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评论》视阈中的莫言

　　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瑞典学院宣布，将二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一时间，有关莫言的一切均变得炙手可热。从一九八一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整整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是莫言的个人写作从无籍籍名到被世界认可的三十一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十一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三十一年。毋庸讳言，莫言获得诺奖，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伟大的标志。
　　一九八六年，从莫言刚刚写出《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红高粱》、《爆炸》等几部出色的小说而被文坛所瞩目时，《当代作家评论》便开始关注这个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并在此后的二十七年间，对这位作家始终保持着不间断的密切关注，莫言每有重要作品问世，《当代作家评论》都会及时作出反应，组织批评家进行学术讨论。二十七年间，《当代作家评论》为莫言开设过多个评论专辑，刊发有关莫言的评论文章、讲演录、访谈录、作品印象点击、文论转载等达八十余篇。我觉得，一份文学杂志能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对同一个作家始终保持如此高的关注度，对其创作能够实时跟进，这充分体现出一本优秀文学理论刊物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流变所具有的敏锐与精准的学术判断。
　　莫言第一次在《当代作家评论》亮相，应该说是隆重而又亮丽的，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的杂志共发了四篇莫言评论文章，朱向前的《莫言小说“写意”散论》、钟本康的《现实世界·感情世界·童话世界——评莫言的四部中篇小说》、谢欣的《心灵的渴望与追求——读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和北川的《〈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意蕴》。（1）直到最近一期——二一二年第六期刊发栾梅健的《面对历史纠结时的精准与老到——再论莫言〈蛙〉的文学贡献》——二十七年来，这本杂志对莫言创作的关注从未停止过。受到关注的莫言作品，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几乎无一遗漏，其重要作品均在《当代作家评论》的评论视域内。陈思和、王安忆、吴俊、季红真、张清华、孙郁、陈晓明、王尧、程光炜、李洁非、栾梅健、王光东、张闳、谢有顺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文学批评家，都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过评论莫言的文章。在二、二一和二六年，《当代作家评论》都是在头题位置推出了莫言评论专辑。二六年第六期发表十一篇莫言评论文章，（2）一本杂志一百六十页，“莫言研究专辑”就占去了一百个页码，以如此大篇幅评介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这在中国文学评论刊物中是第一次，在新文学的百年历程中也属罕见。
　　所刊发的这些评论文章，有中国学界的阐释，也有域外评论家的声音。一九八七年，青年批评家吴俊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一文时，及时并敏锐地发现莫言小说的特殊视角与读者的同构关系：“在很多时候，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与否，以及理解的程度如何等等，事实上也就往往能够左右一部作品的现实命运。而莫言小说的奇特性正是在这方面得到了它最充分的体现。尽管小说语言的心理化成为他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但这却几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人们对他的作品的特别关注和强烈反映的程度：既无损于它的深刻性，同时也没有削弱它的可读性。如果还是用两个圆来作比的话，我认为，莫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那个圆中的潜意识内容与读者群体圆中的相同部分达到了某种神秘的默契。也就是说，这两个圆相交了，它们有属于共同的部分。当然，我并没有排斥在他们的自觉意识内容中，莫言和读者群体也有着同样的共同部分存在的可能性。相反，我倒认为，这种自觉意识内容的共同部分的存在恐怕还是必然的和肯定的。只是我本人对他们的潜意识内容更感兴趣而已。那么，这种共同的潜意识内容主要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应该直率地说，那就是人类的‘恋母情结’。”（3）一九八八年，季红真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她认为：“莫言的艺术世界，无疑是经验世界与神话世界水乳交融的内在统一。他作品中的本事，几乎都不超出人们的经验范围，而其中对乡土社会人生世相从整体到细节的社会写实，可以说是相当逼真的，这带来了作品内容的扎实。然而，他的小说整体上却带给人神话的效果。这不仅是由于其作品中的民间好汉，颇合于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传奇化（人格神话）’（4）的规律，也不仅是由于争战杀伐却不给人以恐怖感的英雄崇拜的史诗，灵魂，甚至也不在于穿插在人世故事中的鳖精狐怪等民间信仰。而且，农耕民族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观，作为民族民间神话思维的心理基础，儒教规范下汉民族重视现世伦理实践成功的价值取向所造就的，充满人生神秘感及宿命的精神归宿心理内容的，因果报应、福祸根基等潜在的思维模式，都是这个带有神话的奇异世界赖以构筑的有效契机。”（5）一九九三年，张清华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评论文章，断言“迄今为止，莫言仍然是新时期以来最具文体意识和文体价值的作家之一。他以多重的文化素养和自觉以及特有的创造素质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法与表现模式，这将是他对当代文学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6）二三年，张清华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中指出：《丰乳肥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汉语小说”。