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获奖的提振“核力”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已有五个年头了，我们需要对莫言获奖后的提振“核力”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判断。莫言获奖不仅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也给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和打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但是，莫言获奖所形成的提振“核力”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还远没有冲破沉重的压力和阻挠，想要改变处于社会边缘化的文学现状，当代文学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奋力前行。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围绕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和现象，其提振“核力”说到底，就是能够产生“提高与振奋”价值能量的核心动力，有效放射出“核能源”意义的嬗变能极。当下文学界乃至社会上的“莫言热”已经消退了很多，一切近乎又回归于常态。因为，现在离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四年时光。有专家说莫言获奖前，中国当代文学可称之为“前莫言时代”；莫言获奖后，那就理所当然称之为“后莫言时代”。但是我感到，围绕莫言获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时间段的概念划分，其实并不重要，它仅限于学理研讨的术语区分。可以说，莫言获奖对于中国文学时间段划分的真正意义，是看其真正产生的影响和价值为当下文坛确实带来了什么？能够产生多大的推动力？换言之，“莫言热”的冲击波给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提振“核力”到底有多强，波及有多广，热度有多久，意义有多深。可见，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是针对当下中国文坛的整体态势必须有一种十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进而更好地涵濡和转化莫言获奖的提振“核力”，以此进一步推动和发展美好而神圣的文学事业。 

一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一时间，低迷的中国文学界立刻沸腾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也随之跟着“热闹”了，莫言本身不由分说、不由自主地由人变成了“神”。就在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苦熬了多年的莫言才凭借长篇小说《蛙》，并非高票地获得国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我们现在回头看，假如莫言没有成功摘取茅盾文学奖，中国的文学界是不是出了个大笑谈，中国作家协会将会是多么被动。好在中国文学“有惊无险”，终于比国际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前一年“慧眼识珠”。

   那么，莫言之“珠”是什么？他本身的文学价值在哪里？瑞典文学院给出的答案是：“莫言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历史和现实的并存，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1]莫言获奖之后，文学评论界全方位、立体化深入解读他的《丰乳肥臀》、《蛙》、《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等代表作品，大家从不同角度直抵他的“价值核心”进行定论。孙郁认为：“莫言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他的价值在于把泯灭的文学良知从泛道德的世界里打捞出来，进入了人的本原。”[2]刘再复把莫言的创作形容为“鲸鱼状态”：“现在看来，莫言的鲸鱼状态，他不仅是中国黄土地上的奇迹，而且是地球上这个蓝色星球蓝土地上的奇迹，从太平洋遨游到大西洋，还将从二十一世纪游到今后许多世纪。我们为中国出现这么一条文学大鲸鱼而骄傲，但最好应当如他所说的，重要的是牢记鲸鱼的精神。”[3]南帆则提出：“在‘魔幻’与‘现实主义’相安无事的时代，莫言的魔幻修辞显示了强大的文学想象，这种想象可以轻而易举地衔接异于现实的神奇世界——这是文学对于神话时代的致敬。”[4]

     可见，莫言获诺奖具有中国当代文学的“符号”意义和时代价值，莫言创作思想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确实具有精神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他的文学表达很有生命力，启发同时代的作家深入思考自己的来路与去向。”[5]我觉得，这种真正意义上启发“来路与去向”的实际推动作用，就是莫言获奖之后文学现场提振“核力”的价值转化和力量构建。一方面是他作品中现实主义精神对当下文坛创作的影响和集聚，另一方面，也是对于中国文学更有机会走向世界的自信确立和思想表达。哲学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来说，提振“核力”的产生与释放，是事物发展规律“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实质互化，社会如此，文学亦如此，何况是莫言效应的言说时代。 

 二 

　　 “莫言获得‘诺奖’，已经构成了巨大的文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莫言从一个‘有限度’的著名作家，跻身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英雄’行列。我们所关心和重视的，更多的应该是那个与文学本体相关的莫言。我们最需要探究的是，莫言穿越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象，创造出一种独特语境和想象的世界。”[6]也就是说，我们要将给付莫言的崇拜变为莫言获奖后对当代文学现场提振“核力”的清醒认识和客观把握，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和国际话语权的发声力，这一点，经过四年的深刻认知，文学界应当取得共识，莫言获奖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更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长篇小说被称为文学之王，是文学体裁中的“航空母舰”，莫言就是以其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打动国际文坛的。他获奖后的这几年，中国文坛长篇小说的创作突飞猛进，每年递增的速度高得惊人。2015年纸质出版长篇小说已突破5000部，创下新中国纸质出版长篇小说的最高纪录。这其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潮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占据了核心位置，逐步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格局与气质。我们以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为例，全国共有五百部长篇小说参评，通过专家的第二轮评选，有252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脱颖而出。最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和苏童的《黄雀记》登顶。我们看，这五部获奖作品，无一例外都是深入生活、直面社会、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五位作家用现实主义精神烛照社会生活责任担当的民情之作，充分表达了这个时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成为莫言现实主义作品获奖之后，中国文学现场提振“核力”的有力证明。这几年，“现实主义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性，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社会，强调人类理性的能动力量，重视人的社会性，与时俱进，守正出新。”[7]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正在发生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由物理能质向化学反应的可喜嬗变。

　　莫言重要作品所讲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密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作品在得到国内广大读者喜爱的同时，也颇受国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很好地发挥了“阅读‘莫言’看中国”的大文化作用。莫言获奖的另一个提振“核力”，那就是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加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读者之间的有效距离，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个新起点，中国之声在国际文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越来越强。2014年10月22日，阎连科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荣获2014年度卡夫卡奖，这是该奖设立14年以来，第一次授予来自中国的作家。2016年4月4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公布了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获奖者名单。中国作家曹文轩摘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继莫言获诺奖之后，由于阎连科和曹文轩在国际上连连获大奖，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面前一次次展现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故事”在世界上的份量与日俱增，异彩纷呈。

