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北上》：北中国的风物志和风情书

　　人类文明源起于河流文化，人类社会发展积淀河流文化，河流文化同时推动社会发展。河流文化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文明的类型，被人们认知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把它称为“大河文明”。河流与人类文明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河流的文化生命。河流多先于人类存在于地球上，供养生命，使地球充满生机。河流或激流勇进，或静水深流，大水汤汤、势不可当，是人类社会或个人命运完整的隐喻。因此，书写河流就是书写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书写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命运。《在密西西比河上》《静静的顿河》《呼兰河传》《黄河东流去》《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就是以河流命名、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表达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与河流关系的作品。

　　《北上》与上述小说多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运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流，其他河流多先于人类存在，而运河不是。同时，中国的河流由于地势大多自西向东，而运河则是南北流向。独特的运河孕育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北上》是多年来书写运河文化的翘楚。小说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获奖无数,最炫目的光彩是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虽已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家关注，但仍然有多角度、多侧面发掘和讨论的可能。当重新阅读了《北上》之后，我认为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以及对现实透彻的体察，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以下，我试图从作者批评、中国性建构以及身份政治的角度，表达对《北上》的看法。

“青春作伴好还乡”

　　徐则臣多次表达过他与运河的关系，他一直有写以运河为主体的小说的愿望：“快二十年了，我无数次拜访过真正的花街，现在它短得只剩下了一截子，熟得不能再熟，但每次回淮安还是去看，像见一个老朋友。运河沿岸的大小码头我见过很多，它们最后成为一个石码头。有花街，有石码头，当然要有运河。我一直想大规模地写一写运河，让它不再是小说中的背景和道具，而是小说的主体。”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 “运河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背景”,“对农村孩子来说，水就是我们的天堂，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超人，连电视都没有，没有现在任何孩子能玩的娱乐设施。但是我们有水，可以打水仗、游泳、溜冰、采莲……”这是徐则臣对个人写作背景和生活原型的表白。这表明，徐则臣出生在运河旁，他的童年记忆或文化记忆一直与运河有关。这个表白在其他小说中也曾隐约出现，比如《水边书》《夜火车》《耶路撒冷》等。可以说，写一部以运河为主体的小说，一直是徐则臣的愿望或心结。

　　为此，徐则臣几乎动用了他关于运河的全部积累，最重要的是情感积累。《北上》的创作，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这个“春风得意”指的是作家创作的心情，不是说徐则臣如何洋洋自得自命不凡，而是说他一接触运河这个题材，内心鼓荡起的欢欣鼓舞或由衷的快意;这个“长安花”就是运河的船、运河两岸的人与事。或者说，《北上》的创作，也是一次还乡之旅，所谓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这种心情吧。这种心理状态自然汇集到了徐则臣的行文中，他的情绪、修辞、各种场景和人物书写，都有一种昂扬高亢的情绪和盎然诗意。因此，作家的文本就有了明显的、统一的个人标记，这个标记是不从众的、难以复制和易于辨识的。他的激情和生命力在文本表达中贯彻始终。他独特的情思浪漫而富于诗意，这个内在性几乎没有留给外来的质疑任何机会和可能。他说：“我写运河十五六年了，我的文学、我的认识向前发展是沿着运河发展的，所以运河一直是我写作重要的背景，也是以文学方式认识世界有效的路径。”运河是他内心的一个情结。情结就是作者的潜意识，而潜意识恰恰是支配作者最重要的内在的心理力量，个人的生活阅历是形成写作情结最重要的因素。

　　小说从1901年写起，这是一个世纪之交。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这就是《北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1901年，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时局动荡，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也就是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称“小波罗”。另一位主人公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并有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人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也是这一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衰落由此开始。百年后的2014年，运河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小波罗、谢平遥的后人们，在运河上书写了有声有色的新篇章。

　　保罗·迪马克自运河南端一路北上，寻找他在中国战死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这个“寻人之旅”当然只是一个由头，一个“贾雨村言”。这是小说家惯用的手法。但是，这个预设却从一个方面与作家的心情不期而遇：“运河六千里，城池二十一”，将有多少风光尽收眼底，有多少美食一饱口福，有多少风土人情眼前掠过。于是我们看到——

　　3月的江南春天已盛。从无锡到常州，两岸柳绿桃红，杏花已经开败，连绵锦簇的梨花正值初开。河堤上青草蔓生，还要一直绿到镇江去。小波罗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一壶碧螺春喝完，第二泡才第一杯，脖子上已经冒了一层细汗。“通了，通了。”他用英语跟谢平遥说。谢平遥纠正他，是“透了”。中国人谈茶，叫喝透了。

