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编著,蔡元放评改。二十三卷一百零八回。冯著成书于明末,蔡氏评改本刊行于清乾隆年间。存星聚堂本、义和斋本。咸丰四年 (1854) 森宝斋朱墨本、经元堂藏版本及桐石山房藏版本等。诸本卷首蔡氏序所题年代各异,分署乾隆元年 (1736)、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三十二年 (1767)。

　　本书叙述周朝自武王伐纣后九传至厉王,厉王暴虐无道,被国人所杀。千百年民变遂始。周、召二公拥立太子靖即位,是为宣王。宣王卒,幽王立。幽王残暴寡德,沉湎女色,专宠褒姒,废嫡立庶; 竟夜举烽火戏弄诸侯,以博褒姒一笑。后犬戎兵破镐京斩杀幽王,褒姒亦自缢。太子宜臼被诸侯奉为天子,是为平王。周平王迁都洛邑,西周亡,东周始。从此,周王室日渐式微,诸侯拥兵擅权,互相攻伐,天下多事。

　　郑庄公克共叔段于鄢,平定内乱后入周辅政,并假王命伐宋。周桓王怒召蔡、卫、陈三国之军伐郑,但被郑军战败。郑庄公遣使向王师谢罪,周桓王罢兵。齐襄公为世子时即与异母妹文姜淫乱,后文姜嫁鲁侯。齐襄公为与文姜延续旧情,竟诛鲁侯。齐襄公被弑,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即位,是为桓公。齐桓公虽拜管仲为相,但不听管仲劝阻而发兵长勺;鲁庄公依曹刿之计,大胜齐军,桓公深悔,遂委政于管仲,齐国大治。周厘王元年,齐桓公被诸侯奉为盟主。此后,齐桓公率军征戎、平定孤竹等,声威盖世,战绩卓著。楚成王欲与齐桓公争霸,齐桓公率七国之军伐楚,成王请盟。

　　晋献公宠幸骊姬,骊姬欲害公子申生,献公遂令申生率军灭虞、虢二国。申生得胜返国,但终因骊姬诬陷而自缢,公子重耳出奔。献公毙,骊姬自尽。里克往迎重耳返国为君,重耳以乘丧乱得国为耻,谢绝归国。里克复迎夷吾,秦穆公护送夷吾返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惠公出黄金百镒,令刺客谋杀重耳; 重耳亡命途中饥饿无粮,介子推割股肉为重耳充饥。

　　周襄王九年,齐桓公毙。齐国群公子拥兵纷争,谋夺王位。宋襄公率卫、曹、邾三国之军伐齐,立太子昭为君,是为孝公。宋襄公自谓功高盖世,实力强大,遂大会诸侯,欲得霸主之位;楚成王设计劫盟,面数襄公六罪,囚襄公于亳,诸侯奉楚成王为盟主。后楚宋两国于周襄王十四年在泓阳激战,宋军因宋襄公侈谈仁义、贻误战机而败于楚军。次年,秦穆公重兵护送重耳归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周襄王二十年,晋、楚交战,晋文公恪守在楚避难时许下之诺言,令晋军退避三舍至城濮后,大胜楚军。晋文公召诸侯践土会盟,周襄王驾幸践土,册封晋文公为盟主。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晋文公均亡,郑穆公、晋襄公立。秦穆公闻讯乘丧伐郑,蹇叔、百里奚劝谏无效,哭送秦军。晋襄公以先轸为帅,伏兵秦晋交界地渑池,擒获秦军三帅,大胜秦军。秦穆公闻讯,痛悔不已。晋襄公毙,灵公立。晋灵公荒淫残暴,民怨沸腾; 赵盾苦谏,灵公却生杀机。屠岸贾令麂刺杀赵盾,麂感佩赵盾忠诚而自杀;晋灵公再召赵盾入朝欲诛之,祁弥明、灵辄舍生忘死抢救赵盾,赵盾脱险。周定王十八年,晋伐齐; 齐、晋两军会战于, 齐军惨败。 时晋景公当朝, 屠岸贾大权在握。 屠岸贾尽斩赵盾家族,程婴、公孙杵臼保护赵氏孤儿,程婴舍己子诈称赵孤,杵臼与程婴之子俱亡。晋悼公立,赵氏孤儿赵武任司寇,屠岸贾全族被斩,程婴则自尽以报公孙杵臼。