 三

　　毋庸置疑，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甚至多维性，文学也不例外。莫言荣获诺奖，其提振“核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不可低估、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在文学评论界早已取得共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莫言热”之后，文学现场就永远“莫言”了吗？文学的力量就持久地“一飞冲天”了吗？中国文学真的远离社会边缘化了吗？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场，我们还需要反思什么？诺奖与中国文学现场价值的冷静重估问题，显得非常重要而富有现实意义。

　　2012年以来，全国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都达数千部以上，每年都打破出版数量的历史纪录。可是，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每年能有多少部长篇小说给读者留下印象，这里还不必说留下了深刻印象，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高质量作品也就十几部而已。作品海量不等于文学能量，出版的数量和作品质量严重失衡，小说原创力明显匮乏，粗制滥造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最大弊病。

　　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的文学是越来越“市场化”了，越来越向市场献身，甘当金钱的奴隶。其具体表现出的症状是：一为文学远离了民众，呈现出一派孱弱扭曲的文化病象；二为文学“娱乐至死”，在商品娱乐化的文学世界中，缺少了人们对思想道义的精神追求；三为文学消解道德，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作品在市场上反而颇为流行；四为文学“虚无”历史，把真实的历史改为可任意涂抹打扮的“小姑娘”，在社会与艺术的真实面前变得毫无顾忌；五为文学“乱化”生活，只要是在市场上有特殊“卖点”的材料，无论其精神本质是什么，一定会是文学作品中大书特书的低俗“生活”。“文学生产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以后，最初的担忧是文学位置的边缘化，而后意识到文学的危机在于价值的边缘化。避免价值边缘化的可能途径，是在市场中坚守文学的审美理想，保持文学的独立价值，否则面临的将不是边缘化，而是文学的死亡。”[8]这就是我们最为忧虑的问题：文学艺术走向市场后，精神价值开始严重流失，艺术形式上的审美探索也已逐渐弱化，“莫言热”形成的提振“核力”，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物质至上的一道道阻力面前，远远没有真正冲破沉重的压迫和干扰，处于意识形态困境中的中国文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气质和思想精神的时代图腾。莫言的个人作品，诺贝尔的一个奖项，“莫言热”的一阵浪潮，现在看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无法延缓和削弱多数作家创作思想的现实迷乱与浮躁。在不长时间的热闹背后，中国当代文学应以什么样的标准再次审视和重新确立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这个沉重的问题不仅是留给莫言自己的，更是留给中国社会的一道必答题。

　　其实，早在四年前，刚刚获奖的莫言就有很清醒的判断，面对新闻和社会的各种提问，他早已做出了预想式的科学回答：“希望大家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9]围绕莫言获奖的提振“核力”问题，作为在中国文学现场打拼了几十年的名家，他本身是最有感受的，深知个人获奖所产生出的冲击“核力”会十分有限，而全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与热情则是无限的。无疑，作者和读者持久的热情与社会环境的文化热度，才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强劲“核力”。要想进一步改变处于社会边缘化的文学艺术现状，中国文学必须回归本我，找寻“热闹”之后的强大动力。我们感到，当莫言获奖后的“喧哗”归于平淡，真正属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发展之路还有很长很长。四年前，社会和文学本身，把莫言获奖将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给予了虚幻化的无限放大，莫言个人的艺术魅力不现实地期望转身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线飘红”，人们好似不再特别关注莫言的代表作品，大有等待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潮很可能回归的美好愿望。

　　“今天的读者分享着莫言的喜悦，那些世俗层面的一切正在遮掩着他真正的价值，这恰是莫言要踏倒的存在。他在文字的王国里以笑的方式和狂欢的方式面对尘世，这个怀着大爱和悲悯之情的人，以孤独换来了喧闹的赞誉，但他需要这些吗？在诺贝尔奖的背后，他更认清有了世俗的存在，而我相信，他意识到还有的陌生领地在期待着自己的耕耘。在苦难与不幸还在的时候，文学的突围之路，仍是长的，我们和他一起，还在没有完成的途中。”[10]是的，评论家、作家和学术界都应该有这种深刻的认识，大家都知道任重道远的文学突围之路究竟有多长。文学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距商品化的市场又有多近？刘再复在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把其创作精神称之为“鲸鱼状态”：“莫言没有当鲸鱼的野心，但他却牢记鲸鱼的精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莫言的大生命的状态，是大气象的状态，是大文学的状态。”[11]那么，按照这种“鲸鱼状态”的观点，大家来看，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是大生命的状态？或是大气象的状态？还是大文学的状态？围绕这个既敏感又现实的问题，莫言的回答很巧妙，他说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但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文学获得了诺贝尔奖。莫言一直在不停地呼吁，诺奖过后，我们应该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本身，由关注个人本身荣誉，转而更聚精会神地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归结而言，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提振“核力”。但是，身处当前社会转型进程中患有经济“高血压”和文化“贫血症”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还需进一步加大剂量，给早已边缘化的当代文学注入固本强基性质的生机与活力，给面向市场但不应顺从市场的中国文学增添强大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文学作品精神性与商品性的博弈中，深层次提振和扩散文学现场具有放射意义的生命“核能源”，有力冲击和突破市场化的层层重压与裹挟，努力激活和焕发文学艺术事业的真正价值能量。按照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想要进一步改变文学现状，实现新世纪文学书写“民族梦”、“中国梦”的伟大筑梦工程，为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做出一份真实的精神代言，无疑，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