　　一个来自朱丽叶家乡的意大利人，初来乍到中国的运河，看着中国的风光，喝着地道的中国茶，用中国的方式感受喝茶的惬意，这是何等快意的体会。或者说，小说一开始，作家就赋予了这个意大利人旅行的愉快。他松弛、满足、自得其乐，虽然还经常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欧洲人的性格，但他会尽力克制，方式就是拿出自己的牛皮封面的本子，哗啦啦地写上一阵子。上面说的是小波罗喝的。他吃的是——

　　每日三餐的饭点上，都会有轻便小船在繁忙的水域上来回跑动。此刻，大嗓门的老板娘在一遍遍重复早餐的种类：豆浆、烧饼、油条、豆腐脑、稀饭、包子、蒸饺、窝头、面条，还有咸菜、豆腐干和酸辣椒。小波罗推开窗户，空间水汽氤氲的河面上错落行走的几艘船，如同穿行在仙境。因为雾气流转升腾，老板娘站在船头叮叮当当敲着碗盆的喊叫声也突然变得邈远，矮矮胖胖结实的老板娘，在小波罗眼里像仙女一样风姿绰约。

　　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小波罗的快意可想而知。当然，与其说这是兴奋无比、感慨万千的小波罗，毋宁说是小说的讲述者徐则臣。

　　《北上》当然不是徐则臣的长篇处女作。此前他先后出版过《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夜火车》和《王城如海》。《耶路撒冷》是徐则臣潜心六年完成的作品，曾获过老舍文学奖，对他在文坛的意义至关重要。对徐则臣来说，这部作品超越了他曾发表过的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和《夜火车》;对“70后”作家来说，它标志性地改写了这个代际作家不擅长长篇创作的历史;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它处理了“70后”一代——也是我们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耶路撒冷》不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书中有五个主要人物。小说通过这五个人物形象和命运，书写了一代青年的精神困境及成长路程。耶路撒冷是个所指不明的所在，它几乎就是一个虚妄的能指。但是，恰恰是这个虚妄的能指，标示了一代人对理想、信仰不灭的坚持，对精神圣殿的向往。在价值和理想重建的时代，如何表达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履历，应该是一道难题，它极易流于空疏、苍白和虚假。但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写的是内心的风暴、内心的冲突。他在提供了新的经验的同时，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他的沉重、不安和焦虑。而《王城如海》，用作家的话说，“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都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王城如海》，叙事方向都是向内的，冲突更多地在内心展开，因此压抑、沉闷、心事重重。但《北上》则完全不同，它多年沉潜在作家心中，呼之欲出，一如自己心爱的人，内心的爱意怎样想象都不过分。也可以说，《北上》是一部极其外向的小说。作家克制的讲述也难以掩饰他的春风得意、情不自禁。

北中国的风物志

　　如果一个作家执意要写什么，那里显然有他心动的事物。徐则臣说，“这次是我比较系统全面地对运河做一次梳理，把我这么多年对运河的感性、理性的认识，包括虚构和演绎做一次彻底的书写。这次的运河肯定跟别的运河不一样，以往的运河只是片段，现在我尽量从时间、空间相对全面的角度呈现、把握运河。”具体地说，这部小说给笔者突出的印象，是运河及其两岸的风物。风物即景物。笔者一直认为，对风物的书写，是考验一个作家能力的重要部分。现在的作家不大注意风物的书写，没有风物，小说就不那么像小说。风物是环境，也是风景。它既与人物有关，更与读者有关。人物眼睛看到的风景可以窥见人物的心情、处境甚至命运;读者看到风景，可以舒缓情绪，感到小说张弛有致的美妙。因此，风物在小说中是断不可少的。

　　《北上》对风物的描摹用尽了心思和笔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就是北中国的风物志。首先是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

　　船已经停下。岸上一片金黄的花海，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放肆得如同油彩泼了一地……沿途也见过星星点点的油菜花，但如此洪水一般的巨大规模，头一次见。可能之前也曾有路过，但因为绝大部分河堤都高出地面很多，挡住了视野，坐在船上想看也看不到。小波罗大呼小叫地说，震撼，震撼。这让他想起故乡维罗纳，想起他和父亲从维罗纳到威尼斯来回的路上，看到过的那些油菜花。那时候觉得那一片片油菜花地真是辽阔啊，跟眼前的这片花海比，那是维罗纳见到了北京城。

