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陈忠实、阿来小说中梦的叙述
梦能不能被叙述？梦怎样被叙述？梦叙述有什么意义？法国的叙事学家热奈特在1972年发表的《叙述话语》中提出了叙事层次的三分法：“故事”、“叙述话语”与“叙述行为”。它们分别代表着被叙述的事件；叙述这个“故事”的口头或笔头话语，也就是读者读到的文本；以及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热奈特反复强调了叙述行为的重要性和首要性，他认为没有叙述行为就不会有叙述话语，也就不会有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和情节了。从梦的叙述角度，涉及到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现实中的梦是不是具有可叙述性，现实中的梦如果能被叙述，首先反映到文本中就是关于梦的“故事”；二，肯定了梦能被叙述的话，那么梦怎样被叙述，也就是读者读到的梦的文本有没有被特意雕琢，而具有了特殊的审美意义，是叙述行为的表层问题；三，在这些有关梦的文本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重要信息，是叙述行为的深层问题。
梦的内容千变万化，只有很少的梦是清晰的，大部分梦是模糊、记不清的。梦看似没有规律可循，也很难被描述，但我们人人都会做梦，它确实是生活里特别的个人体验，也是小说文本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主要研究文本中的“梦”及相关问题。关于梦的学说，非常著名的有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的构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欲望的满足，而且梦只有从欲望那里才能获得本身的精神动机力量”，弗洛伊德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无一例外；更确切地说，梦是为了满足儿童时期的性欲。在古代有“详梦者”，普通人认为只有很少的人有着特殊力量能解释梦的内容；而弗洛伊德打破了这种观念，认为如果没有做梦者自身的联想工作，释梦工作就无从展开了。荣格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一定继承，但他有些不同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考虑到有些梦的内容常常是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是在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虚构中才有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用儿童时期的性欲来解释已经无法说通。在此基础上，荣格提出了著名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梦来自于“人”这类生物的史前无意识，梦在他看来已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还带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贯穿于人类的发展进程中。
在中国，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梦”这个字，到了殷商时期，才真正有了许多关于梦的可靠记载，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梦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诗经》《庄子》《列子》《游园惊梦》《红楼梦》等诸多我们熟知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梦的书写，而且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梦一直是我们当下文学内部若干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如果将梦的叙述看作是一种文学传统，很肯定的是这一传统自古就有，并且延续至今。本文从不同维度选取了三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作家陈忠实、莫言、阿来为坐标，兼及其他与“梦的叙述”相关的作家；试图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梦在他们代表性的小说中是如何被叙述的以及达到了哪些特殊效果；并挖掘这些梦背后的创作心理、精神资源及意义指向。
