’的理解……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人类的爱。不仅仅爱他的拿撒勒的朋友、加利利的邻人，也爱生活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消失不见的地方、生活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人类和一切生命的温情的态度和温柔的爱，才是真正属于人的高级的意识和情感。那种温暖所有人的、最普遍的爱，就是人的最高级和最伟大的情志。

　　然而，这种博大的爱的态度，这种温柔的爱的情感，孙玉亭那一类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缺乏爱的教育，也没有爱的能力。低级的情志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更熟悉的情志是狭隘的敌意和仇恨。他们常常无来由地恨不该恨的人，也常常无来由地爱不该爱的东西。张履祥说：“人心不仁之机日长一日，世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富不如贫，贵不如贱，非激论也。”低级的情志，就是“不仁”的情志;有此“不仁”之情志，必然会做“不仁”之事。

　　在孙玉亭们眼里，人生来就带着不同的身份，就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决定他们的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的，并不是真正人性化的态度和价值理念，而是一种低级的情志，是一种充满偏见的僵硬意识。对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态度谦卑而恭顺;对待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的态度傲慢而冷漠。孙玉亭就属于这种被低级情志和极端意识奴役的人。

　　孙玉亭最崇拜的，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一旦面对权力比自己大的人，他便惶惶如也，大有手足无措之感。在双水村，孙玉亭最敬畏的人，就是大队支书田福堂。他看他的眼色行事，唯他的马首是瞻。他像柔软的藤蔓一样攀附在田福堂的身上。为了获得田福堂的赏识，他低三下四地逢迎和巴结这个双水村的“一把手”“ 最高领导人”。

　　孙玉亭懂得如何替田福堂服务。他费尽心机创造机会，让田福堂的儿子润生到村里的学校教书。他把田福堂的心思琢磨透了：“他的一切喜怒哀乐，玉亭马上就能入微地体察到……他打个喷嚏，玉亭就感冒了。”虽然田福堂从来就没有拿他当人看，但是，孙玉亭却若无其事，毫不措意。他完全意识不到，这种依附他人的生活，其实是很不体面的，甚至是很可耻的。

　　本来，孙少安砖厂开始点火烧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孙玉亭硬是说服孙少安，要搞一个有领导参加的“点火仪式”。当他得知周县长答应参加孙少安砖窑的开工仪式，竟然“惊得目瞪口呆。兴奋使他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他拖拉起破鞋就往回跑，一路上绊了好几个马趴……”这种做张做致的孩子式的反应，足以说明他对权力的态度有多么不正常。为了把孙少安砖厂的“点火仪式”搞得轰轰烈烈，他竟然不识时务，上门去请生着病且憋了一肚子气的田福堂来共襄盛举，结果，被双水村的这个“一把手”骂了个狗血淋头：

　　……玉亭溅着唾沫星子，不屈不挠地要他代表双水村党支部为他侄儿致“祝词”。他连眼皮也没往起抬，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怎去?你是不是眼睛瞎得看不见了?你叫金俊山去!”

　　“你终归是咱村里的一把手!”玉亭继续打劝他。

　　“一把手是个屁!我现在只剩一把干骨头了!”他厌恶地对他的前助手说。

　　“县上的周县长要亲自来出席哩!”孙玉亭又提醒他。

　　“我没见过个县长?我家里地委书记都有!你赶快拍县长的马屁去吧!看他能不能把你也提拔一下!”他恶毒地挖苦孙玉亭说。

　　孙玉亭不敢和他顶嘴，只好悻悻然走了。

　　田福堂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把孙玉亭骂成个龟子孙，他也不在乎。他现在什么也不顾，只顾跑烂鞋地张罗这宗“喜事”。他会拖拉着烂鞋，一时三刻就蹚过东拉河，兴奋地出现在金俊山的院子里……

　　“狗改不了吃屎!”田福堂在心里骂孙玉亭。

　　田福堂最了解他的德性，也最瞧不起他，所以，才敢这样直突突地、不留情面地羞辱他，甚至在心里将他骂作“改不了吃屎”的狗。哈耶克重视人的“品质”问题。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的德国人”的品质，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似乎还缺少大多数很细小的但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和幽默感，个人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和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任。”假如孙玉亭有正常的自尊心，有正常的感受能力和认知能力，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所崇仰的有权势的强者，其实并不值得尊敬和信赖。他们缺乏那些很重要的品质和人性化的情志——缺乏和蔼与幽默感，缺乏谦逊的态度，缺乏对别人隐私的尊重，缺乏对邻人的善意和爱。最近两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对你说。”这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也是一句冷冰冰的话。从这句话里，你可以听到含着恐吓的声音，可以感受到攘肌及骨的寒意。只有缺乏良好“品质”的人，才说得出如此缺乏人性温暖的话。事实上，抛弃人的只能是生活在一定时代的人，而不是时代本身。因为，时代只不过是一种物性的东西;它既不会“抛弃你”，也不会对任何人说“再见”。说这句话的人，有着与孙玉亭和田福堂们一样低级的情志，也像他们一样表现着对人和生活的冷漠态度。

