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高海涛 点击数：次
我对莫言的整个创作情况并不是很熟悉，读研究生时认真看过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乡村音乐》《枯河》《红高粱家族》等，但他后来的长篇，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仅仅是匆匆浏览而已。直到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我作为评委之一，比较细致地读了他的《蛙》。
围绕莫言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媒体和公众曾经有过许多传闻，他本人也在颁奖和领奖前后有过许多言论，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过分解读。关键是他的获奖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对世界与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那就是理想主义，所以人们往往把历届的获奖作家，统称为高举理想主义火炬的诺奖家族。其实仅仅说理想主义是不够的，还有一个艺术标准，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赠与在文学上能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如果以这个完整的标准作为角度，那就会出现异议。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评选，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位作家被赋予了这项桂冠，就思想和精神而言，可以说无一不是表现了鲜明的“理想主义倾向”，但从艺术性或者文学性本身来看，却不一定全是“最出色”的，有的甚至是二流的或比较平庸的作家。例如有研究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始于平庸。最初十位获奖者，除了波兰小说家亨里克·显克维支与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仍在世界文学家序列中接受人们的敬意，其余几位则游离于文学史之外，唯有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时被再次记起。而他们的获奖，多是因伟大、理想主义、卓越、高贵等。还有赛珍珠，她于1938年获奖，但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此乃末流作家的红运，只反映了评委注重大众审美趣味，将文学从象牙塔之中拉下来，归还于芸芸众生的倾向。
有人这样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说它总体上是一个授予西方优秀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国际大奖。这话可能有偏颇，比如莫言就不是什么叛逆者。而且获奖的西方作家，也不全都是优秀作家，至少不是文学史上顶尖的优秀作家。总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其历史来看，既是有倾向性的，也是不乏失误的。虽然它创造了一个奖项的神话，但其评奖历史却不应被神化。
关于倾向性，也就是评奖中有没有政治因素，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诟病，国外国内的都有。莫言获奖后不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来到中国，澄清了有关莫言获奖的许多传闻。比如关于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他是断然否定的。有些人喜欢把莫言获奖和政治联系起来，有人是正面的，认为这是瑞典人对中国的“文化叩头”，与我们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关；有人是反面的，认为有中国政府运作的因素。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政治因素呢？埃斯普马克回答说有，但那是政治效应：“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political intention)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
这种回答也许比较客观，但也并不是那么十分可信。美国人说他们不在乎瑞典那些北欧佬的古怪口味，这说明诺奖评选中某种文化口味、文化趣味确实是存在的，不说北欧，至少西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起作用的。不能说一个学术机构独立于政府，不亲近政府，就证明它的评奖没有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往往也会体现在价值观和文化趣味等精神层面。
所以总括起来说，我认为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这样理解，即它的历届获奖者，虽然获的是同一个奖，但获奖的意义和效应却因人而异，作品的文学价值是一个恒量，但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而不管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高还是低，往往也都具有或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或文化意义。像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其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应该说都是很高的。但毋庸讳言，也有的获奖作家及其作品，其政治意义高于文学意义，如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还有的是政治意义与文学意义兼备，如帕斯捷尔纳克；还有的是文化意义更突出一些，如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获奖，其哲学意义就远胜于文学意义。还有如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而不是呼声更高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是突出了文化意义，而回避了政治意义。还有前几年授予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文化意义也是重要的考虑。就迄今为止的获奖的几位华裔作家来说，我认为赛珍珠获奖就是看重其文化意义，高行健获奖主要是政治意义或政治效应，那么这次莫言获奖，我觉得主要也是鉴于其作品的文化意义，有政治效应，但更主要的是文化效应。
比如对于莫言获奖的颁奖词。
评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将幻觉现实主义和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代生活融汇在一起”。这是比较准确的翻译，最初有人把幻觉现实主义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是不准确的。瑞典文学院的埃斯普马克在回答中国记者问题时说的很清楚，他说：“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iona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拉美作家对莫言有很大影响，但那种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