一、“梦中人”、“梦作者”与“梦文本”
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之后，他曾与徐怀中、金辉、李本深和施放进行过关于这篇小说的对话。在那次对话中，他说：
“我跟几个同学讲过，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觉得这个场面特别美，很像一段电影。那种色彩、那种神秘的情调，使我感到很振奋。其他的人物、情节都是由此生酵出来的。当然，这是调动了我的生活积累，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想象来补足”。
显然这个“梦”是莫言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最初的灵感来源。莫言自己也说“梦境确实是我创作的原动力之一，梦醒之后回到现实，梦给了自己创作最初的灵感和欲望，美丽辉煌的画面久久不能消去，想起自己童年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曾经在桥梁工地上给一个铁匠做小工，在那里拉风箱、打铁。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移植到黑孩的身上去，并将黑孩放置到梦境里”。莫言说梦里的场面“很像一段电影”，他本人并没出现在这个梦里，不是“梦中人”，“老头”和“姑娘”是此梦的“梦中人”；但莫言是这段“梦电影”的导演与编剧，可称为“梦作者”，当莫言现实中做的梦变成了文本之后，“梦作者”就有了双重身份：做现实梦的本人和写文本梦的作者。
赵毅衡在他的研究中认为“梦是典型的再现叙述文本，具有明确的文本性和叙述性。做梦者是梦叙述的主角，梦者自己是梦叙述必然卷入的人物之一”。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梦确实是能被叙述的。在这个梦里看似没有莫言自己，但他在文本中创造了“黑孩”。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塑造几百个人物，几百个人物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莫言将黑孩移植到了自己现实的梦境里，实现了现实中梦在文本中的再创造。黑孩不是他现实做的梦里的“梦中人”，但成为了文本中的“梦中人”，成了这段“梦电影”转换为“梦文本”时的主演。“梦中人”在这里也具有了双重身份：现实梦中出现的人和“梦文本”里的角色。
作家莫言是如何将在现实中做的梦转换为“梦文本”的？这里用“梦文本”专指由作家现实中做的梦而来，最后被转换为固定话语的现实中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就是一个“梦文本”。首先，黑孩是“梦文本”的主演，其他的配角人物都被弱化；虽被弱化，但他们的命运又都与黑孩紧密相连，构成一张与黑孩相关的人物关系网。黑孩处在了叙事中心，其他人与他相连接形成情节序列，而由黑孩的内心感受所产生的那些幻觉贯穿其中，故事因此充斥着神秘气氛。故事里的黑孩常白日做梦，莫言说“这种白日做梦的状态，也是我小时候经常体验的。我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觉得很甜蜜；一个人很孤独很恐惧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个梦境。白日做梦的状态实际是作家经常面对与借助的状态”。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提到“创作家所做的，怀着很大的热情——来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同时又明显地把它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黑孩这个人物就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黑孩的行为始终与现实的世界保持着距离，他总是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莫言本人在现实梦境里的缺失，在“梦文本”主演黑孩的身上实现了补偿。
其次，“梦文本”在色彩上实现了与现实中梦的统一。梦境里的红萝卜只是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而“梦文本”将这“奇异的光彩”展开来描摹：“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现实梦境里的红萝卜是实体的、固化的、平面的；而莫言对文本中的红萝卜实现了绝对聚焦与放大，给了它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写镜头；将它的外壳、线条、光芒等细节一一写出，文本中的红萝卜具有了透视感和流动性。