　　周景王十九年,吴王夷昧之子僚嗣位。楚平王听信谗言,斩杀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员几经周折逃奔吴国。周敬王五年,伍员助公子姬光即吴王位,光自号阖闾。伍员荐孙武率军伐楚,吴军后攻克郢都; 伍员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断头,弃骨抛棺,为父兄复仇。

　　鲁定公在位时,孔子任大司寇,定公及季、孟、叔三家均虚心聆听孔子之教。孔子立纲陈纪,教民礼义,三月鲁国风俗大变。齐景公闻讯向鲁定公进献美女、骏马,以削弱其称雄之志;定公果然中计,玩物丧志,不思国政。孔子失望而辞官离鲁,游说宋、陈、蔡、齐等国,但终不见用。孔子去鲁,鲁复衰。

　　周敬王二十六年,吴伐越。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所擒,勾践执养马之役,范蠡从之。勾践忍辱负重,后获释返国。勾践卧薪尝胆,勤于国政,并依文种之计,献美女西施、郑旦给吴王,吴王则耽于享乐。周敬王四十二年,勾践率越军伐吴,吴王请和未遂而自尽。周元王命勾践为东方之伯,诸侯尊越为霸。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赵、魏、韩三家请周王分赐为侯; 赵、魏、韩三国分晋而立,晋亡。此时天下强国为齐、楚、魏、赵、韩、燕、秦七国,齐威王为六国盟主,唯秦不臣服。魏梁惠王拜鬼谷门徒庞涓为帅,又往聘孙膑; 庞涓陷害孙膑,孙膑遭刖足黥面之刑。齐威王闻讯将佯狂的孙膑救至齐国,最后孙膑设计在马陵道大胜庞涓,庞涓兵败自尽。周显王三十六年,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六国诸侯皆称王,苏秦兼佩六国相印。秦拜张仪为相,破坏六国联盟; 张仪游说楚怀王与秦通好,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后被秦所囚。后楚怀王侥幸逃脱,却因无处存身而亡。屈原苦谏楚顷襄王治国强兵,却被楚王削职放归;屈原怨愤至极,乃自沉汩罗江而亡。

　　秦昭襄王许以十五城换取赵国之和氏璧,赵使蔺相如见秦王并无诚意,乃设法完璧归赵。蔺相如容忍大将廉颇挑衅之举,使廉颇醒悟而负荆请罪。后周赧王遣六国之军伐秦失败,秦降周王为周公,并毁周宗庙,迁周鼎入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将灭东周,周朝历经八百七十三年而祀绝于秦。秦王政当朝,先后灭亡六国。秦王政号为始皇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天下归秦。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由盛及衰,恰似经历了自然界的时序变更: 由春之繁花似锦、生机盎然渐变为秋之花叶凋零、肃杀凄凉。从周平王东迁洛邑至秦始皇兼并六国混一舆图的五百余年间,“五霸迭兴争会主,七雄扰攘竞烽烟”;诸侯彼此征伐,遍地战火连天。中国历史开始了第一个大变局。《东周列国志》的作者以如椽之笔,描绘了一幅春秋战国时代动荡、纷乱的历史画卷: 历时五百年,纵横千万里; 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沓。其间,既叙写了重大历史事件,于历史的顿挫处,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又刻划了明君贤臣、暴君奸佞、贤相良将、游侠义士、名士说客、爱妃宠姬等众多人物形象,从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中,使人看到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人的生存状况及其各异的命运。可谓人情世态备载,兴盛衰败分明。