（7）王安忆在《喧哗与静默》中指出：“莫言有一种能力，就是非常有效地将现实生活转化为非现实生活，没有比他的小说里的现实生活更不现实的了。他明明是在说这一件事情，结果却说成那一件事情。仿佛他看世界的眼睛有一种曲光的功能，景物一旦进入视野，顿时就改了面目。并不是说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甚至很一样，可就是成了另一个世界。”（8）二五年，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苦竹：两部中国小说》评介《丰乳肥臀》：“一九五五年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的莫言，借助残忍的事件、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崇拜、自然描述及意境深远的隐喻，构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平台。”（9）二六年，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在莫言《丰乳肥臀》的英译本导言引用了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语：“尽管书名简单直接，《丰乳肥臀》却是一场丰盛的文学宴。莫言几乎将整个二十世纪涵盖其中，以无畏的毅力和热情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它是展现作者独特风格的文学经典。”葛浩文认为：“《丰乳肥臀》自然是虚构的。此作在处理（自然是有选择性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亦探讨暴露社会与人性更广的层面，超越和驳斥那些特定事件或对历史的经典化政治解读。”“中国标准的历史小说倾向于将重大的历史事件前景化，莫言则置之不理。《丰乳肥臀》中的历史事件纯粹为金童、其幸存的姐妹、侄子侄女以及母亲的生命提供了背景。因为这背景，上官金童的恋母情结倾向和阳萎变得明显可见。通过对男主人公不留情面、毫不恭维的描绘，莫言要读者注意的是人种退化和中国人个性的混杂削弱（对初见于《红高粱家族》中情感的回响），亦即失败的父权社会。最终，是女性（大部分，并非全部）的性格力量为作者灰暗的景观添加了一线希望。”（10）这些评论文章也曾引起莫言本人的共鸣。早在二二年他在与王尧教授的访谈中说：“我坚信将来的读者会发现《丰乳肥臀》的艺术价值，这两年其实已经有很多评论家发表了让我欣慰的评价，小说主人公上官金童的恋乳症实际是一种象征，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污点，每个人都有一些终生难以释怀的东西，有的人追求官职，有的人追求金钱，有的人追求女人，有的人追求古董。总有一些东西的价值是被你放大了，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放大了某事物的价值，然后产生一种病态的冲动去疯狂地追求，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最近，我把《丰乳肥臀》润色了一下，做了一些技术性的删节，当时写得太仓促了。在修改的过程中，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11）二六年十一月，孙郁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的“莫言作品学术研讨会”上指出：“随着《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的问世，中土世界的狂欢的场景终于从域外叙述的桎梏里解放出来。那里已远远摆脱了马尔克斯的怪影，是土生土长的汉文明里的魔幻。这魔幻我们只有在汉墓的造像里、敦煌的天地鬼人图里略微可以考见。汉代人写物与写人，神异鬼怪，来往于天地之间。汉之后的小说，虽有志怪的遗音，大多是扭扭的舞步，很少看到乡俗里的潇洒了。而莫言的诞生，衔接了一个消失的精魂，并且放大了力量。大江健三郎等人对他的认同，其实是惊异于这种天马行空式的状态的。那是不是鲁迅遗魂的另一种表达？在我们古老的东亚，已久矣没有这样大气磅礴的精魂了。”（12）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陈思和力挺这部小说，撰写了两篇长达三万多字的评论文章，在《“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一文中，他通过与贾平凹《秦腔》的比较，认为：“《秦腔》是一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其绵密踏实的文笔笔法，丰厚饱满的艺术细节，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如果以写实手段来描绘中国农村历史与现状的要求来看，《秦腔》是一部当代文学中很难超越的扛鼎之作；相比之下，《生死疲劳》在细节的考究与过程的描写上不如《秦腔》那样饱满，但是阅读《生死疲劳》时你的心灵仍然会感受到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如小说一开始，西门闹在地狱里忍受煎熬、大闹阎王殿、鸣冤叫屈的惨象，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聊斋》里的席方平，‘必讼’的呼声震撼人心，这个开篇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揪住了读者的心，迫使你非要读下去——这样的描写不能说其不饱满，但是它的饱满显然是体现在怪诞的叙事形态上而不是历史细节的真实之上，这是与《秦腔》的差别，也正是《生死疲劳》的独创之处。”“我以为《生死疲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以非常怪诞的叙事形态展示了‘家族’的元素，从而再进入了对历史的审美的描绘。”“淡化历史元素，凸现神话传说元素，把沉重的历史叙事转换为轻松幽默的民间叙事，从而强化了小说的叙事美学，我以为是《生死疲劳》的最可爱之处，也是对于‘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一次有效性创新。”（13）在《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中，陈思和通过对《生死疲劳》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对这部作品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生死疲劳》的叙事结构有非常独到的意义。它的叙事结构是用两条生命链建构起西门家族的兴衰史，轮回隐喻的生命链连接了畜的世界、阴司地府；血缘延续的生命链连接了人的世界，人世间的社会；两条生命链的结合，构成了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艺术画面。”