确实是这样，莫言作品之所以成功，仅从艺术性来说也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胜利。莫言是山东人，山东出过孔子，但也出过伟大的蒲松龄。蒲松龄是幻想文学大师，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就非常崇拜蒲松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在其幻想和想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聊斋志异》让人看到的，其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总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魔幻属于拉美，而幻觉是中国式的，萨满式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精神。
对这种差异，评论家孙郁有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是多种语言文化的汇聚之所，零乱的如梦一般，神语与人语在一个空间。拉丁美洲的文化是混血的，于是有奇异的存在出来。那些混杂着宿命与企盼之火的村落、小镇，就有了神奇的意味。而中国的乡下，是空旷死寂者多，无数灵魂的不安与期待的焦虑都散失到历史的空洞里了。而莫言却把那些零散的灵魂召唤在同一个天底下，让其舞之蹈之，表面上与域外文学的某种情态是接近，但实际上多了中国乡下的独特的精神逻辑”。 确实，在莫言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中国乡村，也看到了不同于拉美和西方的乡村叙事，那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实际上是接通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在野的传统”，那是蒲松龄所代表的伟大传统，西方作家的影响只是一种激发。包括莫言所谓的讲故事，那种故事主义也并非他的独创，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小说主要就是讲故事。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也特别注重故事，被称为继古希腊以来最大的神话工场，奉行故事主义,但莫言所讲的主要是中国故事，是以中国方式讲述的中国故事。
关于莫言获奖的颁奖词，我个人还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既比较准确，也比较低调，整个措辞我认为没有特殊的褒奖，在诺奖的评奖历史上，是相对低调的一份颁奖词。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看看给别的作家是什么样的颁奖词，举几个接近的例子：
1949年，福克纳，颁奖词是“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68年，川端康成，颁奖词是“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1982年，马尔克斯，颁奖词是“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交织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整个美洲大陆的生命矛盾”
1984年，塞弗尔特，颁奖词是“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地渴求解放的形象”。
1994年，大江健三郎，颁奖词是“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还有两位华裔作家。1938年，赛珍珠，颁奖词是“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
2000年，高行健，颁奖词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今年给莫言的颁奖词多少有点过于简略和朴素。
另外除了颁奖词，还有授奖词，授奖词比较长，在其中我们看到，还特意点出了两位影响了莫言的西方作家，即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说莫言“创造了一个令人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世界”。这种直接点出师承和影响的情况，应该说在诺奖历来的颁奖词和授奖词中是非常鲜见的。似乎瑞典人要刻意注明，莫言的文学成就毕竟没有离开西方文学的影响。这里一方面，可能有一种微妙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对莫言的整个创作也是实事求是的。
对颁奖词和授奖词，综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即莫言的获奖主要是因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元素，同时也因为世界文化与文学的间接影响。
这就是莫言获奖给予我们的启示。中国当代作家、当代文坛，很久以来都有一种诺贝尔情结，这是毋庸讳言的。这有点像我们的体育，也有一种奥运情结，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渴望，就像对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渴望一样，既表现了我们的强国梦，爱国心，同时也表现了某种浮躁心态和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对西方文化标准的认同。相比较而言，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重视的程度不够。比如关于蒲松龄对莫言的影响问题，如果不是国外指出，我们中国批评界恐怕不会注意到，莫言自己也不会承认。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不过百年，它还有待于成熟。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我们要感谢鲁迅、老舍、沈从文、孙犁等白话文学的“先行者”，也要当代中国作家各自卓绝的努力，这包括莫言，也包括贾平凹、余华、刘震云等小说大家，还有更多的散文家和诗人。他们的“粉丝”也许并不比莫言少，他们获得汉语读者的评价未必比莫言低，这也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推荐所有口味的精神“美食”，更不是绝对的标尺。
每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相应也有各种不同的争议。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我们社会相对地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的一种体现。但是，作为获奖作家本土的读者和评论界，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参与反响和争议的喧嚣，更在于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大背景出发，对其获奖的意义做出清醒、客观的考量和判断。
现在都在谈文化自觉，实际上文化自觉不仅中国人需要，西方人也同样需要。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叫《两个人做梦的故事》，另译名为《双梦记》，说开罗有个很勤劳的人在自己家花园的树下睡着了，梦见有人来拜访他，告诉他说：你的财富在波斯某城，赶紧去取吧。于是这个人就千辛万苦地去了，到了之后还没等进城，就被巡逻队当成盗匪抓去打了一顿。巡逻队长问他到这里干什么，这个人把整个经过讲了一遍，包括那个梦。队长听了开怀大笑，说你这个傻瓜，我还梦见开罗有个什么样的花园，花园里有棵什么样的树，说我的财富就埋在树下呢，但人能相信梦吗？这个人听了恍然大悟，赶紧回到开罗自己的家里，在花园里的那棵树下挖了起来，得到了一大笔财宝。