汪曾祺在《受戒》的最后写道“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不能单从这句话，就将《受戒》视为像上文分析的《透明的红萝卜》那样明确的“梦文本”，也没有翔实的资料表明汪曾祺真得做过一个什么样的“梦”。正文之后另外写的这句话除记录了写作时间，还引出文本创作的灵感来源——“四十年前一个梦”。“不仅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在现实中能找到对应关系，就是一些不起眼的文本细节，也是有事实根据的”，有的研究文章分析过《受戒》里“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受戒》里来源“现实”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最后强调文本内容来源于一个“梦”，或许就有了特殊的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将这句话视为文本的内容也是可以的。《受戒》即便不是一个明确的“梦文本”，也是很独特的一篇关于“梦”的文章，它明确在文本里写下，故事内容来源于一个“梦”，那么也可将汪曾祺视为“梦作者”了。
二、文本中的“小梦”、“大梦”和隐含作者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此前有些关于梦的研究被认为是绝对可耻的：既不合于科学，又有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嫌疑。但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些观点只是对于古时太重视梦的反动，他认为梦在古代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实际价值，古人经常从梦到的内容里寻求将来的征兆。梦不仅仅是在古代，在当下也被很多人视为未来的征兆，梦具有的征兆特性时常体现在文本之中。文本中的“小梦”与“大梦”是指出现在文本中的关于“梦”的描写，区别于从作家现实中的梦转化而来的“梦文本”。《白鹿原》中秉德老汉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之后醒来便生了病，不久就过世了:
“他梦见自己坐着牛车提着镰刀去割麦子，头顶忽地一个闪亮，满天流火纷纷下坠，有一团正好落到他的胸膛上烧得皮肉吱吱吱响，就从牛车上翻跌到满是黄土草屑的车辙里。”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个概念，隐含作者是叙事世界里最有权力的操纵者，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任何改写实际上都是由隐含作者负责的。“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正处于创作状态中的作者，即以特定立场来写作的这个人，是在文本叙述中形成的第二自我；另一个则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作家本人。这个“梦”里出现的意象“牛”“镰刀”“麦子”“黄土”“流火”等等虽然都是农民平时十分关心的事情，现实世界里这些意象一同出现在一个人的梦境里是可能的；但像这样一气呵成地连缀在一起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显然这一连串的情境是隐含作者有意制造出来的，隐含作者对文本中的“梦”的叙述起着决定作用。
这里的“梦”可看作是衔接前后情节的一个叙事单元，它向上连着白嘉轩娶过的四房老婆一个个莫名死去的历史，叙述者一段接一段地讲述，丝毫没有要间断的意思，文本一上来就围绕着“死”展开来，因为这紧密而急促的讲述，气氛显得紧张、压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而这时插入了秉德老汉的梦境，给读者留了一定的阅读“喘息”时间；这个“梦”向下征兆了白秉德的大病，预示了他的死亡结局，并引出白嘉轩娶另几房老婆的经过。隐含作者认同了梦具有的征兆未来的特点，并借助这一特点，嵌入这个叙事单元，使得文本叙述的节奏产生了变化；梦境本身的“焦灼感”，也与之前的文本氛围相呼应。认同梦具有征兆特点的读者自然会觉得这里的描写合情合理，虽然可能还对前面叙述的白嘉轩的老婆一个个死去的历史感到奇怪，但很快又有了新的阅读期待。这里的梦是一个具有征兆作用的“小梦”，“小”除了指内容少，还指作用单一；它在文本中的影响力小，是即时性的，很快就会消失；对阅读者的影响也有限。
