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笔下的北京：是麦子店,也是整个世界
张慧瑜认为《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某种意义上的老故事，因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在写王亚丽式的进城人。“这个小说很重要的是塑造了北京的一种特殊空间——麦子店。麦子店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历史的陈迹，石一枫持续在写北京底层平民的故事，他的小说像镜子一样让我们思考那些我们可能已经麻木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功能。”
麦子店的立体北京
为什么是麦子店？石一枫对麦子店太熟了。他的朋友中许多都住在麦子店，“北京超过一半的搞文化的人都在麦子店住过”——这是石一枫的原话。
“我老在麦子店吃饭，麦子店大家都常去，那边饭馆很多很好，良莠不齐，不像国贸只有高大上，不打领带都对不起餐厅。麦子店什么都有，乱七八糟，各国饭馆、哪儿的菜都有。夜里往往很晚我们几个男人醉醺醺从居酒屋出来，街上的风刮过去，旁边有人在吐，有人假装亲切，有人跳着脚打车。”石一枫在聊到这本书时说，一次深夜吃完饭出来，看到麦子店某条街对面面包店挂出来晚上十点都半价的招牌，突然觉得很苍凉，拽着朋友说，看见没有，咱们现在就属于半价的状态。这个每晚十点打折的面包店便成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时常买打折面包的那家店。
石一枫眼中的“老北京”不是遥远的老北京，不是老舍的老北京，不是明清的老北京，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北京，是四十年前充满工业企业，如今成了文化消费圣地的北京，是麦子店的北京，是东部的北京，是各国大使馆聚集的北京，是充满艺术画廊的798的北京，是朝阳公园的北京，是高楼大厦俯瞰众生的北京，也是外乡在北京打工人的北京。
小说主人公王亚丽被街边西式面包店的华美吸引，却又因高昂的定价却步。她每天晚上下班后站在街角等面包店挂出打折的牌子，去早了不打折，去晚了就被抢光了，所以她每天如临大敌地等待。即便面包打折，一个“法棍”的价格仍然是超出王亚丽的生活水平的，如果从划算上讲，方便面显然更加实惠。但就是这样一位河南某小镇来京打工的女孩，在麦子店一老旧小区与八个女孩合租一间卧室，在健身房不断失业，男友是房产中介，对她充满嫌弃，在老家的母亲也处处挖苦她。她可能是石一枫所有小说中过得最艰难的一位主人公，但她仍然希望在生活的困苦绝望中，在冬天的寒风里可以抱着一只已经变冷变硬半价处理，但让她感觉到一点点“优越感”的面包。这只面包就是她的精神信仰，是她漂泊在大城市抵御孤单的武器，是她觉得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一点点微弱联系的唯一桥梁。
故事里“团契”的居民区是金碧辉煌的高楼“胳肢窝下”夹杂的草丛。这些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厂宿舍小楼大多五六层、没有电梯、曾经的屋子里密集地住着北京东部各大工厂的工人。“后来工厂停工或外迁了，工人早就下岗转岗了，有的在别的地方买房了，有的跟着工厂外迁了，他们把房子租给来北京的外地人。”石一枫发现，麦子店周边有不少高档小区，但入住率极低，没有人气儿，一到晚上窗户全是黑的，反倒是这些“老破小”小区，户户爆满，热热闹闹，生机勃勃，充满人间烟火。“荒凉”的高档小区是一种北京，“腋下”的北京也是一种北京。石一枫从小在海淀长大，但他觉得麦子店有种神奇的“从公有制的宿舍楼里长出来的时髦”。“麦子店是独一无二的。我做过大城市的研究，上海没有这样的地方，只有北京有。”石一枫说。
从“北漂”到“新北京人”
写“北漂”“沪漂”等外地来到一线城市打工人的小说很常见，但像石一枫这样以北京“土著”视角写“北漂”，并常年坚持写各种各样的“北漂”的作家可不常见。用张慧瑜的话概括，早期石一枫写北京青年的小说是“以‘我’叙述生长生活在北京、受北京文化影响的人，以‘我’的精神世界内在世界感受周围的事物”。但这五年，石一枫在有意地远离这种创作，从写自己变为写他人。
“写作最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表达，作家有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才写作。”石一枫看来是这些年自己性格变化了，不再那么想要自我表达，接受自己更像普通人的一面，他恰恰通过写作逐渐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一般人，“写小说这事会让作者变得越来越理性，发现我原来就这样，无非如此，没有装疯卖傻的权利，没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也没有去肆无忌惮嘲讽别人、调笑别人的权利，这都是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他希望自己以职业作家的视角去处理世界，规划写作生涯。
从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说，无非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作家身边朋友的故事或新闻报道中获得的灵感。但石一枫的创作完全不是这样，他（后期）小说的主人公们与他本人生活状态相差巨大，石一枫作为北京出生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就职于体制内纯文学刊物的一位职业作家，过着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可以想象他本人的生活内容与他笔下这些北漂们的距离。所以石一枫总被问到这个问题——写“北漂”你觉得有隔阂吗？