　　“五霸闹春秋”,“龙争虎斗”。春秋时期的开始源于周王室日趋式微,“礼坏乐崩”的现实使列国不仅在军事上彼此争雄,而且在政治上各谋称霸之道。《东周列国志》的作者以 “任贤图治” 的儒家政治思想和民本思想为标准重新审视这段色彩纷呈的历史,将列国治乱兴衰的原因归结为是否实行了贤人政治;“总来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书尾的诗句正是作者政治观、历史观的准确概括,同时,这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创作思想。

　　作者倾注大量笔墨描绘春秋时代五霸迭兴的历史,这一部分内容占据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小说开卷两回所叙西周数百年之兴衰,实为全书引言,其间,作者已将其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昭示读者: 国君英明,举贤任能,方能国泰民安; 君王失政,奸佞横行,民不聊生,必有亡国之危。这两回的描写不仅意在说明西周衰弱是东周变乱的根本原因,而且也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任贤图治”首先意味着君王要举贤任能,勤政爱民。齐桓公首创春秋霸业,关键在于善用管仲。昔日管仲曾箭射桓公,桓公耿耿于怀,“每戚戚于心,得食其肉不厌”; 鲍叔牙力荐管仲,指出管仲若得重用,可为桓公“射天下”。桓公面试管仲后,深为钦佩管仲的政治主张,遂给予管仲罕见之尊重: 拜管仲为相国,尊其号曰仲父,“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桓公不仅尊重管仲,而且实施管仲的治国策略: “欲使民者,必先爱民”;省刑罚,薄税敛,销山为钱,煮海为盐,安定商旅,重整军政等,齐国逐渐强盛。管仲的政治主张,儒家色彩极为浓厚; 他首先对桓公阐释 “礼、义、廉、耻”对于立国的重大意义,最后则强调任贤选能对于成就霸业的重要作用:“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捐弃前嫌,重用管仲,终于独霸诸侯。正如蔡元放所评:“鲍叔之荐管子不难,难在桓公之肯用;肯用不难,难在即用以为相。捐射钩之恨而尊宠之,又专用之而不疑,不以小人之谗而生忌,宜管子之得以展布其才也。”

　　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诸侯,因其嗣位后即 “大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贫”,终于 “国中大治”。晋文公勤政恤民,又任用赵衰、狐偃、先轸等文武贤臣辅政,人才济济,遂成霸主。位于西北荒凉之地的秦国,自秦穆公即位后,求贤若渴,重用百里奚、蹇叔为左、右相,实行“德为本,威济之”,“立法教民,兴利除害”的治国方针,使秦国得以广拓疆土,称霸西戎,威震中原。秦国强盛的根本原因,即是秦穆公千方百计,搜求人才,“举之村竖之中,升诸朝廷之上,高爵厚禄,信任不疑。”为此后秦国跻身七雄、最终统一列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楚庄王即位之初,沉湎酒色,怠废国政,并悬令朝门“有敢谏者,死无赦!”但是,在申无畏、苏从等贤臣冒死劝谏的感召下,庄王幡然醒悟; 庄王随即绝钟鼓、屏姬女,并拜贤臣孙叔敖为令尹。孙叔敖整肃军法,兴修水利,灌田万顷,民皆颂之。楚庄王迷途知返,任用贤能,终使楚国复兴,霸业有成。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所囚,忍辱负重,以图复仇。勾践获释后,卧薪尝胆,“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尊贤礼士,敬老恤贫,百姓大悦”,终使越国强盛,灭亡吴国,成为东方之伯,使诸侯尊越为霸。蔡元放认为,“勾践报仇情切,其抱冰握火,尝胆卧薪,不是得力处;得力处全在尊贤礼士,敬老恤贫,繁生育,躬节俭诸事耳。勾践行此于丧败之余,且能遂灭吴而成伯。有国家者,苟能行此于无罪之时,何患国之不振耶?”蔡氏评语,可谓深得作者之心。

