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朋《北京旮旯》

　　从叙事结构而言，王昕朋的小说往往是事件驱动型的写作，从难以纾解的矛盾中生发故事，以此牵引人物关系，使得小说具备一种系统性的架构，由是探询当代性的现实命题，构筑总体性的价值观念。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书写模式，但又因其小说强烈的现实观察和当代意识，令叙事的内核不断赋新与赋形。考察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后现代社会历史境况中，小说容易步入消解化与碎片化的畛域，时常局限于表达细小的情绪，传递私密的情感。因此，小说需要重建一种新的“现实”，实践从事件到故事，再进入叙事视阈的伦理修辞和价值再造。

　　具体而言，事件驱动型的小说，往往经由如下路径生成叙事：其一为发酵性事件，肇始于故事的开端，不同人物悉数登场，各方力量在周旋，但始终处于蕴蓄阶段，没有形成具体的判断与演变;其二是推动性事件。故事于焉构成进展，改变了启动或起步的局势，处于引起质变前的量变;其三是转折性事件，小说产生转机或转圜，主体间可好可坏、或善或恶的力量发生变迭，但在倾斜的天平中保留悬念;其四是决定性事件，故事的突变与人性的豹变流溢其中，甚至直接做出方向性的选择，指向事情的阶段性终点，辨析事件之性质与人情之伦理;最后是延伸性事件，常常交代叙事走向与人物命运，又或提供开放性结局，当然，此中亦可以是意外的转折、反转，却常常指涉价值的升华和意义的昭彰。

　　王昕朋的小说《北京旮旯》(《当代》2022年第4期)，事件发生在北京新华一社区与二社区，所谓“旮旯”，说的是一社区与二社区的两栋大楼之间有一过道，大约四米多宽的弹丸之地，然而正是在如此狭窄的场域，却纠集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对弈。张四来自大别山，出身底层，来京谋生。他古道热肠，利用自己早晚的休息时间，为工地的工友义务修鞋，随后开始以此维生，一次偶然的经历，他捡到了一只金戒指，这可把他急坏了，只见他四处奔波，只为物归原主。对于不同的人而言，都能够触动自身情感机制的事件，这是促使其行动，甚至转换其思想的关键所在。在四处找寻无果后，张四干脆将修鞋摊开在最可能出现失主的一、二社区的两栋大楼的旮旯处。“张四挨着一社区那栋楼的西北角，占了大约两平方米的地方摆了个鞋摊。”那是他赖以谋生的地方，因而另有一重价值乃至伦理在。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现实中，这个旮旯不断遭受来自外界的干预和侵扰。因为那里正是小说开头受区领导点名批评的管理死角。谋生之地与安身之所的丧失，使张四面临双重的同时也是深刻的现实/精神危机。而剩下的，便唯有情感的牵连，这也是为什么张四在受挫之后重返北京的缘由。

　　小说里，张四回到北京后，在车站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在罕见的暴雨中，他身先士卒、不畏生死，帮助一社区抗洪排涝，获得了一致的认可;最终，张四慢慢学会了修鞋、修锁、配钥匙、理发、修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通下水道……这决定了他能够真正在北京立足;不仅如此，小说收尾处，还延伸出张四安身北京后娶妻生子的生活现状，以及他在一社区得到邻里的喜爱，并得到区里的表彰。这不仅呈示出底层人物的主体进阶，更代表着不同阶层、职业、身份在矛盾中的融合发展。小说也由此完成了从事件的多重发端，到故事的完整形塑，再到文化辨知的叙事建构。

　　综而言之，王昕朋小说提示着当代中国的一种新问题主义的叙事形态，尽管在情感现实与话语修辞层面尚有可讨论之处，但其发现并处置现实问题的内在旨向，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判断与文化重估，颇为难能可贵，譬如在《北京旮旯》里，如何定义、面对和处置所谓之“盲流”，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的个体/群体，不仅考验社会治理的观念和方法，而且考量着此一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得不说，如是之叙事形态，使得王昕朋的小说既成为了传统现实主义述写的余续，又因其独具只眼的当代认知尤其是基于当下中国的问题措置，从而创生出新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动能。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