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小说简论
徐则臣的为人与写作姿态都很低调，却是我们谈及青年作家时绕不过去的存在。十多年来的勤奋思考与写作，为他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赞赏与肯定。迄今为止，徐则臣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四部，中短篇小说近八十篇，结集七部，随笔集三部，许多作品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项，还有一些被译成德、韩、英、荷、日、法、意等国文字。同时，针对、围绕他作品的评论文章也数量可观，多角度提供了或同或异的阐释与解读。
从徐则臣早期的作品《忆秦娥》、《花街》、《啊，北京》等作品一路读下来，直到近两年的《古斯特城堡》、《河盗》、《如果大雪封门》、《六耳猕猴》等作品，它们大多维系在一个高水准之上。即使是初期的作品就已经宣示着他是一个“长成”了的作家，毫无青涩与稚嫩之感。这一方面归因于他自身的天赋，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出在写作这条路上他早就做了扎实的准备。徐则臣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沉稳，内敛的气质，是朴素的，不疾不徐，静水流深。马小淘对徐则臣的写作有过这样一个略带调侃的评价：“某种年过半百才该显现的东西，已经悄然出现在了他身上，当然我指的不是衰老。”对此，我深以为然。我不能确定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否与徐则臣的性格有某些关联。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充分挖掘自身的生活资源。不管是年少故乡的生活，还是长大后离开家乡在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读书时的生活，以及做教师的经历与出国做驻校作家的经历，都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影子。在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体悟到乡情、成长、漂泊、城与人的角逐等等丰富的思索。
异乡者的城市梦
我们习惯性地将徐则臣的作品分为“京漂”、“花街”、“谜团”三个系列。《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西夏》、《天上人间》等作品都属于“京漂”系列。与徐则臣一样，我不喜欢“京漂”这个命名，更不认同“底层文学”的说法。徐则臣在面对《南方都市报》的访谈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刻意要去写‘底层’，也不认同‘底层文学’这一说法。我也不觉得写他们就是写底层，我只想写一写我认识的和熟悉朋友，他们碰巧游走在北京的边缘，碰巧在干不那么伟大和体面的事业，碰巧生活在暗地。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我只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希望和绝望是什么，他们的疑难和幸福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待在北京，北京和他们关系怎么样。他们居无定所、心无所依地‘漂’着。他们的想法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样板。”
如何去界定“底层文学”之中的“底层”一词，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乔叶在长篇小说《认罪书》中对“底线”一词有过一段形象的比喻，她说：“以后的日子里，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底线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统一的底线吗？底线有多少个层次？那天在夜市上看到了千层饼，我忽然觉得：对很多人而言，底线就是千层饼，每个人都只取自己想要的那层。于是，此人的底线很正能正是彼人的顶线。而彼人的底线，也很可能正把另一个人踩在了脚下。”乔叶讲的千层饼的比喻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底层”的见解，我们所处千层饼的位置不同，对“底层”一词的体会也会不同。
我认为，相对于“京漂”与“底层”而言，将徐则臣这类作品中的人物用 “城市异乡者”来概括似乎更合适一些。丁帆曾在2005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中发表了题为《“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文章，谈及了这一类的人物。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如边红旗、王一丁、敦煌、旷山、夏小容、周子平、周子午，从家乡来到北京，他们努力奋斗打拼，希望能在北京有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结局大多黯淡，令人心酸。在这些人物之中，只有王一丁的结局是温暖的，充满希望的，但是也只有他所从事的职业（书店老板）是比较正当合法的。除此之外的人员，均为贩卖假证件、盗版光盘的人员，所以他们都没有脱离被法律制裁的命运。对他们而言，北京这座城市既代表了光明的未来，又是横亘在他们通向光明之途的万丈深沟，使得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异乡者的烙印。徐则臣在这些作品之中，不断地追问一个或许是身在北京的异乡者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我们抛弃家乡安宁的生活，来到这个遍布荆棘的城市，究竟为的是什么？