　　作者所叙春秋五霸崛起史事,无一不是君王“任贤图治”而成就霸业; 尽管春秋列国治乱兴衰的原因并非如此单纯,但作者表达的政治观、历史观,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阶层及广大民众向往明君贤臣的清明政治的质朴意愿。作者不仅描写了成功者的伟业,而且揭露、抨击了昏暴君王宠幸奸佞之臣误国害民的罪恶行径,从反面论证了 “任贤图治”的真理性。小说描写卫宣公淫纵不简,筑台纳媳,灭伦绝理,终于惊惧染病而亡; 卫懿公因好鹤而重敛于民,以充鹤粮,民有饥冻,全不抚恤,民众怨愤,终致身死国亡; 齐襄公兄妹淫乱,黩武殃民,仁、孝、礼、信四德皆失,终被臣子斩杀; 陈灵公与佞臣袒服戏朝、荒淫无耻,终被征舒射杀于马厩之下;晋灵公荒淫残暴,厚敛于民,广兴土木,竟与佞臣屠岸贾以弹射百姓为戏取乐,并授意屠岸贾诛杀贤臣赵盾全族,灵公终被赵穿斩杀; 楚平王听信谗言,冤杀伍奢父子,终落得被伍员鞭尸断头、弃骨抛棺的下场;吴王夫差沉湎女色,竟赐死贤臣伍员,以致国破身死。作者对残暴之君被杀,持肯定态度,因为这些暴君误国害民,违背了儒家政训,死有余辜。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态度也反映出广大民众的爱憎。作者对残暴之君固然予以无情鞭笞,对成就霸业后违背“凭贤图治”的君王亦不隐恶。齐桓公称霸之后,志气昏惰,追求安乐,亲近奸佞,疏远贤臣; 最后,桓公被奸臣竖刁、雍巫、开方筑墙封门所困,终致掩袂长叹而病亡。作者描写桓公之死乃因其违背管仲遗言所致,作者对桓公不能始终如一信任贤臣,感慨不已:“叹桓公一生英雄,到头没些结果。”越王勾践称霸后,不行灭吴之赏,却与旧臣疏远,疑忌范蠡、文种。范蠡被迫离越,隐居陶山; 文种称病不朝,勾践听信谗言,竟效吴王夫差之举,用赐死伍员之剑赐死文种,且闻文种死讯后 “大喜”。作者对越王屠戮贤臣的行径,通过范蠡之言予以斥责: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 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春秋五霸为谁,向有异说。①本书并未将宋襄公作为一届霸主来描写,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刚愎自用而又昏庸愚蠢的君王形象。作者写宋襄公败齐军后,自命为不世奇功,便欲代齐桓公为盟主; 但宋襄公贤愚倒置,对愚臣公子荡唯言是听,对贤臣公子目夷之谏充耳不闻,笃信公子荡 “借楚力以聚诸侯,复借诸侯以压楚” 的天真策略,遍召诸侯设盟。至会,楚王拥兵扣押襄公,诸侯莫不唯唯,而宋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着两行珠泪。”后宋楚两军交战,宋襄公又奢谈“仁义”,贻误战机,使宋军大败,襄公也“身被数枪”,右股膝筋被箭所断,瘫倒于地。作者描写 “德力俱无” 的宋襄公称霸美梦终成泡影,因为他不能广揽贤才,仅有的贤臣公子目夷及公孙固亦不任用,如此昏庸之君岂能称霸于春秋乱世?故作者将宋襄公排除在五霸之外。

　　春秋五霸“任贤图治”,先后号令诸侯,纵横疆场,各领风骚于一时; 及至战国时代,各国推行尚贤政治,延聘各种人才,以求在血与火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东周列国志》对战国时期历史的描写,侧重于表现六国归秦的历史进程,并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士阶层不断壮大、分化的历史图景。作者在此揭示了“任贤图治” 的另一层重要含义,即不仅要有明君,而且要有贤才; 只有明君、贤才两个因素相契合,“任贤图治”方能成功。