白秉德靠着在“黄土”上勤勤恳恳的劳作换来了殷实的家业，白鹿村里一直传诵着他的佳话好名。“等得鹿三喂饱了牲口，他和他抗犁牵马走出村巷走向田野的时候，精神抖擞得像出征的将军。整个后晌，他都是精力充沛意志集中于手中的农活，往往逼得比他年轻的长工鹿三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不敢有片刻怠慢。”隐含作者在这里描述秉德老汉时想必也是“精神抖擞得像出征的将军”，一个“逼”字写出了他干农活时“老者不让年轻人”的干脆凌厉。秉德老汉一定对自己的“黄土”“牛”“镰刀”充满着热爱，所以隐含作者让这些意象都出现在他的梦里。
《尘埃落定》全文共十二章，49节；其中第8节叫作“白色的梦”，《尘埃落定》在分章节和起每节的标题名上有些与众不同。每一节的标题字数没有超过六个字的，一个字和两个字的标题就有21节；这些标题很多是文中代表性的意象，比如“银子”“麦子”“罂粟花战争”“舌头”“堡垒”“厕所”等等，“白色的梦”也可看作文本中很重要的意象。这些意象就是庞德所说的“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将这些意象串联起来，能大致构成《尘埃落定》描绘的世界，这是此书很特别的地方。这里“白色的梦”是一个“大梦”，在这节的末尾：
“这一向，我的梦都是白色的。这天晚上也不例外。我梦见白色汹涌而来。只是看不清源头是女人的乳房还是罂粟的浆果。白色的浪头卷着我的身体漂了起来”。
罂粟的浆果从这时开始，正式闯入了傻子少爷的梦里。此节的开头，叙述人向我们讲述了白色在土司时代的生活场景之中是多么纯粹的颜色，而另一种白色的东西——从罂粟果子中渗出的白色汁液进入了这个地方和土司时代，这些汁液“汇聚、震颤、坠落”，成为了土司时代坠落的催化剂；土司时代也像这些汁液一样经历了从最初的汇聚到震颤，再到最后的坠落。女人的乳房对少爷的重要性如同罂粟浆果对麦其土司的重要性，这两者同时出现在了少爷的梦里，也是隐含作者决定的。
《尘埃落定》中除了第8节“白色的梦”是一个“大梦”，文中还有一个梦出现在第11节带着传说意味，也是“大梦”，讲述的是麦其家第一个王——做了这个“大梦”的首任“波尔嘉”如何而来。这个梦里出现的东西也是白色的：白色石英石——战胜敌人的工具，与之前“白色的梦”相呼应。之所以说这个梦也是“大梦”，是因为在意义层面，它承载了麦其家族最初的历史，是麦其家故事的开端。《尘埃落定》以傻子少爷的视角写麦其家最后一个王的兴衰历史，主线有两条：“少年的成长”与“王朝的坠落”。《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一直做着银子和权力的美梦，最后这些美梦随着土司时代的崩塌一同消失了，这何尝不也是一场“大梦”呢？麦其家族的历史以梦的故事开始，又以梦的形式结束，从这个角度上实现了叙述的闭合。另外傻子少爷还做了不少其他的梦，有的梦是喧闹的“小梦”，梦里是“在水边开放得特别茂盛的花朵”，有的梦里有麦子的香气。有时候他在梦里不停地往下掉，梦中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有时候是飘着的，有时候又像在飞翔。总之，这些感觉都像是没有落定的尘埃，在虚空的风中飘飘荡荡，没有归属。
三、“非梦却似梦”及梦幻感
有的作品将现实与梦境混合在一起叙述，故事中的人物仿佛在做梦，却又实是在做事；这让阅读者有时分不清楚到底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梦境；甚至有的文本未提到“梦”字，却像极了一个“梦”，时有梦幻感，亦真亦幻，即“非梦却似梦”。《拇指铐》就是一篇将现实与梦境揉杂在一起叙述的文章，莫言自己也说“《拇指铐》就是一个大梦，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存在的”。《拇指拷》中的阿义为母亲寻药治病，在八隆镇的药铺中终于为母亲拿到了药，在回来的路上被两个莫名其妙的人用拇指铐困住，阿义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想到自己要赶紧去给母亲买药，试图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此时已经失去了自由。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哭喊着，挣扎许久都无法摆脱束缚，直到最后咬掉了自己的拇指才得以解救，最后回到了母亲温暖而安全的怀抱中。阿义在经历了一场莫名奇妙的灾难之后，获得新生。阿义被拇指铐铐住之后，仿佛进入了一个“异空间”，这个空间别人进不来，他一时也无法摆脱回到现实中，这个“异空间”或许可以在梦里出现，现实中绝不可能有，但文章中出现的其他各色人物的做法在现实中却是可能发生的。隐含作者让文本在现实与梦境之中来回穿梭，故事里流露出来的危机感、梦幻感在这穿梭中此起彼伏。
故事有了童话般结局：“他站在松树下，挥舞着双手，那些散落在泥土中的中药——根根片片颗颗粒粒——飞快地集合在一起。他撕一片月光——如绸如缎，声若裂帛——把中药包裹起来。他挥舞双臂，如同飞鸟展翅，飞向铺满鲜花月光的大道。从他的两根断指处，洒出一串串晶莹圆润的血珍珠，叮叮咚咚地落在仿佛玛瑙白玉雕成地花瓣上。他呼唤着母亲，歌唱着麦子，在瑰丽皎洁的路上飞跑。”
