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石一枫是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从《红旗下的果儿》到获“鲁迅文学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再到2019年发表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他以“正面强攻现实”的“个人英雄主义”书写着以“北京”为地标的底层人物生存史。“不正经”的语言往往戳中时代与社会的暗疾，反讽的笔调中夹杂着对时代洪流中顽强生命的关切与敬畏，在其独特的眼光和油腔滑调讲述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个带有鲜明特征又饱满异常的人物形象。

　　张慧瑜将石一枫到目前为止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充满石一枫个人特色的阶段，如《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等;第二阶段石一枫有意识地进行了调整，开始写“他人”的故事阶段，标志便是《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那个北漂女孩陈金芳。陈金芳的形象塑造无疑是成功的，那个铆足劲儿想要“混出个人样”却终究陨落在梦幻泡影中的悲剧女孩给文学界留下了标志性的印象。直到2019年发表的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打工女孩王亚丽的精神寻亲史，这部石一枫自认为“写作变宽了点”的小说，再一次表明石一枫在写“他人”的故事中更加炉火纯青，如鱼得水。曾一度有人质疑，石一枫优渥平顺的成长环境，北大中文系的加持与体制内职业作家的工作生活环境与他作品中的人物生存环境有极大的隔阂，在没有共鸣和同感的情况下，石一枫能否真实而传神地表达人物的生命底色和心灵渴求。然而，他沿着人性中对自由、安全感、尊严的人类共通性的情感轨迹，用赤诚之情和天赋之笔消弭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隔阂，以极强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一个个丰满而悲剧感的人物“牵扯”出来。

　　文学史上有不少男性作家写女性的。他们或通过边缘式的女性形象(如妓女、童养媳、填房等)来表现人物悲剧和时代图景;或通过女性的柔弱贤淑来映衬男性的勇猛强大;或通过女性特有的感性和细腻来描述爱情的悲喜;或通过达官贵人后院女性的心计争斗来展现家族生活史。当然，因为男女生理与心理的不同，要塑造好女性形象并非易事，所以，隔靴搔痒者有之，男人化的女人有之，不一而同。石一枫描写的女性形象不可谓不多，评论家王晴飞认为石一枫帮闲的外表下，有一颗贾宝玉的心，他对音乐和美好女性的热爱，源于他认为这些东西不俗，这种热爱让他更能平视女性、理解女性，因而往往能精准地抓住女性身上鲜明的特点，给与其鲜活的灵魂。

　　当然，女性形象并不是石一枫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有意识类型化的一种人物形象，在他一众小说作品中，女性形象有变化，有成长，性格不尽相同，但是如果将其小说中的女性抽拉出来对照，就会发现无论是“赵小提”视角下的“陈金芳”，还是“上帝视角”下的王亚丽和岳晓芬，以及之前《特别能战斗》的女主人公苗秀华，《节节最爱声光电》中的节节，无疑存在某种共通性。本文仅以陈金芳和王亚丽为例，分析他作品中新鲜而有意义的女性形象。

小人物：燃在生活低处的烟火

　　正如石一枫欣赏的现代小说家老舍始终将目光聚焦在徘徊于生之艰辛的小人物身上一样，他也始终落脚于“城市边缘人”式的小人物，阐述他们的生存困境与道德理想的冲突碰撞，揭示命运的无奈感和人的反抗意识。正如他本人所言：写好小人物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普通读者看文学作品，会有代入感，会觉得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一个小人物。所以，关照小人物就是关照大众，符合文学规律。而女性相较于男性，在历史上处于阶级地位的下游，虽然近现代不乏女性主义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呐喊与改革的螺旋式上升中，女性地位和自我实现路径在不断提升，但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建制和女性群体自身的蒙昧，女性的觉醒和真正的男女平等无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而，小人物中的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加成为小人物的具现。陈金芳、王亚丽是生活在底层的青年女性，有着底层世界的粗粝和直率，也有着大城市映射下底层世界的卑微感。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人而言，他们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剥削，领受着生活带给她们的累累重负，在生存与理想的边缘艰难前行。