　　维罗纳的油菜花虽然远不及运河岸边的壮观宏伟，但维罗纳毕竟也有这样的自然景观。下面的场景是小波罗无论如何也不曾见过的，在邵伯古镇的邵伯闸——

　　房屋和村镇陆续出现在河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多了起来。南方的建筑恍恍惚惚地倒影在水里，看不清的行人和动物也在水里走动，仿佛运河里另有一个人间。

　　河道悠长，拐个弯，果然看见遥远处一片辽阔的水域。那片大水上密密麻麻停着无数条船。

　　小波罗知道遇到了传说中的状况，从椅子上站起来，很是兴奋。邵伯闸是运河上的重镇，要害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都经过这里。只是大清国地势南低北高，次第水位南北落差明显，邵伯闸只能采用三门两室的方式分级提水，让船只通行。三道闸门，两个闸室，提起，放下，再提起再放下，如此反复。闸室又小，一次进不下多少条船，两边的船只积压的就很多。淡季当天通航还有可能，漕运和水运旺季，或者赶上天旱水位上不来，憋个十天半月都不在话下。老夏说他在邵伯等候过闸时睡了这辈子的第一个女人，没任何问题，等这么久，认认真真生个孩子都来得及。积压这么多船，一想到接下来漫长的等待，大家都着急。小波罗不急，既然等待是行经运河的必由之路，为什么不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等待呢。

　　自然风物和运河奇观，是大清帝国不同的风景。这不同的风景或风物构成前现代的中国。不同的风景，不仅是地方性的奇观，同时也是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深远的无言告知。

　　集中写运河比较优秀的小说有王梓夫的《漕运码头》。小说从道光皇帝整顿漕运流弊，爱新觉罗·铁麟临危接任仓场总督写起，写他置身于另一个权力漩涡之后，引出了无数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和各色人物。这是一部写人物和故事的小说。铁麟是宗室贵族，权高位重，但他也是一位励精图治忠于朝廷的命臣。他到了通州漕运码头之后，才体悟到漕运流弊之严重，于是围绕整顿漕运展开了一场阴谋密布的复杂斗争。漕运流弊存在已久，牵扯到的人物无一不与利益相关，甚至不惜为利益引发命案，官场腐败可见一斑。铁麟虽然小心谨慎、一身正气，但在地方势力与朝廷大员勾结的情况下，漕运流弊并未因铁麟的存在而革除。最后在铁麟进退维谷、身处两难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升迁，但在革除漕运流弊的这场斗争中，他显然是个失败者。这个有趣的结局没有遮蔽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趋势，而是在不作宣告中预示和隐含了帝国时代的终结。这是写大历史、国族命运的大叙事。小说对160多年前通州风土人情、勾栏瓦舍的生动描绘，对底层百姓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准确把握和悲悯情怀，都显示了作家非凡的艺术功力。其间穿插的林则徐先禁烟后遭贬，革职发配途中治黄，龚自珍厌倦官场通州辞行等，都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由于作家是著名的话剧编剧，因此小说中也不免有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和情节，这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悬念感。

　　《北上》写的不只是通州，而是写了整条运河，或者如作家所说，含有要把运河写得更全面的内在期许。在创作实践上，“小博物馆号”游船和“小博物馆”客栈，是小说的神来之笔。一个民族的秘史正是通过这些“物件”——历史的细节来体现的。周海阔是谢平遥时代的年轻船夫周义彦的后人。他的“小博物馆”客栈连锁店开了12家。“小博物馆”只收藏有当地古旧稀少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曾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如济宁店的收藏——并非多么稀有值钱，但这些藏品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勾勒出济宁这座城市，作为运河重镇日常生活的历史脉络。周海阔收到的一个意大利罗盘，是老物件里的好东西。卖罗盘的小伙子邵星池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因为办厂急于用钱不得已将其变卖。周海阔几次劝告邵星池三思慎重，邵星池执意要卖。周海阔一直为收了这个罗盘而得意：运河的历史由此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说明马可·波罗之后，还有络绎不绝的洋人途经此地。但是，一年后，邵星池的父亲邵秉义又要把罗盘赎回去，而且不在乎几倍的价钱。这个“赎回”的过程一波三折，最后周海阔还是原价还给了邵家。这些物件构成的历史精神还活在运河人家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仁义。这又回到了“小博物馆之歌”的开篇，讲周海阔在摆弄一副从中学老师那里收购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对联大约是1987年冯友兰的自勉。“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作者的平生志向;“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冯友兰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而周海阔的行为就是秉承文化传统的“敦厚崇礼”。因此，风物志看似写老物件，写历史细节，实则还是写运河人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所以，《北上》有历史感，不只是小说写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而是说即便在当下，文化传统仍然在运河边上弥漫四方。可以说，《北上》改写了过去我们对物的理解和认识。普遍的看法是，文学是精神领域或者精神性的，对物的迷恋将有损于文学的含义。因此，对物的批判和拒斥，曾经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流行的观念。今天我们似乎可以看清楚，没有物的依托，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是没有支撑的。那些飘在天际的豪言壮语或声情并茂，可能也会感人肺腑，但时过境迁，便也云朵般地随风飘散了。而《北上》因为有了“物”的基础，形成了强大的风物阵容。那些风物恰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性格的无言佐证，那里隐含着中国经验的文化密码，这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徐则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对知识性在小说中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