也许只有读懂了这篇《双梦记》，才能真正领会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需要以文化自信为前提，而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获得，往往也需要作为他者文化的世界文化的提示和启发。这是一个复杂、辩证而必要的心路历程。
（编辑：moyuzhai）
围绕莫言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媒体和公众曾经有过许多传闻，他本人也在颁奖和领奖前后有过许多言论，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过分解读。关键是他的获奖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对世界与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那就是理想主义，所以人们往往把历届的获奖作家，统称为高举理想主义火炬的诺奖家族。其实仅仅说理想主义是不够的，还有一个艺术标准，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赠与在文学上能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如果以这个完整的标准作为角度，那就会出现异议。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评选，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位作家被赋予了这项桂冠，就思想和精神而言，可以说无一不是表现了鲜明的“理想主义倾向”，但从艺术性或者文学性本身来看，却不一定全是“最出色”的，有的甚至是二流的或比较平庸的作家。例如有研究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始于平庸。最初十位获奖者，除了波兰小说家亨里克·显克维支与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仍在世界文学家序列中接受人们的敬意，其余几位则游离于文学史之外，唯有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时被再次记起。而他们的获奖，多是因伟大、理想主义、卓越、高贵等。还有赛珍珠，她于1938年获奖，但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此乃末流作家的红运，只反映了评委注重大众审美趣味，将文学从象牙塔之中拉下来，归还于芸芸众生的倾向。
有人这样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说它总体上是一个授予西方优秀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国际大奖。这话可能有偏颇，比如莫言就不是什么叛逆者。而且获奖的西方作家，也不全都是优秀作家，至少不是文学史上顶尖的优秀作家。总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其历史来看，既是有倾向性的，也是不乏失误的。虽然它创造了一个奖项的神话，但其评奖历史却不应被神化。
关于倾向性，也就是评奖中有没有政治因素，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诟病，国外国内的都有。莫言获奖后不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来到中国，澄清了有关莫言获奖的许多传闻。比如关于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他是断然否定的。有些人喜欢把莫言获奖和政治联系起来，有人是正面的，认为这是瑞典人对中国的“文化叩头”，与我们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关；有人是反面的，认为有中国政府运作的因素。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政治因素呢？埃斯普马克回答说有，但那是政治效应：“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political intention)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
这种回答也许比较客观，但也并不是那么十分可信。美国人说他们不在乎瑞典那些北欧佬的古怪口味，这说明诺奖评选中某种文化口味、文化趣味确实是存在的，不说北欧，至少西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起作用的。不能说一个学术机构独立于政府，不亲近政府，就证明它的评奖没有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往往也会体现在价值观和文化趣味等精神层面。
所以总括起来说，我认为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这样理解，即它的历届获奖者，虽然获的是同一个奖，但获奖的意义和效应却因人而异，作品的文学价值是一个恒量，但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而不管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高还是低，往往也都具有或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或文化意义。像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其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应该说都是很高的。但毋庸讳言，也有的获奖作家及其作品，其政治意义高于文学意义，如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还有的是政治意义与文学意义兼备，如帕斯捷尔纳克；还有的是文化意义更突出一些，如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获奖，其哲学意义就远胜于文学意义。还有如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而不是呼声更高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是突出了文化意义，而回避了政治意义。还有前几年授予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文化意义也是重要的考虑。就迄今为止的获奖的几位华裔作家来说，我认为赛珍珠获奖就是看重其文化意义，高行健获奖主要是政治意义或政治效应，那么这次莫言获奖，我觉得主要也是鉴于其作品的文化意义，有政治效应，但更主要的是文化效应。
比如对于莫言获奖的颁奖词。
评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将幻觉现实主义和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代生活融汇在一起”。这是比较准确的翻译，最初有人把幻觉现实主义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是不准确的。瑞典文学院的埃斯普马克在回答中国记者问题时说的很清楚，他说：“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iona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拉美作家对莫言有很大影响，但那种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
确实是这样，莫言作品之所以成功，仅从艺术性来说也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胜利。莫言是山东人，山东出过孔子，但也出过伟大的蒲松龄。蒲松龄是幻想文学大师，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就非常崇拜蒲松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在其幻想和想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聊斋志异》让人看到的，其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总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魔幻属于拉美，而幻觉是中国式的，萨满式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精神。