　　孙玉亭默然地承受着权力带给自己的屈辱，但也欣然地享受权力带给他的快感。一旦获得了权力，哪怕这权力只是临时性的，他也会志骄气亢，立即进入角色，动不动就用高音喇叭发布命令，并以自己能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和好处而沾沾自喜：

　　自从石圪节公社集中十几个队的民工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孙玉亭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治功，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后来公社又研究，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间抽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因为会战在双水村，这差事当然就落在了孙玉亭的身上。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亭”，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字。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两三天，他还可以和治功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哩!今晚上，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不用说，这会议还得要他主持。治功是总指挥，他要在开头和结尾讲话;高虎虽说也是个副总指挥，但年轻，只管民兵小分队的事，开这种会一般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玉亭本来吃完饭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但他想起要给他哥打个“政治招呼”。因为满银被“劳教”了，他哥今晚上的批判会一定要去，好让公社领导看见他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路遥用略含讽意的叙述语言，叙述和描写了权力带给孙玉亭的快乐，而“兴奋”和“满意”等心理动作的描写，则暗示了权力腐败的人性根源和心理学根源。孙玉亭之所以“兴奋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他担任了“副总指挥”。手里有了权力，一切焕然一新，使人心花怒放。他老婆对他称呼的变化，让他满意和开心;能在民工大灶上吃饭，让他满意和开心;“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让他满意和开心;“开批判会”要他主持，更让他满意和开心。总之，他很享受权力带给他的满足和快乐。他不知道，这样的快乐，本质上是一种低级的快乐，而这样的威势和风光，除了能满足自己廉价的虚荣心，并不能带来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崇拜权力的人，往往就是势利之徒，而势利之徒大都是傲慢而冷漠的人。孙玉亭总是傲慢地歧视那些无权和无辜的人。他代表“贫下中农”管理教育，但是，他却不懂得师道尊严的道理，不懂得尊重那些授业解惑的人。他看不惯公办老师姚淑芳，说人家穿戴得像个“资产阶级小姐”，曾跑到公社请求上级把她调离双水村;又对另一个叫金成的老师恨恨不已，只因为人家不把他这个“贫管会主任”放在眼里。他终于想出了办法：让田福堂的儿子润生和自己的侄子少平把这两个人挤走。他甚至认为：“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就要结束了……他这个贫管会主任就再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在这样的陈词滥调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正义，而是邪僻;不是健康的情感，而是对人的冷漠甚至敌意。

　　从人格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从人性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同情和爱的关系。爱是路遥小说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宣达的，就是对人的同情和爱，就是这些真正属于人的高级的情志。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说：“钱对我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收获。人活在世上，最可贵的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吗?尤其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这种友爱不是更难得吗?”小说人物马建强的观点，就是小说作者路遥的观点。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孙少平的内心原本就有这些高级的情志，所以，他不仅认同和接受这些积极的态度和伟大的观念，而且还将它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他没有歧视过任何人。他同情身边所有人的痛苦和不幸。他同情陷入困境的郝红梅，同情受欺侮的小翠，同情失去亲人的惠英嫂。在阶级成分依然当值之时，他慨然同情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勇敢地上门给地主的孙子金三锤补课。这在双水村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孙玉亭的恼怒和不满：

　　当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亭。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他竟然丧失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

　　孙少平对二爸说：“我的事你不要管!”

　　玉亭对侄儿的态度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经再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同时还隐约地意识到，他不论是作为长辈或者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下一代的严重挑战。他觉得，他还是他，但世事似乎已经发生了某些令他不解的变化……

　　显然，在孙玉亭的意识里，压根就没有人格平等的观念，也没有对人的普遍尊重的意识和普遍同情的态度。他不知道，只有爱才是真正属于人的伟大情感，而仇恨则是一种否定人性的情感，是使人沦为野蛮人的消极力量。所以，他就不可能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地体验到别人的痛苦和不幸。不仅如此，对他来讲，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分为可以爱的人和必须恨的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哈耶克说：“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个积极的纲领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孙玉亭显然属于那种喜欢和赞同这种“消极纲领”的人。孙玉亭之所以对孙少平给地主之孙补课这件事“最为恼火”，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不懂规矩的侄子极大地冒犯了大家都赞同和接受的“消极纲领”，也极大地冒犯了那些负责主宰和监管生活的权力人物。

　　高级的情志意味着人格的健康和心理的成熟。一个具有高级情志的人，必然是一个内心世界开放而包容的人，必然是懂得吸纳全人类的新思想的人。路遥在1991年6月10日的一次文学讲座中说：“我认为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必要接受世界上的新思想，因为我们是封闭了好长时间的国家，如果不接受外来的东西，我们的思路就打不开，而且我们这个国家要走向未来，就会存在好多问题。”然而，孙玉亭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害怕并拒绝别人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心灵生活是贫乏的，他们的意识是封闭和僵化的。就像纪德1900年在《文学上的影响》中所说的那样，“在他们身上发现不了任何新东西，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对发现的指引。”这样，内心世界的封闭和狭小、意识的僵化和停滞，就成了孙玉亭们精神生活上的根本特点。从外在的时间刻度上看，他已经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但是，从思想意识和认知能力看，他却仍然停留在进退跋踬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甚至远远地停留在动荡不宁的20世纪60年代。呜呼!肉身在今世而灵魂在昔世，生涯在此处而清梦在彼处，实亦常见之情形也。托身于全球化的21世纪，而意识却酱在锁闭化的20世纪60年代者，岂少也哉!岂少也哉!