运河上的风情书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北上》的特点，那就是“情”。徐则臣写运河，写运河上的风物，写运河上的人，都渗透着一个“情”字。小波罗被河盗刺伤的伤口化脓得了败血症，临死前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弟弟费德尔，他不知道弟弟的死活，但他希望弟弟能够活着——这个真正的运河专家，同样热爱中国、热爱运河的意大利青年。小波罗希望自己死后能被葬在通州的运河边上，他言辞诚恳、情真意切。这个意大利人对中国、对运河，是动了真情。自从来到中国，他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没有主动惹是生非，他对中国充满了友好和友善。他在船上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本子上记下旅途观感、喝茶或东张西望。他的死是中国的河盗所致，但他没有怨恨、没有后悔，唯一放不下的是弟弟费德尔。终于坚持到了通州，昏迷中的他睁开眼睛，只看了通州三秒钟，他称谢平遥一声“兄弟”，便永久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年是1901年，光绪帝颁了废漕令。运河开始衰落，小波罗对中国、对运河的一腔痴情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运河边。

　　小波罗的死在小说中唤醒了弟弟费德尔。这个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沉默者”，开始讲述他的中国之旅和个人的情感经历。可以说，小说中最感人的章节，就是写费德尔(马福德)和秦如玉的情爱故事。谢望和与孙宴临的爱情也写得非常成功、也很感人，但那是同一国度男人和女人正常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功能，更多地和小说的结构有关，和小说的戏剧性有关。因此，当孙宴临拉着拉杆箱来到通州与谢望和相会，我们在报以祝福的时候，并无太多的特殊感受。而马福德和秦如玉则不同，他们的爱情是大清帝国斜阳下凄楚的爱情挽歌。作为一个已经“死亡”的“沉默者”，他“起死回生”讲述了他在大清帝国可遇不可求的爱情。一个怀着对中国的好奇而服役入伍的意大利青年，行囊里带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来到了运河边一个叫风起淀的地方，在这里他邂逅了秦如玉姑娘。后来马福德说：

　　此后长达三十四年的生活中，每次想起大卫·布朗，我都会问如玉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追你，而不是大卫?如玉也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答案：看眼神呀。这世界上，只有你的眼神不会拐弯。还有呢?我继续问。还有就是，每次你们来，大卫都会找个机会嘱咐我，让我教你说中国话。

　　八里台之战，马福德的右腿胫骨中弹，骨头被打碎，做了手术。子弹和碎骨头渣取出来后，他成了一个瘸子。当他能瘸着腿走路时，他只身奔赴一场未知的爱情，奔赴在1900年8月里的后半夜。这个意大利青年是如此地不可阻挡，天亮时他到了风起淀。他来到秦家时是这样的情形——

　　老秦指着门外对我说，滚!秦夫人把他往堂屋里推，边推边说，小声点，你害怕别人听不见?如玉，先让他进屋，别让人看见!如玉掩上一扇门，我坐在阴影里的凳子上。

　　这是远在1900年的8月。这个时间提醒我们，在大清国的晚期，民间的跨国婚恋已经出现。从小说讲述的情况看，如玉的父亲老秦虽然不同意，但也并不感到多么惊诧;如玉的母亲或是心疼女儿、或是顾忌脸面，还是将马福德让到了屋里。马福德是一个熟读《马可·波罗游记》的人，但是马可·波罗并非一个“现实的人”，他只是一个“风景的人”，只可想象不可触摸，他与现实不会发生关系。马可·波罗符合“风景人”的所有特征，他是历史、是奇观。但马福德是现实的人，他有血有肉、活色生香，他有情感要求。当他开枪从义和团民手里救下了如玉，事情有了转机——

