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一）、宝藏的所在地及其对母题的因袭与创新。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已有十部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寻宝得宝母题，可见作者对这一母题的特殊偏爱。而藏宝地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则彰显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与活跃的创造性。山中、墓中、兵器中、动物体内、佛像中等等都可以成为藏宝之地，其中又以高山和墓穴为主。

　　首先，是山中之宝。山中藏宝在中国历史悠久，《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馀外传》载禹治水无功，困惑中翻检《黄帝中经历》，内有："在于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丈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琢其文。""宝物与高山的联系体现了其仙隐文化内涵，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深山石洞毕竟可避世乱兵燹，'藏之名山'是最为安全的。"〔1〕金庸小说对母题的创新之处在于，高山虽普遍性地成为藏宝地，但却山山各有特点，各具风韵：埋藏闯王宝藏的玉笔峰是一座常年不化的雪山，因雪山故人迹罕至;《白马啸西风》中传说高昌迷宫宝藏竟埋在一座沙漠石山中，茫茫沙漠自然成为寻宝的最大障碍;将藏宝地点选在鹿鼎山无疑带有戏谑意味，名不见经传则寻找极难--要将八部佛经拼凑起来才能依图寻致;华山虽人所共知，但却以险峻著称，将藏宝地点选在华山悬崖山洞中无疑只有武功绝高者才会发现。无论是雪山、石山、险山，还是不知名的小山都以各自特点增强了宝藏的隐秘性，使寻宝过程更为曲折凶险，而将藏宝地点选在山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金庸的山崇拜观念。从地理特点来看，中国的山陵较多。高山是神秘深邃而高深莫测的，在古人眼中"山"是和"仙"联系在一起的，在颇具灵气的山中往往能寻访到仙人的踪迹;而深山老林也是修道之人的首选场所;炼武之人为与世隔绝，潜心练功也会藏之名山，山中既有仙人、修道之人、炼武之人，再有他们遗留下的经书及武功秘笈等便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高山接近上天，具有崇高、巍峨之美，古人眼中的高山已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物，而被人格化、力量化了。山中人烟稀少，树木茂盛，其巨大的包容性使古代帝王愿依山为陵，因此山中藏宝也就更加合理了。

　　其次，是墓中之宝。将墓穴作为藏宝之地，受传统的厚土重葬习俗影响。自殷周以来，我国便形成了"重祭祀，崇祖先"的传统，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墓葬，《礼记?祭义》有"事死者如事生";《汉书》有"孝子事亡如事存"，财产的占有有时并不因生死的界隔而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厚土重葬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庸小说将藏宝地点设计在地下墓中，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墓中机关重重，使盗墓者不敢贸然进入，增添了藏宝的安全性。金庸小数对于"墓中藏宝"模式的突破与创新在于，将墓主的身份由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扩大化至胡一刀、林朝英等平民百姓，墓主身份的平民化一方面是武侠小说通俗性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情节发展、塑造人物的需要：苗人凤把冷月宝刀埋于胡一刀坟前是因为他觉得"世上除了胡一刀再无人配用这把宝刀"，通过"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人凤之口，读者从侧面再次领略到了胡一刀的英雄气概、表现了胡苗二人的深厚情义及苗人凤误伤好友的内疚与自责;如果没有当年苗人凤的埋刀之举，胡斐便不可能在危难中得刀获救，也不会有后来的"雪山飞狐";同样，《神雕侠侣》中的王重阳之所以要出人意外地将《九阴真经》刻在古墓中，一方面是炼武之人的好胜之心，另一方面也寄寓了他对于昔日恋人林朝英的深深怀念及有情人未成眷属的遗憾。而且，如没有王重阳当年看似不合理的举动，便不会有小龙女的重伤获救，神雕侠侣恐怕便要真的绝迹江湖了。

　　其他藏宝地点也有，如兵器内，衣物上等，构成了小说中的"以宝取宝"模式，将在下文藏宝图的价值与功用中专门论述。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