徐则臣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一系列贩卖假证、盗版光盘的人物形象，这是少有人能这么专注而又充满深情地描写的，但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丁帆在《“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一文中这样写到：“凡是触及到这一题材作家就会用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来掌控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作家坚守良知与具备批判态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总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眼光，则实在不可取。当徐则臣面对他笔下的人物时，他的态度是尊重的，眼光与视角是平视的，满怀体恤与悲悯，叙说他们的辛酸痛楚与挣扎向往，有时也会直接化身为其中一员，引领读者切身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
从边红旗到王一丁，从夏小容到西夏，从敦煌、旷山到周子平、周子午，徐则臣塑造出的这一系列人物身上都具备自然的品性。自然，即自然而然，各安其位，浑然天成。人物，并不是他试图去表现、批判、反抗外在的附庸，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洞悉人物的魂灵，与人物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困境之中与面临抉择的时候，也都是非常合乎自身性格与处事逻辑的。于是，在当下此类描写这样人物的作品中，徐则臣的“城市异乡者”系列便显得独特而又可贵。
同时，徐则臣致力于在作品之中营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虽说作品中的许多人物谈不上崇高，也谈不上多么正派，但他们的为人处事始终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善良、勇敢、柔软、忠诚、诚信以及爱等等人类所应该具备的美德。而一旦越过了这条底线，后果就是严重的，甚至不可挽回。可以说，徐则臣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与人生准则一点一滴地渗进作品的人物里，引领读者去体悟，并从中获取这样那样的人生感慨。
“烟火”大“花街”
作为不同系列的作品，除去一以贯之的水准与气质相似之外，除去作品始终含蕴、坚持的美德之外，背后是否有怎样的细密联系，从而凸显一份共同的特质。这或许是大家评论徐则臣的作品时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难于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徐则臣在创作中不墨守成规，较少重复自己，体现出把握不同生活的能力。
徐则臣的创作最初是从“花街”系列开始的，这些作品主要有《忆秦娥》、《花街》、《最后一个猎人》、《梅雨》、《河盗》、《人间烟火》、《水边书》等。许多人会误认“花街”为徐则臣的家乡，实则非然，这只是他依托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凭空建造出来的沿河街道。从2002年开始，直到今天，徐则臣一直在维护它、扩建它。许多优秀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学版图上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乡，它可以是现实存在，也可以隐藏于精神的深处，对徐则臣来讲，“花街”明显属于后者。
邵燕君在《徐步向前——徐则臣小说简论》对“花街”系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认为“它是一个纯粹的想象力的操练场”，“这部分小说是最难提起阅读兴趣的。一个总的感觉是旧——不是故事氛围的古旧，而是艺术感觉的陈旧。那些故事、那些场景、那些意象，似乎在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的笔下已晃动多年，徐则臣即使在叙述上有所推进、意象上有所更新，这些‘新’仍然会被淹没在大面积的‘旧’的感觉里，难以构成文学创新意义上的新质。”所以，邵燕君建议徐则臣着力点要放在“京漂”系列，“应该走将想象与深切经验相结合的路子，而把‘花街’系列作为一种练笔。”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略有偏颇之处。
如果试图将“花街”系列当作练笔，那就大大降低甚至忽略了其对于徐则臣的重要性与意义了。在我看来，“花街” 更像一个载体。它担负着徐则臣看待并表达他对世界与人生思索的重任。它不仅是纯粹的想象力的操练场，它还渗进了徐则臣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阅历，那些听老人讲过的事情、那些朦胧的青涩的情感，以及数不清的源自家乡带给他的影响，或许还有更多他关于当下乡村的感受都放置其中，若隐若现。于时间，“花街”不是静止的，于空间，“花街”也不是固定的。它是一条街道，却也会如同人生一样，有属于自身的运行轨迹。同时，对徐则臣来讲，“花街”即可沉浸其内，又可游离其外，从而达到在此在彼的双重辉映与观照。