　　陈金芳初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是那个“从门外走进一个女孩来，个子很矮，踮着脚尖也到不了一米六，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放学后，“手上攥着一只印有“钾肥”字样的尼龙口袋，跟在我身后几米开外。当我前行的时候，她便迈着小碎步跟上来;当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着肩膀，紧张地看着我。”陈金芳少年时代从乡下进城，面对繁华的大城市和优渥的物质环境有着新鲜感和局促感，面对本土成长的自带优越感的城市子弟，她通过卑怯地尾随满足好奇心。而“我”的排斥和嫌弃让陈金芳的精神世界出现初步的孤寂感和无助感。陈金芳进城生存的基础本就孱弱，她是部队大院食堂的厨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从乡下带过来的一大家人中的一个，住在围墙旁边的平房里，与“我”住的砖板楼毗邻而居。她们一家人在军队大院里那些显赫殷实的原住居民前，显得太过突兀，甚而成为“看客”极大的看点。赵小提不无调侃地叙述道：“说这个问题之前，得先介绍一下这家人的人口构成。除了陈金芳及其姐姐姐夫这三个固定成员，那两间小平房里还不定期地住过陈金芳的妈、舅舅、叔叔婶子、表哥表嫂等人。暂居者的面孔虽然常变常新，但总的来说有一条规律，就是许福龙一直生活在外戚当道的局面里。那些亲戚有的是来看病，有的是来找工作，还有的号称什么也不为，就是见到别人“进了北京”，自己也想来“看一看”。”而她身边的亲人模样，在“我”的审视下，有了一种讽刺性：“有那么一阵，我每天早晨上学的路上，都能看见一辆平板三轮从西平房的拐角驶出来。登车的是陈金芳的表哥，一个梨形脑袋，此人的前额被产钳夹得极其窄，窄得不到巴掌宽，头顶还被挤出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车后坐着陈金芳的妈，她患有股骨头坏死，走路画圈儿;一旁跟着陈金芳的表嫂，作为梨形脑袋的妻子，此人脑袋的质量自然也不会太高，尽管形状无异，但却有轻度痴呆的症状，爱流口水。这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披星戴月，干的是收废品的营生。”从外形到心智，她所在的群体是相对次一等的人，有刚从动物进化来的既视感。“她们什么都吃”的特性更加深了她们的动物性：“在春夏之交，我们看见陈金芳她妈沿着院儿里干道上那排杨树走到头，再走到尾，一边画圈儿，一边往塑料兜里捡嫩杨花。院儿东头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树，也被她们家人薅得够呛。那些年的八一湖还不是封闭公园，水势也大，夏天男生常常下湖游泳，这时却看见陈金芳和她姐、她表哥赤脚站在滩涂上捞小鱼、摸螺蛳，甚至用竹签子扎青蛙。”粗鄙到可笑的场景就是陈金芳的生存现状，这一切构成了她的起点。甚而人类灵魂师的老师也“装模作样地去家访过一次，回来感叹说：窗台上只有一只刷牙杯，里面插着七八柄牙刷。”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自知，就如他的妈妈姐姐一样，倒也心里舒坦些。然而，学校教育的启蒙开化，同学们的歧视，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让她跳脱出来，重新审视自己和家人，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因为，这种生存环境对进城后的陈金芳而言，是耻辱的，是想极力摆脱掉却摆脱不掉的，这种共生的关系就如把一个大大的标签贴在她的脑门上，她是卑微的、次一等的甚至是城市异类般地存在。她与身边的人有着阶级和进化层次的极大差别，而这种差别构成了她不断钻营、拼命上升的驱动力，她消弭差别的用力和消弭不了的失败伴随她短暂的一生。至此，陈金芳的身份被建构出来，在被迫害与反挣扎中的一朵开在生活低处的花。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女主人公王亚丽则是来自河南小镇的一个健身教练，父母离异。沿铁路线漂流到都市的她，赚着微薄的工资，住在集体宿舍里，条件极差：“预制板楼体和单层玻璃窗形同虚设，车声人声、烟味油味破墙而入，充满了这间十平方米不到的一楼小北屋。每隔约莫三分钟，最多五分钟，当脚下有列地铁轰鸣而过，磨得过分光滑但又总显得污浊的水泥地面也跟着震颤起来，铸铁窗框嘎嘎作响。住在这屋里的人最好是个聋子，要不就得是神经迟钝，否则晚上能睡个囫囵觉才怪。屋里摆设简单，一桌一床一书架。”条件极差的八人同住宿舍是王亚丽在北京的麦子店的生存境况，地理空间上的生存位置虽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但大都市的繁华是近在眼前的虚幻，而切切实实的逼仄贫苦是王亚丽不得不屈服的“低处”。她想参与北京的生活，而唯一能实现的参与性就是面包店前等待午夜打折的法棍面包，当果粒橙跟她有了省钱计划后，法棍面包的参与感也就被剥夺了。可以说，王亚丽所在的低处，不断有力量剥削她，这股外界力量把她推向生活的更低处。