阿义在断指之后仿佛具有了魔法，这段描写是带有声音的，月光被他撕了一片、声若裂帛；此刻的他获得了自由，像一只鸟儿一样飞向大道，从断指上留下来的血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声音；他终于从喉咙里发出声音来了，他呼唤着母亲，歌唱起来。“挥舞”、“撕”、“飞跑”写出一个少年该有的活泼之态，我们在此时为阿义松了一口气，感受到他灵魂的轻松愉悦。隐含作者在这里极大调动了我们的想象力与感受力，文本在后半段从未提到“梦”，但突然拥有了魔法一般的阿义仿佛就是在树下睡了一觉，做了一场梦。只是这梦开始极其令人难受，但好在文本最后回到现实中的结局是好的。莫言自己说：“这里的幻觉是对小说中痛苦的、压抑的环境的一种提升，就像是《卖火柴的小姑娘》手里划出的火柴一样。从小说的操作层面来说就是写得太压抑了，需要用亮色来调节创作的苍白情绪，希望小说的人物有理想的追求，仿佛有光明在召换。”
莫言的另外一篇文章《五个饽饽》在一个幻化的梦境中接近尾声：“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五个饽饽没有丢，三个在下，两个在上，呈宝塔状摆在方凳上。我起身跑到院里，惊得目瞪口呆，我使劲地揉着眼睛，又扯了一下耳朵，很痛，不是在做梦！五个饽饽两个在上三个在下，摆在方凳上呈宝塔状……”这样的结局是那样梦幻般美好，这是一个小孩子在除夕夜里所有美好的愿望，他只想自己家里的“五个饽饽”能够回来，文本为了突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许爷爷猜错了，“财神”并没有偷饽饽；也许爷爷猜对了，饽饽是“财神”偷的，而母亲不应该让“我”给他下跪赔礼；但这些隐含作者都没有再讲，就将这个故事结束在一个很美好的梦里，美好的梦带来的感觉仿佛是糖化在嘴里，能咀嚼出甜蜜来。
莫言作品中还有些亦真亦幻的形象，他说“《天堂蒜苔之歌》里经常蹦出一只红色小马驹来，没有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当时也感觉有些莫名奇妙。女主人公特别痛苦的时候马驹就出现了，是不是作家潜意识里想用这样辉煌、温馨的形象来冲淡主人公所面临的巨大痛苦。《爆炸》里经常有一只红色的狐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面，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时强烈要求去掉，觉得与情节没什么关系，也没有推动故事往前发展，完全是个闲笔。但《爆炸》是一部灰白色的小说，很压抑，如果没有这只红色的狐狸像火焰一样滚来滚去，小说就更加苍白了，从视觉的画面感上我认为应该保留这只狐狸，千万别删了去，后来他们同意了”。从莫言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家本人与正处在写作状态中的作家也就是隐含作者的不同。“我当时也感觉有些莫名奇妙”是指他本人有些不明白，但“红色小马驹”还是出现了，这是隐含作者决定的，是处于写作状态时的作家对女主人公的同情与怜悯在文本中的体现。文本中的这些形象与上文分析的梦的作用相似，都给阅读者带来梦幻感，让文本充满理想与光明。
四、文学性与梦的隐意
“文学性是一个众说纷纭、极难给予准确学术定义的术语。大体指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叙事文本的基本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或经济学文本有着迥然不同的样式，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修辞效果。这种差别，正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的重要表现。”梦是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梦在这些领域里的表述有些是临床实例，对它们描述时使用的语言要求冷静、客观、准确。这与文本里梦的叙述截然不同，小说文本里既可以有天马行空、匪夷所思、充满想象力的梦；也可以有完全按照隐含作者的写作意图，编造的符合生活逻辑、现实场景与愿望的梦，这是文学性在梦叙述文本中的体现。
鲁迅在《呐喊》自序的开头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里分明说明着：构成鲁迅《呐喊》（及其全部小说）的‘来由’的，不仅是以往的外在的生活积累、经验，而且还包含着鲁迅年轻时的‘梦’——主观的精神发展、内心体验的历史。正是那些‘梦’的‘隐意’构成了鲁迅小说内在的心理内容。”同样的，出现在陈忠实、莫言、阿来文本中的“梦”的“隐意”也构成了他们小说内在的心理内容，这些心理内容背后的精神资源与意义指向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使得创作的小说具有了很强的文学性。
