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的到的启示

　　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说了，政治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难道就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用来对话、斡旋、谈判和在竞争中共赢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时而很狡黠，时而又左支右绌，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莫言以故事代替观点，以私人恋母情结代替公共价值陈述，这显然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它规避了文学跟政治现实的直接而本质的关联，展示出世故的平衡技巧。但以实际效果来看，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知识界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他的妥协、多重人格和诡辩逻辑，比如用机场安检来比附针对文化思想的审查，都面对着诸多批评。但在追问莫言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先反观一下自身吗?莫言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谈论莫言的同时，我倒是更愿意自查和自省，盘点一下自己身上那些不甚美妙的东西。在同一种语境里，我们能否真的做得比莫言更好?我完全理解莫言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但我不希望此类莫言式的个人策略，会成为下一代作家的普遍榜样。这不是中国文学的伟大出路。

　　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基于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文学奖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它是折射文学趣味、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的多面晶体。它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诺贝尔伦理”的人，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不仅如此，本次充满美誉的授奖词和热烈的掌声，还传递了欧洲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我们已经发现，这是来自本土和外界的双重寄望。从逻辑上说，莫言在接受这份荣誉和奖金的同时，必须同时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诺，无论是用故事，还是用论辩。正如授奖词所说，他应当“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但问题的可笑之处在于，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