　　春秋时代,曹刿、管仲等由布衣而为卿相者尚属罕见;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举贤才”、“举逸民”的政治主张,这预示着士阶层的崛起。战国初期,魏文侯首先以礼贤而著称,各国遂竟相仿效,君王纷纷礼贤下士,“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之事屡见不鲜,使士阶层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其时,游士往来穿梭于七国之间,各抒己见,各种学说“百家争鸣”,形成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繁荣的局面。随着士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分化,出现了流品繁杂的状况; 各国君王往往对士阶层的著名人物予以特殊礼遇,大批中下层士人则依附于豪门贵族,以求仕宦。因此,战国时期 “养士”之风盛行,而当时君王养贤与私门养士则是并行发展的。《东周列国志》对这两种情况都有所描述。例如,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各养士数千,形成当时著名的士人集团。小说描写平原君斩美人谢�尊重门下之事,表现平原君礼贤下士的善举; 又描写孟尝君得门下鸡鸣狗盗之徒相助从秦国脱险之事及冯弹铗客孟尝, 孟尝君对冯礼遇有加,冯为孟尝君焚券收服民心之事, 表现孟尝君广揽人才的胸襟和冯式的地位低微之士的才能。 小说还描写信陵君在危急之际得门客侯生、 朱亥相助,窃得兵符救援赵国之事,而侯生本守门小吏,朱亥乃卖肉屠夫。信陵君求才若渴,又与隐士毛公、薛公同游,平原君则鄙视毛、薛二人地位卑贱; 结果,毛、薛二贤士及四方宾客纷纷往投信陵君,连平原君门下宾客也有大半投靠信陵君,后信陵君终成战国四公子中功业最显赫者。小说对私门养士情形的描写,多符合历史真实状况,同时也使读者看到豪门贵族门下广大中下层士人的构成成份及生存境况。

　　战国时期是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此时人才辈出;重视人才,“任贤图治”,即可富国强兵,在各国激烈角逐中生存、发展。反之,则亡国。小说描写齐国士人邹忌以琴谏齐威王,使威王顿悟前非,邹忌则抚琴取相印。齐威王纳邹忌之谏,节饮远色,核名实,别忠佞,息民教战,终于成为战国时期统率六国之霸主。卫国士人公孙鞅向秦孝公论述治国之策,秦孝公任用公孙鞅变法,秦国强盛,独与六国抗衡,后秦灭六国,建立一统王朝。鬼谷子王栩四徒孙膑、庞涓、张仪、苏秦学成出世,孙、庞二人同为魏惠王所用; 但魏王不识善恶,使孙膑被庞涓陷害。齐威王设法将孙膑救至齐国,委以重任,孙膑终于战胜庞涓; 而魏王误用庞涓,蔽塞贤路,丧师辱国。苏秦游说六国君王 “合纵”抗秦,被六王封为“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总辖六国臣民,可谓当时士人之楚翘。苏秦被刺身亡,张仪为秦王所用,大显身手,倡 “连横”之说,破坏六国联盟,使六国分裂,终为秦灭。战国时期七雄鼎立,使大批士人得显才智; 诸国君王延聘贤才,又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质乃人才和国力的竞争;只有“任贤图治”才能增强国力,只有“任贤图治”才能吸引人才,这一切,关键在于一国之君是否英明。

　　《东周列国志》的作者以“任贤图治”的儒家政治思想为创作主旨,叙写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历史的风云变幻; 其间,对春秋时代的描写主要突出贤明君主任用贤才的重大意义,并以五霸的成功为佐证; 对战国时代的描写侧重表现士阶层发展壮大,各种人才在历史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及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作者从两方面深化了 “任贤图治” 的政治思想,完成了作者历史观念的建构。作者表达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虽不无正确之处,但亦存在着重大缺陷:作者一味注重圣君贤臣的历史作用,却未能意识到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方是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动力。此外,作者热衷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道德评价,又在小说中因袭“女人祸水论” 的陈旧思想,显示出作者尚未脱离传统思维方式之窠臼。