对这种差异，评论家孙郁有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是多种语言文化的汇聚之所，零乱的如梦一般，神语与人语在一个空间。拉丁美洲的文化是混血的，于是有奇异的存在出来。那些混杂着宿命与企盼之火的村落、小镇，就有了神奇的意味。而中国的乡下，是空旷死寂者多，无数灵魂的不安与期待的焦虑都散失到历史的空洞里了。而莫言却把那些零散的灵魂召唤在同一个天底下，让其舞之蹈之，表面上与域外文学的某种情态是接近，但实际上多了中国乡下的独特的精神逻辑”。 确实，在莫言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中国乡村，也看到了不同于拉美和西方的乡村叙事，那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实际上是接通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在野的传统”，那是蒲松龄所代表的伟大传统，西方作家的影响只是一种激发。包括莫言所谓的讲故事，那种故事主义也并非他的独创，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小说主要就是讲故事。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也特别注重故事，被称为继古希腊以来最大的神话工场，奉行故事主义,但莫言所讲的主要是中国故事，是以中国方式讲述的中国故事。
关于莫言获奖的颁奖词，我个人还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既比较准确，也比较低调，整个措辞我认为没有特殊的褒奖，在诺奖的评奖历史上，是相对低调的一份颁奖词。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看看给别的作家是什么样的颁奖词，举几个接近的例子：
1949年，福克纳，颁奖词是“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68年，川端康成，颁奖词是“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1982年，马尔克斯，颁奖词是“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交织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整个美洲大陆的生命矛盾”
1984年，塞弗尔特，颁奖词是“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地渴求解放的形象”。
1994年，大江健三郎，颁奖词是“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还有两位华裔作家。1938年，赛珍珠，颁奖词是“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
2000年，高行健，颁奖词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今年给莫言的颁奖词多少有点过于简略和朴素。
另外除了颁奖词，还有授奖词，授奖词比较长，在其中我们看到，还特意点出了两位影响了莫言的西方作家，即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说莫言“创造了一个令人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世界”。这种直接点出师承和影响的情况，应该说在诺奖历来的颁奖词和授奖词中是非常鲜见的。似乎瑞典人要刻意注明，莫言的文学成就毕竟没有离开西方文学的影响。这里一方面，可能有一种微妙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对莫言的整个创作也是实事求是的。
对颁奖词和授奖词，综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即莫言的获奖主要是因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元素，同时也因为世界文化与文学的间接影响。
这就是莫言获奖给予我们的启示。中国当代作家、当代文坛，很久以来都有一种诺贝尔情结，这是毋庸讳言的。这有点像我们的体育，也有一种奥运情结，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渴望，就像对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渴望一样，既表现了我们的强国梦，爱国心，同时也表现了某种浮躁心态和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对西方文化标准的认同。相比较而言，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重视的程度不够。比如关于蒲松龄对莫言的影响问题，如果不是国外指出，我们中国批评界恐怕不会注意到，莫言自己也不会承认。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不过百年，它还有待于成熟。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我们要感谢鲁迅、老舍、沈从文、孙犁等白话文学的“先行者”，也要当代中国作家各自卓绝的努力，这包括莫言，也包括贾平凹、余华、刘震云等小说大家，还有更多的散文家和诗人。他们的“粉丝”也许并不比莫言少，他们获得汉语读者的评价未必比莫言低，这也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推荐所有口味的精神“美食”，更不是绝对的标尺。
每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相应也有各种不同的争议。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我们社会相对地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的一种体现。但是，作为获奖作家本土的读者和评论界，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参与反响和争议的喧嚣，更在于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大背景出发，对其获奖的意义做出清醒、客观的考量和判断。
现在都在谈文化自觉，实际上文化自觉不仅中国人需要，西方人也同样需要。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叫《两个人做梦的故事》，另译名为《双梦记》，说开罗有个很勤劳的人在自己家花园的树下睡着了，梦见有人来拜访他，告诉他说：你的财富在波斯某城，赶紧去取吧。于是这个人就千辛万苦地去了，到了之后还没等进城，就被巡逻队当成盗匪抓去打了一顿。巡逻队长问他到这里干什么，这个人把整个经过讲了一遍，包括那个梦。队长听了开怀大笑，说你这个傻瓜，我还梦见开罗有个什么样的花园，花园里有棵什么样的树，说我的财富就埋在树下呢，但人能相信梦吗？这个人听了恍然大悟，赶紧回到开罗自己的家里，在花园里的那棵树下挖了起来，得到了一大笔财宝。
也许只有读懂了这篇《双梦记》，才能真正领会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需要以文化自信为前提，而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获得，往往也需要作为他者文化的世界文化的提示和启发。这是一个复杂、辩证而必要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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