　　陈金芳和王亚丽所代表的这些小人物的“小”不仅是她们生而平凡，而且是她们生活在物质生活的边缘地带，社会的灰暗面如幕布般压向她们的生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充分暴露在她们的身上，她们不仅需要文学的探照灯，更需要现实的传帮带。

二、叛逆者：逆命运之流而上的“轴”

　　在石一枫作品中，女性形象有一个鲜明特点：轴。这种“轴”带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气，暗含不甘平凡不服输的执拗，更裹挟着强大的命运对抗意识。我们不难发现，石一枫笔下的女性总有种自发地与命运抗争的力量，她们从不向生活轻易低头，不论是否成功，总有种他人无法理解的执拗与“偏执”。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家邻居老太太对拒绝回湖南老家、坚决要求留在北京的陈金芳的评价“没见过那么狠的孩子”。为了留在北京，陈金芳被“她姐姐抄起了一只擀面杖，像在食堂抡勺子一样抡起来，划了个完整的弧线，落到陈金芳的天灵盖上。打完之后，她姐也傻了，擀面杖扑棱掉到地上。门外两个看热闹的邻居叫起来：出人命啦!”她以流血的代价勉强留下来。之后，为了能在城市里生存，被迫委身所谓的“傍尖儿”豁子，和公主坟往西一带大大小小的流氓都有过一腿。当她想要实现阶级的跃升时，豁子当街恶狠狠地打她，她用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豁子的拳脚和众人的观赏，没有眼泪，没有言语，不肯服输，只“嗷嗷”地叫两下来消解疼痛，她的倔强和“狠”让高大伟岸的“我”相形见绌，让豁子服了软。她为了她眼里的“成功”，什么样的苦都可以吃，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直至行至所谓的云端，她始终憋着“一口气”，要把自己从低俗的生活里拖将出来，哪怕被揭掉一层皮肉直至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她不肯屈服于现实世界，即使现实世界没有一刻停止挤压她，让她磨平自身的棱角，做命运的奴仆，在自我的局限内平庸度日。就如鲁迅作品中的闰土，任其儿时的恣意洒脱，成年后也是在一声“老爷”中消解了自己的不甘。而陈金芳自始至终都不肯退位到平庸的生活中，即使她知道那样生活会更容易。相比当今社会中城市既得利益者的“躺平”与胆怯和在生存边缘的苦难承受者的麻木蒙昧，陈金芳逆流而上的顽强不屈精神让她如一束光般闪耀在人类的精神视野中，人物的意义和价值得以体现。

　　王亚丽始终牢记母亲简单而富有道理的“生存要义”：做什么都比要饭强!麦子店火热的夜晚里，王亚丽每天都会去等打折面包，她不去“要”，而是“等”着买;同时，面包相对于其他食物价格更昂贵，她可以去买更廉价的包子、馒头或者油饼之类的，但是她执拗地选择面包，还要等到12点，因为面包象征了都市白领的生活，她执拗地认为面包是一个通道，从那里可以通向她向往的精神价值感。她不肯接受能力范围内轻松的饮食，其实是不愿轻易接受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定位，不肯向世俗生活认输。之后，为了帮果粒橙省钱，她到团契那里去蹭饭，仍不愿白占便宜，她帮忙做饭，提供力所能及的实际劳动，来换取等价交换得来的尊严。她深知在自己物质极度贫瘠、亲情淡漠的境遇里保持做人的尊严何其之难!但她还是极尽所能，要挣来做人的尊严。这种与命运和社会对抗的以卵击石，有一种悲壮感，又惹人心疼!在一连串的情感打击之后，她并没有情感世界崩塌，她宽容了岳晓芬，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北京老炮儿”老大爷，在最后的时刻，她看到追寻已久的景象——“那是她所从未见过的沙仑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她的善良和包容让她的倔强又蒙上了一层虚无缥缈的美好，这虚无缥缈的美好实则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对艰难者的慰藉!