（14）二八年七月，《生死疲劳》获得第二届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刘再复则认为“《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莫言、阎连科、余华，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最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贾平凹）。所谓最有灵魂的活力，是指他们具有文思泉涌、不断创造的特点，即作品一部接连一部，一部超越一部，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少见的现象。深刻影响美国精神的大散文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拥有活力的灵魂。如果说，高行健在西方表现出汉语写作的活力，那么，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等作家的价值，则在于他们呈现了中国大陆当代写作的活力”。（15）二二年，《当代作家评论》转载过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与莫言的对话《文学应该给人光明》。（16）二五年，刊发了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苦竹：两部中国小说》。二六年，刊发了英国批评家杜迈可的《论〈天堂蒜薹之歌〉》。（17）二八年，刊发了美国批评家史景迁《重生——评〈生死疲劳〉》（苏妙译）。（18）二九年，刊发了铁凝、大江健三郎、莫言的对话《中日作家鼎谈》（19）与美国批评家白礼博评论《天堂蒜薹之歌》的文章《时代的书：你几乎能触摸一个中国农民的“二十二条军规”》。（20）二一年，刊发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莫言作品英译本序言两篇》。二一一年，刊发了刘江凯的《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21）这些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莫言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情况。在所刊发的文章中，有作品研究，有创作谈，有文学对话，还有莫言的讲演录。
　　与此同时，莫言也热情为《当代作家评论》撰稿，早在一九九一年，他就发表了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清醒的说梦者》，（22）后来分别发表了《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23）《诉说就是一切》、（24）《当历史扑面而来》、（25）《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26）《影响的焦虑》（27）等文论。二一年十月，《当代作家评论》与苏州大学在苏州开设“小说家讲坛”，邀请莫言为“小说家讲坛”开坛，他作了题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讲演，（28）莫言在讲演中提出“作家的创作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为老百姓写作，一种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他选择“作为老百姓写作”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以为，莫言关于两种写作的界定与区分，不仅对正在深化的民间理论有所拓展，而且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偏见。为此，新华社记者于新超刊发了专稿《莫言：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写作》，（29）在中国文坛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些不同体例、不同形式的文章，以多视域、立体层次为当代文坛展现着丰富、厚重、歧义、多姿的莫言。
　　《当代作家评论》始终将莫言置放在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行列中。《当代作家评论》对于莫言作品的推介并不局限于刊发相关评论文章，重要的一点还表现在联合高校等科研单位为莫言的重要作品举办学术研讨会。二六年十一月，《当代作家评论》与鲁迅博物馆、苏州大学、渤海大学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莫言作品学术研讨会”，作家阎连科、格非、李洱、林白、徐小斌、韩松、叶开，批评家孙郁、张清华、王尧、程光炜、季红真、吴义勤、王光东、季进、施战军、谢有顺，日本翻译家桑岛道夫等三十多位国内外文学研究者参加了研讨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一年，《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邀请莫言与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到大连做文学对话，并提出设立“小说家讲坛”的设想，王尧、林建法认为：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讲演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甚至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表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最近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们以为莫言就是伟大的作家之一。《当代作家评论》之所以敢于对莫言的文学创作始终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其背后是对于作家作品的大量而细致的阅读，是与重要的莫言研究者进行深层交流与研讨、悉心倾听的结果，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大趋势甄别、筛选的结果。《当代作家评论》始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值得肯定，值得一代人为之努力与坚守的精神价值。这本杂志对于莫言作品文学价值的深刻认识，也得益于《当代作家评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始终秉持的一种文学理想与信念。