　　老两口说什么我没有全懂，大意是，他们把如玉托付给我了。秦夫人说得真诚，只要对她女儿好，那人就足可以信赖。老秦就勉强得多，他的表情和语气表明，女儿和雕版托付给我，完全是情非得已，尽管如此，当我把雕版背到身后，他还是紧紧握住我的手，突然间老泪纵横，颤抖着要给我下跪行礼。吓得我赶紧扶住。我对他鞠了一躬。这是男人对男人的嘱托，也是男人对男人的承诺。我结结巴巴地对如玉说，一起走。如玉摇头，他们无论如何不走。一家三口又抱头痛哭。

　　马福德和秦如玉成了夫妻。后来的许多年里，这个意大利青年这样想过：“运河边的生活的确跟我想的相去甚远。我们被时局和生计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也可以说，因为时局和生计，我们被排除在了世界之外。偶尔我也想过回意大利，也后悔过。我把世界和生活想得太简单了。我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让如玉这么想，她是无辜的。想到能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别说这一种生活，就是下地狱，我也愿意。”马福德对爱情的理解和对中国姑娘如玉的情感，可以说是感天撼地了。

　　如玉命殒于日本人的狼狗。马福德，这个来自意大利、有中国名字的游历者，中国的女婿，如玉的丈夫，也因此和中国人同仇敌忾。他和我们有了共同的仇敌，他的身份在此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马德福的儿子说他“有点像外国人”时，他高兴自己“终于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了”，而且也拿起了他的左轮手枪——

　　三十三年不用还跟新的一样;子弹也一颗颗精神饱满，一点锈迹都没生。吃过晚饭，我把小孙女抱在怀里，跟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说，我去看看你们的娘和你们的奶奶。我让儿子、儿媳看好三个孩子，让两个孙子看好妹妹;天太黑。他们以为我去如玉的坟边坐坐。

　　我的确去了如玉的坟边。我坐在她身旁抽了一袋烟，跟她说了几句话。到头来我竟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了。站起身时我说，如玉，等等我，到那边我还要对你好。我摸摸腰后的裤兜，枪硬邦邦的，子弹哗哗地响。

　　谁都知道马福德干什么去了。这时，这个马可·波罗的后辈就成了一个视死如归的国际主义英雄，《北上》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运河的研究者认为，大运河的开凿与整修，不仅是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而且由于“物”的背后是人，有着特殊的感性需要、精神内涵与文化形式，因而，从一开始，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这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等水系，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在高铁、高速公路、飞机等交通工具极端发达的时代，运河的使用功能退到次要地位，所谓“实用退潮，审美兴起”说的就是当下运河的状况吧。

　　小说另一段爱情发生在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义和拳民孙过程后人孙宴临之间。这段极具现代感的情爱关系，虽然不及马福德和秦如玉轰轰烈烈，但也因美好而令人感动。《大河谭》是谢望和要制作的关于运河的大型纪录片。片子做成了，“一段大河的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这是谢望和制作《大河谭》的终极诉求。当然这也是徐则臣创作《北上》的终极诉求。至此，《北上》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已经一览无余。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三十万字的篇幅里，小说写了两个历史时段，前后呼应，完成了百年运河史的叙述。一百年后的2014年，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聚集时，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北上》的故事和讲述方式都非常感人。关于小说写故事，是一个至今仍没有终结的文学诉讼。有人强调写故事，有人认为小说写故事是末流。莫言主张写故事，他说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徐则臣后来也认同小说与故事的关系，而不再强调“小说在故事停止之后才开始”。《北上》在故事里呈现了北中国百年的烟波风华，它是风物志，是风情书。大水汤汤烟波浩渺，民族的秘史隐藏在那貌不惊人的“小博物馆”收藏的物件中;运河的爱情生生不息，马福德和秦如玉、谢望和与孙宴临们，无论过去和现在，那都是运河最美丽的故事、传说和风景。读过《北上》，犹如和小波罗、谢平遥、马福德、秦如玉们一起走过一次运河。我们仿佛也亲历了运河的过去和现在。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这样的歌词：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