　　春秋战国时代世事翻覆,鹿鼎频争,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遂成为后世文艺作品题材之渊薮。在小说史上,春秋战国故事屡有演叙; 元刊平话中即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描写列国纷争、七雄逐鹿中原的故事。明朝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据话本小说及各种有关春秋战国史事的民间传说重加辑撰,编成《春秋列国志传》于万历年间刊行,首次将春秋战国史事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明末冯梦龙又据《春秋列国志传》加以改写,同时参照 《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传订正旧著中之讹误,删除严重失实之情节,编成《新列国志》刊行,成为一部比较符合史实的讲史小说。清朝乾隆年间,蔡元放将 《新列国志》略作增删润色,并附夹注及回评、读法等,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实为冯著《新列国志》的评点本。然蔡氏评本却成为近二百年来的通行本,版本众多,流布极广,冯氏原著反而鲜为人知。

　　古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实为两派:一派强调“传奇贵幻”,一派倾向“羽翼信史”。《春秋列国志传》的创作接近“信实”派,而《新列国志》则更进一步。冯氏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废兴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 (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 《新列国志》叙) 《新列国志》依据正史敷演成书,使之成为一部“信实”派历史演义小说。蔡元放评改 《新列国志》后令读者把小说视作正史的通俗读本,切莫当作一般小说阅读,则意在强调本书的教化作用。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史事纷繁,《东周列国志》作者借鉴《左传》等史著的编年体叙事方法,并以此为结构主线,统筹全书,次第敷演,事取其详,文撮其略,避免了 《春秋列国志传》叙事前后颠倒、详略失宜的结构弊病。作者用83回篇幅描述春秋五霸纷争的史事,用25回篇幅叙写战国七雄争鼎的搏杀,意在突出历史演变中的起承转合。由于作者采用编年体叙事结构,又善于剪裁,使全书繁而不乱,前后贯通,详略得当,历史发展线索清晰可辨。小说布局严谨,结构完整,将五百余年史事汇于一帙而又免于紊乱无序的状况,这既证明了作者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又是本书在艺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功。

　　中国古代小说与史著有着深刻的 “血缘”关系,两者虽同属叙事体裁,但是否注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具有文学意味的细节刻划和场景描绘,则是区别史著与小说的重要标准。因为,史著叙事目的在于资政,小说叙事目的意在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东周列国志》铺陈史事虽严格本诸正史,但因为作者注重历史小说创作的艺术性,敷演增添,形容润色,使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跃然纸上,生动鲜活,并未使读者感到味同嚼蜡。例如,作者以细腻的文笔生动地描写了幽王烽火戏诸侯、郑庄公掘地见母、晋公子重耳出亡、鲍叔牙力荐管仲、退避三舍、绝缨大会、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掘墓鞭尸、卧薪尝胆、孙庞斗智、 冯弹铗、 田单火牛破燕、 毛遂自荐、 纸上谈兵、 完璧归赵、 信陵君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其中既有对史著记载的敷演,又有细节刻划及场景描绘,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性情节。此外,对众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刻划也比较成功,如周幽王、宋襄公、晋灵公、褒姒、骊姬、晏平仲、伍子胥、庞涓、孙膑、程婴、廉颇、荆轲等等,其中既对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予以传神地描摹,又对人物的内心活动有所表现,使得各种人物性格特征十分鲜明。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时间跨度巨大,事件众多,没有贯穿始终的历史人物,故作者在描写人物时只能人与事俱来去,只能对人物性格的突出特征予以浓墨重彩地简单勾勒或点染,而不可能塑造出血肉丰满、性格丰富的典型形象。对这一因题材而造成的缺憾,似亦不应苛求。

　　《东周列国志》以浅近文言作为叙事语言,比较生动、流畅;但由于小说杂采史传而成,虽经修订润饰,亦存文笔不甚统一处。蔡元放评改冯梦龙《新列国志》,其大量评语中不乏合理见解;但蔡氏将本书等同于正史,过分强调历史演义小说的教化作用,则忽视了历史小说在文体上的独立品格,因而在艺术上缺乏真知灼见。冯梦龙依据史传编著《新列国志》,成为“信实”派历史小说的重要作品,具有某种开创意义;蔡元放取冯氏著作加以评改,“条其得失而挟其隐微”,易名刊行,使列国史事广为流传,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自然亦功不可没。《东周列国志》是继《三国志演义》之后的又一部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影响巨大,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