　　《当代作家评论》二二年封面改版，在封面刊登作家批评家签名手迹，首个签名是莫言的；二四年封面再次改版，以作家批评家照片作封面（此做法延续至今），首位亮相的作家仍是莫言。二八年为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二十五周年，中国国际集邮有限公司为《当代作家评论》设计发行了纪念邮票系列，其中一枚电话卡的设计就采用了莫言的签名和头像。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至高无上、不可超越的一个世界巅峰，莫言的获奖也不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顶点，它只能标志着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成就被进一步地理解与认同。当“诺贝尔-莫言”这一娱乐化浪涛平息之后，尘归尘，土归土，文学仍旧复归为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仍要在自己的发展轨道上筚路蓝缕。作家、批评家、文学期刊编辑、所有热爱文学之人，诚恳而踏实地在各自的领域内施展自己的才华，在内心里秉持一种对于文学精神的信念或信仰，互相砥砺，不断寻找前进的方向与动力，这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未来、大希望所在。其实，这些是《当代作家评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在做的，也是今后仍然要秉承的理念。


注释：
（1）《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共发四篇论文：朱向前的《莫言小说“写意”散论》、钟本康的《现实世界·感情世界·童话世界——评莫言的四部中篇小说》、谢欣的《心灵的渴望与追求——读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和北川的《〈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意蕴》。
（2）《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的“莫言研究专辑”11篇评论文章：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程光炜《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黄发有《莫言的“变形记”》、张清华《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李静《不驯的疆土——论莫言》、〔英〕杜迈可《论〈天堂蒜薹之歌〉》，季进、王娟娟译、王者凌《“胡乱写作”，遂成“怪诞”——解读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王光东《复苏民间想象的传统和力量——由莫言的《生死疲劳》说起》、郭冰茹《寻找一种叙述方式——论莫言长篇小说对传统叙述方式的创造性吸纳》、周立民《叙述就是一切——谈莫言长篇小说中的叙述策略》、季红真《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
（3）吴俊：《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
（4）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第242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
（5）季红真：《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
（6）张清华：《莫言文本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7）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8）王安忆：《喧哗与静默》，《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9）约翰·厄普代克：《苦竹：两部中国小说》，季进、林源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0）葛浩文：《莫言作品英译本序言两篇》，吴耀宗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11）莫言、王尧：《从〈红高梁〉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12）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13）陈思和：《“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4）陈思和：《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5）刘再复：《“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16）大江健三、莫言：《文学应该给人光明》，《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17）杜迈可：《论〈天堂蒜薹之歌〉》，季进、王娟娟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18）史景迁：《重生——评〈生死疲劳〉》，苏妙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9）铁凝、大江健三郎、莫言：《中日作家鼎谈》，《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20）白礼博：《时代的书：你几乎能触摸一个中国农民的“二十二条军规”》，林源译，《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21）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22）莫言：《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23）莫言：《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24）莫言：《诉说就是一切》，《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25）莫言：《当历史扑面而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26）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7）莫言：《影响的焦虑》，《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28）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29）于新超：《莫言：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写作》，2001年11月2日新华社专稿。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