徐则臣也曾谈及他的“花街”。他说，“我觉得‘花街’很大，因为它是虚构出来的，可以无限延伸，知道能够容纳整个世界，我可以把一条街弄成整个世界。”他的话让我想到了张贤亮在大西北的荒凉之地建造出来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徐则臣谈到他笔下的北京时，说“而北京，我恰恰觉得它小，尽管方圆巨大、人口密集，因为它硬邦邦地在那里，我不能随便改变首都的尺寸，它的空间说到底是有限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则臣的写作野心，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花街”的坚守与希望。我认为，北京与“花街”并不是孤立的两个所在，更不是彼此的对立面，我期待着徐则臣能寻觅一条隐秘的通道将二者关联。
因为“花街”描写了乡村、乡人与水，所以有评论者指出仿佛看到了沈从文的影子。当我阅读其中带有童年视角、有关成长的作品时，也联想到了曹文轩的作品，譬如同样以水乡为背景的儿童文学名作《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徐则臣的“花街”很丰富，他依托“花街”进行了多种探索。《忆秦娥》与《花街》讲述的故事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前者是侄子与婶婶之间深埋心底几十年的彼此暗恋，后者是名为老默的修鞋工对已嫁作他人妇的昔日情人几十年的守候。感情，在漫长岁月中的坚持，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河盗》与《最后一个猎人》中，探讨的是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被外来力量打破、从而不得不去改变之后的状况。《梅雨》、《镜子与刀》、《九年》则是关于成长的叙事。
在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则臣的不同侧面。他一会儿沉郁、平稳，一会儿又欢快、明亮。但不管怎样，当徐则臣将自己的笔触伸到“花街”，就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些作品氤氲着水汽，纯正的乡野味道密布其上。在上述作品之中，《梅雨》、《镜子与刀》都非常精致，《梅雨》讲述了一个少年对陌生成年女子的朦胧情感，徐则臣将少年的心理与情绪把握得细致，达到了入微的程度。《镜子与刀》中将穆鱼与九果两个小孩子分别通过镜子与刀片折射阳光来进行交流的场面写得惟妙惟肖，不仅有极强的画面感，我们也可以听到声音透出来。《九年》是关于成长，关于复仇的故事。回到家乡的“我”看到了昔日小伙伴的凄惨生活，看到了多年前导致这一切的坏人依旧在耀武扬威，从而克服懦弱最终奋起反抗。这才是真正的成长。徐则臣还有一篇名为《露天电影》的作品，也谈及了复仇这一主题。大学教授秦山原回到自己当年放露天电影的小乡村，不曾想等待他的却是一场迟来的审判。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有的罪恶都会得到审判，是徐则臣始终坚持的观点。
对许多优秀作家而言，写出像《忆秦娥》、《最后一个猎人》的作品不难，但是同时还能创作出《梅雨》、《镜子与刀》这样的作品，就有一些难度了。因为后者要求作家需有一颗纯净之心，有一份洁净的灵魂。真诚希望多年后身为作家的徐则臣依旧能保有这份纯真。
“我们不就是这样活着吗？”
在“花街”系列的作品中有一篇值得重视的作品，也是较少被注意的一个作品，即中篇小说《人间烟火》。徐则臣在这里面写出了“花街”的“人间”与“烟火”，读来令人百感交集。年轻的苏绣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稀里糊涂地被当时的领导郑启良欺辱，怀孕后不得不自己去做手术，结果受凉导致身体受损。后来陈洗河入赘苏家，两人始终无法生育，在苏绣多次寻医未果后，两人决定努力赚钱领养一个孩子。起初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儿招娣，后来又碰巧用较少的钱抱养了一个体弱多病的男婴，起名冠军。在夫妇俩的精心照料下，这两个孩子成长的很好。不幸的是，冠军在六岁那年淹死掉了，再后来外出打工的女儿也未婚先孕，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令辛苦一辈子的苏绣与陈洗河心痛不已。小说的结尾处，男方因为得知招娣生下了男婴，决定迎娶她。而苏绣与陈洗河也向对方要了三万的彩礼，他们要用其中的两万送给招娣的亲生父母，不让他们带走招娣。剩下的钱留着给招娣，担心她在婆家不受待见。因为，劳苦一辈子的他们，家里实在没几个钱了。
从这个作品里，我看到了一群被侮辱被损害的老实巴交、勤劳纯朴善良的乡人；看到了乡野的魅性及影响；看到了郑启良先是因贪污被革职后瘫痪而得到报应；看到了苏绣为要孩子四处寻医而又不得不每次都要与郑启良同船共行的无奈；看到了苏绣、陈洗河拼命追求幸福但又最终失去的苦痛；看到了命运在招娣与苏绣这对母女身上是怎样的巧合、轮回。我看到了许多，而这些最终全都汇聚到一个词：活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苏绣与陈洗河就不仅仅是他们夫妇俩，他们还可以是“花街”系列中的许多人，譬如《忆秦娥》中的汝方与秦娥，是《花街》中的老默与麻婆，是《最后一个猎人》中的杜老枪，是《九年》中的栋梁、东东、小满，是《河盗》中的李木石等等。如果不局限于“花街”系列，也可以是敦煌、夏小容、边红旗、周子平等等。或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就是这样活着吗？怀揣着一个个美好的愿景，走向那些躲不开的侮辱、伤害，默默走着，直到终点。
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作家，徐则臣已经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接下来就是在长篇小说方面彻底释放才情的时候了。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我们谈论青年作家时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所以，我对他下一部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充满期待。
2013年9月