　　在路遥的小说里，几乎每个人物的性格和情感都是发展和变化的。有的人改恶迁善，成了好人，就连那个几乎可以称作酷吏的周文龙，也通过深刻的反省，成了一个合格的好干部。然而，直到小说结束的时候，孙玉亭却依然故我，仍旧是一副顽梗的样子，仍旧是一副不堪的样子——他不理解变化了的生活，心心念念地盼望着失去的热闹生活能够重现;仍然穿着破烂的衣服，仍然用绳子将一双烂鞋绑在脚上，走起路来仍然是随时要摔跤的样子。他像路遥的短篇小说《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张志高一样，始终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无力结束自己的悲剧生活：“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小说中的“我”的观点，就是路遥自己的观点。在这些议论性的话语里，包含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和判断：孙玉亭们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现象;要彻底改变这些人物，要彻底结束他们的“悲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悲剧时代”的彻底结束，是以这些“悲剧人物”彻底结束自己的悲剧为前提;只要这样的“悲剧人物”仍在，那样的“悲剧时代”就很难真正结束。彼人与彼时代，互为因果，互相造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完全不成器的“悲剧的人物”，却吉星高照，官运亨通：“玉亭同志不仅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双水村按照自己的文化惯性和僵硬模式，选择了一个压根没有领导才能和改革精神的人。这无疑是一件不正常甚至很危险的事情。就像《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我”所说的那样：“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就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显然，这篇小说中的“五叔”张志高，就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二爸”孙玉亭。他们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性格和认知。正是通过对这类人物的塑造，路遥揭示了乡村政治生态的滞后与复杂，也暗示了乡土中国改革的艰难和曲折。孙玉亭们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他们只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而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力;决定了他们只可能败事，而不可能成事。

　　是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让人刮目相看的吴下阿蒙。有些禀性难移的人，自三岁以至老死，气质和品性皆未尝稍变。好人，还像以前一样，仍然那么好;坏人，也像以前一样，还是那么坏;不好不坏的人，则依然如故，还是那样不好也不坏。所以，拿破仑·波拿巴再活一万年，也不可能成为马克·奥勒留;阿道夫·希特勒再活一万年，也不可能成为乔治·华盛顿;任何时候，伟大的杜甫都不可能堕落成李林甫那样的小人;任何时候，仁慈的维克多·雨果都不可能异化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那样的阴狠之人——克洛茨在《普世共和国》(République universelle)中尖锐地批评了罗伯斯庇尔，“‘他就是两足生物中最邪恶、最腐败的一个：他的谬论会带领我们走向毁灭、无政府主义和奴役。’……事实上，罗伯斯庇尔完全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狡猾而有野心的独裁者，一个欺世盗名的阴谋家。”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朱熹在“集注”中引申说：“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孙玉亭之不上进和不成器，原因固然复杂，但也是由他的“美恶一定”的心性决定的。

　　1991年3月10日，路遥在写给蔡葵的信中说了这样一句极深刻的话：“从全人类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这“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首先是人的不确定，本质上是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不确定，是人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候的认知能力和抉择能力的不确定。所以，我们应该怀着深深的不安和忧虑，警惕地盯着永远长不大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孙玉亭们。因为，一旦风云际会，因缘凑泊，蛰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好斗成性的“旧鬼”，就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胡天胡帝地闹起来;强烈的非理性冲动，会使他们进入激情燃烧的狂热状态;他们会在新的舞台上，上演出人们早已厌弃的旧戏。

　　一切有意义的生活，都是指向理想的。人的使命，就在于让自己的生活日趋文明和完美，就在于推进生活向上提高和向前进步。这样，理想主义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没有理想的前景，人类的生活必然是黯淡而无趣的。正因为这样，路遥才反复强调理想主义的重要性：“一个人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是的，无论对个人来讲，还是对社会来讲，都应该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一个指向更文明和更美好的生活的理想。为此，就必须摆脱孙玉亭式的只对“自然的需要”感兴趣的低级情志，摆脱他的寄居蟹式的被动生活。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直面现实，试图回答农村社会如何改革的现实问题;他着眼未来，热情探索个人和国家应该走向怎样的明天。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充满力量的史诗，也是一部深刻的忧患之作。就前者说，路遥所塑造的优秀人物，光彩熠熠，踔厉风发，是照亮生活的灿烂光芒，也是给人信心的鼓舞力量;就后者说，他所塑造的孙玉亭等人物，则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严肃的思考和忧患，甚至在客观上包含着对改革开放的深切萦念。

　　在路遥的这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作品里，不只有对奋斗者和改革者的热情讴歌，亦有关于改革前景的深沉思虑存乎其间。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