的确，在这个飞速变化且极具分化的世界，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大众文化，都缺乏令读者真正感同身受的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情的壁垒”，作家因为与笔下人物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远，而很难在情感上真正达到相互理解。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体验生活有意义吗？许多知名作家在成名之后，收获了大把机会和时间去“体验生活”和四处采风，却再也写不出曾经才气四溢的作品了，因为他们描写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石一枫这些年的创作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经历了现代化发展迅速的几十年，以前麦子店是“店”，三里屯是“屯”，中关村是“村”，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大都市中的外乡人（或者叫“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如今北京东三环到东四环之间变成了商业核心区。然而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跳跃到极具个人主义的，个体联系非常微弱的、家庭单元不断缩小的都市社会，人又该如何寻找精神归属？石一枫看来，人是渴望自由，但同时更渴望安全感，现代社会对个体的阻隔令人与人之间产生紧密的关系更为困难。就像农业社会的传统家族，工业社会的工厂，后工业社会的人也在不断寻找一个能够产生保护的“集体”。无疑，这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策略。
寻找归属感的当代人
这部小说写于2019年末，彼时疫情还未暴发，设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年，那么在健身房上班的主人公王亚丽恐怕会生活得更加艰难。许多人将石一枫的上一部小说《心灵外史》与《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看作姊妹篇，讲述的都是一代人寻找精神信仰的故事。《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心灵外史》之外另一部强大而坚忍的“不信史”，写的是一个人去盲信的过程：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拒绝成为乞讨者，拒绝抱团取暖的诱惑，在强者面前保持清明的自我。
石一枫认为，他的写作宽度在这部小说里变得宽了点。他坦言，写作最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表达，作家有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才写作。而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年我们能够发现的生活里的空间有很多，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县城，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小镇。北京这个空间中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我们在发现里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的社会，人的信仰应该以什么形式体现，在信仰的过程之中人的精神上会发生什么变异的过程，这是《心灵外史》和《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想探讨的问题。”石一枫找到了写作“形而上”的意义，便是探索人的心灵，为什么人会迷茫？为什么人会疯狂？为什么人会相信漏洞百出的东西？
“好多作品其实都是在解决你究竟属于什么的问题。”在漫长的转型期，其实“麦子店”也是一种“龙须沟”。对于《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来说，信灵修有用吗？“我”作为京城一家媒体的记者，求助心理咨询有用吗？《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里岳晓芬笃信神灵有用吗？王亚丽什么也不相信有用吗？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石一枫给了王亚丽和岳晓芬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但他也直言现实中可能不会是这样。他相信人有“一念之善”，但人性往往更加复杂。
许多作家在关注当下的北京，从十年前的王朔、刘恒，到如今的邱华栋、徐则臣，随着一代作家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转变，未来会有更多关于“新北京”和“新北京人”的小说出现。五年前采访石一枫，他说想摆脱“小王朔”的标签。看《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我想读者绝不会联想到王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功了。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