《白鹿原》中还有一处梦与白秉德相关，白嘉轩梦见他父亲脚下有一个泥水聚积的深潭，父亲仿佛就是从水潭里爬上来的，但脚一抖索跌下去之后就再也拽不上来了，白嘉轩急得大哭惊醒，他母亲让他去白秉德的坟上看一看。待他去看时，果然发现了一个大洞，夜里大雨流进了坟墓里，他决定给父亲迁坟。这里的梦也具有征兆作用，并推动了情节发展。陈忠实在写《白鹿原》时，自我肩负起探索和揭示民族心理意识与结构的重任，他认为“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从上文分析过的关于白秉德的文本内容来看，“黄土”、“牛”、“镰刀”一齐出现在他最后的梦里，他身上确实有着扎根泥土、“出大力气”、“流大汗水”的黄土精神，陈忠实对白秉德这个人物的认同也是对他身上黄土精神的认同。《白鹿原》中的梦就植根于这方地域、这个村庄、这个家族，受到这一带风土人情的影响。
莫言在《好谈鬼怪神魔》中说“文学中应该有人类知识所永远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生活，这生活由若干不可思议的现象构成”，梦中恰好常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梦在多数情况下是非逻辑性的，仿佛任何事情都能出现在梦里，梦里的空间可以错位，时间可以倒流等等。从梦在莫言小说中的叙述来看，莫言的想象力与文学感觉是惊人的，除了上文分析到的文本，在莫言的其他小说中也有体现，张旭东分析《酒国》时认为“《酒国》中所截取的世界，是与清醒意识相对立的梦的世界”。莫言的小说创作植根于中国的传统与民间，“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还借用了西方的叙事手法和思想来扩张传统，现代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不断自我完善的工具。莫言小说中的梦亦真亦幻，色彩鲜艳、夺人眼球，极大调动起阅读者的听觉、视觉、嗅觉等感官系统。莫言常将梦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并且强调主观感受与生命体验，莫言的才华在梦的叙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阿来之后创作的《空山》里，每卷的名字和《尘埃落定》的标题一样，也很有意思：第一卷“随风飘散”之后是“空”，第四卷“荒芜”是空，第六卷“空山”最后成空。中国历代的古诗中偶有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十年冷署付蹉跎，归去空山卧薜萝”等等，古诗里的空山多是幽静之地，人迹罕至，人在其中变得异常渺小。“空”就是“无”，没有的意思；尘埃落定之后土司王朝没有了，机村要被水淹没，也将没有了。《空山》中也有若干的梦，已有专门的研究文章统计过《空山》中有十四个描写得比较具体的梦。这两部作品写的都是藏族的历史，阿来在其中流露出沉重的担忧与无奈，尤其是《空山》，机村一边接纳着从外面来的人，不断被打开缺口，被动接受外来的现代文明，一边尽力将一些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保留下来，人的力量在历史的车辙里也是那样渺小，可是历史终究还是要往前发展。阿来在梦的叙述中多出现自然风物，这些梦汲取自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与藏族的文化，近几年他写的《草木的理想国》《三只虫草》《蘑菇圈》也体现着自己对崇尚自然与原生态的坚守。
梦是陈忠实、莫言、阿来小说中重要的叙述内容，作家对梦的叙述常能达到特别的修辞效果，梦的叙述背后有作家的隐意，梦的叙述更影响着读者的阅读视野与期待。目前对当代文学，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梦的叙述”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小说，还有其他可进入的角度。十分有必要将80年代以来的“梦的叙述”，放置在当下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梦的书写的传统之下，并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于“梦的叙述”的研究通道。小说内容与意义层面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文学性终究直接体现在文本上，所以对叙述行为的分析绝不能少。当下由文本细读出发的研究很少，本文借助文本细读，选取三个代表性的作家进行综论是一次尝试，“梦的叙述”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缝隙与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