三、追光者：寻觅精神世界的尊严感

　　石一枫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大都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她们在社会的缝隙中被改造、被冲刷、被剥削、被迫害。而穿过她们的生存环境和粗粝外表，探寻她们的精神世界，去揭示那被层层包裹的内心，她们那蓬勃的生命力和强悍的精神世界就会闪闪发光。面临大浪淘沙般的世俗潮流，她们始终守护那方独有的精神领域，并且为捍卫它而如西绪福斯般锲而不舍地搏杀，这种精神追求在不同的人物的身上有不同地体现。

　　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那里表现出的就是“人样儿”。陈金芳在儿时由于自己的乡下身份备受嘲讽和歧视，在学校被当作异类，面临老师和同学给与的不公平待遇;在大院里面临军官子弟的优越条件赤裸裸对比下的卑微感。这一切让她的内心充满了对所谓的梦幻式成功的极度渴望，她希望通过这种成功来获取做人的尊严感，获得被肯定被尊重的感觉。少年时代，她在暗夜的树下听琴，“我在窗外一株杨树下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背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但我仍然辨别出那是陈金芳。借着一辆顿挫着驶过的汽车灯光，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的“农村红”。她静立着，纹丝不动，下巴上扬，用貌似倔强的姿势听我拉琴。”她对“音乐”的偏执向往，其实一直是陈金芳内心情结甚至生命理想的外化，它象征着一种不一样的生活，那种生活里没有包子的气味、没有卑微粗暴的父母、没有她不得不与之同床共枕的地痞流氓、没有这出身底层的可怜女孩所一再经受着的拒绝与歧视——或者说，在音乐及其谱写的幻觉之中，陈金芳已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底层女孩，她甚至都不再是陈金芳，她是陈予倩。因为有了这种精神目标，她的内心生化出磅礴的生命力和勇气，她以此获得精神世界的圆满。虽然最后，梦幻般的成功转眼化为泡影，她以割腕自杀结束生命，但她也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精神印记，也算是没白白活一场。

　　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那里体现是“寻亲”，她的寻亲之旅贯穿全文。心理学上有一种补偿效应，在王亚丽身上有鲜明的表现。儿时，她的父亲跟粮店的女人胡搞，被钉在了亲情的耻辱柱上，父爱缺位;她的母亲幼时对她是辱骂和冷漠，长大后是索取和算计。这种家庭成长方式使王亚丽在血缘关系的“亲人”内核里找寻不到“亲情”的实质，这种空白感让她的情感里缺了一块，时日愈久，空白蔓延开来，孤寂感就向亲人以外的替代物伸出触角来，那就是男友“果粒橙”。她一开始寄希望于“果粒橙”的亲情和爱情，希望能在困境中与他相拥取暖，相伴前行。然而“果粒橙”在一边侵占她的身体时，一边用脏话辱骂她，还借口是把她“当亲人”才会这样。同时，“果粒橙”利用她帮自己省钱，让王亚丽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又利用她保管“侵吞赃款”，自己逃之夭夭，让王亚丽独自面对公司的连番侵扰。可以说，“果粒橙”以“亲人”之名剥削她的身体和情感，对她形成双重打击。团契里的“姐妹”岳晓芬借耶稣之名对她施之于关怀与帮助，她重又燃起亲情的火焰，她把钱财和信任一并交给了岳晓芬，然而岳晓芬携款失踪，当她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又一重以“亲情”之名的骗局时，她再次遭到情感的重创。她在内心里始终渴求成为一个正常的都市女孩，能有相对稳定的家庭、实在的亲情和正常的物质生活。这种渴求是务实的，是当下时代精神多元却信仰缺失、信息爆炸却沟通缺失的一种补缺。然而她渴望的在现实社会中都遭到了背叛和迫害，她始终追不到光，只能是暗影里的可怜人。文末的玫瑰花开满了麦子店的盛世景象虽然给了这个善良困苦的女孩些许光亮，但这虚幻的繁华也勾连起人物更大的悲剧感。

　　在文学的长廊中，女人是一粒沙，可以折射出时代、历史、人性、哲学等大千世界的多面性。事实上，每个男作家透过女性的形象想要折射的问题也是多样的。当代塑造女性形象传神的男作家苏童，他在《妻妾成群》等作品中，透过民国情爱关系的想象，倾注了自己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毕飞宇的三胞胎作品《玉米》《玉秀》《玉秧》透过女性被权力压迫又反噬权利的悲剧命运，来思考时代与权力下人性的变异。如今，石一枫介入女性生存场景和精神领域，在她们平庸的日常中琢磨她们的生命价值与精神世界，将隐匿于角落中关于苦难与反抗的故事打捞出来，在对女性的关切和思考中引发出时代之问：谁之错?如何改变?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